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民间艺人在街头表演，据称是：
清唱洋琴赛出名，
新年杂耍遍蓉城。
淮书一阵莲花落，
都爱廖儿《哭五更》。
在正月十五的晚上，人们习惯性地“偷”邻人菜园的蔬菜作为晚餐，当地称之为“摸青”。如果说平日这种行为是非法的话，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摸青”则被视为理所当然。
店铺一般在大年三十关门，春节后开门时间取决于其经济状况和所择“吉日”。一些小铺在初一便开门营业，大部分在初五，有的甚至迟至初十五。
当春节后店铺重开时，都要敬财神、放鞭炮和在匾上挂绸。一些大店每天多下一个门板，称“提门”，直至若干天，甚至十几二十天后全部门板下完，称“大开门”。
当大多店铺关门贺年时，小贩却迎来了一年中生意最兴隆的时刻，他们向街上的行人兜售各种水果、坚果、糖果、脸谱和图画等。各类工匠、生意人都利用春节展示和销售其产品，如衣服、食品、民间工艺，以及如火炮制作等技术。
春节也为曲艺、杂耍等江湖艺人提供了演出的舞台。因此，春节的活动亦是城市繁荣最重要的表现。
街头杂耍艺人。
工笔画长卷《老成都》局部，孙彬等绘，1999年。
庆祝节日总是夹杂着宗教崇拜仪式。当春节临近，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人们拜灶王爷，据说灶王爷在年前要上天去给玉皇大帝磕头，在除夕返回，人们则彻夜不眠，曰“守岁”。大年初一清晨，各家各户、各商店开门迎东来的财神。各店铺都换上了新门神，将店内的尘埃扫除一净，以把过去一年的不幸一同抛弃。
传教士J.韦尔（J.Vale）注意到：“在众神中，门神为主，其为各阶级所供奉。”下图是1912年《通俗画报》所画成都鲍公祠的大门，上面的门神清晰可见。
鲍公祠的门神画，《通俗画报》，1912年
节日期间，家家户户都备酒和鸡供财神和土地神，烧香磕头，说吉利话，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
只鸡尊酒算奇珍，
祭罢财神又土神。
只恐旁人忘忌讳，
不祥语至最堪嗔。
正月十五后，人们聚集南郊举行“迎喜神”的活动。由此可见，大众宗教仪式成为人们节日庆典的重要部分。
如果春节期间遇到下雪（这在成都是很难得的），人们更是欢欣鼓舞，欢迎瑞雪，有的会做一雪人以锣鼓送到邻家，称“送雪童子”，这是给那些没有子女的家庭最美好的祝福。这种送童子的活动，最能反映邻里关系，表现了同一社区人们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纽带和感恩心情。
春节不仅是家庭的重要节日，也是社区的重大活动。在正月初九，当人们敬“文财神”（又称“赐福天官”）时，各街的街首便开始办会（又称“上元会”），沿街向各户“化钱”。用筹来的钱在街上搭拱形的“白果灯”，下面可敬神和演灯影戏。这也是人们“求福”的一种形式。各街还会举行一次全部街众参加的盛宴，并资助狮子龙灯表演。
元宵节“灯会”，王弘力画《古代风俗百图》
节日期间，街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灯笼，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实际成了一个“灯会”。这期间，无数美丽的彩灯装饰着成都，人们眼前是一片壮丽的景象。一名传教士写道：看灯的人们“拥挤在节日的街头，各街举目皆由粉红和红布妆裹”。节日的灯笼成了街头文化的一部分。灯笼一般由各色绸子和纸做成，形态各异，五彩缤纷，绘有各种花和动物等图案，人们用其来装饰门面。
在主要的大街，“搭有横跨街头的台子，每隔一段一个，上有寓言中的人物，放有许多盆栽的花卉，有灯、烛和镜子”。还有许多用竹子做成的动物形象，如大象、狮子和梅花鹿。
灯会吸引许多观众，正如一首竹枝词记述：
元宵灯火敞玲珑，
锦里繁华入夜中。
最是无知小儿女，
出门争看爆花红。
同时，一个灯市在府城隍庙和科甲巷各街举行，真是“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许多男人也借机上街看那些穿着鲜亮的女人，一首词讥讽道：
六街莺燕带娇声，
朵朵莲花数不清。
到底看灯还看妾，
偎红倚翠欠分明。
灯会中最热闹的是耍“龙灯”，又称“烧灯”。下图来自《成都通览》，图中说明称：“正月初九日方出灯，十六日止。乡间则放花炮，烧灯甚多。”这些龙灯用彩色的长布做成，有头有尾，由两人舞狮，十余人舞龙。随着爆竹声进行的表演总是吸引人山人海般的观众，他们从一条街到另一条，所经之处，观众投钱以示嘉奖，这个表演一般持续至半夜。
《耍龙灯》，傅崇矩：《成都通览》，1910年
这种活动是“岁岁皆然”，到民国时期，例如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据《国民公报》的描述：“龙灯、狮戏亦各十数部，所经街道，倾城夹观，左右如堵，亦有空巷之致。”
