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竭力主张禁止“迷信”作品的出版发行，这其中包括《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以及所有与妖怪神鬼、佛教、道教相关的书籍。
改良者在他们的文章中始终鼓吹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传统愚昧落后，外国的文化则文明进步。例如，《通俗日报》曾撰文指出，日本人和西方人经常会在各种场合阅读报纸，不管是在火车站、商店，还是在理发店、人力车上或餐馆里。
据这篇报道说，1908年，有些新型茶馆开始给茶客提供报纸，这其中有怀园、宜春茶楼等，一些餐馆也纷纷加以仿效。新兴的精英们认为这是一条文明之道。
成都有一家人突破传统习俗的束缚，举行了新式婚礼，当地报纸称赞“此举极端文明，既能破除旧习，又复节减金钱”。
同时，他们嘲笑旧式婚礼，称吹奏喇叭助兴是“形式腐败”，而用西式乐队举行娶亲，“彩舆之前，列军乐队，十余人随走随奏”，则是“文明可喜”。
可见西方文化在这些精英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对西方的崇拜和中国传统的蔑视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与这一趋势相反的是，另一些精英成员则不赞成一味地崇洋媚外。他们看不惯那些穿西式服装的人，《通俗画报》上曾刊登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位男人因为服装样式不中不西，被骂为“中西人”，作为“社会百怪”之一种。
《通俗画报》刊讽刺画《中西人》，1912年
《通俗日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真阴沟跌假洋人”的消息，作者嘲讽一个穿着洋服装的人，掉进了土坑，弄破了衣服。记录者没有表示同情，反倒取笑“假洋人”的不幸。
在晚清，崇拜西方已非常流行，《通俗日报》上的一则故事讥讽的就是这类人。有一个人到国外旅行，带回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他的亲戚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发现他的外貌改变了不少，他剪掉了长辫子，着西服，蓄西式小胡子，“文明的了不得”。
亲戚朋友们问他去了一趟外国，都有哪些收获。他一边从箱子里拿出东西来炫耀，一边说：
你们诸位看，人家外人的东西，够多好！咱们中国人是不能的。……临末了拿出一个小藤子枕，遂对众人说道：“你们诸位看，这藤子枕做得多么精致！又凉爽，又轻秀，大概是机器做的。我们中国人是万万不能的。”
旁边有一年老人，实在闷不住，遂插口道：“先生这藤子枕，是阁下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你临上外洋去的时候，带了走的。如今你把它当作外洋做的了。”
某甲面红过后，遂说道：“虽然是中国做的，可是从外洋游了一趟回来，可就显得高得多了。”闻者无不大笑。
从这个“枕头”故事，我们可以觉察到文章对盲目崇洋的批判态度。关于成都的描述，反映出在当时确实存在很深的代沟，年轻人多提倡接受西方观念和文化，而老年人更倾向于维持传统。
在新旧两极之间，也有人力图找到一个中西方文化的平衡点。虽然西化的精英们对传统文化抱有偏见，但大多数改良者既沿袭了中国传统儒教的价值观，亦同时认为西方观念并不与之冲突。
尽管他们接受了不少西方新思想，但传统价值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换句话讲，不管是源于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只要对改革有用，他们都会试图加以运用。
总的来讲，精英改良者对中西的价值取向所持的是一种现实和适用的态度，因此他们的改良措施经常都表现出新旧兼具的特点。然而，无论他们是西方派，还是传统派；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他们对民众的蔑视、对大众文化贬斥的态度，却是一致的。
14 20世纪初的城市“现代文明”
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城市便是展示这种变迁的窗口。中国现代城市管理的概念，也便是中国城市“现代文明”，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这个“现代文明”，在许多中国城市，就是以设立商业中心（当时一般称“劝业会”，或者“商业劝工会”）和公园为起点的。
从义和团运动之后由清政府发动的“新政”开始，地方精英主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改良者试图改造公共空间，改变城市面貌。
城市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精英人士对民众公共行为的不满，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新的物质文明产生的新文化。
