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问到的有关纳尔迈调色板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它是否是为了记载特定历史事件而创作的，就像它的发现者所设想的那样：记载了为第一个统一的上下埃及王国的形成奠定基础的军事胜利。一直以来，这块调色板和其他各种“先王朝”时期的手工制品的年代都被认为是在古埃及史前史和历史时期之间。“先王朝”一词特指从前王朝晚期到早王朝初期的一段重要时期。“前王朝”是指尼罗河河谷漫长的史前时代的最后几百年，而“早王朝”指的是王朝时期或法老时期（见本书后的年表）的最初几个世纪。
发现纳尔迈调色板时，人们对前王朝时期几乎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年，弗林德斯·皮特里才发表了第一份关于史前史晚期的年表，他所使用的“顺序定年法”以前王朝时期涅伽达墓群随葬品中的手工制品的风格变化为基础。这意味着对于这块调色板的年代背景，奎贝尔和格林与现代研究者的看法会大相径庭。现在，大多数埃及学家都认为，这个重要的手工制品是前王朝晚期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带有装饰的调色板越来越多，但其发现者（奎贝尔和格林）却将它视为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上第一份真正的“文献”，它从史前史的一片黑暗中脱颖而出。随即，这块调色板就被认为记录了埃及历史上第一个真正重大的历史“事件”：不断扩张的上埃及王国的统治者对下埃及（北部三角洲地区）的军事征服。
1961年，英国埃及学家布赖恩·埃默里在他发表的《古朴埃及》一书中，首次尝试性地总结了早王朝时期埃及的特征，书中有许多新发掘的主要证据，大部分是由他本人及同辈或稍早些的前辈发掘出来的。当然，也有大量证据尚未被发掘，尤其是关于早期埃及出现前几千年的证据。在埃默里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埃及史前史在很大程度上才刚刚起步，就像埃及学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因此，埃默里不断地通过与法老时期的对比和类推，将他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埃及文化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然而，最近有关早王朝时期的文章著作却倾向于以前王朝晚期为基点。事实上，德国发掘者通过在前王朝晚期王室墓群（即U墓区）附近的发掘——他们在那里已经发现了可能属于“王室”的墓地，其年代要早于纳尔迈时期——重新考察了阿拜多斯地区的早期墓群，找到了更多的证据，以此来证明早在第1王朝之前埃及在政治和/或文化上就已完成了统一，从而证实了某些埃及王权象征物（包括一个前王朝晚期的象牙王室权杖模型）的年代至少要比第1王朝的统治早150年。
大多数现代埃及学家在研究早期复杂社会中国家的形成时，都曾明确使用人类学方法，但对于埃默里那一代的考古学家来说，“文化史”的方法仍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模式。正如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杰所说：
在考古记录中，几乎所有的文化变革都被归因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观念传播，或是移民所导致的某一群体及其文化被另一群体及文化所取代……W. M. F. 皮特里的著作体现了后一种模式，在探讨埃及史前时期的发展时，他将所有文化变革都归因为大规模移民以及少数移民与当地人在文化和人种上的混合。皮特里认为任何文化上的重大变化都必然伴随着人种上的改变。
布赖恩·埃默里极力推崇这样一种观点，即埃及文明在公元前4千纪末期的出现是美索不达米亚所谓“王朝家族”（或“荷鲁斯的追随者”）入侵或移民的结果。然而现在，我们对史前时期有了更深的了解，最近对前王朝和早王朝早期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对阿拜多斯的早期王室墓群、赫拉康波里斯城及其墓区的挖掘——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些都强有力地证明：法老时代的开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埃及的本土现象，伴随着前王朝晚期尼罗河河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这一现象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近期，一本关于早期埃及历史的书（托比·威尔金森的《早王朝时期的埃及》）指出：“导致埃及国家形成的各种趋势在前王朝早期就已出现了，它是一种渐进的过程。”
