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人们从未料到革命竟伴随着如此巨大的浩劫。革命期间清军完全失控，“街头成为士兵的天下”。端着枪和刺刀的士兵在街头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据时人描述，这些士兵的装束非常奇怪，一些头戴“英雄结”，身着五彩裤；一些长发垂耳，一些脚打绑腿，像戏台上的演员。“英雄结”是辛亥革命时期一种独特的头式，因为一些士兵在革命后拒绝剪辫，便把其辫子用一带子扎在前额。
1911年12月8日，一大帮兵痞拥向临时军政府所在的皇城，要求发放拖欠的军饷。当他们强行闯入军政府时，正副都督都已仓皇逃命。乱兵接着抢劫了大清银行和其他两家银行，然后洗劫劝业场。
据传教士描述，在劝业场，“一瞬间这些士兵便把楼上楼下洗劫一空”，玻璃橱窗被砸碎，街上到处是碎片。当天下午乱兵又抢劫了成都最为繁华的地方——东大街，“傍晚，三五成群、荷枪实弹的乱兵闯入成都各大公馆勒索金钱”。
入夜，各典当行成为主要目标，城内发生十余起火灾。“枪声持续了整夜”，市民们“几乎度过了一个不眠夜”。是夜城门亦未关闭，乱兵们源源不断地把赃物运出城。
成都在这次洗劫中损失巨大，除遭抢劫外，“大量银子熔化于大火、消失在灰烬”。仅布政使银库便损失了600万～800万两银子。四川从此失去了稳定局势的金融后盾。
民初的成都成为兵痞的世界，街头被军阀的军队霸占和控制，军警巡逻街头。大量军队驻防成都，散兵游勇更是不计其数。他们成为这个城市的主宰，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干扰。
这些士兵在公共场所无恶不作，比如他们经常在街上拉夫，特别以苦力、轿夫、黄包车夫为对象，以至于这些人成为惊弓之鸟，一有士兵在街头呼车，他们便跑得无影无踪。
为避免军队的乱拉夫，商会提出每个轿行出四人作为劳工，以换取停止街头拉夫。那些兵棍不仅以下层人民为拉夫对象，甚至街正、教师等有头脸的人物也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军人欺压市民的报道充斥地方报纸。例如一个士兵在一个饭馆吃完饭，不仅不付饭钱还殴打店主，砸坏碗盏。一位市民端了碗油漆从北门进城，守城门的兵士指控他走私鸦片，当那人力图辩解时，士兵大发脾气，用碗把那人砸得头破血流。一个裁缝路过皇城驻军大门，出于好奇往里看了几眼，门卫便称其为密探将他五花大绑。一次近二十个士兵欺压一个绸店老板，愤怒的街民向他们讲理，士兵用刺刀将人们轰走，街面各店也因之关门，附近警察因慑于军人的淫威对人们的求救不予理睬。
他们还经常占据庙宇作为军营，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访问成都的日本人便看到，青羊宫的大殿里睡着士兵，他们在祭坛上烧饭，在廊柱上晒衣。
由于军人享有“特权”，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地痞们经常装成士兵以虚张声势，甚至小孩、军官所雇之人也以着军装为荣，因而在成都，一时领章帽徽成为紧俏商品。由于此风愈演愈烈，军队不得不出令禁止，警察亦令裁缝不得制作军装。
社会动乱的确削弱了警察的权力，而警察权力的削弱又使街头社会秩序进一步恶化。在民国初年，警察、宪兵、民团、军队都有控制社会治安之权，可说是政出多头，然而警察正如时人所称已“形同木偶”，从而给予地痞流氓在街头极大的活动空间。
警察权力经常遭到其他力量，特别是地方土匪和兵痞的挑战，警察本身也成为袭击、抢劫甚至杀害的对象。如当一群兵痞在街上把一个值勤警察殴打致死时，还张狂地叫嚣：“送你去西天站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警察自己的社团“警界会”，一次也被地方豪强捣毁。这一时期，警察因尽力避免与有势力的集团发生冲突而失职，市民对此十分不满。
然而，似乎外国人对这些耀武扬威的无赖之徒有一定威慑力。这是一个绝妙的例子：一个士兵强行进入二仙庵的女宾休息室，并殴打前来阻止他的警察，“一名外国人手执马鞭上前，二话不说，将该军人背部抽打数鞭，那人只好悻悻而去”。
然而，不能胜任维持治安责任的警察却经常滥用职权，反而成为扰乱市民日常生活的一个消极因素。例如有些警察以搜查鸦片为名闯入百姓人家，侵吞私产，由此造成一些地痞假装警察作案。有些沾染鸦片的警察则在值勤之时入烟馆过瘾。
即使有警察试图恪守自己的职责，但当他们面对蛮横的士兵时，武力冲突便不可避免。例如，一次当八十余女子中学的学生从女子入口进入花会时，两个士兵故意插入队伍逆向而行，值勤警察要求他们出来，从男子入口进入，随后又有士兵故技重演，从而引起争执。其间有军人突然吹哨大喊“紧急集合”，顷刻数十名军人围住一个警察大打出手，有的甚至抓起临近摊子的板凳向警察猛砸。一旁的警察赶紧求情：“各位先生，实在要走女宾路，请走就是。”
