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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锦诗 赵声良 当前章节:15510 字 更新时间:2026-6-16 21:18

《灿烂敦煌(出版书)》

作者:樊锦诗/赵声良

内容简介:

两位作者深耕敦煌研究数十年,结合实地保护经验,系统梳理敦煌文化遗产的学术脉络与历史价值。

全书以敦煌历史发展为轴线,分四部分解析石窟营建背景、佛教艺术演变及藏经洞文物流散历程,重点阐释彩塑、壁画的艺术成就。通过佛经故事画、经变画等专题,探讨敦煌艺术融合多元文化的特质,并附有莫高窟大事年表及文献资料。书中收录百余幅图片,直观展现敦煌石窟作为佛教遗迹与东方艺术宝库的独特魅力,同时记录了数代学者守护文化遗产的历程。

目录

序言

1 敦煌的历史与文化

丝路重镇——敦煌

佛教的传播与石窟的营建

盛世敦煌

由极盛到衰微

敦煌的衰落

2 藏经洞与敦煌学

石室现宝

可耻的盗宝者

洞中的瑰宝

拯救敦煌

3 石窟与彩塑

佛教艺术的殿堂

卓越的彩塑艺术

4 壁画瑰宝

佛国世界

佛经故事画

经变画艺术

装饰的艺术

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序言

敦煌文化遗产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敦煌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如汉代长城、汉简、各时代的出土文物等;二是以莫高窟为代表,包括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处的石窟;三是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数万件文物。由这些文化遗产反映出的古代敦煌文化,以其历史悠久、资源丰厚、艺术精湛、信息巨量而享誉世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其中敦煌石窟艺术尤其受到世人的关注。一百多年来,随着敦煌文化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敦煌学形成了。也因敦煌学的发展,敦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石窟艺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地吸纳了多种文化,从而形成了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在敦煌的彩塑中,我们可以看到源自印度本土或中亚,乃至古希腊的雕塑风格,也可以看到中国风格的雕塑。敦煌的壁画也是如此,既有来自印度和中亚的绘画技法与风格,也有来自中原以及中国南方的艺术风格。从壁画中所描绘的人物、服装、装饰、器具等方面,还可以考察古代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佛教艺术在接受外来佛教艺术影响之后,以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国式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莫高窟视察,并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并强调要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敦煌文化,就应该沿着这个方向,从敦煌文化中探索中华文化的精神、中华民族的气度,继承和发扬敦煌文化这种海纳百川的优良传统,在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丰富自己,创造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敦煌艺术自古以来就是贴近人民大众的艺术,古代画家的灵感来自生活,壁画中表现的虽然是想象中的佛国世界,但其人物、山水、建筑及各类生活场景,却是那个时代人间生活的写照。我们撰写本书,正是希望传承敦煌文化这种贴近人民的精神,以平易通俗的文字,概要地把敦煌文化艺术向普通读者讲解出来。希望给读者展示出的不仅仅是博大的、神圣的、艺术的敦煌,而且也是有趣的、可爱的、可亲近的敦煌。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从敦煌文化中获得知识、获得灵感、获得愉悦,从中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赵声良

2023年2月于敦煌莫高窟

1 敦煌的历史与文化

丝路重镇——敦煌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西面是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相接的库穆塔格沙漠,北面是戈壁,南面是祁连山脉。

祁连山终年积雪,冰雪融化时,便形成了许多小河。在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就有一条这样的小河。也许是这条河历经曲折,当地的人就把它称作宕泉;后来叫讹了,就叫成了大泉。宕泉从山中流出,在接近敦煌的地方消失在沙漠中。宕泉下游地势分成了两部分:东面是三危山,山石坚硬,道路崎岖;西侧是由沙漠形成的鸣沙山,山势平缓,常有流沙。

公元366年的一天,一个叫乐僔的和尚从中原云游到了敦煌。他见城东南地势开阔,便信步来到宕泉河畔的一处高地,面对三危山参禅入定。当他睁开眼睛时,忽见对面的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中仿佛有千佛化现而出。虽说是转瞬即逝的光景,却使乐僔感到十分奇异,他想这一定是虔诚修行得到的感应,于是决定在这里住下来修行。他请来工匠,在宕泉西岸的岩壁上开凿了一个石窟,用于坐禅修行。不久,一个叫法良的和尚也从东方来到这里,在乐僔的禅窟旁又开凿了一个石窟。此后,石窟开凿得越来越多,有的是和尚们坐禅用的禅窟,更多的是世俗的人用来礼拜的洞窟。