调色板、权标头和撰写历史
纳尔迈调色板只是众多现存的属于贵族的手工艺品之一，这些手工艺品主要包括史前时代晚期和第1、2王朝时呈奉用的调色板、权标头和象牙。这些“可移动艺术品”（即可以随身携带的艺术品）提供了有关早期埃及的图像材料和象形文字的资料，正如我们将在讨论文字的那一章中讲到的，在这个时期，纯粹的象征符号和词语是很难区分的。单独或是成组的物品都常被用来创建关于早期法老国家出现和统一的理论。奎贝尔和格林还在赫拉康波里斯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调色板和权标头，其中包括一个仪式用的梨形石灰石大权标头的碎片，上面也刻着“纳尔迈”的名字。这块权标头所表现的似乎并非战争场景，而更像是与王权相关的早期仪式的场景，其中一个场景被认为是已知最早的对‘ty-bity——“下埃及之王出现”这一仪式的描绘。正如很多埃及学家认为纳尔迈调色板是对上埃及统治者纳尔迈打败下埃及这一事件的文字记述，这个权标头也一度被公认为是纳尔迈与一个“北方公主”联姻的纪念物。这个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那个没有胡须、坐在抬椅中的人物形象代表了王室新娘，但也有人指出这个坐着的形象可能是一个神，甚至并不一定是一位女性。
除纳尔迈权标头之外，还发现了另一个类似的石灰石权标头的碎片（现存于牛津的阿斯姆林博物馆），这个权标头上的装饰是高浮雕场景，其中有一个戴着上埃及白色王冠的男性形象。这个人物是权标头上最高大的形象，根据刻在他前面的表意符号似乎可以断定他是蝎子王，纳尔迈国王的前任。蝎子王手握一把大锄，一个仆人正向他递上一个篮子，也许是为了接住蝎子王从地上挖出的泥土。他和仆人站在紧靠河道的地方，表明他正在助手的协助下仪式性地挖掘用于灌溉的运河。这种解释虽被广为接受但并未得到最终证实，这种解释导致了蝎子王权标头常被用作一条重要证据来证明以下假设：埃及国家及其政府的君主专制特征是在某个贵族群体治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图8 纳尔迈权标头上的装饰图画，约公元前3000年
加拿大埃及学家尼克·米利特认为，公元前4千纪晚期及3千纪早期的调色板和权标头上的图像和文字本身并非为了描述历史事件，而仅仅是用于标记、纪念和纪年。他颇为肯定地指出，这个手工制品上的装饰的目的是通过事件和仪式来传达创造该物品时的“背景”。他通过对纳尔迈权标头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个权标头表现的是某年举行的王室仪式，时间很可能就是制成这个权标头并将其供奉给神庙的那一年。米利特认为权标头上的场景很像帕勒莫石碑上列在国王年鉴下的简短仪式列表（关于埃及早期的“国王列表”，参见本章后面的“构建年表”部分）。
如今，我们渴望能够将“真实”事件和仪式区分开来，这就使我们对纳尔迈调色板和权标头等物品上的图像和文本的分析复杂化了。然而，古埃及人几乎无意对这两者进行区分。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认为法老时期埃及人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与王权有关的意识——依赖于真实事件与纯粹的仪式或巫术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的混淆。这些铭文与手工艺品构成了埃及历史的基础，它们所传达的信息通常既有普遍性（神话或是仪式性的），也有特殊性（历史的），而考虑到古埃及人倾向于模糊二者的界限，在构建埃及人所叙述的历史时，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明确地区分这两类信息。
至于调色板和权标头，唐纳德·雷德福提出，对于公元前3千纪末发生的埃及统一这种独一无二的事件，肯定有纪念的必要，但这些事件是被“纪念”而不是被“叙述”。这一区别十分关键：我们不能指望从纪念性而非描述性的场景中理清“历史”事件，如果我们这样做，很可能会常常被误导。
