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由表意符号（用来直接表示事物的符号，例如“天空”或“人”）和表示某个词的全部或部分发音的表音符号组成，因此在法老时期的埃及，文字与艺术之间的联系比在许多其他文化中都更为密切。在用来装饰建筑物和雕像的象形文字中，书写简单的词——如“鹅”或“头”——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一种艺术训练也是文字交流。第三类象形文字是“限定符号”，之所以称之为“限定符号”是因为它“限定”了整个词的意思。例如各种表示食物、饮品以及吃这一过程的词，在最后都有一个以手指嘴的男子作为限定符号；而一些更抽象的词，如“知道”或“听见”，在最后都有一个纸草卷的限定符号，以示这些词与思想和知识有关。
埃及神庙和陵墓的墙壁及屋顶有大量壁画和浮雕作为装饰，现存的很多古埃及铭文就是用来填补和装饰这些壁画和浮雕的。因此，古埃及文字艺术的外观和功能都与宗教信仰及墓葬习俗紧密相连，而且埃及人坚信这些文字与形象具有真正的自然力量。的确，在许多刻写在墓室墙壁或墓葬器物上的文字中，古埃及人认为有必要去除象形文字的某一部分，比如鸟类符号都被去掉了腿，目的是使那些可能伤害死者的力量失灵。这种认为文字和艺术形象具有魔力的认知也体现在一种叫做“开口”的葬仪中。埃及人相信，通过这种仪式，死者的木乃伊和雕像就会被注入新的生命——在托勒密时期的神庙中，每天早晨似乎都会举行类似的仪式，目的是让神庙墙上的文字与形象复活。
纳尔迈调色板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
与许多早期的人工制品一样，有人把纳尔迈调色板上面的符号解释为纯粹的象形符号，即一连串互不相关的象形文字，或者是合乎语法语序的句子。就目前关于埃及文字起源与本质的讨论来说，这些解释能为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呢？
调色板上除了图画叙事之外，还有象形文字作补充，如在对敌人实施打击的国王前方的“鲇鱼”和“凿子”的符号。在法老时代，这两个符号的读音中分别有音值nar和mer，但我们还不确定nar和mer在这里是表音还是表意。“nar-mer”这个符号重复出现在调色板正反两面的上方，被框在王名框中，王名框可能代表的是早期王宫正门，象征着强大的王权。从前王朝晚期开始，王名框就被用来框起国王的某个名字，它具有象征意义（例如王名框的顶部经常有鹰神荷鲁斯，象征着埃及学家所熟知的国王的“荷鲁斯名字”）。然而，调色板的这一面还有许多其他符号，多数埃及学家认为它们是早期的象形文字（见第一章中的描述）。至于调色板这一面右上方的4个符号（紧邻10个被斩首的尸体的上方）是象形文字还是图画，仍然存在不同意见。
1961年，艾伦·加德纳大胆地将这个调色板描述为“一种观众可以将其译成文字的复合图画”。这句话似乎并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它只是描述了解读图像资料的过程。然而，1991年，一位美国的埃及学家小沃尔特·费尔瑟维斯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早先的埃及学家对于纳尔迈调色板的解读都犯了“一个严重的方法论错误”，因为他们把调色板上的大部分装饰看作图画而非文字。费尔瑟维斯认为调色板两面所有的符号都应该被译成合乎语法的短语，它们是埃及象形文字的早期形式。换句话说，他认为应该把调色板当作一个长句来读，而不是把它当成艺术和文字的组合。他辨认出了62个推定的“象形文字”，并且分析了每个文字可能包含的细微含义，然后将它们整理成篇，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调色板“并非是关于上下埃及统一的记录，而是表现了伊德福地区的统治者穿过尼罗河谷向南进入努比亚所取得的胜利”。其他埃及学家不接受这一理论，但是该理论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前王朝晚期和王朝早期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完全成熟的文字体系，而不是仅仅通过纯艺术形象传达信息？
最近关于埃及文字起源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上：象形文字体系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什么时候开始包含了语音学和语法？它是吸收了另一种文化（最有可能的是近东地区的文化，那里的文字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时间要略早一些），还是在埃及独立出现的？如果是那样，它是由某个人或某一小群创新者“创造”的吗？还是经历了几代人或几个世纪的缓慢演化？
