距离纳尔迈调色板的发现地一米处，埋藏着一批前王朝末和王朝初期的仪式用具（公元前3100—前2700），其中包括用于祭祀的调色板、权标头和象牙小雕像。自从奎贝尔和格林发现这些手工制品以来——他们称之为“大宝藏”——它们就是我们理解埃及国家起源的最重要的一组证据之一。不幸的是，由于没有已经发表的该遗址准确的平面图和地层截面图，这一早期重大发现的确切日期和重要性仍不明了。在该遗址的周边地区，发掘者还发现了埃及王朝末期的几件很有价值的遗物，其中包括两尊独特的古王朝末期统治者培比一世（公元前2321—前2287）的铜合金雕像，还有一个金制的鹰头，可能是神庙里一座宗教雕像的一部分。这些来自不同时期的物品混杂在一起，表明它们是王室给神庙的一系列捐赠，但我们无从知晓这些赠予神庙的物品是由前王朝晚期到古王国时期的众多统治者分别赠予的，还是由古王国或中王国时期的某个统治者一起献给神庙的。
奎贝尔对“大宝藏”及其毗邻地区的发掘工作作出了评论，真实地传递了一种绝望情绪，认为他们的技术达不到这项工作的要求。
日复一日，我们坐在这个洞里不停地刨着土，并且试着将发掘出来的物品理清；因为它们随处可见，每一件都与其他五六件有联系，它们相互交叉，就像一把在手中摇晃后抛到桌子上的火柴一样。
在《法老前的埃及》一书中，美国史前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夫曼概述了奎贝尔和格林如何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尽管他可能错误地低估了他们在赫拉康波里斯工作的复杂性）：
不幸的是，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个最生动的证据“纳尔迈调色板”来自何处。显然，它是在“大宝藏”附近发现的，但与其他物品并不在同一处。从格林的考古日记看（奎贝尔没有记录！），它好像是在离“大宝藏”一两米处被发现的，格林在1902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到，它很显然是在前王朝末期的地层中发现的，这使得纳尔迈调色板的年代回溯到了上下埃及统一（即公元前3100年）前的一两代。但两年前，在奎贝尔发表的关于赫拉康波里斯的第一份报告中，纳尔迈调色板被认定为发现于“大宝藏”区，这使得它出现的时间被推迟到了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130—前1785）。
图5 赫拉康波里斯平面图，图中标示了“大宝藏”及其他物品的发现地
图6 对发现玛亚墓的讽刺性报道
奎贝尔和格林在赫拉康波里斯发现的纳尔迈调色板的特性和背景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文物出土的整个情境没有被准确地记录下来，一些伟大的发现甚至也有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即使是再小心谨慎的发掘也有可能遇到解释的问题，但反过来，如果这些发现是以一种不科学的方式进行或者发表的，我们就不太可能了解它们的全部意义。
在历史上，埃及学的资料非常丰富，因此埃及学家常常一味地搜寻资料。连续不断的新发现使得考古证据在数量和多样性上进一步稳步提升。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媒体对埃及考古发现的反应，以及对这些发现及其主要发现者的描绘，使得埃及考古发现成为了一种陈词滥调。1986年，英国《笨拙》杂志生动地讽刺了媒体对某个新发现过分夸大其词的报道，如一个名叫玛亚的图坦卡蒙的司库的坟墓，被夸大为一个小型的图坦卡蒙陵墓。看到那些埋藏的宝藏发出的闪闪金光时，报纸的报道风格就习惯性地变得俗套而幼稚。
这个学科并不是单纯依靠发现新资料来取得进展的。不同时代的埃及学家都采用了新的理论范式，逐步改变着人们对古埃及文化的已有认识。第二，新方法——如新的发掘技术或尖端的科学分析方法——在许多时候已经转变了我们对古代埃及现存证据的认知。不管媒体如何夸张，某些考古发现还是真实地代表了该学科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如1987年在太尔艾尔达巴遗址发现的爱琴海风格的壁画，或19世纪90年代在阿玛尔纳发现的一个保存着大量楔形文字泥板的地窖（即所谓的阿玛尔纳书信）。和纳尔迈调色板一样，人们很快认识到这两个发现不仅仅是埃及学这块“拼图”中新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且是新的信息类型，它们推动了对现存资料模式进行的重整，这种重整是非常重要的。
太尔艾尔达巴的壁画