他们将那挨打的警察扶起，“令其向众军作揖赔礼”。但军人并未因此息怒，“又将三警围打，且把战刀、指挥刀口鞘等类夺去，又撕毁制服。有喊就刀杀者，有喊不杀他打死了事者。该三警之惨状，故不待言。而秩序亦大乱。观者以千万计，交通为之塞断”。
此事激起极大民愤，军事当局也不得不出告示安抚，明令军人不得扰乱公共治安，违者军法从事。军队还许诺派宪兵巡逻以杜绝军人制造事端。由于当时缺乏强有力的稳定社会的力量，社会状况和日常生活环境日益恶化。
社会动乱导致了土匪的猖獗，这对成都市民来说是灾难性的。辛亥革命之后，土匪数量剧增，抢劫事件层出不穷，并从城郊蔓延到城内。一次，百余穿着军装、扛着大枪的土匪大张旗鼓地开进北门外各街，居民以为是地方军，在这一区域他们抢劫达四个小时，并焚烧房屋。
这一时期，成都近郊成为一个危险区域，土匪甚至经常冲进茶馆抢劫和枪击茶客。许多乡绅为逃避匪灾而移居成都，以为如此便可以求得安全的避风港。但他们发现，成都也不再是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
抢劫事件急剧增加，成都居民无不感到不安。地方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经常采用公开行刑的方式来威慑土匪（当然这也不失为独裁者压制不同政见者的手段）。
在传统社会，执行死刑犹如公开的死亡仪式，被国家权力用来震骇民众。这类仪式总是在闹市举行，以取得“杀一儆百”的功效。在民初的成都，公开行刑成了家常便饭。像古代一样，在执行之前，犯人们会先游街示众。
在这个时期，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场面：在队伍之前，几个号兵吹着悲凉的号角，其后是一排持枪的士兵（在20世纪20年代，枪毙逐渐取代了砍头）。囚车上，死囚被捆绑或夹在囚笼中，上身裸露，有的嘴里不断叫着“我冤枉啊！”有的则借机展示“英雄气概”，发表演说或高呼诸如“二十年后又是一条汉子”之类的豪言壮语。
被定伪造货币罪的人游街示众，木牌上写着“伪造者斩”，《通俗画报》，1912年
紧跟着囚车的是荷枪实弹的官兵。游街总是吸引了无数的围观者，给了那些对土匪恨之入骨的人们一时的兴奋和暂时的满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给这个城市的社会生活蒙上了恐怖的阴影。
通常行刑游街要穿过东大街，然后出东门，过紫东街、年丰巷到莲花池，途中经过的一座桥也因之被称为“落魂桥”。刑场设在莲花池与地藏庵之间，那里甚至演变为市民寻求刺激的聚会场所，一些人甚至早早地等在现场以便一睹为快，小贩也趁机在那里兜售商品和食物。
一篇报道描述说，一个死囚在行刑时拒绝走出囚笼，刽子手竭力把他拖出，不想那囚犯竟一口咬伤了刽子手的手，刽子手气愤至极，手起刀落将那囚徒砍死。
有些死囚的尸体在运回原籍埋葬之前，存放在地藏庵，那些无人收尸者则由当地保甲雇乞丐就地埋葬。由于这些尸体仅以破席一裹浅埋了事，故经常被野狗撕得七零八落。
在民初，死刑经常在地处闹市的警察局门口，甚至在商业中心春熙路和少城公园执行，社会改良者对此颇有批评，指出此举有碍卫生，且涉鼓励残暴行为等弊端，呼吁将刑场移到城外。1927年，军事当局准备在中山公园前处决一个犯人，市政府亦要求移往城外。
枭首示众也被军事当局用作威慑的工具，这个方法经常被用于处置那些罪大恶极的死囚。如1916年在匪首巫人杰被处决后，其首级被装在木笼中在东城门悬挂了三天，然后陆续移往西门、北门和南门示众。
当然这种方法也用于打击政治敌人。如1917年川军和滇军在成都巷战时，滇军将四个俘虏的首级挂于皇城。虽然枭首在1928年被当局明令禁止，但此后这种古代的“死亡仪式”仍然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期。
社会动乱加剧了人们的危机感，而人们的这种惶恐不安正是谣言广为散布之温床。在辛亥革命之前，公共场所便成为谣言散布之地。其实有许多谣言也是空穴来风，常常是与当前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不时转移。
正如一个传教士所看到的：“关于英国人占领西藏的谣言在茶馆里已不再引起轰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几个星期以来剪辫子的传言。”
有人器官被割的谣言又甚嚣尘上，五人被捕，他们招认捏造这些故事不过是哗众取宠。警察为其戴上枷锁游街以示惩戒，还将他们的供词贴出，警告对谣言制造和散布者将严惩不贷。