除此之外，耍龙灯者还应邀到一些富人的公馆表演，如果表演精彩，他们得到赏钱和“挂红”。巴金在其著名的小说《家》中对此有生动描述：
锣鼓不住地响着，龙灯开始舞动了。这条龙从头到尾一共九节，是用竹条编成的，每一节中间插着蜡烛，外面糊了纸，画上鳞甲。玩龙灯的人拿着下面的竹竿，每个人一节。前面另有一个人持着一个圆圆的宝珠。龙跟着宝珠舞动，或者滚它的身子，或者调它的尾巴，身子转动得很如意，摇摇头，摆摆尾，或者突然就地一滚，马上又翻身过来，往另一边再一滚，于是很快地舞动起来，活像一条真龙在空中飞舞。旁边的锣鼓声正好像助长了它的威势。
巴金还描述了观看者是怎样故意朝着赤膊的玩龙灯人发射火炮，龙灯着火，后者不得不忍受被灼的疼痛。
一些精英指责这是一种“恶习”，因为这个活动经常导致伤人和火灾。巴金也借用小说中主人公的话对此严厉地批评道：“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吗？你以为只要出了钱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吗？”
虽然这个批评反映了新知识分子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但也暴露出他们对传统民间活动的鄙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足为奇，它反映出当时新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倾向性，类似的指责几乎在精英的文章中比比皆是。
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城市时指出，传统中国城市居民没有“社区意识”，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家乡（通常是农村）看成最终归属地，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发展。
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从上面成都的春节庆祝活动来看，韦伯是大错特错了（罗威廉的两本关于汉口的杰作也证明了这点）。不过根据我的观察，由于现在城市不断的拆迁和重建，人口流动的加剧，传统街坊邻居的消失，再加上商业化和全球化，人们的城市自我认同和社区意识，今天倒是真的削弱了。
在过去的城市的春节庆祝活动中，社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现代化的冲击、居住模式的转变、流动人口的增加，削弱了社区的角色，社会日益原子化、流动化，庆祝春节逐步演变为一家一户的行为，人们的社区纽带基本上断裂了。
11 城市底层穷人与“弱者的反抗”
著名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J.斯科特（James Scott）出版过一本重要的著作，名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这是他在东南亚农村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他认为，散布流言蜚语、欺骗、报复等行为，都是那些弱者利用“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反抗，这种反抗的模式，也称为“日常的反抗”（daily resistance）。在古今中外，昨天和今天的生活中到处能够找到无数实例。
《弱者的武器》英文版
任何城市都包含了反映阶级隔离的“社会地理”。如在成都，大多数穷人居住在城西，妓女集中在五担山和柿子园，民间艺人生活在城东。在少城，“街道宽敞，但没有铺砌，且泥泞；居民们——特别是那些妇女——看上去状态不好，穿的也很不像样”。阶级和族群的划分几乎随处可见，在轿夫和他们的乘客之间，体面的顾客和舔盘子的乞丐之间，苦力和雇主之间，住在街边的“街娃（儿）”和四合院居民之间，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富人和穷人在生活上的差距，清楚地表现在地方文人的作品里，因为人们被划归为不同的世界，因此人们禁不住要问：
南文北武各争奇，
东富西贫事可疑。
一座城中同住下，
然何分别竟如斯？
幸运女神很少光顾穷人，即使是过春节也不能带给他们快乐。节日来临，穷人们却担心没有果腹的食物外加逼债人的上门：“商量入市营柴米，门外先来索债人”，真可谓是雪上加霜。在节日期间，他们的日子非常难过：
愁听长街击磬声，
惊心岁短倍伤情。
可怜案上无杯酒，
也向神天祝太平。
在这些记录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地方文人对社会不公的批评和对穷人的同情。
街头可能是透视穷人生活的最佳地点。不幸的人们喜欢公开讲述他们的悲惨故事——丢了钱，穷人遭恶人欺侮，家人生病，等等——以获取路人的同情和帮助。