20世纪60年代以来，奥地利考古学家曼弗雷得·比塔克就开始在太尔艾尔达巴发掘阿瓦里斯城址，该城曾是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喜克索斯人的首都，他们在第二中间期控制了北部埃及。太尔艾尔达巴纵深的地层分布使我们能够观察一个青铜时代的大聚落的居住模式在几代之间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掘的中心是位于该遗址西部边界的赫尔米庄园的一个第18王朝早期大型宫殿建筑的地基。1987年，在紧邻宫殿的古代花园的碎石堆中，发现了许多米诺斯风格的壁画残片，其中一部分来自于一些“戏牛”图，这些图与著名的克诺索斯青铜时代中期宫殿中的壁画非常相似。尽管此前在许多埃及新王国时期遗址中都发现了米诺斯和迈锡尼的陶罐，这些陶罐通常被认为是埃及与爱琴海地区贸易往来的证据，但太尔艾尔达巴的米诺斯风格壁画的出现则表明：在第18王朝早期（约公元前1550年），阿瓦里斯的居民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来自爱琴海的家族。还有研究表明，太尔艾尔达巴的米诺斯风格壁画频繁地使用了一种红色背景，这表明它们的年代甚至要早于那些克里特岛和希拉岛（圣托里尼）的壁画。
既然在埃及遗址中出现了米诺斯壁画，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埃及也许有米诺斯艺术家，这就可以解释第18王朝早期的埃及陵墓中为何会出现“飞奔”（即表现撒腿狂奔的动物）等爱琴海特色的壁画。在利凡特古城的两个遗址中（卡巴里和阿拉拉赫）也发现了类似的米诺斯壁画的残片，与在阿瓦里斯发现的一样，这些残片似乎也与贵族统治阶级有关。能将横跨地中海东部的各种文化的年代顺序连在一起的关键因素并不多，该发现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发现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米诺斯”文化？在太尔艾尔达巴壁画被发现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克里特岛是“米诺斯”艺术的发源地，当这种艺术在其他地方出现时，我们则认为这是克里特人以贸易或者移民的方式与地中海地区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的标志。而埃及三角洲地区“米诺斯”艺术的出现要早于克里特岛，这说明“米诺斯”艺术可能源于克里特岛之外，尽管到目前为止，太尔艾尔达巴是埃及唯一一个发现有“米诺斯”艺术的地方，也就意味着“米诺斯”艺术可能并非源自埃及文化。
阿玛尔纳书信
和太尔艾尔达巴壁画一样，阿玛尔纳书信也是一个意外发现，因为它们实质上是埃及考古中“非埃及的”发现。这两个发现有着同样深远的意义，因为阿玛尔纳书信对我们理解青铜时代晚期埃及和近东地区的政治和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阿玛尔纳书信的故事始于1887年，那时，一位乡村妇女在挖掘用作肥料的古代泥砖（阿拉伯语为sebakh）时，发现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和利凡特的刻有楔形文字的小块泥板。这一发现引发了更多的非法发掘，古董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泥板。当时这些泥板的重要性并没有马上得到确认，很多泥板都流入了私人手中，但大英博物馆的瓦里斯·巴奇却认为这些泥板是真品，并且大量买入。时任牛津大学亚述学教授的阿奇博尔德·塞斯总结了它们的重要性：“单这一项考古发现就对众多的学术讨论、精妙的理论以及怀疑性的论证产生了巨大冲击。”
1891到1892年间，弗林德斯·皮特里在阿玛尔纳进行后续发掘时又发现了几块泥板，由此确定了大批泥板的发现地点就在埃赫塔吞古城的中心，这些泥板都是在一个被断定为“王家档案库”的建筑的地下发现的，由该建筑的泥砖上的印章及周边建筑物即可断定。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德国和英国的发掘者又在阿玛尔纳发现了一些泥板，泥板的总数达到了382片，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柏林的博德博物馆、卢浮宫和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然而，由于大多数的泥板都是通过最初的非法挖掘而不是科学发掘发现的，因此不能确定它们的准确来源。关于这些泥板的确切年代也尚存争议，但它们的时间跨度为15到30年，约始于阿蒙荷太普三世（公元前1391—前1353）执政的第30年，持续至图坦卡蒙统治（公元前1333—前1323）的第1年，大部分是在埃赫纳吞的统治时期（公元前1353—前1335）。尽管泥板上也出现了亚述人、赫梯人和胡里安人的语言，但多数泥板上的铭文都是用一种叫做阿卡德语的方言写成的，这是当时的一种通用语。