一位年轻人在茶馆与一个陌生人议论道听途说的新闻，哪知那人是个密探，年轻人因此而被警察逮捕。在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承受力更为脆弱，谣言加剧民众的不安，政府则以严惩为手段进行打击，所谓“造谣惑众者”可能被判处死刑。
彭镇观音阁老茶馆。作者摄，2014年。
有一时期成都盛传街头石板地上的黑线是大灾难的预兆，警察逮捕了两个正用铅笔在石板上画线的人，显然两人不过是恶作剧。警察的确被各种谣传所困扰，那时由于土匪猖獗，诸如大量土匪混入城内的谣言甚多，每当此类传言盛行，警察便派密探到各茶房酒肆观察动向。
谣言往往盛行在旧秩序被破坏，而新秩序尚未确立之时。当时便有人力图分析谣言的根源，其结论是“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对此都有责任，但问题主要在上等社会：
夫谣之造也，其意必有所图。为名位而造谣者，必上等人物；为财帛而造谣者，必无赖游民。然无赖游民之造谣也，有以上等人物之谣言为动力，其目的虽不同，而其贪得之心则一也。吾甚望为政要者，幸勿信口雌黄，致乱安宁之秩序，任情诬蔑，不计利害之何如。
一家地方报也评论道：在晚清，人们听信谣言是因为人心惶惶，然民初这种不安全感反而加剧，人们时刻感觉大祸临头，如“惊弓之鸟”，从而谣言盛行，因此政治的不稳定为政治谣言的出现提供了环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民公报》刊登一篇讨论“息谣之法”文章的第二天，该报便有一篇关于谣传盐价上涨，人们蜂拥购盐囤积的报道。
然而，有时所谓“谣言”也未必就是谣言。1916年关于军人买米不付钱的“谣言”在南门一带流传，导致各米店关门。尽管警察宣称这是谣言而竭力追查，但是如果我们观察那些兵痞在成都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们在茶坊酒肆和店铺估吃估拿已经司空见惯，这些很难说都是“谣言”。
此外，地方政府经常以所谓“妖言惑众”，来惩办敢于批评军阀和政府的人士，因而任何政治话题，甚至是“街谈巷议”都可被诬为“谣言”，而被禁止和受到打击。
在民初，成都街头的“地皮风”经常造成极大的混乱。所谓“地皮风”，即“虚惊”，经常由一件小事引起大恐慌。每当“地皮风”刮起，人们便在街头各自奔命，市场是一片狼藉。例如有人在青羊宫附近举行葬礼，当按传统习俗放鞭炮时，整个地区的人们都以为发生了枪战而惊恐万分。
一天傍晚，一阵“地皮风”在许府街、顺城街一带刮起，各货摊和商店立即收摊关门，人们夺路奔逃，轿子价格疯涨，甚至警察也从街头消失。后来人们才搞清其起因不过是两个卖稻草的农民发生争执，一个看热闹的醉汉被绊倒，他爬起后便一阵疯跑还一边狂叫：“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不知底细的人们也因此受惊。
同一天，一个士兵的枪走火而导致皇城坝、提督街、东御街、西御街等大片地区的人们虚惊一场。上述事件都发生在1916～1917年成都最混乱的时期，这说明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有可能引起人们不祥的联想。例如《国民公报》曾以“恐怖新闻——一小孩的舌头被割”为题，报道了人们在东府街发现一个光着上身、嘴中流血的小孩。当问及发生何事时，发现他只有半截舌头而不能说话，人们料定他舌头被割，警察立即把他送到医院并着手调查。
但第二天该报报道，那小孩的舌头仍在，因头天人们见他满口是血且不能说话，故误判。其实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患有一种疾病，当他“发狂”时经常咬破自己的舌头。从其症状看，很可能是癫痫，即成都人常说的“扯羊儿疯”。
另一个故事也反映出人们心里普遍的不安和恐怖感：一名警官在街上看到一个人扛着一口揭开的，装着一个小女孩的棺材，警官立即怀疑这男子打算活埋这女孩并开始跟踪。在上升街的拐角处，警察发现那人快速行走，并听到孩子从棺材里发出的要妈妈的哭声，于是警察将他逮捕。
那人解释道：他送一具棺材进城时，一位老朋友叫他把生病的女儿送到平安桥医院，他只好将女孩放在了棺材里以便于行路。警察立即找到女孩的父母，后者证实了他的说法。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误会是出于人们过于敏感，但实际上它们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们造成的心理恐慌。除了说明那个时代人们过分忧虑之外，这些故事也展现了一些文化和信仰的因素，满口鲜血而不能言语的小孩，装“死人”的棺材经过拥挤的街道，不可避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城市里各个角落的居民都担心城里会发生任何非常之事，甚至一件小事也可能引发恐慌。一个简单的误会就能引起骚乱，表明成都居民在这个混乱的时期承受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29 市民的自卫