“穷街陋巷”。晚清成都穷人生活的一个小胡同，胡同的中心铺了石板，以供推“鸡公车”。
E.华莱士摄，1907年。
正如一位在成都的西方观察者指出的：“研究大城市的生活，没有一个地方比省府更为合适的了，因为在那里你通常可以得到一切你想得到的东西——富有阶层的奢华和荣耀，穷苦阶层的沦落和贫困。”
西方人的记录客观地表达了成都各阶级的差别，这种差别常常在街头上暴露无遗。在街头，人们经常能看见躺在地上生病或垂死的苦力。不止一次，有穷人在茶馆歇气时死在那里，苦力由于饥饿在街头失去知觉，但是其他人却认为那人仅仅是在休息。
传教士J.韦尔指出，那些小贩和农民常常用来吸引路人注意的“最奇特、最便宜的办法”，就是“用稻草或竹子缠出来的小圈”，这个小圈的意思是这件物品待售。他看到一个穷苦力“在一个棒子上缠着稻草圈沿街行走，这说明这个棒子就是他唯一所有，他已经穷得不能再穷了，离乞丐只有一步之遥”。
有些不幸的人，除了卖掉自己已经无任何东西可卖。饥荒时节，韦尔看到一个男人“辫子上插着稻草，沿街游走”，这表明他是在“出售自己”，韦尔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凄惨的景象”。
在民初的军阀混战时期，很多来自灾区的难民聚集在西城门外，每有米贩经过，有的以帮忙推车上坡为名，有的则明目张胆地划破米袋盗窃大米。
20世纪20年代初，流浪汉发现各自难以谋生，于是组织成团，往往几十个人一伙，到处觅食。一次，十几个穷女人突然抢了会府南街一个煎饼店的煎饼，一边跑一边狼吞虎咽。在餐馆，饥饿的穷人站在顾客身后，顾客一吃完，穷人马上就“风卷残云”般吃掉他们留下的残羹，即便饭店伙计拼命驱赶，他们也置若罔闻。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成都，是一个穷人的城市、饥饿的城市，大众在不满和愤怒中生存。
穷人在公共场所经常受到有钱有势者的欺侮。地方文人刘师亮在他的《哀黄包车夫歌》里，以沉重的笔调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黄包车，
快些走，
先生今天会朋友。
先到新化街前去出席，
后到望江楼上吃花酒，
转来顺过九眼桥，
毛家公馆推牌九。
问问路，
二十里，
铜元一吊就足矣。
争多论少意何为？
你把先生瞧不起。
先生不是普通人，
立刻就要医治你！
车夫争钱太无耻，
骂声车夫你该死！
不去当兵来拉车，
给你几个嘴巴子。
打得车夫无言答，
垂头丧气面如死。
不见军警干涉坐车人，
只见车夫两泪汪汪流不止。
流不止，
何所使？
呜呼呜呼吾同胞，
“革命区域”有如此！
刘师亮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人力车夫谋生是多么艰难，也揭示了富人对穷人的欺凌，同时亦透露出对阶级压迫的尖锐批评、对强者的谴责以及对弱者的同情。
我们看到，军阀所标榜的“革命区域”，实际上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这个时期由于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地方恶势力显然已经无法被有效控制。
民众不能从法律上获得足够的保护，但是他们将一些日常的抵抗方法作为“弱者的武器”。
在成都，轿夫是街上最易见到的群体。轿子是当时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抬轿是一种最常见的传统职业。1916年，成都约有四百九十多家轿行，如果只按每家十乘轿子算，总数也接近五千，可见从业人数之多。
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麦登斯
1941年所摄成都郊区龙泉驿的轿夫
轿子有各种类型，如“街轿”，即两人抬之轿；“三班”，即三人抬之官轿，有“平顶冠”、“纱帽头”、“一匹瓦”、“鸭蓬轿”等名目。
三人轿的杆要调整到适当的位置以均匀分配重量。一般走了二百多步之后，轿子的重心从一个人调整到另一个人，这样抬轿者可以轮流休息。如果跋涉时间长，或是乘客太重，就需要四人轿。
毫无疑问，抬轿子是一件非常辛苦之事，但是轿夫们仍然可以通过炫耀他们的技能来获取快乐。他们抬轿的风格分成“平杆”和“拱杆”。后者又有“峨嵋俏”和“鹰爪子”之分，要把乘客抬得像屋檐一样高，很是威风，但也有危险。
有些顾客喜欢坐在“拱杆”轿上炫耀自己。当轿夫抬着轿子在街上呼啸而过时，他们十分得意。但轿夫用“拱杆”抬着乘客在街上快速行走时，不仅经常撞倒和撞伤行人，而且有时自己也会跌倒。
成都轿子的样式和轿夫的抬轿方式给外来客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传教士写道，这个城市“到处是在任和退休的官员，他们坐在轿子里，飞快地在街头穿梭。轿子非常特别，因为长杆被弄弯，轿子的主体搭在弯杆顶部。抬轿时，这样的轿子被高高举起，越过人群的头顶”。
成都平原上的轿子和轿夫们。
戴维森和梅益盛摄，1905年。