档案中的大多数文件是埃及与巴比伦、亚述等西亚强国或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附属国之间的外交信函。虽然来自埃及统治者的信函很少，大多数都是由其他统治者寄来的，但这些信函仍然能够生动地描绘出埃及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对这些信件的一种理解是，它们证明了埃赫纳吞统治时期埃及帝国的瓦解。由于这位所谓的“异端法老”只留下了很少的军事活动的记录，因此人们认为，他由于一心在埃及推行宗教和政治改革而忽视了外交政策。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我们只是碰巧得到了这批埃赫纳吞统治时期的文件，如果类似的新王国早期或晚期的档案也保存下来的话，其中可能同样会有被包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城绝望地向埃及求助的内容。换句话说，我们对埃及对于叙利亚–巴勒斯坦有影响力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埃及人自己对战役和胜利的记载，而阿玛尔纳书信中记载的这种外交事务的混乱状态，实际上是整个新王国时期埃及“帝国”的正常状态，并不是暂时的失常现象。
另一个在阿玛尔纳书信的翻译和解读过程中出现的争论就是阿匹鲁人的身份问题。许多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附属国的泥板中都提到了一群被称为“阿匹鲁”的人，在整个公元前两千纪，他们似乎已经遍布整个近东地区。由于第一次翻译阿玛尔纳书信时这个名字被写成了Hapiru或Habiru，一些《圣经》研究者便立即开始探究这些词是否是最早表示希伯来人的词汇，有的学者甚至还将阿匹鲁的进攻同约书亚侵入迦南的记载联系起来。然而，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表明，表示种族的专用名称Apiru（阿匹鲁）和Ibri（希伯来）在词源上有什么关联；我们甚至还不清楚阿匹鲁是指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还是一个经济阶层（或者三者皆有），还有一位评论家指出这个术语与“社会的抢劫团伙”同义。约翰·劳克林在《考古与圣经》中指出，“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阿匹鲁人都是希伯来人，而是否有希伯来人曾经是阿匹鲁人，现在仍在讨论中。”
阿玛尔纳书信不仅使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所了解，还清楚地展现了当时的贸易关系，以及诸如玻璃、金子和新传入的铁这些特殊商品的价值，同时，阿玛尔纳书信中使用的不同落款也显示出写信人相对于埃及王廷的不同地位。1996年，一场具有创新意义的会议（2000年出版了《阿玛尔纳的外交》，由科恩和韦斯特布鲁克主编）召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外交官齐聚一堂，讨论了“阿玛尔纳时代的国际法”、“外交信号”和对阿玛尔纳外交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等主题，并分析了阿玛尔纳时期的外交状况。各领域专家意见的创新性结合使对阿玛尔纳书信的研究步入了埃及学家以前从未思考过的一些新领域。
除了依据新的文本分析之外，人们也开始以更科学的视角对阿玛尔纳泥板进行研究。以色列地质学讲师尤瓦·戈伦博士用岩相分析法来研究形成这些泥板的黏土，其目的是将这些泥土同地中海、近东和北非等地不同遗址的地质状况进行比较，试图由此推断出阿玛尔纳书信的发送地。通过这种方法，戈伦解决了阿拉西亚王国所在地的问题。该王国向埃及以及其他国家供应铜，它可能位于现在的塞浦路斯、希里西亚、叙利亚西北部，甚或是以色列南部。在大英博物馆的8块“阿拉西亚书信”泥板中，有一块看上去同其他泥板的构造大不相同，这意味着这块泥板可能并非一件埃及本地制造的复本，而是由阿拉西亚当地的泥土所制成的信件原件。该泥板由淡粉色的泥灰质黏土制成，夹杂着很多亚绿泥石和辉绿岩的碎片，这表明这种黏土产自一个以火成岩为主的特定地区。戈伦认为，这有助于将可能的选择范围缩小在塞浦路斯的托罗斯山、安纳托利亚的基祖瓦特纳地区以及叙利亚西北部的比亚巴辛地区。而后，他首先排除了基祖瓦特纳，因为该地当时正处于埃及最大的对手——赫梯人的统治之下；其次又排除了叙利亚西北部地区，因为该地区在地质上的差异太大；而另一方面，在塞浦路斯正好有一个地区在各方面都与证据相吻合。从地质角度来看，该地区位于辉绿岩构成的托罗斯山脉与毗邻岛屿的泥灰质部分之间，可能出产由辉绿岩和泥灰质混合而成的粉色黏土，而那个泥板正好是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自青铜时代中期以来，塞浦路斯的这个地区一直是出产铜的地方。塞浦路斯通常被认为是阿拉西亚最有可能的所在地，而戈伦的分析似乎为该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证据。