辛亥革命后，许多政治事件都是在街头上演的，盛大的场面成为街头文化的新景观。
后页这一幅摄于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之日皇城里的群众集会的照片，背景是皇城的城门洞前。从城门洞向里望去，可以看到远处刻有康熙御笔“为国求贤”的巨大石牌坊。参加集会的人可以说是密密匝匝，人头延伸到牌坊以外。近处书有一个大“汉”字的大汉四川军政府的白旗子格外醒目，与黑压压的人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张照片把渗透着古老、凝重的城门与代表着力量的民众记录在一起，使人感觉到一种震撼，从而想到鲁迅所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民众在皇城集会，那爱德摄
其后两幅民初的时事画生动地展示了这种街头政治：一幅是描绘四川都督尹昌衡带领军队从皇城而出的情景；另一幅是炮队通过南门开始“西征”的场景。所谓“西征”是袁世凯令四川都督尹昌衡平定西藏暴乱的一次军事行动。
两幅画都是由城墙、军队、马匹、旗帜、枪炮和围观民众组成的。据这两幅画的题词称，当军队出发南征时，有数千群众在南门送别。我们还可见到不少社会组织出现在画面上，从人们手中的小旗可看到各“法团”、“民团”、“报界”等的标志。
即使在如此庄严的政治气氛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一个路旁的小吃摊和几位顾客。这类图画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地方社会和政治的理解，而且提供了都市面貌和景观。
《尹都督西征出发图》，《通俗画报》，1912年
《西征炮队出发图》，《通俗画报》，1912年
当乱兵在辛亥年洗劫成都时，一位传教士曾乐观地预测：“革命不会每年都发生，前途是光明的。”他万万没想到，无休止的动乱才刚刚揭开了序幕。除了横行霸道的兵痞和土匪外，军阀混战更是贻害无穷，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1915～1916年的护国战争，四川成为反袁的主要战场。当混战蔓延到成都市区，受惊的市民躲在家里，店铺关门。
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未给成都市民带来和平，而是种下了大难的祸根。1917年是成都市民最悲惨的一年，在市区发生了两场巷战。先是5月的川滇军之战，持续一周以上，上万人伤亡，数千民房被焚毁，财产损失在千万元以上。然后是7月的川黔军之战，由于黔军在南门纵火，导致六千余民房化为灰烬，财产损失达数百万元。这些地区包括孟家巷、文庙前街、青莲巷、红照壁、梨花街、粪草湖、锦江桥、东御街、西御街、磨子街、光华街、纯化街、转轮藏街、上河坝、下河坝等。
两次巷战使成都三分之二的商业区被毁，上万人成为难民。正如《国民公报》所称，此乃“数百年未有之浩劫也”。
的确，这是自明末张献忠之乱后成都第一次成为战场。据《国民公报》报道，当滇军控制了成都东北部时，凡他们能发现的与警察和川军有关的人员，都被赶到城墙边枪毙或用刺刀戳死，尸体被扔到城墙外，仅武城门外由慈善组织掩埋的尸体便有二百具以上。
当一些乞丐从死人身上剥衣服时，发现有人还一息尚存，但滇军士兵随后则残忍地用石头将其砸死，然后把尸体抛进河里。他们在交火时甚至把市民赶在前面作盾牌，导致许多无辜者死亡。
在战争中，人民忍受着持续的和难以言状的恐惧。一首竹枝词真实地描写了人民的这种处境：
街头巷尾断人行，
密密层层布哨兵。
予取予求谁敢侮，
无权抵抗是平民。
当川军力图攻陷皇城时，士兵们爬上民宅枪战；而滇军则向市民射击并浇煤油点火烧毁民房。滇军在街头到处拉夫，一次他们闯进总府街一家茶馆，在那里喝茶的商人们纷纷逃散，但仍有二三十个被抓。
当士兵冲进劝业场拉夫时，无处可藏的人们跑进了警察分局寻求庇护，士兵紧随闯入分局，那里的四十余名警察竟从后门仓皇出逃，但仍有两个为士兵所虏。可以想象，当警察都自身难保之时，一般民众的境况是何等艰难！
在川军和黔军之战中，黔军令居民打开门户以便其躲藏，而且他们在激战时还趁机抢劫，许多市民为避祸而逃向乡村，那些无路可走的则听任宰割。在劫后的许多街巷，人们可见：
宅院门前大都贴一纸条，不曰“本寓抢劫一空”，即曰“本寓连劫数次，银钱衣物一扫而空”。