轿夫抬轿时，后面一人无法看路，遇有情况，全靠前面的人以行话提醒，这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一般是有节奏的押韵短句，充满着幽默。这不仅可以帮助维持协调，而且可减轻疲劳。例如：
当孩子挡了路，领头的轿夫可能大喊，“地下哇哇叫”，后面的轿夫就会回答，“请他妈来抱”。
如果遇到妇女，则说“左边一枝花”，答曰，“赶快让开她”。
有泥水洼时说，“稀泥烂窑”，回答，“踩稳莫跳”；或者“天上明晃晃”，答，“地下水凼凼”。
当转弯时叫，“狮子拐”，答，“两边甩”。
当道路危险时说，“斜石一片坡”，回应道，“踩稳才不梭”。
如果地上有畜粪说，“天上鹞子飞”，答曰，“地上牛屎一大堆”。
这些话真是幽默风趣，成为街头文化和下层民众活动独特而生动的表现。
富家一般有自己的轿子，“大班”即富人家长期雇用的轿夫。虽然他们的情况比在街上招揽生意的轿夫要好，但是他们仍受到蔑视。
例如在傅崇矩所编的《成都通览》里，大班被描述成粗鲁轻率之人，冒犯行人，故意晃动轿子使乘客不舒服，从街边货摊上偷拿东西，甚至在雇主的地盘上打架，给主人“丢脸”。
旅途中的轿夫。
甘博摄，1917～1919年。
傅崇矩似乎对此深有体会：“主人之所以雇轿夫者，为有事也。此等人每每好逸怨动，或每天抬过两三次，如再命驾，伊等必怨声载道，任你如何着急，伊偏要煮饭，或主人候他吃饭出恭，或大声发怒，或言活路多了，种种讨厌，难以笔述。”轿夫用他们的行为方式表达了对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满，间接地抗议他们受到的压迫。
有些当地报纸记载了轿夫们的痛苦和他们所忍受的社会歧视。虽然轿夫们可以在街头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被骚扰、侮辱，甚至成为受攻击的目标。
尤其是街头流氓，他们经常找轿夫的麻烦。一次两个轿夫正抬着一个妇女，两个恶棍突然推了一下轿夫的肩膀，想把轿子推翻，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打斗。
有时即使是街头的一条狗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在1909年的《通俗画报》里，有一幅题为“狗翻女轿”的漫画，描绘了一条狗穿过狭窄的街道，撞倒了轿夫和一名妇女，看得旁观者目瞪口呆。
《狗翻女轿》，《通俗画报》，1909年
1922年《国民公报》的一篇名为“两轿夫被鬼揶揄”的报道，讲述了一件更为离奇的故事：
二更时，有两轿夫抬着空藤轿经过少城桂花街，突见迎面一人头戴草帽脚蹑草鞋而来。轿夫问曰：先生坐轿否？答云坐到皇城边，即掀帘进轿中坐。轿夫忻然抬起，走经靖国路，转八寺巷，至板桥子。两轿夫不知如何竟抬下御河，泥水淹过半身。而行幸遇数人持火把过河边上，闻河下踢踏喘息声，踩左，踩右声，以火照之，呼登岸，两轿夫始恍然如梦醒来。众询其来历，轿夫述如前情。揭帘视之，轿中并无人焉。众骇谓曰，殆遇鬼耶？轿夫惊惧踉跄而去。
这件逸事最有趣的部分是严肃的《国民公报》的评论：“此鬼亦太恶作剧，竟揶揄及于轿夫。”
我们很难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故事是真实的，某人以如此的绝技来捉弄轿夫；另一种可能就是它从未发生，而是那些想要把下层民众当作取笑对象的人捏造的故事。
在成都，街坊流传的许多故事都是以农民、妇女和愚笨的未受教育者为中心的。这个故事或许就是这种故事中的一个。当然，这个故事也可能有所本，但在传播过程中漏掉了一些或添加了一些细节，从而使事情本身变得扑朔迷离，难以理解，难窥真相。
轿夫和乘客之间的社会阶级区别非常明显。在精英们看来，轿夫不仅体现了贫穷，而且代表道德低下。他们对轿夫的各个方面——从外表到行为——都有抱怨。
如精英们批评轿夫：“衣多不洁，往往将座垫污秽，臭虫虱虮，无所不有。”特别是在夏天，轿夫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汗气满垫，疮痂飞扑”。
有些报纸刊登的故事标题就带有明显的敌意，如《可恨的轿夫》和《可恶的轿夫》等。他们抱怨道，轿夫不遵守交通规则，漫天要价，特别是对那些新来的外地人和乡下人，轿夫经常“欺侮”和“辱骂”他们。
由于乘轿子后价格引发争端越来越频繁，警察对成都街道里程的轿价进行规范，订立了“官价”，还发行了“价格表”。据说人们欢迎这一政策，改良者声称它能减少很多矛盾。
实际上，轿夫经常遇到雇主拒绝支付讲好的轿钱，因而引起争端。有些轿夫提出行业是否应实行一个要求预付轿钱的新规矩，但另一些人又担心这会使他们失去潜在的乘客。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竞争，每个轿行都建立了自己的生意圈，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阻止所谓的“乱抬”行为。但是轿行的区域很模糊，争端也就在所难免。