德国考古队重新考察阿拜多斯的王室墓群时有了一些发现，其中一项发现给这场关于仪式、符号和历史事件的辩论带来了有趣的新转折。古时人们变陵墓为祠堂的改造（参见第七章）、19世纪到20世纪的考古发掘，都造成了大量废弃物的堆积。2000年，德国考古队在探查某个废物堆时，发现了一块几乎完整的象牙标签，其上的装饰图案与纳尔迈调色板上的某些图形极为相似。与大多数在早王朝时期王室陵墓和前王朝晚期U墓区的贵族墓中发现的这类标签一样，这枚象牙标签是用于标注墓中某件物品（通常是一件装有进口油的器皿）的质量、数量及出产年份。象牙标签右上角钻有一个小洞，用于把标签和器皿连接起来，标签上还刻有两行象形文字，下面那行字说明这个容器里装有“300个单位的上等油”。
然而，与我们的讨论关联最大的是纳尔迈标签上两行铭文的上面一行，因为它与纳尔迈调色板上表现的打击敌人的场景极其相似，只是在这个标签中，图像被转化为了一句象形文字，句中两次出现了纳尔迈的名字，一次是在右边，框在王名圈里（与调色板上的一样），一次是在铭文的中间，但这次在象形文字nar（鲶鱼符号）上添加了两只手臂，使它能一手挥动权杖而另一手抓住一个留着胡须的异族人。这个异族人的头上长着纸莎草（与调色板上被鹰神荷鲁斯抓住的那个俘虏相似），他的左边刻有一个小小的“碗”形象形文字。标签的左上角是一只秃鹫，盘旋在一个可能代表着王宫的长方形之上，秃鹫前面是一个顶上站着鹰的旗杆。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王宫的（胜利）庆典，庆祝荷鲁斯纳尔迈战胜了沼泽地中的利比亚人。”和其他标签一样，它可能标志着国王统治的某个特定年份，因此，它所描绘的场景很可能与纳尔迈调色板上的发生在同一年。此外，在赫拉康波里斯还发现了一个刻有纳尔迈名字的象牙制的小圆柱印章，它可能也制作于纳尔迈统治期间的同一年，因为它上面有鲶鱼正在打击三排异族俘虏的画面，那三排异族俘虏也被认为是tjehenw（通常被译为利比亚人）。标签、圆柱印章和调色板似乎共同证实了米利特的想法，即这些标签和供品的装饰中都含有对某个国王统治期内特定年份的描述。这个标签的发掘者——德国埃及学家古特·德雷尔认为，这些证据能够共同证明纳尔迈打败北方人/利比亚人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然而，这个判断似乎过于草率了。与之相反的一种设想是，我们现有的只是有关同一事件的3份记录，但我们仍不清楚究竟是下面哪种情况：（1）历史上一场真实的军事胜利，（2）纯粹是一种与王权相关的仪式，没有现实依据，（3）用仪式再现了过去取得的胜利。
埃及历史是什么？
在定义埃及历史时，学者们难免会试图把现代的概念和分类强加于埃及史料之上，而对于创造这些文献的古代作家来说，这些概念和分类通常没有任何意义，或与他们毫无联系。那些被称为“历史的”各种古埃及文献，在最初创作出来的时候都有完全不同于“历史”文献的功能；因此如果要从中提取真正的历史信息，就必须要仔细解读它们。
在《剑桥古代史》中，威廉·海斯认为只有3份现存的埃及历史文献符合雷德福所下的定义，它们分别是：卡摩斯铭文（两篇刻在石碑上的圣书体铭文和僧侣体的卡纳冯石碑，约公元前1555—前1550），描述了这位第17王朝晚期的统治者抵抗喜克索斯人的战役；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479—前1425）年鉴，记述的是图特摩斯三世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战役；还有皮耶（公元前750—前712）石碑，记述了他征服埃及的故事。雷德福还补充了两份文献：一是哈特谢普苏特的一段话，这段话刻在斯庇欧斯·阿提米多斯的岩凿庙中，很可能是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94—前1163）在哈里斯大纸草的最后一段中虚构出来的；二是奥索孔的记述，它描述了第三中间期时（公元前1070—前712）底比斯人的叛乱。现在另一个可能被列入清单的文献是阿蒙涅姆赫特二世（公元前1929—前1892）年鉴，这篇文献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孟菲斯被发现，但直到1980年才得以发表，它表明埃及中王国（公元前2040—前1640）时期编写的历史中已经有某些与现代历史思想极为接近的东西，其形式为国王统治期内每年发生的政治和宗教事件的详细记录。