○三危山

到了唐代,石窟已达1000多座,于是这一片石窟被称为“莫高窟”,也叫千佛洞。

以上的故事,来自唐代一块石碑的记录。

敦煌作为中国西部的一个小城市,在1000多年以前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石窟群,创造了丰富而精湛的壁画、彩塑艺术。如果没有雄厚的文化基础,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要了解敦煌石窟艺术,就不能不对敦煌的历史作一番考察。

据考古研究,敦煌的历史可以上溯到4000年前的夏代。《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这个瓜州可能就是现在的敦煌。据《史记》记载,战国至秦朝时期,瓜州一带住着塞种人、乌孙人和月氏人。塞种人就是《左传》记载的“允姓之戎”的后代。后来月氏人逐渐强大起来,打败了乌孙,又把塞种人赶到了帕米尔一带。

西汉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强大起来,发兵征服了月氏,将大部分月氏人迁移到了中亚的阿姆河流域,称为大月氏;而另一部分仍居住在祁连山一带,称作小月氏。在此期间,汉高祖曾与匈奴争战,结果大败,不得不采取和亲的办法,或以金银布帛来换取边境的安宁。这样过了六七十年,到了汉武帝的时代,汉朝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就改变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采取了抗击匈奴的战略。为了联合曾被匈奴打败的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但经过河西走廊时就被匈奴俘获,拘留了10多年才伺机逃走。他继续西进,历尽艰辛到达了大月氏,而此时的大月氏已居住在中亚水草丰茂的地方,生活富足,无意东归。张骞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对西域的地理、物产和民族风俗习惯都做了仔细的调查,为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就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占领了河西走廊,于公元前121年设置了酒泉、武威两郡。公元前111年又从两郡中分出张掖、敦煌两郡,历史上称为“河西四郡”,敦煌之名才得以问世。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所以,汉朝在敦煌城西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敦煌郡便成了中国西面的门户。

公元前119年至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与乌孙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他的副使又分别访问了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的地区)、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等国。随着汉朝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朝廷不断向西域诸国派遣使节,中国与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奄蔡(今咸海、里海一带)、条支(今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身毒(今印度)等国有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西汉的丝织品、麻织品、漆器、铁器等先进的手工业品不断地输出到西域各国,而外国的葡萄、石榴、胡萝卜、橄榄等土特产及琉璃、西海布(呢绒)等手工业品也传入了中国。由西汉首都长安经河西走廊而通向中亚、西亚的这条交通要道,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作“丝绸之路”。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联结东西经济文化的国际交流通道。

○张骞出使西域图第323窟初唐

一般来说,丝绸之路包括三条,除了上述的一条外,还有北方的草原之路(即经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而达中亚、西亚及欧洲),以及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草原的丝绸之路虽说也可到达西方国家,但由于路途较远,且沿途极少有城市,不利于商贸往来;海上丝绸之路产生较晚,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而在宋代以后才发展繁荣起来。因此,没有特别说明时,丝绸之路通常是指陆上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示意图

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路线为:由长安或洛阳出发,经河西走廊而到敦煌,出敦煌城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后,沿沙漠两侧分为南北两道,南道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再往西可达条支、大秦(古罗马帝国,今地中海沿岸)。北道从敦煌经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等而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再往西南经安息,达大秦。两汉以后,在南北两道以北,又辟新道,从而形成了敦煌以西分三道的路线,但无论怎样变化,丝绸之路都要经过敦煌。

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繁荣,敦煌这个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小小绿洲在文化经济上取得了飞速发展。汉王朝在敦煌长期屯田,向敦煌移民,在开发西部的同时,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再加上历代地方官又注重水利建设工程,至西汉末年,敦煌管辖六县(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人口达3.8万多人,生活富足,社会稳定,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在农业和商业经济发展的同时,敦煌地方文化快速发展。

东汉末年,名将张奂(敦煌郡渊泉人)拒绝董卓的征辟,隐居乡里,在敦煌收弟子千人,并著《尚书记难》等书。他的儿子张芝长于草书。据说张芝学书十分刻苦,“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将他与钟繇并举,称为“钟张”。王羲之的书法也受他的影响。张芝姐姐的孙子索靖,在书法上也受到了张芝的影响,长于章草。对此,唐代的《书断》如此评价:“精熟之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黄庭坚称赞索靖“笔短意长,诚不可及”。张芝和索靖对中国早期书法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汉代张芝书法

三国至两晋时期,中原战乱不休,敦煌一地却在安定的气氛中继续发展着传统文化。史书上有名的“硕德名儒”,如宋纤、索袭、郭瑀等,大多在此隐居讲学,授徒数百至千人。由于敦煌一地儒学兴盛,也吸引了中原的学者来到敦煌讲学。《晋书·祁嘉传》记载了儒生祁嘉西至敦煌,最初因贫穷缺衣少食,后博通经史,终于成为名儒而在各地游学,教授学生百余人。