显然，轿夫不仅要处理好与雇主、乘客间的关系，还要对付其他的同行竞争者。精英所描绘的他们的种种“不端”行为恰恰反映出他们在艰难环境中努力生存。
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里，总是存在种种不平等，总是有权的欺辱没有权的，有钱的欺辱没有钱的。在法制的社会，弱者可以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在非法制的社会，对于无权和无钱的人，要么选择逆来顺受，要么拿起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进行力所能及的抗争。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成都，我们可以找到无数这样的事例。
12 小商小贩给城市带来活力
成都的小贩是街头最抢眼的人群，他们为城市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生机。不过，成都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司空见惯，很少记载细节，而外国人到成都后，便立刻被这种丰富的地方文化所吸引，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美国传教士J.韦尔在1906年写道：“这个城市好像有数不尽的方式让他们通过做小生意来谋生。”他估计成都街头大约有150种不同的小贩，销售食物、日用品和妆饰三大类商品。小贩们的资金很少，利润又有限，但是他们的生意可以迅速得到回报。他们不仅有能适应各个不同季节的商品，而且可以根据买主的需要采买物品。老年人和不能做繁重劳动的妇女往往以此为生。
《炎凉世界》，《通俗画报》，1912年
下图是1921年《通俗画报》发表的，标题为“炎凉世界”的图画。该图的注释文字说，过路人在嘲笑卖水人的红阳伞，因为在清代，这样的伞仅供官员使用，但是现在它已经被降低等级，开始为下层阶级服务。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是双关语，即卖凉水者给路人提供凉快，但是革命后这种“高贵”的阳伞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世态炎凉”啊！
每天清晨，各种各样的小商贩登上了他们的舞台——街头，继而在都市生活的交响乐中，开始了他们一天的表演，小贩们的叫卖声成为成都“城市之音”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贩们的吆喝，对当地居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每一种小买卖都有其独特的叫卖方式。铜锣和铃铛是最常用、最能引人注意的工具，“当它们发出声响或被敲击时，居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便会知道某种小贩的到来”。
小贩们带着货箱，大声吆喝，吸引买主来看他们的玉器、针头线脑、蚊香和其他日用品，女顾客则为此讨价还价。即使是类似的商品，小贩们可以用不同的鼓声来加以区别：卖菜油的小贩敲一面半月形的木制锣，卖芝麻油的小贩打一个瓷碟大小的薄黄铜盘，但卖其他食用油的小贩摇晃拨浪鼓，卖豆腐的小贩敲一个一尺多长的空竹筒。
卖甜食、玩具和其他玩意儿的小贩，最受孩子们欢迎，他们敲击一面直径大约为20厘米的黄铜锣宣布自己的到来。那些经营刺绣和价格稍贵的陶器的小贩，使用的是直径比黄铜锣稍小一点的鼓，其敲鼓的方式独特而有味道。韦尔写道：“使劲地敲打一下之后，敲击速度越来越快，直到鼓声在风中持续不断地回响。这样，即使在几百码以外的买主也能听到。”
居民们能迅速地辨认出不同小贩和手艺人的叫卖声。一首竹枝词写道，
门外忽来卖货郎，
连铃鼓动响叮当。
婢供驱使娘弹压，
挑拣全凭女主张。
一位老茶客回忆起当年买卖旧货的小贩抑扬顿挫的吆喝声，记忆犹新：“牙齿，牙齿，金牙齿；手表，手表，烂手表。要不要珍珠？要不要玛瑙？要不要珊瑚？要不要茶壶？……”
从早到晚，商贩们在街头来回游走，用他们独特的声调吸引顾客。黎明时分，城市被从茶馆、街边小店、手推车传出的各种杂音和小贩的吆喝声唤醒，街头巷尾到处充斥着“（读：pà）豌豆！”“豆芽儿！”的叫卖声，这都是一般家庭最普通的菜肴。
1941年《华西晚报》描绘的夏天卖驱蚊烟的小贩。他们典型的吆喝声为：“蚊烟，药蚊烟！
买香料的蚊烟……”这样的吆喝声甚至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成都还可以经常在街上听到。
小贩是市民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食品小贩几乎能到处摆摊设点——街角、人行道、寺庙或茶馆外，甚至官府门前，这些公共空地都是他们支起货摊做买卖的好地方。