改良者试图以日本和西方城市为模式对中国城市进行改造。20世纪初的新政在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要进入“文明社会”，必须打开人们的眼界。社会改良者深信，博览会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促进技术和工商业进步的动力，同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也极力提倡举办庙会，并赋予其新的内容。
1904年，成都劝工局“仿日本劝工场办法”，设立产品陈列所。1905年，成都总商会举办劝工会，商品可在该处进行展销。
另外，劝工局和总商会搜集了数百件传统和西式商品在商会总部展览。此后，新型的公共商品陈列场所迅速发展起来。
到1909年成都劝业场建成，容纳了一百五十多家销售高质量产品的店铺，并且以展览国外和地方产品为特色。改良者将其看作成都迈向商业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商业中心充分展示了清末民初成都新兴的商业空间和文化。1910年它更名为商业场。在经历了一场大火之后，1918年它扩张到三百多家铺面。
1909年《通俗画报》描绘的劝业场
该商场建于晚清，从下面的照片和绘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筑是典型的欧式风格。屋顶还有一座钟，那是成都第一个钟楼。劝业场后改名“商业场”。
商业场在整个成都乃至四川地区都是首屈一指，它集众多商店于一体。此外，其把西洋和传统商品共同陈列，也堪称前所未有，从而也改变了城市的景观和公共设施的面貌。
这一新兴商业中心不仅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也启发了人们新经济观念的产生。社会改良者利用这个中心向民众鼓吹“新亦优”、“旧亦劣”的观念，希望人们通过商业场了解世界，并学会新的经商之道。
事实上，商业场的确反映了成都新兴商业文化的萌芽。在这里，所有的商品都被要求明码标价，以减少价格欺诈，这在成都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中心吸引了全省各地来的买卖人和消费者，商业日趋繁荣。商业场的成功对其他主要商业街区的店铺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走马街、东大街和总府街等以及大多数商业区也逐渐采取了同样的标价方式。
商业场不仅是一个购物中心，同时也成了公众娱乐的场所。比如，孩子们往往把它当作游乐场。据当地报纸反映，孩子们在那里惹事讨嫌，吵吵闹闹，跳跃爬栅，使商铺和游人都烦恼不已，以致警察出面予以控制。当小孩对警察的警告置之不理时，警察便强行让他们跪在地上，“以肃场规”。
商业中心的游览者越来越多，当局担心男女混杂会惹是生非，于是禁止妇女夜间入内；为安全起见，二楼也禁止大量的人流入内。据《通俗日报》的统计，仅1910年的大年初一，白天就有33756名男性和11340名女性游览商业场，当天晚上，有超过五千人到此游逛。
当时还是一个读书孩童的文学家郭沫若，就曾在他的作业中写了若干关于商业场的竹枝词。其中一首是：
蝉鬓疏松刻意修，
商业场中结队游。
无怪蜂狂蝶更浪，
牡丹开到美人头。
它十分生动地描绘了许多精心打扮、惹人注目的妇女游商业场的景况。也透露了郭沫若这个风流才子，小小年纪便对妇女就有那么细致的观察。
劝业场也成为建立新商业文化的先驱。改良者指出，商人们养成了很多“恶习”，如对顾客态度的不端。当一名顾客走进一家商店时，店主并不总是起身相迎。对于农民，他们往往都很歧视或怠慢。他们经常拒绝回答顾客的问题，也不想查验是否存有顾客询问的货物。如果顾客想讨价还价，店主便会大怒并口出恶言，似乎这些店主并不想跟人做生意，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把顾客赶快打发走。
20世纪90年代作者到商业场考察时，就发现和周边更现代高端的商场相比，它已经显示了衰败的景象
1909年，由改良官员周善培主持的四川劝业道发布了若干公告，以促进新商业文化，提高当地商业发展水平。其中包括若干项改善对顾客服务的规定，如热诚待客，清验存货，引导顾客货比三家等。训令要求店主不能回绝顾客开价，而要礼貌地同顾客磋商，同时也要求他们更有耐心地对待顾客，甚至端茶上烟。
劝业道希望店主们懂得，如果他们优待顾客，顾客可能会因不买东西就走而备感愧疚，至少会改日再访。如果店主谩骂顾客，或者违背职业道德，劝业道将给予警告，甚至令其店铺关门。
劝业道还要求所有商店将这一告示张贴在各家铺门上，让其严格照章执行：
东家教导管事，管事教导先生，先生教导徒弟，彼此自劝自惩。一面真正教导，一面稽查留心。先生如果不听，换去另用好人；学徒如果不听，尽可店主告之铺主，铺主告之师傅，师傅告之学徒。所有商店都要严格执行规定。如果师傅没有照章办事，将被他人取代；如果学徒没有履行，戒责手心。总要从前恶习，从此斩草除根。
对店铺学徒的身体责罚已约定俗成，看来“西化”精英们并不打算改变这个“落后”的做法，他们的措施也有新旧兼具之特点。