另一个适用于所有早期文字体系的问题就是，早期文字的出现是出于政府管理的实际需求，还是由仪式和典礼等最初的需求发展而来？最早的埃及象形文字是不是统治者和贵族集团用来维持他们权力的宣传工具呢？由于我们对不同文化中文字的出现时间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被复杂化了，而且文字最初使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书写介质的材料（如泥板、骨头标签、纸草卷和石制文物），以及这些材料在世界不同地区环境下的保存情况。由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管理类文献所使用的泥板在当地环境下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很多学者就据此认为文字的出现是为政府管理来服务的，而在中美洲、中国和埃及，最早的刻有文字的物品（如玛雅的石碑和埃及的石制调色板）似乎都是为仪式而服务的，主要与贵族阶层维护自己的权力有关。根据这种跨文化的文字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文字的根本原因与其他地区有鲜明的对比，这种跨文化的观点忽略了一点，即在绝大部分早期社会中，政府管理档案多写在廉价且耐用性差的材料上（如埃及的纸草，早在第一王朝时就在使用），这是由这些档案的性质决定的。因此，这些成本低廉的管理文献并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而最早的礼仪和“宣传”文献却写在特殊的耐久材料上（主要是石头），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当然，将管理文献与礼仪/宣传文献一分为二的想法本身也许就有缺陷，因为某些早期埃及的铭文（如在有大量墓葬品的前王朝晚期/零王朝王陵中发现的骨头、象牙制作的标签）可以看作是相对单调的管理文献的精致而有贵族风格的版本。
我们能确定古埃及文字起源的时间吗？
关于文字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它的形成和使用机制，近期有这样一种假设，即苏美尔人最古老的一些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出现得早。由于埃及最早的铭文似乎是在公元前4千纪晚期突然出现的，因此有人进一步推测，随着埃及与近东的联系增多，埃及文字的出现可能是受到了楔形文字的启发。但是，由于组成这两种文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的符号差异很大，很少有学者相信埃及的文字体系是直接从楔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一些埃及学家倾向于认为美索不达米亚传递的是图画文字的基本观念。
图11 阿拜多斯U-j号墓出土的标签，上面有早期象形文字，约公元前3200年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假设已经被90年代在阿拜多斯的德国考古学家的发现所击破，这些发现表明，象形文字可能在前王朝中期（也许是约公元前3500年）就开始使用了，不仅如此，表音符号的使用可能也比人们原来认为的要早。在对U-j号墓进行发掘时——这一大型陵墓的墓主是一个叫做“蝎子王”的国王（其年代显然比在纳尔迈调色板附近发现的权标头上的蝎子王更早）——发现了一个墓室，里面有很多木制和骨制标签，上面刻有清晰可辨的象形文字，其内容包括数字、物品名称，也许还有地名或王室地产的名称。这些象形文字标签的重要性在于，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已经不仅仅是象形符号（“表意符号”）了，即文字发展史中非常初级的阶段；相反，很多符号已经可以在口语中表示读音（“表音符号”）了，而以前人们一直认为，直到第一王朝时期文字发展才进入有表音符号的阶段。研究这些标签的德国语文学家能够辨认出它们是表音符号，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拼法往往同后来文献中常提到的一些著名城镇——如布托和布巴斯提斯——的名字一致。
因此，阿拜多斯最早的统治者所雇佣的官员——至少在早于第一王朝200多年时——已经开始使用兼具表音和表意符号的成熟的埃及文字。这些文字似乎经常提到上埃及统治者墓中所用随葬品是来自下埃及的某些地方，这有力地证明了埃及南北两部分在经济上联系紧密，政治上可能也是如此。因此，早在埃及文化还处在传统上所认为的“史前时期”时，埃及就已具备了这些与高度发达国家相关的因素，如文字、官僚制度、纪念性建筑、复杂的贸易和经济管理体系。
文献在埃及学中的运用和滥用