尽管有上述几个例外，但在埃及现存的叙事体和庆典类文献中，绝大部分都更关注保存和传播民族传统，或在宗教或丧葬事务中担当某种角色，而不是试图客观地记述过去。瑞士埃及学家埃里克·霍尔农将古埃及人对过去的看法描述为对延续和变化的某种“庆祝”。
甚至那些被看作是历史片段的埃及文献，例如卡摩斯石碑和图特摩斯三世年鉴，也是其所在神庙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开创的真正的历史传统有很大区别，埃及文献中混合了高度的象征主义和纯粹的仪式。埃及墓室和神庙墙壁上重要的铭文和浮雕通常与象征性的、静止的神话世界有更多关联，与历史的关联则较少。人们普遍倾向于将神话看作某种形式的“原始历史”，但真实情况不可能是这样。雷德福对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区别作了精辟的阐述：
它们的意义[即神话的意义]与它们曾发生在过去没有任何关系，而与它们现在的重要性有关……荷鲁斯对父亲的支持、舒神的托举以及奥塞里斯被谋杀——这些都是原初事件，它们是永恒的、永远存在的；而那些重现这些事件的国王或祭司都不能说是在担当历史角色或是在纪念“历史”。
构建年表
如果不能按某种年代顺序来构建历史，历史就只是杂乱无章的堆积。埃及学家通过很多途径着手为古埃及历史创建年表，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料，包括考古资料（如有不同装饰风格的棺椁）、文献（如“王表”和石碑）和科学的测年方法（如碳14年代测定法和热释光测年法）。
埃及学家用“王表”一词来特指那些列出统治者名字和头衔的古埃及文献，其中一些还列出了每个国王的统治期及其在位期间发生的主要事件。实际上，所有留存下来的王表都出自宗教或丧葬文献，这些文献通常与祭拜王室祖先的仪式有关。通过定期向名册上的前几任国王献祭，每个国王都得以在这个序列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合法性。王表的保存形式多种多样，它们大多数都是新王国时期的，而最早的一个被称作帕勒莫石碑，它是玄武岩石碑的一块残片，其年代可回溯至第5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494—前2345），现存于西西里岛的帕勒莫考古博物馆。
帕勒莫石碑的正反两面都刻有圣书体铭文，描述了第1到第5王朝期间国王的统治及更早的神话时代的统治者。据估计，原石碑长约2.1米，宽约0.6米，现存有4块较小的碎片（收藏于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皮特里博物馆）。我们对该石碑最初的发现地一无所知，因为1866年那块最大的残片曾出现在文物市场，但来源不明。这份文献包含了下埃及国王的年鉴，年鉴从神话时代的统治者延续数千年的统治开始，一直持续到荷鲁斯时代，传说正是荷鲁斯将王位传给了美尼斯。美尼斯的继任者的名单一直列至第5王朝。石碑被分为若干个水平的格层，每个格层又被顶部弯曲的竖线分隔为若干部分，以此来代表“国王在位纪年”的象形文字符号（renpet）。每一栏里写着当年发生的有纪念意义的事件及尼罗河泛滥时的水位。记录的事件大多是宗教庆典、战争和特殊雕像的制作。相关统治者的名字写在对应栏的最上面。这个石碑记载了第5王朝末期之前的每一个国王的名字和在位时间，它曾经很完整，但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现在却只有这些碎片。
另一个令人为之扼腕的残片是“米特拉希纳记事本”。这块石碑原是古王国时期的一块浮雕，后来被重新利用，上面刻有已知最早的中王国王室年鉴。这部分年鉴记录的是第12王朝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的统治，它在新王国时又被用于普塔神庙中，该神庙靠近现在的米特拉希纳村，这个村子是古代都城孟菲斯遗址的一部分。帕勒莫石碑只是简单概括了各位国王统治期间每年所发生的事件（大多数可能都是仪式），而米特拉希纳铭文则不同，它详细记载了阿蒙涅姆赫特二世在位两年中的部分事件。