改良者还顺利地将传统花会改为劝业会。每年春天举办的花会曾是成都最大的公共聚会，对改良者来说，这是可利用的极好资源。1905年，商务局“仿外洋赛会之意”，提出将省城青羊宫花会改为商业劝工会。此年候补道周善培主管四川商务总局，遂将每年春在成都青羊宫举行的花会改为劝业会，“征求各属所出之天然物品及制造物品，于此时运省赴会，陈列出售，籍资观摩砥砺”。劝业道把青羊宫的传统花会变为商业劝工会后，那里可以销售来自整个四川地区的货物。
1906年春，第一次盛会展出了三千四百多种源于各店铺、工场及作坊的货物，并提供了住宿、休闲和娱乐的场所。之后，一家动物园在劝工会开业，展出珍奇动物，如独脚鸽子和有鸦片瘾的猴子等。
在1911年前，此类盛会在成都举行过六次。这的确推动了城市改良的进程，参观者无不留下深刻印象。官方在每届盛会期间还举行评奖活动，以此鼓励各业积极参与新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花会。每年春天在青羊宫和二仙庵之间举行，为成都最大规模的传统公共聚会。
工笔画长卷《老成都》局部，孙彬等绘，1999年。
1911年第4次劝业会，会场在青羊宫和二仙庵之间，图中可以看到临时搭的展览棚。那爱德摄。
1911年四川第4次劝业会的颁奖仪式。那爱德摄。
每年春季，商业劝工会就成为成都一大游览胜地。当春天到来，人们热衷于户外活动，商业劝工会便成为首选之地。
由于这个活动有相当大的人流量，因此城市也借机修建了第一条大马路，并提供马车以方便市民。在花会期间，农村中常见的运输工具“鸡公车”以其价廉很受青睐，有一竹枝词半嘲讽似的写道：
水程陆路免周旋，
花市游人惯省钱。
一二十文廉价雇，
独轮车子半头船。
清王朝解体后，花会恢复了旧名，每年春天它仍是成都最大的公众聚集活动。许多记录里都描述了那里盛装的游客、为商贩兴建的棚子、美貌而引人注目的姑娘和女人，以及人们在这里获得的无尽的欢乐。按惯例，花会应在农历二月底结束，但不断上涨的人气使其时间延长，甚至到农历三月中旬才闭幕。过于拥挤的人群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如秩序混乱、丢失小孩等，当地报纸甚至呼吁家长们不要带小孩来此。
从1919年开始，花会还办起了一年一度的武术比赛，吸引了更多的人。20世纪20年代，当劝工会因为军阀混战停办多年后重新开放时，在举行展览的同时又增设了赛马活动。
公园的建立是晚清改良活动的又一里程碑。少城公园开放于20世纪初，旧址是早年供少城里的旗人训练骑射的场地，随着八旗制度的衰落，其训练场逐渐转化为稻田和菜园。新政时期，在该旧场地上修筑了亭子、茶馆、店铺、戏园、花圃，设立少城公园，这里成为成都市民的最佳休闲场所。
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馆，是少数仍然有着老茶馆风味的茶馆之一。作者摄，2003年。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少城公园继续发展。1913年教育、实业、内务三司合作在公园里兴建了一座展览厅和图书馆。尽管不允许女性夜间在那里逗留，但因为安装了电灯，公园傍晚后也能对外开放。1914年新增了一个展厅、一个动物园、一条小人工河和一个池塘，风景也大有改观。
20世纪20年代，军阀杨森邀请醉心于“教育救国”的卢作孚推动四川教育，卢在少城公园设立成都通俗教育馆，一个动物园，一个游艺场。他对公园重做规划，包括竹林、草坪、花圃、亭台等，整个公园面貌一新。通俗教育馆包括一个博物馆（分自然、历史、农业、工业、教育、卫生、武器、金石8个陈列室）、一个图书馆、一个讲演厅、一个公共体育场等。体育场内有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径等项目的相应设施，成为市民开展体育活动的场所。
我们看到，城市改良者把改造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作为他们的重要使命，在城市改良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他们的影响力日益提高。为实现城市改良的目标，他们采取了两项策略，一是根据他们的构想来重新塑造城市空间，二是巩固他们对普通民众的领导地位。从20世纪初开始，这些改良精英便在政府的支持下谱写了一首意义深远的改革变奏曲。
15 改良时代的新娱乐
20世纪初是中国的改良时代，也是一个国家机器不断强大，对人们思想和行为不断施加影响的过程。现代化对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新式商品的流入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也激发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成都这个相对闭塞的城市出现了不少新式学校、书局和报纸，进一步推动了对公共空间和街头文化的改革运动。当成都的大众休闲活动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改良者又试图通过新的休闲方式、音乐、体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改变下层民众的生活习惯。
图画中展示了许多市民在观看飘荡在东较场上空的巨型热气球，《通俗画报》，1909年