西晋末年,晋王朝退守东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由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独立政权占据,前前后后共出现了十六个国家,史称“十六国”。河西一带经历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史称“五凉”。其中西凉政权是建立在敦煌的汉族政权,标志着早期敦煌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

公元400年,汉将军李广的第十六代孙——敦煌太守李暠以敦煌为首都建立了西凉王国。他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颇有政治才干。在建立西凉以后,李暠礼贤下士,广招英杰,又立州学与县学,兴办教育。当时一些名儒都纷纷投靠他,如历史地理学家阚骃、宋繇,教育家刘昞等都来到了敦煌。李暠又是一个文学家,他曾作《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客赋》等作品。西凉强大的时期,控制了西到高昌(今吐鲁番)、东至建康(今甘肃金塔县)的地区,设敦煌、高昌等11个郡,辖28个县。《晋书》上说西凉是“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然而没有几年,西凉就遭到北凉的侵扰,405年,迁都酒泉,并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遏制北凉的侵略。417年,李暠去世,李歆继位。李歆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连年对外用兵,最终于420年败于北凉,酒泉失守,李歆被杀。其弟李恂不得不带兵逃到敦煌坚守,北凉王沮渠蒙逊攻城数月不下,后来利用党河水灌城。421年,敦煌陷落,李恂自杀。沮渠蒙逊在敦煌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从此,敦煌元气大伤,一片萧条。

佛教的传播与石窟的营建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约前563—约前483年),他出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约在今印度、尼泊尔边境地区),本是净饭王的太子。但宫中的生活不能使他愉快,他一直思索着人生的意义。由于苦思不得其解,便决定出家修行,在树林中苦修了六年。据说后来在菩提树下他一下子大彻大悟了,从此开始传道说法。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他不断弘法,倡导和平慈爱、自我牺牲、克制欲念、禁戒残暴、诚信无私,反对种姓制度,主张人人平等。释迦牟尼与中国的孔子大致生活在同一时期,那个时候,印度存在许多小国,即使在释迦牟尼死后很久,佛教势力仍不太强大。

公元前3世纪左右,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印度。阿育王十分崇信佛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据说他曾建造八万四千座佛塔。这一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全印度都有佛教僧伽组织,同时佛教在中亚以及中国的影响力也大大加强了。

公元前1世纪时,佛教经中亚传入了我国的于阗一带。史载汉武帝攻打匈奴的时候,曾缴获匈奴的“祭天金人”,很多人认为这个“祭天金人”就是佛像。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那时的匈奴人已经信仰佛教了。史载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曾派遣蔡愔等人到西域迎接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到京都讲佛法;次年,于洛阳城建立白马寺,作为高僧们宣弘佛法之地。白马寺就是正史上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寺庙。佛教初传中国时,受到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强烈抵制,因此佛教与儒、道之争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然而北方的少数民族没有太强烈的儒家思想观念,佛教信仰很快就流行开了。所以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佛教石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著名高僧鸠摩罗什就长时期在凉州传教。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从小就出家当了和尚,受过严格的教育。9岁时,他随母亲到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拜名僧盘头达多为师,渐渐显露出才华。12岁回疏勒时,已较有名气。后来,龟兹王亲自到疏勒迎接他到龟兹新寺讲经。那时,西域诸王每听罗什讲经,都要长跪座侧,让罗什踩背而登座。鸠摩罗什的名声传到了中原,前秦王苻坚十分仰慕,决定把他请到长安,于是派大将军吕光伐龟兹。他对吕光说:“其实我并不是想要龟兹的领土,而是为了得到鸠摩罗什,贤哲之人乃国家之宝,你们只要得到鸠摩罗什,就马上通过驿站给我送来。”383年,吕光击败龟兹,得到鸠摩罗什和2万多峰骆驼,全胜而归。可是当他回到凉州时,却传来了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兵败的消息,于是便不再东进,于386年在姑臧(今武威市凉州区)建立了后凉政权,鸠摩罗什也不得不留在姑臧。吕光并不信佛教,因此也不重视鸠摩罗什。然而,当时已建立了后秦的姚苌想请鸠摩罗什到关中去,吕光却加以阻挠,使他未能成行。直到姚苌之子姚兴继承王位,于401年派兵打败了后凉之主吕隆,鸠摩罗什才得以入关。姚兴待罗什以国师之礼,让他在长安的西明阁及逍遥园讲经和译经。鸠摩罗什于409年逝世,他在晚年除了讲授佛经外,还十分勤奋地翻译佛经,共译经74部384卷,并有弟子3000人,对于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十六国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发展到了一个高峰,统治者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还不惜耗费巨资,在全国各地兴建寺院、开凿石窟。当时的河西一带也开凿了大量石窟寺,现在所知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石窟是甘肃省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北凉王沮渠蒙逊十分崇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于凉州城(今武威市)东南的天梯山开凿了石窟,称为“凉州石窟”。与此同时,张掖附近的金塔寺石窟、马蹄寺石窟,酒泉附近的文殊山石窟也相继开凿,而以上几处石窟都在古代凉州境内,有人认为它们都属于凉州石窟的范畴。366年,敦煌开始了石窟的开凿。后来北凉为北魏所灭,北魏把凉州的大部分僧人接到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这些凉州僧人成了北魏初期佛教的主导者,著名的凉州高僧昙曜还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可见凉州佛教的深厚影响力。