尽管大多数阿玛尔纳档案由信件组成，但其中也包含32份其他文献，这些文献似乎与国际外交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很可能与书吏教育和翻译活动有关，其中一块泥板上有个类似于字典的阿卡德语和埃及语的词汇表、一个字音表的片断和一些书吏的练习题及文学作品。因此，我们不仅有王室间的通信资料，还有一些证据证明受雇书写并翻译这些信件的书吏的活动。
威尔伯的腓尼基卷轴、皮特里的新种族及其他尴尬事
由于对埃及文明图景的不断调整和重构，我们能够周期性地回顾并重新解释早期的发现，有时甚至是从根本上重新解释。尽管太尔艾尔达巴壁画和阿玛尔纳书信的发现背景迥异（而且时间上相距近一个世纪），但它们都很快被认定为重大发现。然而，有很多重要发现在最初被完全误读或是被认为无足轻重，在很久以后才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证据来源。例如，1890到1893年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威尔伯从象岛当地妇女手中购买了9张带有封印的纸草卷。他最初认为这上面写着某种腓尼基文字，但他最终推断：这些文字实际上是阿拉姆语（公元前1千纪近东地区使用的语言文字）。这些卷轴被他束之高阁，直到1953年他的女儿将它们赠予布鲁克林博物馆之后才公诸于世。事实上，这些文献——以及后来在发掘象岛的过程中出土的其他文献——后来被证明是有关第一波斯王朝时期埃及生活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令人惊讶的是，在著名的弗林德斯·皮特里的职业生涯中，也有一些起初对重大发现的误解。在1895年对涅伽达墓地的发掘中，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墓都有一个长方形的墓坑，有的墓坑还有泥砖砌边，墓坑中有一个或多个呈胎姿的尸体，他们被放置在芦苇席上，头朝西方。有些尸体似乎在埋葬之前就已被肢解了，并且还有一些人殉的迹象。随葬物品数量不等，通常有陶器、石制器皿、调色石板、燧石刀、珠子、手镯和小雕像等。皮特里立刻意识到这与传统的埃及墓葬有很大不同，他得出结论：这些墓属于埃及之外的一个“新种族”，该种族可能在古王国晚期入侵了埃及。然而，结果证明，无论从年代学还是人类学上来讲，这一结论都是大错特错。对皮特里来说，这个错误让他最为难堪的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雅克·德摩根在公布阿拜多斯的一组类似的墓群时作出了正确解释。葬于涅伽达和阿拜多斯墓地中的人之所以特别，并非因为他们是一个“新种族”，而是因为他们是史前时代晚期的埃及人，他们悠久的文化出现在法老时代之前，只是此前几乎不为人知。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重大错误，皮特里继续利用涅伽达的材料发明了巧妙的“顺序定年法”。这个类型学系统帮助他创建了第一份前王朝时期的年表，很多人认为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图7 21世纪的埃及田野调查，在萨卡拉进行的地球物理勘测
相反，埃及一些最著名的发现并没有显著影响到我们对埃及的看法。以霍华德·卡特发现的图坦卡蒙陵墓为例，自20世纪20年代起，该发现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埃及学的认识，但是，它除了让人们第一次领略法老随葬品的奢侈程度、推想像阿蒙霍泰普三世和拉美西斯大帝这些更著名且长寿的法老们的陵墓中也有同样的随葬品之外，并没有提供多少真正的新史料。可以说，卡特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他大大提升了埃及考古学的公共形象，但是该墓的内容却并没有使埃及考古走向新的研究方向，也没有改变任何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除了图坦卡蒙头骨底部钙化的血块证明他有可能死于谋杀）。这个陵墓也许是考古史上最令人兴奋的发现，而墓的内容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公元前14世纪的技术的各方面信息，而这些对埃及学家来说还远远不够……