当南城被焚时，人们逃往其他地区，沿途是一片惨状：人们扶老携幼，带着他们的包袱，有的甚至赶着猪和牛，有些则乘坐马车和轿子，到处是难民。这时，教堂和庙宇成为相对安全的地方，仅丁公祠便收留了三千余人，西来寺收留人数达四千余之多。
除了抢劫和财产损失外，市民还面临着因运输渠道被切断而造成的食品短缺，当时只有老南门可运米、菜、柴入城。同时，占领军在各势力范围内的街口设障或盘查。商贩也只能在川军控制地区，即从通顺街到皇城的范围进行交易。
1917年的巷战给成都市民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经历过痛苦磨难的成都人也变得更为坚强，他们在动荡年代挣扎着并寻求生存。这也促使他们更多地相互依靠，站在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
由于这些原因，传统的组织幸存了下来，并且仍然在地方社区和地方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一般民众的公共空间急剧减少，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也经常受到威胁。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努力寻找稳定社区秩序的方式。由于缺乏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民众自己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因此传统的社区领袖——地方精英——出来承担起了这项重任。
中国城市社区早就形成了地方自我保护的安全系统，尤其是在社会混乱的时期，这种作用便更加明显。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当地方政府无力维持治安之时，市民们自己组织自卫。
1911年叛军洗劫成都时，市民们便坚守四个城门，堵截运赃物出城的士兵。为蒙混过关，许多士兵装成女人坐轿，有的雇妓女扮成夫妻，有的把赃物装进棺材冒充出殡。水路走南门，北门则用轿子和马运载。这时，各公口的袍哥在自卫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组建民团、募捐筹款、守望相助。
传统的地方治安系统在动荡年代变得更加重要。民初的地方治安仍然主要依赖保甲制度，但这个系统明显地被削弱了。为寻求自我保护，市民们以街道为单位组织了“团防”，其经费由各户分摊。
团防还取代了过去警察的一些职责，如搜查鸦片和武器等。作为一个民间力量而参与“官方事务”，不可避免地会同警察发生冲突，地方政府也力图限制团防的权力。
当战争来临、局势恶化，地方政府一般支持团防；而一旦局势稳定则对其进行打击。例如1916年当护国战争蔓延到四川并逼近成都，当局鼓励市民组织民团以作自卫之用，但当战事一过，民团便被强行解散。
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左）和副都督朱庆澜（右）。
那爱德摄，1911年。
1917年，成都爆发巷战，民团发挥了更关键的作用。当警察瘫痪而土匪肆掠之时，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组织求生存。当时一百多名街首上书，吁请当局准予组织民团，以街道为单位进行防卫。每街雇两名更夫，守卫街道两头并负责栅栏的开启，花费由街正从各户征收。若有窃贼或盗匪，更夫便敲梆子示警。民团要求各户准备一米五长、直径一寸以上、带铁头的棍棒，沿街住户每户至少两根，住公馆者至少一根，而偏僻的住家则需四根，街坊还负有为赤贫人家购置棍棒之责任。
根据民团要求，当警报一响，各户都必须派人上街拒盗，不出力者将会受罚。民团还要求各户准备标明所属街道的灯笼，入夜各户将灯笼挂于屋檐，以助缉盗。为防治盗匪，有的街道将栅门关闭，街面石板被拗起作为路障。在最危险的时期，每街都雇有十余个穷人看守，若有伤亡，街民负责赔偿。
如果说组织民团是一种“积极”的自卫，那么送钱和食物给那些军队则可算是“消极”的自卫。市民们会根据情况选择性地运用两种策略。在1917年的巷战中，二千多名滇军驻扎在茝泉街、天福街一带，当居民听到军队可能抢劫的风声后，赶快凑钱购得食物送到军营。
居民们的确“买”到了“保护”，滇军随后公布了在这一地区禁止抢劫和强奸等五条纪律。可见，无论是“积极”或是“消极”的自卫，每当人们面临危机，他们总是以邻里和街道为基础站在一起共同对外。