1822年，商博良成功释读了埃及象形文字，使埃及学成为一门由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组成的完整的历史学科。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世俗体象形文字也得到了解读（大部分由托马斯·杨完成）。由于有了文字材料，短短10年间，埃及学仿佛从研究史前史转变为了研究历史。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查尔斯·古德温和弗朗索瓦·查瓦斯释读并翻译了写在纸草上的诸多僧侣体象形文字，至此，4种字体的古埃及铭文（圣书体、僧侣体、世俗体、科普特语）都得到了解读。
对这一系列文献的翻译——包括神和国王的名字、宗教仪式和经济文书的翻译，使埃及学领域可以与古典文明研究并立。然而，商博良的发现还激发了语言学家和发掘者在学术上的分立，即文献研究和物质文化研究之间的分立，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几乎从翻译圣书体、僧侣体和世俗体文献时起，埃及学就越来越多体现出这一特点，即努力确保以下两方面的平衡：一是考古资料中包含的各种一般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证据，二是古代文献中的更具体的历史信息。新发现的文献能够重现古埃及人的思想和情感，但它也诱发了这样一种思想的产生，即人们可以通过文字而不是考古学家的沟渠来揭开埃及文明的面纱。古埃及文化是以埋藏的墙垣、手工艺品和有机遗存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往往必须以大量写于石碑和纸草上的文献为背景来看待埃及文明的纯考古学观点。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也许会困难重重，但这无疑也给了史前历史学家更大的自由，使他们能够单纯依靠现存的物质文化来建立新的理论和假设。与其他历史学科一样，在埃及考古学中，由于文字资料的主观性和说服力都很强，它们往往会模糊——有时甚至遮蔽——考古证据，呈现出一种矛盾。
如果我们认为文字和考古学是一分成二的，那么拿埃及考古史和当代玛雅研究进行比较就会非常有趣。玛雅学家的经历似乎完全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玛雅文字被解读之前，人类学和考古学一直在这门学科中占主导地位，但玛雅文字的解读使得大量文献突然涌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玛雅文化的理解。最初玛雅考古学家对语文学家提供的历史信息表示怀疑。近年来，考古学家更多地从科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法老埃及进行分析，许多传统的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的埃及学家产生了和玛雅考古学家同样的反应。玛雅学家与埃及学家都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文字是社会的精英成员创造的，而大批的考古资料则来自那些目不识丁的平民大众；只有将各类考古证据结合起来，全面地看待整个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在法国考古理论学家让–克洛德·加尔丹看来：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考古学可以不受限制地研究古代人的一切。然而，有些限制仍然是常见的，即使它们没有那么明显。限制之一就是以下矛盾所导致的结果，即一方面是有文字的材料和古代文献，由碑铭专家和历史学家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考古学家和史前历史学家研究的物质对象。
过去，古代埃及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常常被综合运用，但由于这两类资料的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埃及学研究中的语言学和考古学逐渐分离开来，如加尔丹描述的那样。在关于中王国时期努比亚的行政管理的研究中，巴里·肯普同时使用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他的研究表明，文献资料通常只能反映系统的片断，而考古学却能展示“广阔的社会结构的轮廓”。另一方面，文献资料往往能补充一些细节，正是这些细节促使抽象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转变为常规的历史。在1974年，戴维·奥康纳提出将埃及考古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使用这样一种相对乐观的看法，他认为：
这两种资料本质上是互补的；考古资料包含那些在文献资料中只有模糊记载的内容，反之亦然。通过互相参考，对两者的诠释常常能得以纠正和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