1915年，成都市民第一次看到了飞机表演，听到空中传来飞机的声音时，他们爬到屋顶去观看。飞机撒下五彩缤纷的纸片，“见者无不拍掌称快”。这时，成都人还第一次看到了外国表演团的演出，上千人在关帝庙观看了日本魔术团表演的“电术”和“变术”。
新式学堂带来了西式的公共演出和体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学生已成为传播新型大众休闲娱乐方式的一个重要群体。例如，幼孩教养工场就组织了一个行进乐队，经过几个月的排练，这支队伍已能胜任“行奏”和“坐奏”，工场还对外出租乐队以“改进文明”，据称“声音之道，感人最深，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成都市民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学生们“排队前行，大大小小的队伍，或走单排，或成双列，举着旗帜，拿着鼓号，径直朝操练场走去”。1906年，第一届学校运动会在北较场举行，那里平出了一大块椭圆形场地，四十多所学校和一支军乐队参加了这次比赛活动。
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都引进了一些诸如足球等新运动项目。跳舞补习社也修建了训练的舞厅，男女分开学习。甚至也有乐团开始公开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在新式娱乐活动的冲击下，一些传统的娱乐形式，如木偶戏和皮影戏，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失去了观众。
这些对新文化生活的描述虽然不尽完备，但清楚地表现了这个年代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人们的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地方戏剧的改革到新剧场、新茶馆、电影、热气球、飞行表演、乐队、舞厅及交响乐队，等等。
电影最晚在1909年已引进成都，也可能是成都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娱乐项目。在《成都通览》中，一幅《电光戏》图画的说明称，傅崇矩从日本带回了一台可在公共场地放映的电影机。电影吸引了许多人，如果在新式茶馆戏园启智园、可园和玉带桥等地放映外国电影，总是顾客盈门。
《电光戏》，傅崇矩：《成都通览》，1910年
1909年的《成都日报》便经常刊登“活动电戏”的广告，从下面的节目广告，可以看到放映的电影包括了鬼怪故事、伦敦景致、海军训练、日俄战争和西方魔术等内容。改良者认为，外国电影在倡导英雄主义、忠诚、信任方面有独到的效果，因为这些电影总的说来是写实主义的，而且合乎情理。
“活动电戏”片目，《成都日报》，1909年
所有这些变化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吸收了西方的新元素。这个内陆城市有机会接触到非中国式的娱乐方式。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反映出了物质生活方面出现的新因素，以及整个社会的演化。
由于地方戏仍然是最流行的公共娱乐方式，改良者便首先改良戏曲。改良者怎样理解地方戏剧与社会的关系？他们明白戏曲会影响甚至培养公众的品质，也相信改革地方戏是改革社会风俗的最好方法之一。他们宣称：“时常演些改良的新戏，大概于社会人心上不无小补吧。”
《通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解释了人们愿意花钱、花时间看戏剧的原因。
首先，看戏能帮助人们“排除忧闷”，如果让一个病人或身陷困境的人成天待在家里，他极有可能沉湎于苦境而更感不快。但如果他花一点钱，和朋友们一起去看场戏，他也许会想点其他的事，感觉也会好些。
其次，看戏可以“活泼心思”，当学者或学生“脑筋枯窒”时，看戏能使他们茅塞顿开。
最后，看戏能“陶冶道德”，尽管戏剧情节时有荒谬并曲解历史，但能触动人们的心灵并引导他们明辨是非。
戏曲艺人，俞子丹绘，20世纪20年代
文章总结说，戏曲改良能促进一种新社会环境的形成。
社会精英和政府都担心旧戏曲会给人们的思想行为带来负面影响，因而进行戏剧改革就非常有必要。1903年，新成立的警察局专门制定了《检查戏本肃清戏场规则》，要求“各戏班先以其所有戏文呈验警察局”，凡“悖逆淫荡、有害风俗者，应行禁止”。警察甚至还可以规定“禁唱某句或某节”，“其演唱之时或有戏异而词气之间不免悖逆淫荡者”，警察也可随时令其停演。他们试图以此办法来“净化”戏园。
在成都总商会的支持下，以谱写和排演旨在“感化愚顽”的戏曲改良会成立了。该会以良家女子、处女和寡妇为最关注的对象。改良者认为，如果让她们观看“淫戏”，其后果不可想象。因此，改良者提出：“劝劝认识字、懂得理、顾廉耻、保名誉、管得了家里的人、作得了女子主的诸君子，千万别叫妇女听戏。”
这里改良者对戏剧的社会功能持基本的否定态度，他一方面谈改良，另一方面却鼓吹男人对女人的进一步限制。他甚至暗示如果让自家妇女去看戏的话，便是“作不了女子主”，以利用过去男人普遍具有的大男子主义和自尊心，来达到约束妇女参与公共活动的目的。