整个20世纪20年代，守夜成为各街的日常事务。由于这项活动给市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加之街首滥用职权，因而导致居民的不满。这个时期李劼人写有一个短篇小说《市民的自卫》，以讥讽的笔调生动地描述了这项活动：
入夜不久，街上还有行人，二更以后，便只有一排门灯，同三十来个守夜的专丁。他们都静悄悄的坐在财神庙的大门外，那里有七八个大灯笼，写着某街团防，桌上一座亮纱桌灯，写着严拿奸宄。他们中间年纪在五十以上的有七八个，都是各家公馆里派出的，年纪在十六以下有十几个，都是各家铺子里的学徒。这两种人在白昼都是极辛苦的，而且早晨照例天明就要起来工作，所以到这时，无论如何是要瞌睡的。纵然为主人与师父所派，不能不离开温和的被窝，出来“自卫”，但是坐而假寐，是情理之所许。……
……
中间一个人忽然的愤慨起来，吐了一把口痰道：“他妈的；守夜！只是振我们的冤枉罢了！[1]白日要挣钱吃饭，天黑了还要出来熬夜，再熬十天半月，就是铁打的好汉，也熬不住了。”
于是大家的言语便应运而生。大家都归罪于街正，说是他兴的这件事，“明天去问他岂有此理！把我们弄来熬寒受冷的守夜，他龟子倒安逸的搂着小老婆在房里睡觉！他说的自卫，怎么他自己不出来呢！大家都是街坊，难道我们是他的卫队么！……”
可见，守夜也反映出阶级的区分。我们也可看到李劼人对自卫、街正和市民间的不公平所持的批评态度。不过，这个故事也生动地表现了街道是如何组织和行使自卫活动的。
守夜的组织也显示了邻里社区仍然能对像战争、抢劫以及其他外部威胁这样的社会危机做出反应。一方面，普通民众需要有人来组织自卫；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活动也引起了巨大的不便，这种不便甚至会恶化地方领袖和民众之间的关系。1917年的巷战后，成都民众仍然处在土匪和军人的淫威之下，因此他们力图建立一个更有效的自卫系统。
1928年，成都各区民团首领集会讨论社区安全，议决建立“民众武力”，虽然没有资料显示这个“民众武力”被成功地建立了，但这个议题本身则说明了，直至这时社会共同体的作用仍十分明显。
但就在这一年，成都市政府建立，社会安全和控制从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都城市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此，我关于清末民初的成都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这部作品，也该就此打住了。
[1]原注为：振冤枉犹言设法陷害。不过我认为“整冤枉”更符合文意。
30 从和尚街到崇德里：一步之遥，而长路漫漫
《消失的古城》这本书所展示的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都已经远去，逝去的历史，永远不会再回来。在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城市的管理者终于发现，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比GDP、宏伟的广场和现代建筑更具有魅力，更能弘扬城市的精神。
在离开中国6年后，1997年我又一次回到成都，为我的博士论文《街头文化》搜集资料。我父母家就在大慈寺对面，所以大慈寺后面的小街小巷成为我最常去的考察之地。过去，虽然大慈寺后面的和尚街、笔帖式街、马家巷等都很破旧，但它们和大慈寺融为了一体。
和尚街。王晶摄于1997年。
大慈寺始建于魏晋时期，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高僧辈出，号称“震旦第一丛林”。天竺僧人宝掌禅师入蜀参拜普贤菩萨，在成都建大慈寺，其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唐宋时期，大慈寺达到极盛，建筑恢弘，环境优美，特别是寺中还有大量精美的彩绘壁画。明末大慈寺毁于战火，清初得以重修，但规模缩小，寺内壁画未能恢复。虽然清末陆续对其进行整修和扩建，但未能再现唐宋时期的盛况。不过，大慈寺不仅佛事兴旺，还成为游览胜地，尤其是周边各条街道形成的古城风貌，非常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体现出成都地方文化的特点。
大慈寺。作者摄于2017年秋。
如此珍贵的庙宇，按照保护历史遗迹的基本规则，其周围的环境必须与之相配，高楼的修建、街道的扩展等城市建设计划，统统应该为其让路。但我们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现在，本来应该占据中心位置的安静幽深的禅院，却被熙熙攘攘的太古里挤在角落里，形成了非常不和谐的“共存”状态。