走向科学的埃及学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方法运用于勘测、发掘和分析等领域，专业埃及学家也开始需要对诸如生物人类学、地质学、遗传学和物理学等若干科学领域略知一二。这些学科为埃及学将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埃及学的学科力量也通过这一扩展过程得到了增强。
在卡特那个时代，科学才刚刚开始对埃及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一个叫艾尔弗雷德·卢卡斯的人身上。在图坦卡蒙墓发现后的4年内，他出版了《古代埃及的器物与工业》的第一版，该书对现存的关于埃及器物和工艺品方面的资料作了很好的综述，直到20世纪90年代，该书仍被视为埃及科学方面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卢卡斯是一个在开罗工作的化学家，能够接触到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很多资料，这使他能够发表19世纪中期以来出土的大批最重要的资料、化学分析和文献题录，其中包括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的物品。
1934年，英国埃及学家埃里克·皮特就任牛津大学埃及学讲师时发表了题为“埃及学研究的现状”的演说。他敏锐地觉察到了科学对埃及学的影响，并指出：
很多问题，特别是那些困扰我们已久的关于器物起源以及艺术品与工艺品的技术流程问题，最终将会通过化学和其他科学得以解决。
在皮特演讲之后的70年间，埃及学有两方面多次受到科学的影响：一、考古资料中的一些因素，如土壤和种子，从前被认为是没有多少信息含量的，而科学的运用使这些因素能够传递更多的信息，同雕像和纸草等更为传统的发现所包含的信息一样多。二、科学技术的运用使我们能从那些传统的资料当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就木乃伊来说，我们过去只是简单地揭开木乃伊的裹布，研究外部情况，现在则可以进行各种X光检测，甚至都不用揭开裹布，并且DNA样本可以揭示关于该人或动物的类型与身份的更多信息。对那些非生物的研究对象，如石制器皿，现在也能进行更为广泛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从形状、大小和装饰这几方面来研究石材手工艺品，还可以研究用来制作的石材类型：它产自哪里、是怎样开采的、把它加工成重要的墓葬品时所采用的技术。
近年来，一个重要领域取得了发展，那就是将地球物理学方法用于勘探史前时代和法老时代的遗址，其中包括电阻率勘测、质子地磁仪勘测、声波扫描、探地雷达和热象等技术的使用。例如，在吉萨的大金字塔内，通过微重力测量（用于测量石块的相对密度的技术）和电磁微波传导技术的结合使用，研究者们探测出在“国王”和“王后”墓室的石墙后面可能还有一个密室。有些发现也许没那么轰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萨卡拉、孟菲斯和艾尔阿玛尔纳进行了电阻率勘测，结果表明，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埃及遗址的勘测。断面电阻率和测磁仪的使用使传统的测量技术得以延伸，让考古学家可以选择最有发掘潜力的区域，也可以对井或围墙之类的主要地貌特征进行绘图，而无需清除上面的覆盖物。例如，坎提尔（皮拉美西斯古城遗址）的发掘负责人埃德加·普什就使用铯磁力仪，发表了详尽的“街道规划图”，图中包括尚未发掘的砖砌城区。
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法老埃及时期人们饮食的研究也取得了大的进展，它主要以分析日常生活和墓葬中留存至今的食物残渣为基础。最近的这类研究还包括对埃及的面包和啤酒制作、葡萄酒生产以及肉类加工的研究。通过对法老时期的考古遗迹使用新科学研究方法，包括实验考古学和文化群落考古学的方法，人们逐渐开始探索埃及技术的许多其他方面。
将科学运用于纳尔迈调色板
纳尔迈调色板是用一种学名为粉砂岩的岩石雕刻而成的，这种岩石在前王朝时期常用于制作大型墓葬和祭祀用的调色板。早王朝时期以前，这种多功能的材料甚至被用于制作雕像，其中就包括第二王朝统治者哈塞海姆威的雕像，该雕像是在赫拉康波里斯古城中离纳尔迈调色板出土地点不远的地方被发现的，现存于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中。