因此，对这些精英来说，当谈到戏曲改良时，他们是改良者；但当涉及妇女进戏院时，他们又成为保守派。这种角色的自我冲突经常体现在他们身上。
改良者把他们的主要矛头对准“凶戏”和“淫戏”。那什么是他们所定义的“凶戏”和“淫戏”呢？改良者傅崇矩认为，“淫戏”是指那些有男女演员拥抱，或女演员裸露部分身体的戏剧，还有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动作和声音，如“生旦狎抱也，袒裼露体也，帐中淫声也，花旦独自思淫、作诸丑态也”，此外若“目成眉语”、“手足勾挑”、“荡人情思”等，都可以是“淫戏”的证据。
而所谓“凶戏”，是那些在舞台上“真军器比武也，开腔破肚也，分解尸体也，活点人烛也，装点伤痕、血流被体也”。他们认为这种戏鼓励“失教之子弟，习于斗狠”，传授持刀耍横的坏招。
这些定义反映出了极强的儒家伦理观、价值观及思想体系。精英们相信，“淫戏之关目禁，可使成都奸淫之风渐稀；凶戏之关目禁，可使成都人命案日少”。
在他们所谓“凶戏”和“淫戏”的定义下，许多传统的鬼怪、情爱、公案等主题的戏剧都可以成为被禁的对象。因此，在戏曲改良的大旗下，传统大众文化面临精英和正统文化的又一次打击。
随着城市改革浪潮的推进，新兴的地方戏和其他娱乐形式在成都相继出现，出现了一些从内容到语言都有明显变化的剧目，一些以历史和时事为基础创作的新戏也应运而生。
总的来说，这些新地方戏剧表达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动向，那就是支持“新思潮”。改良者在悦来茶馆里建了悦来剧场，它成为成都最早的新式剧场之一（比下面提到的可园稍晚一点），并筹备了一个旨在改良地方戏剧的新戏班。
这种新式戏园为新兴知识分子提供了沟通合作的中心，并在地方政治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精英们全力支持这些新戏剧的发展，然而他们对待艺人的态度则依旧如故，对这些推行新戏的主体——“优伶”仍十分歧视，甚至他们最低的要求也常被无理回绝。
例如，会场入口分男女，但是管理者为男演员的进入问题伤了脑筋，他们居然请示，是否应该让男演员从女性入口进入。当然官方并不支持这个荒唐的提议，但官方的答复和解决办法却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演员的看法：“该优伶虽与普通男人有别，但仍属男人。未便如照准。令其由大西门绕道入会场。”
其他人也认为演员中的“优伶”品质低下：“我们中国向来把优界中人看得最贱，所以文界人，不为出头提倡。你想既拿优界中人，当著娼优隶卒，并且把唱戏的人，拿在妓女一块儿比较，这样一来，那些个高明的人，还肯到大舞台来演戏吗？”
这个例子以及官方关于演员的规章限制都表明了，社会改良者对演员持有的强烈偏见，他们甚至不把演员当成享有和他人同等权利的正常人看待。改良者认为，正是那些演员，使得戏剧的改革变得愈加困难。因此，他们强调“提倡新戏，须先改良优界之人格”。
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茶馆和戏园也开始引入新风格和新时尚。1906年，成都的第一家新式大众剧院可园（前身是咏霓茶社）在会府北街开张。
可园的戏目广告，《通俗日报》，1909年
开张之初，可园允许妇女进入，但男女座分开。然而妇女进入戏园后，人们好奇围观，不时引起骚乱，随后女性即被禁止入内。
民国初期，一些新茶馆也试着引入了几种新的娱乐方式。例如，1912年开办的陶然亭茶馆，其“本亭特色”就有所谓“文明游戏”，包括“地球”和“盘球”。据称这些运动“仿自泰西，盛于京沪”，而且“足资消遣，有裨卫生”。这里所谓“地球”就是保龄球，“盘球”就是桌球。
这个新茶馆还提供电话，从而“信息速于置邮”；并准备了报纸，“世界之情形，了如指掌”。一直扮演开拓者角色的悦来茶馆，第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引入了话剧。新的娱乐设施常常能吸引更多的顾客，所以这些茶馆得到的利润也就更为丰厚。社会改良之风无疑有助于这些茶馆的趋新，但毫无疑问推动这些创新的根本动力是追逐利润。
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吸取了西方的新元素。这个内陆城市有机会接触到非中国式的娱乐方式。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反映出了物质生活方面出现的新因素，以及整个社会的演化。
这些对新文化生活的描述虽然不尽完备，但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年代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人们的消费方式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地方戏剧的改革到新剧场、新茶馆、电影、热气球、飞行表演、乐队、舞厅及交响乐队等。所有这些新的娱乐方式，都成为改良者试图改变民众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种工具。
16 西方物质文化的传入改变了日常生活