敦煌与西域接近,是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方。在佛教传入初期,来往于西域和中原之间的中外高僧们常常在敦煌讲经说法,或作短暂停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敦煌一地的佛教发展。北凉灭西凉以后,罽宾僧人昙摩蜜多就从龟兹来到敦煌,修建了严净的寺院,当时佛教的传播也许会使深受战争创伤的敦煌人民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吧。北魏后,佛教在敦煌快速发展,一些有名的高僧出自敦煌,寺院与石窟的开凿也十分盛行。佛教的繁荣,使敦煌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佛教都会。

○炳灵寺石窟佛像

○金塔寺石窟佛像

《魏书》就记载了敦煌地区佛教僧人与当地人民相交融,村坞中也多有塔寺的情况。魏正始年间(240—249年),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了许多佛经。在敦煌期间,他从罽宾文人和龟兹使节处得到了一些梵文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法护的名声越来越大,当时跟随他的僧徒就有1000多名。因他世居敦煌,所以人们称他为“敦煌菩萨”。法护的弟子竺法乘早年跟随他在长安、洛阳笔录译文。后来,法乘回到敦煌,兴建寺庙,为大众说法。史书记载他“忘身为道,诲而不倦”,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法护。此外,敦煌人于法兰、于道邃也是著名的高僧,他们曾与竺法护在长安山寺隐居。敦煌人宋云自幼出家,后来到北魏东都洛阳。516年,胡太后派他和慧生一道去西域取经。他们从青海到鄯善,历尽艰辛,由塔什库尔干进入阿富汗,然后转道巴基斯坦,参观了许多佛教名胜。他们向当地国王介绍了中国的周公、孔子、老子等人物。他们的事迹在巴基斯坦流传很广,至今许多普通的巴基斯坦人还能说出这一段友好交往的故事。宋云和慧生都写过游记,可惜已经失传了。

在这样的气氛中,产生了本书开头所记的那个故事,内地的高僧来到敦煌开凿洞窟修行。佛教的僧侣们不仅要在城里兴建寺院,为了更好地修行,他们还要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凿石窟,进行禅修。莫高窟最早开凿的石窟就是僧人们修行所用的禅窟。窟室很矮小,仅够一个人在里面打坐。有人推测,现存第268窟可能就是乐僔所建的洞窟。这是一个高1.5米左右的小型洞窟,中央是一条宽不足1米的过道,过道两旁各有两个仅能容身的禅室,大约就是修禅的地方。

但仅仅有禅窟是不够的,和尚们除了个人的修行外,还要举行一些仪式,进行礼拜活动,于是另一种类型的洞窟——礼拜窟就产生了。礼拜窟往往窟室很宽敞,能容纳较多的人;正面塑出高大的佛像,墙壁上还要画出很多与佛教相关的壁画。第275窟就是具有礼拜性质的石窟,正面是一个高达3.35米的弥勒菩萨像,两侧的壁画分别是有关释迦牟尼生平的佛传故事和释迦牟尼前世传说的本生故事。这样的故事画在龟兹地区石窟中是十分流行的。早期敦煌佛教与西域有着密切联系,龟兹风格也自然影响到了敦煌壁画。浓厚的西域风格是早期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北魏以后流行的礼拜窟主要是中心塔柱窟。

○第268窟内景北凉

公元420—589年间,中国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方由汉民族政权占据,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方先由少数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占据,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东魏与西魏又分别被北齐与北周所取代。敦煌则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三个时期。