都灵纸草（也称都灵王表）是第19王朝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90—前1224）在位期间编纂的，它只简单列出了统治者及其确切的统治时间，偶尔会列出某个统治者距美尼斯时代有多少年。古埃及人认为美尼斯是法老时代的第一个统治者。这份用僧侣体书写的纸草被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从埃及带走，现存于都灵的埃及博物馆。那时它几乎是完整的，但和其他王表一样，它在被都灵博物馆收藏之前遭受了严重损坏，现在已不完整。19世纪中期的埃及学家，如商博良和古斯塔夫斯·塞法特，整理了这篇文献中的大量碎片，尽管仍然存在很多空白。这份文献原先很可能包含近300个名字，甚至包括第二中间期时来自亚洲的“喜克索斯”统治者（尽管有一个符号表明他们是异族人，而且他们的名字没有被写在王名圈内），最后以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结束。与帕勒莫石碑一样，这份王表回溯到了已知的国王统治之前的时期，列出了无名的神灵和众神的统治时间，他们被认为是第一个法老出现之前的统治者。这份文献极其重要，它的严重毁损是另一个重大损失。
5个主要王表的年代也都可追溯至第19王朝早期，这5个王表包括：两个阿拜多斯王表（分别发现于阿拜多斯的塞提一世神庙和拉美西斯二世神庙，后者现存大英博物馆）；卡纳克王表（现存卢浮宫）；萨卡拉石板（现存开罗埃及国家博物馆），它发现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高官图纳若伊的墓中；底比斯祭司阿蒙美斯的墓室壁画（TT373，约公元前1300年），画面表现了他向13位前任国王的雕像致敬的场景。还有一些更为简单的王表，例如在哈马马特干河谷的采矿和采石遗址发现的一张涂画，根据古文字学的研究判断，其年代应是第12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3），涂画里包括第4王朝的5个国王和王子的名字。1985年德国考古学家在乌姆·艾尔·卡博发现了一个印章的印记，它是现存最短的王表之一，但却充分显示了这类文献的重要性。这张王表列出了6个统治者，他们的排列顺序如下：纳尔迈、阿哈、杰尔、杰特、丹和美尔奈斯，因此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纳尔迈调色板上所描绘的那位国王可能是第1王朝最早的国王。
图9 底比斯的祭司阿蒙美斯墓中的王表，约公元前1300年
最后，有关埃及的最详细的史料是《埃及史》，它是由托勒密王朝早期（公元前3世纪）一位名叫曼涅托的古埃及祭司用希腊语编写而成的，书中记述了埃及统治者的历史，但不幸的是，这份文献仅以摘录的形式保存在很久以后的历史学家——如约瑟夫斯（公元1世纪）和乔治·辛斯勒（公元9世纪早期）——的著作中。根据现有证据来看，曼涅托不仅能查阅埃及文献，如之前提到的王表，还能查阅希腊年鉴。创作这本（献给托勒密二世的）历史书时，他可能正任职于塞布尼托斯神庙，该神庙位于三角洲的现代城市萨马努德城附近。他将世俗（即神话时代之后的）统治者划分为30个王朝（后来第二波斯王朝也被加入其中，成为第31王朝），这一划分对19世纪早期以来有关埃及年表的传统观点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然而，随着新文献的翻译和新遗址的发掘，埃及学的历史和考古资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曼涅托的纪年系统的致命缺陷逐渐暴露出来。曼涅托的基本假设是，整个埃及只是由一系列统治者来统治的，彼此之间并无重叠，也没有出现分裂的小王国。多年来的研究逐步证明，在许多时期，埃及并不是一个文化统一、政治集权的国家，埃及的各个地区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也有其他分析显示，人们倾向于把短期的政治事件看作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与渐进的社会经济发展相比，后者更具历史意义，从长远角度看，它能给整个文化带来更剧烈的变化。
事实上，传统的年表还有一些主要问题。第一，曼涅托编写的历史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通过引用留存下来的只言片语，并非整个原始文献，同时我们也并不清楚他的资料来源。第二，国王在位的年限也常常没有定论，例如：都灵王表中提到塞诺斯瑞特二世和三世分别统治了19年和39年，而他们的纪念碑上所显示的统治年限的最高记录分别是6年和19年。第三，所谓的“中间期”也存在一个重大问题，传统上，人们出于某种惰性将它们解释为“黑暗年代”。第四，关于父子共治仍有很多争论，特别是第6王朝和第18王朝的情况。最后，很多年表都取决于古代天文观测（特别是“天狼星偕日升”），随着古代天文学家——祭司——观测地点的不同，绝对年代也会有所不同。