20世纪是中国物质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改变的世纪，如果说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变化很小，人们几乎都生活在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物质文化之中，那么从20世纪开始，中国人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变，几乎都是西方物质文化传入的结果。
当然，像上海这样的沿海口岸城市，受西化影响早一些，但是像成都这样的大多数中国的内地城市，根本的改变就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
虽然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商品便开始登陆成都，但直到20世纪早期它们才广为大众接受。这种趋势可以在一位地方文人竹枝词中的抱怨中看到：
不解何心尊异域，
中华造作等弁髦。
夸来百货洋真好，
买得些微兴亦高。
国外产品主要来自法国、英国和日本。它们取道长江进入中国内地，品类包括服装、鞋类、钟表、玻璃器皿、金属制品、烟酒、水果、药品、副食、瓷器、纸张和文具等。日本人山川早水便注意到：“这些商品物美价廉，精致美观，很符合中国人的品位。”
如成都最早的购物中心劝业场，有商店出售望远镜、金银钟表和西式小鼓。另一家商店为招揽顾客而用留声机（当时称为“留音戏”）播放“高雅”的音乐，据称来到他们的商店就像是在剧场里听音乐一样。
《留音戏》，傅崇矩：《成都通览》，1910年
成都还出现了照相馆，人们可以穿洋装扮洋相拍照，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新奇的东西。
新开的商店开始出售中国和外国制造的玩具武器，而提督街那些出售弓箭的传统商店则越来越不景气。1920年后，外来商品已占领了相当大的成都市场，这使一些店主感到不安，他们在评论每年一度的花会时说道：
骈罗商品无余地，
外货多于国货陈。
土物不来难比赛，
提倡催促更何人？
随着日渐增多的外国产品涌入成都，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据清末《通俗日报》报道，过去由于本地产品价钱低廉，那些年收入只有几十块钱的老百姓仍能养活自己。但随着清末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本地产品的价格直线攀升，从而导致了手工匠人和其他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日渐困难。
20世纪初，成都在物质文化方面的变化尤其表现在交通工具上。三种新的交通方式——人力车、自行车和汽车——相继在清末民初时期出现。
人力车是1906年从日本引进的，当时商务局责成傅崇矩制造本地人力车，仅用于花会。不久即达到一百多辆，人力车夫都统一着装。
几乎在同时，成都人开始骑上了外国制造的自行车。由于来自外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自行车在四川仍被叫作“洋马”。当时也有四川人仿造的自行车，但十分笨重，“以铜板为轮，约重一二百斤，须四人抬之，方能过门限，亦可笑矣”。
20世纪20年代成都出现了汽车，当一辆美国制造的卡车第一次作为交通工具出现时，很多好奇的人都涌去观看，他们把卡车叫作“洋房子走路”或是“花轿打屁”。因为对那些从未见过汽车的人来说，排气管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放屁。
当然还有人被这个新玩意儿给吓坏了，当时报纸都把汽车叫作“市虎”，因为汽车所引发的交通事故经常是致命的，好像老虎吃人一样。
汽车的出现还诱发了许多谣言，它被描绘成一个会杀人的怪物，它的“屁”还能散发出能置人于死地的毒气。据说大部分的谣言来自人力车老板和人力车夫，他们希望通过散布谣言来和这个新的竞争者对抗。十几个人力车夫还到码头去示威，抗议卡车的出现。
由于常常有汽车撞倒人力车夫的事故发生，人们害怕汽车会带来危险的顾虑绝不是无中生有。但这一新式交通工具的引进确实为道路建设带来了进步，因为它要求修建质量较好的、更宽的道路。
配合新交通工具的出现，当地政府也力图改善城市街道。1920年年初，军阀杨森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道路修建工程。这一举措的确改善了一些地方的道路条件。比如，推车巷用石板铺了街面并盖住了下水道，据住在那里的外国教师徐维理说，它成了“一条真正的大道”，崭新而坚硬的泥灰路面覆盖了旧时车辙，铁轮鸡公车禁止驶入该道。
春熙路也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它位于总府街和走马街之间，成为继东大街和商业场之后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成都街道的改造为四川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一位英国外交官觉得“这时的四川具有令人惊奇的现代化程度，许多大城镇都很现代”。成都在过去的几年中经历了“一场全面的改造，它的街道宽敞平坦，房屋商店鳞次栉比，卫生设施完善齐备”。