○第275窟内景北凉

公元442年,北魏击败了北凉沮渠氏在敦煌的余部,李暠的孙子李宝乘机从伊吾打回敦煌,并奉表归降于北魏,于是北魏任命李宝之弟怀达为敦煌太守,授予李宝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等职。三年后,又征李宝入朝,设敦煌镇。当时敦煌几经战乱,经济十分萧条,而且北方的柔然、南方的吐谷浑时常威胁着处于边境的敦煌,北魏朝廷曾打算放弃敦煌。直到5世纪末,北魏击破柔然,敦煌才算安宁下来。孝昌年间,北魏改敦煌镇为瓜州,并委派魏明元帝的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这可能是敦煌历史上第一次由宗室来担任地方官,无疑给敦煌文化的再度繁荣带来了契机。由于元荣崇信佛教,在敦煌大兴佛寺与石窟,莫高窟的营建在这一时期进入高潮。莫高窟第285窟有大统四年(538年)、五年(539年)的题记,正好是元荣任期内所作的,从这个洞窟的内容及艺术上可以看出明显的中原风格特征。莫高窟的碑文也记载元荣曾开一个大窟,虽说不一定是第285窟,但崇信佛教的元荣从中原来到敦煌,必然带来了一批开窟造像和绘制壁画的工匠,他们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自然会产生重要作用。

○第285窟内景西魏

由北魏到西魏再到北周,这三个朝代的更替,在敦煌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只不过由中原朝廷新派官员来驻守敦煌,因此,这100多年是敦煌政治安定的时期。北周政权在与东面的北齐,南方的梁、陈对峙的情况下,十分注重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友好关系,北周静帝还把千金公主嫁给突厥可汗沙钵略为妻,以和亲的办法赢得了西部的安宁。当时,西域的于阗、鄯善、龟兹等国都先后派使者与北周通好。这样,处于丝路要道的敦煌,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能得到交流与促进,进入了十分活跃的时期。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为瓜州刺史时,也兴建了一座大洞窟。在他的带动下,当时佛教石窟的开凿也很兴盛。于是,在北朝统治者的倡导和佛教僧侣们的努力下,敦煌便成为一个佛教的都会,之后的敦煌文化史几乎都与佛教有关。

盛世敦煌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本是北周的大臣,他迫使北周静帝让位于他,然后逐步统一了中国。所以对于包括敦煌在内的北方大部分地区来说,从北周到隋代并没有经历什么战乱。

隋朝对于敦煌和河西地区的最大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隋朝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十分注重同西域的交往,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遣杜行满等人出使西域;同时又派黄门侍郎裴矩驻于张掖,往来于武威、张掖、敦煌间,主持西域各民族和西方各国之间的联络、贸易及交通等事宜。裴矩亲自到敦煌等地考察,并利用与胡商接触的机会,了解西域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及服章物产等,写出了《西域图记》一书,详细记录了丝绸之路从敦煌往西的三条道路,指出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此书虽然已佚,但其中的序言部分却保存了下来,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第二,隋炀帝因《西域图记》对西域更感兴趣,便于大业五年(609年)西巡,五月合围吐谷浑于覆袁川,降者10余万人。六月到了张掖,在那里召见了西域27国的使节,下令当地的人民盛装观看,队伍长达数十里。虽说这是隋炀帝好大喜功、铺张浪费的做法,但也显示了隋王朝的强盛和河西的繁荣。而且,隋朝对西域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和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就表现出许多富有西域特色的人物形象及服饰特征。

○第244窟内景隋代

隋文帝幼年是在寺院里长大的,所以他一直对佛教十分崇信。他成为皇帝后,尊佛教为国教,于开皇二十年(600年)下诏要求保护各地的寺院及佛像,对破坏佛像者要处重罪。仁寿年间(601—604年),他又遣中使专程到瓜州崇教寺建舍利塔。当时的敦煌称为瓜州,而崇教寺就是莫高窟。由于皇帝的提倡与扶持,各地的佛教迅速地繁荣起来。在隋朝短短的37年间,敦煌莫高窟兴建洞窟达94座,而且有不少是大型洞窟,这在莫高窟营建的历史上非常突出。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在短时期内兴建这样大规模的石窟是很难想象的。

隋朝末年,政治动乱。李轨于617年在武威独立,自称河西大凉王,占据了河西五郡之地。唐朝于开国的第二年(619年)消灭了李轨的势力,收复了河西。次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威等反唐,两年后叛乱平息。不久又有动乱,经过了六七年,才逐渐安定下来。所以,贞观初年的西北边陲极不稳定,当时的政府禁止百姓出入西北边境。当年玄奘经河西到印度取经的时候,只好昼伏夜行,偷偷过了玉门关,经大沙漠而到达西域,其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等玄奘于贞观十八年(644年)从印度回国时,边禁早已取消,丝绸之路已经畅通,唐太宗令敦煌太守出迎玄奘于沙漠之中。