一些埃及学家，如罗尔夫·克劳斯提出，所有的观测都是在同一个地点进行的（如象岛）；但另一些埃及学家，如威廉·沃德，则认为各地一定有各自的观察点，即对于那些需要根据天文现象来确定庆祝日期的宗教庆典，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庆祝日期。在拉洪发现的一份文献记载了天狼星同太阳一起升起的情况，时间是塞诺斯瑞特三世统治的第7年，如果观测地点在象岛，那么其“绝对”年代就是公元前1872年；如果是在赫里奥波利斯，其年代就是公元前1830年——差异之大几乎超过了古埃及人的平均寿命（据估计，公元前19世纪时，即使是贵族阶层的男性，平均寿命也只有35岁左右，女性则是30岁。在古代，生育有很大危险，因此女性的死亡年龄普遍较早）。
最基本的历史分期（即前王朝时期、法老时期、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之间的区分）的重要性开始受到质疑。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阿拜多斯的乌姆艾尔凯博墓群中的发掘结果显示，在第1王朝之前还有一个零王朝，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4千纪的某段未知时期。这意味着，最晚在前王朝时期的最后一两个世纪内，埃及在政治和社会的很多方面可能已处于“王朝”时期了。
相反，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意识到，前王朝晚期的陶器风格在早王朝时期仍被广泛沿用，这表明前王朝时期文化的某些方面一直延续到了法老时期。埃及史前史中漫长的“前王朝”时期难免被理解为一种文化而非政治发展的结果。现在，有学者开始认为，研究王朝时期（以及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不仅要研究国王及王族的延续，也要研究陶器的材质类型及许多其他手工艺品的风格和材质。
尽管法老时期和托勒密时期、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之间都有政治剧变，但随着后两个时期的考古资料的逐渐增加，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文化变革的过程似乎没有纯粹的政治文献中记载的那么突然。因此很显然，托勒密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物质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在政治剧变中仍然保持不变。与其说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将军托勒密到达埃及是埃及历史的分水岭，倒不如这样认为：尽管公元前1千纪中期到公元1千纪中期之间发生了许多重大政治变革，但这些变革是在相对缓和的社会和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法老时期文明的重要元素可能相对完整地存在了几千年，直到公元641年伊斯兰教时期开始后，才经历了文化和政治转变的全面结合。
前面介绍了埃及年表构建的基本内容，但要了解它们如何运用于实践中，我们需要举一个适当的例子来分析。
盖斯尔艾尔萨加神庙：测年的案例分析
法雍地区位于开罗西南方向50英里（75公里）处，在其东北角的沙漠峭壁旁有一个矮丘，其上有一个大型的石头建筑，它位于盖斯尔艾尔萨加遗址地区，明显是某种宗教纪念物。然而，与其他幸存下来的宗教建筑不同，该建筑尚未完成，上面没有装饰、没有铭文。缺少铭文就意味着我们既不知道谁是建造者，也不知道它是为祭拜哪个神而建的。于是问题出现了：埃及学家如何确定这样一个无名的大型石头建筑的年代？
图10 位于盖斯尔艾尔萨加遗址的一座未完成的神庙
这座神庙是用暗棕色的含碳酸钙的沙岩建造的。有一种被称为“光释光”（OSL）的科学技术能够测量从石块最后一次受阳光照射至今的时间长短，这种技术在理论上可以用于测定砖石结构的建筑时间，但尚未有人在盖斯尔艾尔萨加遗址尝试过这种技术。另一种更为传统的方法是确定建筑风格的年代。这个建筑物的总占地面积是33×16平方英尺（10×5平方米），由7座神龛和一个长条形的祭品屋组成。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这个神庙得以完成的话，它前面应该会有一个庭院或柱厅（或二者皆有）。直到中王国时期，人们才开始用石头重建原来用泥砖建造的地方神庙。