在这一时期，成都的其他基础建设也得到了改进，特别是引进了自来水、电力和电话。劝业场第一个安装了自来水装置。成都最早的“自来水”是由水车从河中取水，注入市里的水池，再由挑水夫送到居民家中，故有人将这讥讽为“人挑自来水”。
讽刺画《人挑自来水》，《通俗画报》，1909年
1909年《通俗画报》上的这幅图画展示了这种早期的自来水装置和挑水工是如何送水的。图片上解释道：“自来水用人去挑，名实不符多，尚待改良。”
当西式自来水装置出现在成都时，许多挑水夫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尽管居民们对这些挑水夫深表同情，但他们没有理由拒绝使用如此方便的自来水。随着成都现代化的推进，许多下层民众遭遇了不幸的命运，他们因此失掉了自己的生计。
与此同时，成都开始使用电灯，这一举措重新构建了城市生活，尤其是人们的夜生活。开始时电灯仅用于劝业场的商店、茶馆和公共浴室。随着电灯的安装，市中心吸引了更多的人，他们中许多来到市中心仅仅是为了观看开灯的那一瞬间。
每天晚上茶馆都挤满了顾客，他们一边喝茶一边等待夜幕降临，开灯的时候，“电灯骤明，华光四射，欢声雷动”。因为“自劝业场电灯开后，游人如织”，这刺激了茶馆的兴办。到1909年，据地方报纸称，“成都茶园发达，几有一日千里之势”。那些新开张的茶馆里，“主人亦应接不暇，后来者均有座满之叹”。
同年，启明电灯公司开始为主要的商业区域提供电力，包括上新街、中新街、下新街、总府街和东大街。这使商店在夜晚得以继续营业，从而吸引顾客和逛街的人。
一开始，大多数人家里都不用电灯，因为用电灯比用煤油灯要贵得多。但是，启明电灯公司将电价下调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用户。电灯不仅使商店得以在夜幕降临时能够继续营业，而且鼓励了人们到灯火通明的公共场所度过夜晚的闲暇时光。
这个时期在成都出现的另一个现代化的设施就是电话，虽然我们不清楚具体的发展过程，但是1909年的资料说明，当警察为了更快地对自然灾害和犯罪做出反应而架起电话杆时，谣言就传开了，说电话会给城市带来厄运。警察发布了通告，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谣言。
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同样刺激了时尚的发展。据《成都通览》记载，尽管成都与外界相对隔绝，但每年女性的时尚装扮都不相同。傅崇矩写道：“衣服妆束，随时改变，一年一变，大约因戏台上优伶衣服式样，为妇女衣服改革之模范。”
广告中的时髦女郎，
《国民公报》，1921年。
成都妇女也受长江下游风气影响，所以“近来妇女多下江妆束，前留海也，画眉毛也，短袖口也”。随着风气的改变，成都“近年大脚风行”，为顺应这种变化，“鞋铺添出一种特别生意，专售放脚后所穿之靴鞋，蛮靴样小，颇觉可人”。
年轻人也开始戴眼镜“冒充学生，及学洋派”，可见“洋派”在内地也成了时尚。随着现代学校的发展，学生们的校服有了一些共同特点。一位传教士观察到：“在街上遇到的学生尽管来自不同的学校，穿着不同的校服，但无一例外的都是高帽、长靴、西式长裤和制服。制服上通常戴有黄铜扣子、金色穗带、银色领口和左袖上绣着的代表不同学校的龙，亮灿灿的，很是耀眼。”
《通俗画报》刊登了不同风格的帽子和衣服的式样，仅帽子就有24种。图中的帽子和男女服装，使我们了解到一些20世纪早期成都“人们的新形象”。
《男子服式图》，《通俗画报》，1912年
《戴帽之二十四派》漫画，《通俗画报》，1912年
新式交通工具、自来水和电力的引进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便利，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20世纪初是一个传统意识形态和物质生活与西方观念和生活方式共存的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但他们已开始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并愿意将某些新的东西纳入他们的生活之中。
中国近代接受新事物的规律是，先接受物质，然后接受技术，继而接受体制，最后才是文化。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逐渐渗透进了精神生活，人们不仅能接受新的时尚和娱乐方式，也逐渐接受了新的思想。因此，西方新物质生活方式是最容易传播的，但是对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接受，就艰难和漫长得多。从洋务运动造洋枪洋炮，到改良维新改变政策，再到辛亥革命建立新制度，最后到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便是遵循了这样一个清晰的轨迹。
17 警察的出现