由于唐朝平定了西突厥和龟兹,并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敦煌由西部边陲城市变为统领西域的后方基地,迎来了经济文化繁荣的高潮。唐代前期的敦煌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当时的《沙州图经》等文献记载,沙州刺史李无亏曾修“长城堰”,“百姓欢庆”。其后,他陆续修建了不少水渠,如宜秋渠、北府渠、孟授渠等。对此,边塞诗人岑参作《敦煌太守后庭歌》,颂曰:

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

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碛里人种田。

敦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

《资治通鉴》也记载,开元年间(713—741年),河西陇右已是富甲天下了。敦煌曲子词中有“男耕女桑不相失,百余年间未灾变”的歌词。当时的元宵灯会,号称“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

当时的敦煌是联结西域与中国内地商业贸易的中心,内地的丝绸、茶叶、陶瓷通过敦煌输往西域,而西域的畜产品及珍禽异兽等也由这里运往内地。历史文献中记载敦煌一地有许多少数民族及西

○外国王子图第103窟东壁唐代

域各国的商人活动,敦煌壁画中也能看到不少外国人的形象。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敦煌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莫高窟的营建也进入了黄金时代。唐前期共建造洞窟140多个,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大佛窟以及大型洞窟的建造多了起来,如开凿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的莫高窟第96窟,俗称大佛殿,内有高达35.5米的大佛;开凿于开元年间的第130窟,内有高26米的大佛;榆林窟第6窟也有高23米的大佛。开凿于大历十一年(776年)以前的第148窟,内塑长14.5米的涅槃佛像。这些规模宏大的洞窟,不仅耗资巨大,而且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仅此也说明了唐前期敦煌一地雄厚的经济力量。

○大佛第130窟唐代

○第148窟卧佛盛唐

公元781年,敦煌进入了吐蕃时代。

吐蕃民族是藏族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居住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公元629年起,松赞干布逐步统一了西藏高原,633年,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唐朝初年,吐蕃即与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唐蕃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然而松赞干布以后的赞普不断加强军备,逐渐向四川南部及西域、河陇地区扩张势力,终于在唐朝因安史之乱无暇顾及西部的情况下,一举占领了河西地区。

吐蕃统治时期,尽管在敦煌实行落后的部落制度,然而吐蕃民族笃信佛教,所以,这一时期不仅完成了一批唐前期未建完的洞窟,而且新开洞窟50多个,营造洞窟的规模不亚于唐前期。这一时期的大型洞窟有:第158窟,内塑长15米的涅槃佛像;第365窟,内塑七身佛像,称为七佛堂。吐蕃时代僧侣的地位很高,一些高僧甚至能参与政事,而当时的高僧中有不少都是汉僧,这也就决定了石窟艺术保持了唐前期以来的风格。只是在表现帝王的场面时,一般都要画出吐蕃赞普的形象,与中原式帝王形成分庭抗礼的态势。如第159窟、231窟的维摩诘经变中,就画有吐蕃赞普听法的场面。

吐蕃时代的佛教艺术继承了唐前期的传统风格,人物造型丰满,笔法流畅,但色彩已由华丽绚烂走向简淡。莫高窟第112窟、159窟、231窟以及榆林窟第25窟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洞窟。

○榆林窟第25窟内景(复制)中唐

○张议潮(中间穿红袍者﹚出行图第156窟南壁晚唐

由极盛到衰微

公元842年,吐蕃政权发生内讧,势力大衰。

唐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人张议潮率众起义,陆续收复伊、西、瓜、肃、甘、兰等十一州。后遣其兄张议谭奉河陇十一州地图簿籍归唐,唐王朝册封其为归义军节度使,统领河西十一州的军事行政。

张议潮起义不仅使敦煌及河西地区摆脱了吐蕃的残暴统治,而且通过收复河陇,稳定了唐朝的西部疆域,并使丝绸之路复通,为唐代后期国家的安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张议潮受到敦煌人民的普遍敬仰,敦煌变文中就有《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热情歌颂张议潮收复河西的词句。其中唱道:

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张议潮于咸通八年(867年)入唐任右神武统军等职,封万户侯,于872年在长安去世。此后,张议潮之侄张淮深任沙州刺史。直到914年,归义军政权一直为张氏后代所掌握。