古代埃及人所使用的坚硬的绿色粉砂岩、杂砂岩和砾岩属于前寒武纪晚期的哈马马特的粉砂岩，它们广泛分布于埃及东部沙漠的北部和中心地区。同许多古代埃及人所使用的其他石头一样，这种岩石多年来常常被埃及学家们误认。它常被描述为“板岩”，但事实上板岩具有明显的叶理岩层和薄片状剥落分离的特征，而哈马马特粉砂岩则没有。所谓的前王朝时期的“板岩”调色板实际上是由粉砂岩制成的，这种岩石和法老时期用于制作器皿和雕像的石材完全一样。“片岩”是另一个曾被误用于描述深绿色哈马马特岩石的名词。片岩是一种在特定岩层里含有大矿物颗粒的变质岩，完全不同于纹理细密、均匀的哈马马特干河谷的粉砂岩。颜色分布由深灰至黑色的粉砂岩和杂砂岩偶尔会与玄武岩相混淆，后者是一种直接由熔岩形成的晶体状的火成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英语中的“玄武岩”一词就是由古代埃及语中表示粉砂岩的“bekhen”一词——经过希腊文的basan和拉丁文的basanites——演变而来。
纳尔迈调色板的石材从何而来？事实上，我们只知道一个出产这种石材的古埃及采石场，尽管可能还有其他采石场存在。该采石场位于哈马马特干河谷，从前王朝到罗马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公元500年）一直都在使用。在哈马马特干河谷与阿特拉干河谷交叉处的西面1公里的延伸范围内，发现了250多件碑铭和大量采石工地。干河谷的南面是一个罗马时期的斜坡，而在干河谷北边的地面上，是一个第30王朝的小祠堂的废墟。开采绿色砾岩的矿坑位于采石场的西端，那里有许多罗马人开采出的巨大石块遗留下来。罗马人给哈马马特干河谷开采出的石材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lapis hecatontalithos（“百里挑一的石头”）。意大利的石匠们常常重新利用罗马人带回意大利的石块，并将哈马马特粉砂岩称为breccia verde antico或breccia verde d'Egitto，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绿色角砾岩”一词的来源。然而，在现代术语中，角砾岩是由带尖角的碎片组成的岩石，而形成粉砂岩等砾岩的碎片是圆的。
在对埃及手工艺品和建筑物所使用的各种岩石类型进行鉴别和命名时，埃及学家面临着许多问题，对粉砂岩的混淆和误认则凸显了这些问题。然而，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埃及学家，我们要知道，现代埃及学学者们需要掌握不断扩展的埃及考古学以及语文学学科中的各种技能，因此很难期望他们在一夜之间就得到高端的地质学方面的训练。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对埃及石制器物的研究中，许多地质学上的错误和误解纯粹是由于考古学家和博物馆馆长缺乏地质学知识造成的。
如果只是让所有埃及学家都同意将埃及雪花石称为钙华岩，或将黑色花岗岩称为闪长岩或辉长岩，那么这种转变可能要相对容易些，但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术语上的转变被广泛接受，要使其真正渗透到文献当中，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然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从地质学角度重新评估现藏于博物馆以及发掘基地库房中的大部分石头雕像和手工制品，当然还包括改写那些数之不尽的发掘报告，在这些报告中，发掘者使用的是个人独有的地质学分类系统（例如，皮特里用大理石一词来指彩色的石灰石）。
在20世纪的后20年中，埃及陶器的研究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一个主观描述的时代进入了要求更为严格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研究需要缜密而客观的分析，采用的方法包括分析织物的“维也纳系统”〔1〕、统计取样和其他量化的方法，这种势不可挡的变化是有益的。如果对陶器的研究能发生如此彻底的改变，为什么对岩石种类的鉴定和分析会如此落后？二者的一个关键差别在于：一些埃及学家致力于从事陶瓷学，制陶学逐渐成为了他们的专门领域，而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都涉及岩石鉴定，从对手推石磨或门插销这类实用物品的技术分析，到对王室雕像和早期重要物品——如调色板和权标头——的美学评价。类似地质埃及学这样的分支理当出现，但在实践中，与对陶器的研究相比，岩石类型的相关知识应该在该学科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注释
〔1〕维也纳的学者发明的一种分析织物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