警察是一个西方的东西，也是近代的产物，中国传统城市里面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在没有警察的时候，人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街头，没有限制，人们摆摊设点，牛马车、轿子等自由穿行，农民早晨挑担进城买货，晚上出城，街头就是他们的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世界”。但是，传统的城市也并不是混乱不堪，过去街道和社区都有自治的组织，包括土地会、善堂、行会、会馆等，担任卫生、防火、治安等职责。
但是警察一出现，首先就剥夺了这个自由使用权。警察在中国的设立是在义和团之后，清政府搞新政是从西方学来的。袁世凯是中国警察的开山鼻祖。1902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进行试验，定警务章程，“于保卫地方一切，甚属妥善”。清政府觉得这个主意不坏，就命令“各直省督抚仿照直隶章程奏明办理”。
所谓现在的市政府，出现得就更晚，是辛亥革命以后才有的。那么过去没有市政府，没有警察，城市又是怎么管理的呢？还是以成都为例：在川省未办警察之前，成都设有保甲局，分东、西、南、北四门为四区，每门为一分局，各区内分段管理。下面设有街班，分段负责治安。
但是现代化城市管理向西方学习，就是要加强城市管理，警察在中国出现，就是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署川督岑春煊刚到四川上任，便雷厉风行，当年便在川省设立警察。在他的奏折中，解释了为什么办警察是当务之急：他到川之后，鉴于“其户口之稠、伏莽之众，民教交涉之繁”，认为“举办警察尤为刻不可缓之务”，便积极开办警政。上面提到的“民教交涉之繁”，“民”是指一般市民，“教”是指西方教会（传教士和教民）。
岑春煊
要办警察，哪里去找人呢？警察这个东西，当时真是新事物呢，没有人懂是怎么一回事，正如岑春煊所说：各地官吏和官兵“于警察之学，概乎无闻”。如果依靠他们来办警“不过聚此等官吏兵卒而畀以实行警察之权，是名为托以治安，实则速其扰乱”。就是说不但不能协助治安，反而添乱。
因此首先必须训练警察。于是按京师、直隶设立警察学堂前案，创办四川通省警务学堂，“挑选文武员弁入堂肄习，期在造就速成警员”。选择的标准是：“年轻体壮，粗通文理，朴实耐劳者”，总共150名，于1902年12月正式开学。毕业生先由警察总局发临时文凭，先在省局见习一月，然后分发各地实习半年，期满后报请总督衙门换发正式文凭并分配工作。
1903年春天，在成都正式设立四川警察总局，这成了全省办警察的样板。将成都分为东、南、西、北、中及外东六区，每区设一分署，委任署长一人；每区内分设派出所数处，全城共有派出所30余处，后增至50余处。每巡警十人设一警长，开办初有巡警800余名，后渐增至1200余名。过去的保甲及街班一律取消。
城市改良者一直设法重塑下层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警察的建立，为推行他们的理想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因此，在晚清，社会改良者们热切地支持警察主持的社会改革。改革的很多措施是从日本直接借鉴而来的。
成都警察通过整顿街道和公共空间来扮演社会改良者的角色，他们希望通过改造城市公共空间和纠正下层民众的公共行为，来提高“文明”程度，使之与省城地位相吻合。
警察随后开始进行户籍管理：要求所有住户，无论是住在街边还是公馆里，都要登记他们的名字、年龄、出生地、职业，以及其他男女家庭成员和仆人的数量、名字和年龄。该表一式两份，一份在离其居住地点最近的警察分所存档，另一份则挂在每家门前。对那些警察怀疑有犯罪行为但没有直接证据而不能逮捕者，则在其门前挂“监视户”的牌子。1910年，警察还承担了人口普查的工作。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比较准确的晚清成都的人口数字，就是因为这次人口普查。
成都警察局一成立，就开始进行街头管理。老百姓的外表和行为——包括他们的穿着和言行，都是其关注的对象。
街头的警察、街民和店铺。那爱德摄，1911年初春。
在街头，警察可以调查或逮捕那些他们认为在“危害”公共安全的人，他们可以使用各种含糊不清的借口，诸如“言语粗鄙”、“行为不端”、“装束怪异”、“胡言乱语”、唱“乱七八糟”的小调，或是聚众喧闹、“扰乱秩序”，等等。
警察还首次对交通、卖淫、赌博、卫生以及特殊人群的行为进行规范，包括和尚、尼姑、收荒者、端公等严加控制。
控制公共空间意味着对街头活动的限制，也就给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在街头谋生的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例如，成都首次进行交通整顿，当时轿子和马车是城市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但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多，交通事故和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警方颁布了《整齐舆马及行人往来规则》，要求所有的轿夫、马车夫遵守交通信号，违者将受到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