成都尤以美食闻名，特别是芳香可口的小吃，吸引了众多食客。清末，外国旅行者把卖小吃的摊点叫作“街头厨房”（street kitchens）或“流动饭馆”（itinerant restaurants）。
1941年《华西晚报》描绘的街边小吃系列：卖抄手和小面的摊子
豆浆摊子，《华西晚报》，1941年
肥肠粉摊子，《华西晚报》，1941年
烧鸭子摊子，《华西晚报》，1941年
那些街头食摊每天营业的时间很长，通常是从黎明到午夜。其设备很简单：一根扁担，一边挂木桶，里面放着锅碗瓢盆，另一边挂炉子。一个抽屉可以随意打开，里面装满了豆瓣、酱油、红辣椒、姜米、香料和泡菜等调味品。有的街头摊点也摆放了几张桌子和几条长板凳，但大多数顾客只能站着或者蹲着吃，人们也并不以此为不便。
普通人特别是体力劳动者是食品小贩的主要顾客。在路口有很多饮食摊为路人和苦力供应早餐，到这里吃东西的主要是轿夫、鸡公车夫、人力车夫和搬运工。在开始他们一天漫长而艰苦的劳作之前，他们需要一些“暖身的东西”。
他们喜欢吃鸡蛋大小，中间夹有黄糖的汤圆，正如一个传教士观察到的：“三四个小钱就可以买五个热腾腾的汤圆，这将在早餐之前为走六七英里（约20里）路垫肚子。如果没有这顿温暖的小吃，贫困不堪的苦力很少会开始工作，特别是在秋冬两季。”
一位外国旅行者回忆道，当卖油煎小吃的小贩经过街头时，他们“几乎不自觉地就会叫住他，品尝他的食品”。成都人喜爱吃油炸的、面粉制成的锅魁和油条。
另一种在劳工阶级中受欢迎的食品是饺子。在薄木做成的圆蒸笼或发亮的罐子里，饺子保持着热度，当他们“下市后在回家的路上或是在负荷沉重需要一份快餐时”，就可以吃饺子。日落后到上床睡觉之前，居民们也喜欢走到外面买一碗面条，“滚烫的热度，可口的鲜汤，很好地与顾客选择的作料一起调出美味来”。
卖日常用品的小贩也遍及全城，妇女们经常同他们讨价还价。卖花的小贩日夜在茶馆和街头出售篮子里的鲜花。卖鲜花或其他植物、首饰和外国小玩意儿的小贩，被称作“花担子”。
那些挑着货担或扛着麻袋在街上收购废旧书报、纸张和衣物的人，叫作“收荒”。在街头游走的书商把他们的书悬挂在“事先准备好的竹架上，在街头、茶馆或戏园子里走来走去，兜售图书”。
成都郊区龙泉驿的流动书贩。麦登斯摄，1941年。
有些小贩只在成都或四川才能见到。一类人是“装水烟”的，在外人看来这是“一种有趣的职业”。装水烟的人通常在茶铺、烟馆、酒店、戏园和集市上做生意。他们待在那里，如果有顾客要吸烟，他们就把黄铜水烟壶和烟丝递上。
如果烟枪不够长，他们以备用烟管连接。这个方法适应了茶馆里十分拥挤的状况，那些水烟贩不用移动就能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方便为更多的烟客提供服务。一般的价格是两个铜钱抽五口，但一些烟贩也给顾客“分次吸食的权利，即当天吸两口，以后无论何时水烟贩遇见他，再吸剩下的三口”。
这种灵活的方式适应并满足了不同层次顾客的需要，即便是非常贫穷的人也能抽上几口烟。这种长烟管，在20世纪50年代的成都茶馆里仍然可见。
与“水烟贩”一样，“烘笼”也是地方物质文化的一种，由于成都的燃料昂贵，所以成都平原的居民们除了做饭外从不生火，以节约燃料。在冬天，一些小贩出售暖手暖脚的烘笼。
烘笼是手工编制的竹器，里面是由土陶罐做成的小炭炉，装有木炭或木渣，生着微火，以供取暖。暖手的烘笼，言下之意是用手捂着，但暖脚的篮子却是放在长袍下面的。远远望去，对外国人来说，看起来“就像怀着孩子的女人挺着肚子”。这东西简单又便宜，甚至最贫穷的人也能买得起。
小贩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确保他们的生意顺利。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他们游走于大街小巷，竭尽全力、不分昼夜地谋生。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找到买主，知道怎样以最低的价格进货，知道有多少利润就卖掉手中的商品，也知道怎样能使他们的商品更有卖相。
传教士徐维理（William Sewell）描绘过小贩们利用各种机会赚钱的情形。例如在成都遭水灾后，洪水刚退，“卖面条和豆腐的小贩就来了，他们敲着罐匙，噼里啪啦，吸引顾客”。
即使战争也不能让小贩们停下手中的生意。1917年，成都街头的巷战尚未完全停息，小贩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兜售货物和食品了，而此时正规的商店不会开张营业。大多数小贩都努力挣“诚实钱”，但也有一些小贩雇人假装买货以诱骗顾客。有些小贩，特别是卖糖果和食物的，用诸如掷骰子或抽奖的游戏来引诱过路人。这些做法被认为有欺骗性，精英们想方设法予以禁止。
无数的街头小贩与固定的商店将街道连接起来，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商业空间，对形成城市活跃的街头文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街头小贩、工匠、手艺人，以及各种临时雇工，为市民的日常需求而工作。如果没有他们，不但人们的日常生活会有许多不便，而且这个城市将会失掉许多生机，会显得沉闷而没有了蓬勃的气象。