或许有人会说，大慈寺周边的那些房子的历史其实也不长，不具备多少文物价值，此言差矣！这些小街小巷的原始格局本身就是历史，虽然房屋经过了不断的修缮，但是主结构还是过去的，院落布局也是过去的，街区也是过去的。哪怕许多建筑是1949年以后，甚至是民国时期修建的，但是这些房屋的布局与街道有机地结合，仍然有着古城的韵味和无限的价值。
1997年，我和我哥哥王晶在大慈寺后面的小街巷拍照时，那里的居民还以为我们是拆迁办的人，他们似乎对拆迁已经迫不及待。不可否认，那里的人们也是急于摆脱简陋的居住环境：房子太旧，居住条件太差，缺乏配套的卫生设备。但是，如果要保护这些区域，政府就必须拿出钱来，这当然不如一拆了事，交给地产商去开发商业区那么简单。
大慈寺后面的“字库”。过去敬惜文字，不能乱扔有字的纸，要收拾好送到字库焚烧。我们可以看到字库边上搭了一个布棚，那里是街头理发匠的地盘。王晶摄于1997年。
今天，这些小街小巷都已经没有了，那里屹立着辉煌繁荣的太古里。太古里在商业上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破坏大慈寺的周边环境为代价的。跨入21世纪以后，大慈寺后面的老街开始被拆除，包括和尚街、笔帖式街、马家巷等，都消失了，在原址上修了一大片仿古建筑。当时包含成都在内的中国各个城市仿古建筑风行，人们对其已经不再有新鲜感。某些仿古建筑建成后，备受冷落后空置在那里，一部分最后居然被推倒重做，改走现代建筑风格，这就是今天太古里的由来。
和尚街的消失只是成都这座古城消失的一个缩影。1949年以后，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城墙被拆了，城楼被拆了，皇城被拆了，九眼桥被拆了，万里桥被拆了……想当年拆九眼桥的时候，包括川大历史系的教授们在内，成都的学者们都在大声呼吁保留它，但是谁听呢？
正是因为这种思路，才有了2006年《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和成都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之间的对话。当时《街头文化》一书的中文版刚出版，轰动一时，记者说：“在王笛看来，古都成都已经成为永远的梦。”那位负责人回应道，“历史选择讲经济学分析，”并反问记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历史进程中再造一个‘古都’呢？”从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思路：自信满满，认为可以“再造古都”，却不分古都真假。
2008年，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古城挽歌”的文章，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从长远的制度来看，拆掉古都在经济上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目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有一个很功利的目的，即发展旅游。但我们的决策者似乎忘了，目前国内外的人们到中国城市旅游，吸引他们的是历史遗留的老东西。高楼大厦、仿古建筑不稀罕，到处可见，为何人们要千里迢迢而来？拆除九眼桥，可能让现在成都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肠子都悔青了。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文化还是从旅游价值来看，这些年成都所有仿古建筑加在一起，都难与九眼桥相提并论。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长鸣”，怎一个“惜”字了得？经济的突飞猛进，使人们处于大拆大建的亢奋中，当满世界都是现代高楼大厦或仿古的琼楼玉宇时，人们便会发现过去不起眼的穷街陋巷，会变得如此超凡脱俗，深含传统历史文化的韵味。但是消失的就永远消失了，不再复返。我怀疑我们的决策者是否真的懂这个道理。大规模的拆迁和重建，给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带来了滚滚财源，因此他们齐心协力摧毁古城。保护老东西需要投资，而且它像投资教育一样长期付出努力才能见效，不会立即为任期政绩添砖加瓦。因此，从相当程度上讲，中国古城成了政绩工程的牺牲品。