有两座第12王朝的神庙与盖斯尔艾尔萨加的这座神庙非常相似，尽管它们曾在第18王朝和托勒密时期经历过多次翻修。第一座神庙位于距底比斯北部5公里的米达姆德，它是一个三重结构的神庙，是第12王朝统治者塞诺斯瑞特三世修建的。它建在一个早期的泥砖复合建筑上，用来供奉当地的蒙图神。第二座是用沙岩建造的瑞内努泰特（一个眼镜蛇形象的丰收女神）神庙，位于法雍地区西南部的麦地那迈阿迪，这座神庙是在第12王朝末期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和四世（公元前1844—前1787）统治期间建造的，但是同米达姆德神庙一样，它在希腊–罗马时期也得到了扩建和翻修。神庙内部有一个纸草式柱构成的小柱厅，柱厅通往由三个礼拜堂组成的圣殿，每个礼拜堂中原本都立有神像。盖斯尔艾尔萨加的神庙可能也是为了供奉一组当地的神祇，其神像可能就安放在那7座神龛中。这意味着神庙大约建造于第12王朝时期，至于具体是由哪位国王建造的，20世纪70年代研究该神庙的迪特尔和多罗西娅·阿诺德认为，最有可能的建造者是塞诺斯瑞特二世，因为他留下了太多未完成的神庙（可能与他在位时间相对较短有关），虽然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阿蒙涅姆赫特四世也可能是建造者。
把建筑风格作为定年标准相对不太可靠，所以谨慎的考古学家往往会通过其他方法来进一步确认。以盖斯尔艾尔萨加神庙为例，在神庙附近发现了可能的定年证据，即一个有条有理的矩形居住区，面积约374×260平方英尺（115×80平方米），紧挨着居住区的便是一个墓地。主要居住区的东北方是一片稍大但缺乏规划的泥砖房区域。两片区域都已被发掘了一部分，根据在其中发现的陶器可以将它们的年代定为第12王朝。与大致同时代的中王国时期的金字塔城卡洪一样，矩形居住区中明显曾住过一群特殊的第12王朝居民，他们受国家的直接控制。
关于盖斯尔艾尔萨加神庙的定年问题还有更进一步的转折。通过一条古代铺设的道路，整个遗址看起来似乎与大约向北6英里（10公里）处的盖特拉尼山的玄武岩采石场相连。人们自然会猜测定居点和神庙与采石场的开发有直接联系，但很多学者指出玄武岩主要用于古王国时期和后期埃及，而少量的那些与采石场道路相关的陶器也主要是古王国时期的。因此我们能够断定，这是第12王朝时期的一座神庙和两个定居点，在这个时期，玄武岩开采呈现出衰落趋势。
盖斯尔艾尔萨加遗址最初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采石工人定居点（尽管这个遗址中尚未发现任何古王国时期活动的痕迹），到了中王国时期，它已发展成为一种不同的社区，其功能尚不清楚，可能与那座未完成的空神庙有关。这说明测定某个事物的年代与真正了解它之间相距甚远。巴里·肯普提醒我们，在埃及学研究中不应过分关注年代的测定而忽视对现象的理解：
年表使我们能够了解那些随时间而变化的模式，并绘制出那些朝我们这个现代社会发展的轨迹。但是，对“历史”——年代和事件的时间顺序——的过分关注将会阻碍我们了解过去真实的社会和文明：它们是解决个人和集体的问题的方法，也可以为当今社会中的一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历史变迁与物质文化
对盖斯尔艾尔萨加定居点的定年过程表明，现代埃及学家使用的最有效的定年方法之一就是对陶器的样式和材质的研究。过去20年里，对古埃及陶器的研究有了巨大发展，用于分析的陶器碎片的数量（来自各种不同类型的遗址）增加了，现代技术的种类也更多了，这些技术用于从陶器中获取更多的信息。陶器是埃及物质文化中一个异常丰富的领域，我们对这方面认识的提高必然会对年代框架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对孟菲斯城某地（考姆拉比阿遗址）的发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明了在陶器研究中使用更先进的方法有助于理解文化变迁的整体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传统技术来确定陶器的相对年代顺序，这些技术包括确定墓葬品的排列顺序、分析居住地或宗教遗址中的大量层状材料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传统方法确定陶器的绝对年代，如将陶器与铭文或年代确定的图像（特别是陵墓里的）联系起来，也可以通过热释光测年法等科学技术来确定。