13 新旧交错的“改良时代”
历史是精英写的，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上的民众，都是透过精英的眼睛才能看到。在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被启蒙”的时代，民众是怎样被精英所描述的呢？
在精英的笔下，民众就是“乌合之众”，无论是行为，还是思想和信仰，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讨论的不是20世纪初民众的真实面貌，因为这样一篇短文不可能说清楚。我要谈的是：在精英眼中民众的形象，民众是怎样被精英所描述的。
晚清时期，一场由新型的和西化的社会改良者领导的，旨在抨击大众文化和大众宗教的激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20世纪初的中国城市经历了一个“改良时代”。但这些改良者究竟怎样理解“改良”和“维新”这样的词呢？他们的标准和模式又是什么？
1909年成都的《通俗日报》上一篇题为“说新”的文章，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写道，“新”是“旧”的反义词，作者认为以过去为基础的事物代表“旧”，以现在为指向的事物代表“新”，因此既有的传统和风俗都是旧的和不可靠的，需要改革，改革的结果就是“新”。
《说新》，《通俗日报》，1909年
按这篇文章的说法，所有的传统都是愚昧落后的，因为它们是旧的东西。“文明”这个词在晚清流行一时，但它主要是指西方的观念和行为，改良者把这些观念和行为介绍到了成都。这一认知反映了改良者追寻西方的紧迫感。
精英们留下的描述和批判公众行为的记录，是我们考察他们对普通民众和大众文化态度的极好资料。他们对普通人和大众文化总是持批评态度，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穿着到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抨击。
在他们眼里，普通市民卑下、愚昧、空虚、不诚实，“镇日斗牌无别事，偷闲沽酒醉陶陶”，便是他们对民众的画像。
他们也批评那些行为不端的，蓄着长发，与狗逗乐，酗酒赌博，结交妓女的“街娃儿”。街娃儿经常到某个固定场所聚集，比如御河岸边。因此，他们告诫道：“莫向御河边上去，染成逐臭一班人。”
成都少城公园。
工笔画长卷《老成都》，孙彬等绘，1999年。
20世纪初，精英们总是将普通民众与西方“文明人”进行比较，批判的调子达到了新的高度，似乎无论在哪一个方面，民众的行为都难以接受：上了年纪的人在茶馆里散布流言蜚语，年轻人藏身于城墙上偷看妓女（妓女集中的新化街靠近城墙，在城墙上可看见妓院里的动静），女人们被算命先生或江湖郎中的瞎话弄得神不守舍，等等。
精英们甚至对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也看得很重，1914年《国民公报》的“时事评论”栏有一篇题为“可恨”的短文，严厉谴责了那些折断树枝的人。作者声称，在上海的公园里，外国人挂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并不是蔑视和羞辱中国人，而只是希望借此杜绝国人对树苗的损坏。
虽然这样的论点未免牵强，但可见他们对民众所谓落后行为的处心积虑。这篇文章还提到了“文明”这一概念，指出攀折树枝的举动与动物无异。
我们知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标志，历来就被中国革命家们用作例子，证明洋人是怎样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中国人进行污辱和歧视，从而激起国民的反帝情绪。然而这篇文章从“文明”的角度着眼，反其道而用之，来揭示改革和教育下层人民的重要性。
改良者认为大众娱乐是造成公众“丑恶”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眼里，所有男女演员的表演都是“故作丑态”，“俗不可耐”，其表演是“不健康”的。街头表演的相声吸引了数以百计的人观看，但语言却“下流”、“放荡”。
“柳连柳”被他们认为是“最下流”的表演，唱者拿着一根挂满了铜钱的竹棍，边唱边用竹棍敲击身体作为伴奏。他们经常使用一些很粗俗的方言，让精英们觉得“不堪入耳”。其中最常演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精英们认为这种节目十分“丑陋庸俗”。
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20世纪初的精英们猛烈抨击所谓的“迷信”思想，诸如邪神崇拜、惧怕厄运、笃信巫医等，并且不遗余力地嘲笑贬低那些所谓“迷信”的人们。