在张氏统治的40多年时间内,莫高窟开凿活动依然不断,这一时期新开洞窟有70多个,并重修了不少前代的洞窟。其中一些世家豪族修建的洞窟引人注目,如张氏、索氏等修建的第156、196、12窟等。由于这些洞窟具有家庙的性质,是这个家族进行礼拜活动的场所,所以往往把这一家族从祖先到儿孙的形象都画在窟内,洞窟中供奉的佛像及壁画内容都按他们自己的信仰特点来制作。于是,从这些洞窟的供养人形象上,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世家大族的某些历史情况。

如第156窟是张淮深为了纪念张议潮而开凿的石窟。此窟在洞窟的两侧壁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张议潮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开创了在敦煌石窟中描绘出行图的先例。这两幅表现世俗内容的壁画不仅展示了唐代一个地方节度使出行的显赫威仪,而且从其中的军队、乐舞、肩舆以及骑射、辎重驮运等形象中,可以考证当时的官制及各种民俗风貌,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公元914年后,曹议金接替张氏成为归义军节度使。曹氏政权费尽心机,维持这弹丸之地的归义军辖地竟达100多年。

曹氏吸取了张氏失败的教训,对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采取和亲的政策,以通婚的办法分别与回鹘和于阗交好。曹议金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夫人,又嫁女给于阗国王。曹议金的后代也一直和回鹘、于阗维持着姻亲关系。对内也采取了联姻等手段,强化了敦煌世族之间的关系,使敦煌的索、阴、翟、张等大姓联成一体。敦煌曲子词“六番之结好如流,四塞之通欢似雨”,歌颂了曹议金的外交政策带来的安定和民族间的交流。

○宋国夫人出行图(局部)第156窟北壁晚唐

○宋国夫人出行图(局部)第156窟北壁晚唐

○于阗国王供养像 第98窟东壁 五代

曹氏还努力保持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几经努力,终于在924年正式受封归义军节度使、沙州刺史、检校司空等名衔。在当时虽说仅具空名,但对于稳定沙州的政治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曹议金供养像榆林窟第16窟五代

曹氏政权也十分崇信佛教,在敦煌大量营造石窟,利用佛教信仰来稳定社会。敦煌的佛教信仰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寺院僧侣和大量的佛教信徒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曹氏统治者充分利用佛教对人民的精神引领作用,大力倡导佛教,抄写佛经,开凿石窟。曹氏政权还模仿中原朝廷的宫廷画院制度而成立了画院。这一时期石窟的开凿和壁画的绘制,主要是由沙州画院的画工和匠人完成的。

曹氏时代的敦煌文化以佛教文化为主,这一时期莫高窟新开洞窟40多个,在榆林窟也开凿了20多个。此外还对前代的洞窟进行修补和重绘,这些重修的洞窟达280多个,占现存洞窟的60%以上。曹氏时代营建了不少大型洞窟,如第98、100、61、55窟等,进深都在10米以上。尽管曹氏不遗余力地营建洞窟,但这一时期的绘画着色单调、绘制简陋、创造力衰退,千篇一律的倾向很明显,表现出经济力量的衰弱以及文化上的封闭性。

敦煌的衰落

西夏是党项人(羌族的一支)建立的政权。唐时,党项族迁至今甘肃、宁夏一带,北宋初期渐渐扩张到河西一带。1036年,党项大军在肃州(今酒泉)与回鹘决战,回鹘大败,党项人攻陷了肃、瓜、沙三州,占领了河西地区。1038年,元昊称帝,以兴庆府(今银川)为都城,国号大夏。因地处黄河以西,历史上称其为西夏。

为争夺地盘,西夏前期与辽、北宋对峙,接着与金、南宋对峙。这一时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多的年代。然而在与宋朝等先进文化王朝的征战中,西夏也促进了自身的文化建设。西夏建国后积极学习宋朝的先进文化与政治制度,并模仿汉字创造了西夏文字。晚期,西夏开始重视文化教育,模仿汉族,尊孔崇儒,兴办学校,还把大量的儒家经典和汉文佛经翻译成了西夏文。西夏统治者十分崇信佛教,将佛教定为国教,规定一年的四个孟朔日为“圣节”。届时,境内的官民都要礼佛,并诵经祈福。同时在各地广建寺院和石窟,在敦煌也留下了大量新建或重修的洞窟。

○榆林窟第3窟内景西夏

西夏统治敦煌近200年,是敦煌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时期的敦煌在文化上基本保持着曹氏以来的传统,从石窟艺术来看,只是在约12世纪末才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建于1193年的榆林窟第29窟,画出了不少西夏供养人,绘画风格与西夏前期完全不同。此外还出现了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壁画,这是由于西夏统治期间,接受了来自西藏萨迦派的佛教思想。从黑城出土的佛教绘画中,也可以看出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佛像占了大多数。在敦煌石窟中同样出现了这一风格的壁画。