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器皿和材质类型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例如，烤面包用的陶制模具的样式在古王国末期有显著变化，但并不清楚这种变化是源于社会、经济或技术因素，还是单纯是“潮流”变化的结果。这种分析表明，物质文化的变革可能源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只有一些因素与政治变革有关，而传统观点认为政治变动是影响埃及历史的最主要因素。这并不是否认政治与文化变革之间的诸多联系。例如，古王国时期的陶器往往是集中生产，这与政治上的统一有关，在第一中间期期间，随着政治上的分裂，地方风格的陶器再度兴起。随后，在较为统一的第12王朝，陶器的风格再度统一起来。
在研究埃及历史的某些阶段时，如法老时代初期统一国家的出现或是古王国的衰落与灭亡等时期，为了解释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变革，学者们有时会考查环境和文化因素。然而，这种对非政治性历史趋势的有选择性的关注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在古王国和中王国这样繁荣稳定的时期，我们尚不了解埃及的环境和文化发生了何种变化，要想解释这些因素在政治危机时期的作用就更加困难了。有关陶器和其他普通的手工制品（以及环境因素，如气候和农业）的研究越来越多，这就为更全面地看待埃及历史奠定了基础，根据这种全面的埃及历史观，政治文献要放在长期的文化变迁的背景中来进行解读。
通过用系列法来研究中王国时期的私人棺椁，我们得到了年代和历史方面的有价值的资料。根据梅斯和温洛克对中王国棺椁的传统分类法，只有两种基本类型的棺椁：（1）北部风格（源自孟菲斯地区、贝尼哈桑、贝尔沙和梅尔）；（2）南部风格（源自艾斯尤特、艾赫米姆、底比斯、戈伯伦和莫阿拉）。这两种风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南部风格的棺椁上，绝大部分装饰在外部，而北部风格的棺椁上则没有人物形象。以门图荷太普二世的王后的石棺为例，它是在底比斯发现的，上面雕饰有理发的场景，在戈伯伦和莫阿拉发现的石棺上也有类似的雕饰。一些“南部”风格棺椁的棺盖内侧饰有所谓的“星辰钟”，还刻有成行的祈祷文，祈求星宿诸神的保护，如努特、索普德特（即天狼星）、沙（即猎户座）和大熊星座。
20世纪80年代，哈克·威廉斯彻底修正了这种传统的分类法。他认为中王国时期的棺椁装饰中有一些基本元素：眼睛、假门、水平饰带、供品套语、祷文、石棺铭文、两世书以及星辰钟，这些都表明了梅斯和温洛克的分类中存在很多缺陷。首先，南部和北部风格的区分没有任何根据，因为各个地区的风格本身就是独特的——艾斯尤特和贝尔沙的棺椁之间肯定有显著区别。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赫拉克里奥波里斯”（他称之为“标准的”）风格的装饰发生了整体类型上的转变，因此可以用来确定棺椁的年代，也可以用来确定其所属陵墓的年代。
威廉斯的新分类法本身并不重要，其重要性在于：棺椁是很多埃及遗址中都能找到的常见文物类型，它们是一种极其丰富的资源，使年代学研究的潜在价值能够得到正确的开发。威廉斯的棺椁“顺序定年法”不仅可以更有效地确定棺椁本身的年代，还意味着成组的棺椁可以用于确定不断交替的地方统治者与国王之间的关联，因此得以将地方变革和国家变革联系起来。未来，构建埃及年表必须建立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因为王表和其他类似文献只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政治变革（王朝和统治者的兴衰）的有限信息，但埃及境内各遗址中发现的物质文化的具体要素可以作为年表的基础，为我们提供古埃及社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信息。
埃及学家需要将他们自己从曼涅托式的宏大埃及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埃及历史就是一份详细的王表）中解放出来，在关于第一中间期的一篇报告的序言中，德国埃及学家史蒂芬·塞德勒马耶尔明确表述了这一观点：
很多关于埃及历史的著作都把关注点集中在王宫、国王和“宫廷文化”上，但在撰写第一中间期的历史时，有必要去关注地方城镇和作为社会最基本元素的大众。
这段话普遍适用于埃及历史的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