然而，精英文人最猛烈抨击的是所谓的“迷信”活动。例如，每年正月十五，人们都会拣回一些象征金元宝的鹅卵石，以驱除“穷鬼”。精英以一首竹枝词嘲笑这种行为曰：
牛日拾来鹅卵石，
贫富都作送穷言。
富家未必藏穷鬼，
莫把钱神送出门。
对那些大众宗教仪式的批评则更为猛烈，认为人们烧香拜佛都是“不文明”的愚昧行为。一次，一个女人在家里给观音菩萨烧香时引着了火，当地报纸以一种讽刺的口吻报道了这件事：“拜观音请到火神。”
庙里的鬼塑像，甘博摄，1917～1919年
在成都，人们认为菜油洒在街上是不吉利的，谁要是不小心把菜油洒在街上，就得买来“纸钱”放在油上，点着火，嘴里还念念有词，求神灵保佑避祸，当地叫“烧街”。有一次，“烧街”的火势蔓延，堵塞了交通，而人们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精英对此愤慨不已：“正当烈日，偏有十余人围观烤火，真是不可解。”
他们还嘲笑许多市民每当新年将至，就在自己家的门上贴门神，真是愚蠢至极：
街头爆竹响愁人，
肖像桃符彩换新。
堪笑成都迷信久，
年年交替说门神。
作者收藏品
农历七月二十二日是供奉财神的日子，那时街上要放鞭炮，市民忙着敬神烧香。如此做法又引起了改良者们的讥讽，《通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责道：
每年七月二十二，是佛教人敬财神的日子，大街小巷爆竹连声，磕头烧香，大家忙乱，究竟这件事极是一段笑话。……
可笑各店铺各住户，年年到那一天全都拿敬财神为最要紧的一件事（也有人不信这个，但不能不随俗的），请问敬财神的准可以发财吗？近来穷人一年比一年多，难道说是没有敬财神吗？……
要说不敬财神就不能发财，凡是不敬财神的就该全是乞丐，怎么教人不敬财神的，也有发财的呢？怎么外国人不敬财神，人家国家合商人，多有比中国富足呢？可叹愚民不信真理，偏信假话。
其实敬财神发不了财，反倒先破财。你们看街面店铺，要是讲究一点的，这敬财神一天的费用，如买爆竹、买贡物、买香烛等件，热闹一日点灯一夜，就须二三十两银子。
那穷家小户，也敬财神，这一天的费用，足够过三天的。这不是没发财先破财了吗？要说是这是下本钱，以后必可以发财，怎么中国的商民，都一年比一年穷呢？怎么大家都不醒悟呢？
要是果真坐在屋里什么都不干，专敬鬼神，自然就会从天上落洋钱，我就信那财神真有灵。到底哪里有什么财神，哪里有这个事呢！
这样的观念也反映出社会精英的信条，即成功来自劳动，而不是烧香敬佛。但他们却不懂得对物质生活贫乏、辛勤劳作而难得温饱的贫民来说，这样的精神寄托有多么重要。
俞子丹绘，20世纪20年代
端公是改良者经常攻击的对象。端公号称有超自然力量，可以驱恶除魔，救治病人。当时成都许多人都相信巫术，精英对此多有批评。他们指责在端公施法的过程中，午夜时分方圆几里都可以听见鬼神哭嚎的声音。端公跳神时还要敲锣打鼓，却全然不顾病人的恐惧。
端公在屋顶上挂上符咒，所谓驱散游魂野鬼，但精英揭露，他们不仅未能驱散鬼魂，还使病人情况恶化，并趁机敛钱，因此端公实际是“阎罗”的帮凶，因为他们“无刀会杀人”。
当时有一家报纸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端公在一天晚上驱鬼回家的路上掉进了水塘，他抱怨说自己是被魔鬼缠上了身。报纸称他为“水端公”，质疑道：“端公自谓为鬼所祟，能为人取鬼，而不能自御其鬼，该端公之法术，亦可想见矣！”
庙里的鬼塑像，甘博摄，1917～1919年
虽然精英一直在激烈地批评，但巫医治病的习俗一直延续下来。我们在巴金的小说《家》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20年代端公驱鬼仍然流行。在主人公觉慧的祖父临死之前：
一天晚上天刚黑，高家所有的房门全关得紧紧的，整个公馆马上变成了一座没有人迹的古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尖脸的巫师。他披头散发，穿了一件奇怪的法衣，手里拿着松香，一路上洒着粉火，跟戏台上出鬼时所做的没有两样。巫师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做出种种凄惨的惊人的怪叫和姿势。他进了病人的房间，在那里跳着，叫着，把每件东西都弄翻了，甚至向床下也洒了粉火。不管病人在床上因为吵闹和恐惧而增加痛苦，更大声地呻吟，巫师依旧热心地继续做他的工作，而且愈来愈热心了，甚至向着病人做出了威吓的姿势，把病人吓得惊叫起来。满屋子都是浓黑的烟，爆发的火光和松香的气味。
祠堂和大家族。那爱德摄，1910年。
尽管巴金以一种写实的笔触描写了这个片段，但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对端公的反感态度，其实当时的新知识分子都存在类似的看法。西化的社会精英认为，大众文化和宗教是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