○供养像榆林窟第29窟西夏

13世纪初,北方的蒙古强大起来,成吉思汗统一了漠北的部族,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军占领了敦煌,敦煌由此进入了蒙古元时代。

○蒙古人供养像榆林窟第6窟元代

元朝的版图辽阔,四大汗国中有三个都须经敦煌而与中原联络,所以元朝统治者十分注重经营敦煌。1280年,元王朝升沙州为沙州路总管府,并采取屯田的办法发展农业经济。到14世纪时,敦煌已是经济发达的地区。1271年,马可·波罗经过河西时看到的敦煌是安定而富足的。

元朝统治者重视佛教,当时全国的寺院达4万余所。1244年,驻西凉的廓丹大王迎请西藏萨迦派法师萨迦班智达到西凉传法,他的侄儿八思巴随行。七年后,萨班去世。而当时的元世祖忽必烈仰慕萨班,想请他入朝,廓丹大王只得将八思巴推荐入朝。于是忽必烈请八思巴为国师,1269年还颁布了八思巴制定的蒙古新字。从此,藏传佛教流行于全国。1348年,西宁王速来蛮曾在敦煌重修皇庆寺(即莫高窟),促进了敦煌地区佛教的发展。不过敦煌石窟中现存的元代石窟不多,仅10余个,大多为密教内容。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石窟的开凿已经不流行了,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影响下,寺院的作用更为重要。莫高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元代洞窟为第3窟,洞窟主题是观音菩萨,壁画中以纯熟精湛的线描技法画出的千手千眼观音像,为敦煌晚期壁画艺术的代表之作。

明朝推翻元朝后,于永乐三年(1405年)设立了沙州卫。1447年以后,沙州卫并入罕东卫。此后,吐鲁番强大起来,时常侵扰敦煌一带。嘉靖三年(1524年),明朝政府放弃了包括敦煌在内的嘉峪关以外地区,封闭了嘉峪关,敦煌一带荒芜了近200年。直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以后,嘉峪关渐次收复,雍正元年(1723年)于敦煌置沙州所,雍正三年(1725年)升为沙州卫,由内地迁移人口以充实敦煌,敦煌才渐渐恢复了生机。

明代以后的敦煌石窟艺术几乎是空白,清代虽然也对莫高窟、榆林窟做了很多修复工作,然而,由于文化传承的断裂、传统技艺的丧失,已无法与前代的任何时期相比。所以,一般来说,敦煌石窟的艺术史到元代便告结束。

○千手千眼观音 第3窟 元代

2 藏经洞与敦煌学

○莫高窟外景

石室现宝

汉唐时期曾是中国西北重要文化与商业都市的敦煌,到了19世纪末,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人们也渐渐淡忘了像莫高窟这样的人类奇迹。那时,莫高窟前有三个小庙,依地势高低分别叫上寺、中寺和下寺。上寺和中寺住着几个喇嘛,下寺则住着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

王道士本是湖北麻城人,曾在肃州的巡防军中当过兵,退役以后,出家做了道士。后来云游到敦煌,居然在莫高窟前找到了托生之地。因为比起那几个不太会汉语的喇嘛来,王道士更容易与当地人接触。据说王道士颇为心诚,自己的生活过得十分俭朴,每次化缘得到的银两大都用于修复洞窟和佛像等功德。由于数百年无人管理,莫高窟下层洞窟多被沙土所埋,王道士雇人不断为洞窟清扫沙土。

○王道士像

1900年6月22日,清沙的工人杨某在一洞窟甬道北侧的墙壁中发现有裂缝,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王道士。深夜,王道士挖开了墙壁,发现里面是一个两米左右见方的洞窟(现编号17窟),借助微弱的烛光,他逐渐看清了里面,心不由得怦怦跳个不停。在这个不大的斗室里,竟然密密麻麻地堆放着成千上万的写卷。王道士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古书,在这阴冷而散发着尘土气息的洞窟前,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了。

○第17窟内景晚唐

○藏经洞(第17窟)晚唐

○藏经洞里的经卷

据后人考察,这是个南北方向的洞窟,门在南面,北壁原有一身禅僧的塑像。从嵌在西壁上的碑文介绍来看,这是晚唐时期为纪念著名高僧洪辩而建的影窟(即纪念堂),想必这是洪辩的塑像了。后面的墙壁上画出两棵树,还有一个近侍女、一个比丘尼,可能是生前服侍洪辩的侍者。不知从什么年代起,塑像被搬走,这个洞窟成了堆放写卷的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洞窟又被封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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