我们把真古董销毁了，又去造假古董。2001年，仿古九眼桥宣告建成，虽然仍为九个桥孔，由仿古青石块砌成，保留明代建筑风格，外观和工艺上差别不大，但关键问题是，这已经不是我们成都过去的那座古九眼桥了。毁掉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复原，我们纵然有金山银山，也是无济于事的。
笔帖式街。这是卖笔卖字帖的商铺聚集的地方，到20世纪末，这里还有不少装裱字画的铺子。王晶摄于1997年。
中国古建筑遭最严重破坏并不是在战争时期，也不是在“文革”时期，而恰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拆大建时期。这二三十年来，成都和中国其他大多数城市一样，始终处于大拆大建的浪潮中，一片片历史区域和一条条老街消失了。除了拆掉了那些人人皆知的地标性建筑外，千千万万座老宅院，更是无声无息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我小时候住在成都布后街2号，原来就是一座十分精致的大宅院，1949年以后它是四川省文联的所在地。大院门口左右有石狮，黑漆大门，肃穆森严。壁上有浮雕，门外高墙下部嵌有拴马石。正院三进，左右两侧还有独院。院中有假山、荷池、亭台、水榭等，回廊小径，曲折相通。我和哥哥住的一间旧屋，出去就是一个大圆拱门，这个大圆拱门还不时回到我的梦境中。但是，整个大宅现在已经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丝痕迹了。
也可能有人会为大拆辩解，说那个时候人们普遍有认知的局限，要不就是说那是为了改善城市居住条件做出必要的牺牲……对此，我并不认可。这类似于对环境污染的辩解，我们听得够多了。对此固然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欧美和日本已经有了经验和教训，专家学者也不断地提出告诫，其焦急之心，不亚于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对北京城墙的保护之情。但是这些建议并没有被认真倾听。
当然，这不仅仅是成都的问题，北京的城墙和大部分城楼，也不复存在。不过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欧洲和日本的城市的老格局得以保留下来？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拆迁和建造工作由政府主导。虽然效率确实高，但是在古城保护上，恰恰最忌讳这样。因为无论拆还是建，都需要反复考察和论证。一个城市改造基础设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何在城市发展，满足现代化和人民生活要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城市原有的历史和文化，则是考验执政者智慧的一件大事。
当我们弃旧物如敝履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居然不惜付出高昂代价，把一座徽州古宅拆散带到美国组装。“荫余堂”是一座历史超过200年的徽州古建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黄村的大宅院，它拥有卧室、中堂、贮藏室、鱼池、马头墙和“四水归堂”式的天井院落，具有典型徽州民居的建筑特色。这座宅子里曾经居住过黄姓八代人，1978年之后，就没有人再住了，到20世纪90年代，等待它的命运不是倒塌，就是被拆毁。
如果不是被美国历史学家白铃安（Nancy Berliner）发现，这座现在举世闻名的古建筑，肯定就永远消失了。1997年，这个大宅院被小心地拆解，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被清理干净，并编号和记录，分门别类，装箱运往美国。拆卸工程持续了四个多月，木构件和砖瓦石料，甚至鱼池、院墙和门口的石板路，还有家具和暖瓶、脸盆、算盘、烛台等用具，前后三批，分装在40个集装箱里，海运至美国。
在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冷镇碧波地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从安徽聘请能工巧匠，对荫余堂进行全面恢复，修旧如旧，真可以说是凤凰涅槃。重建的荫余堂，一切物件也一如往昔，尽可能地保留了它在中国时最后遗留的所有细节，每一面墙上的贴纸、每一个竹篮、壁画、窗格、相框、照片、标语、毛主席像和报纸，还有雕花大床、暖瓶、煤油灯、祖先的画像、石磨和石板路，以及天井水池中的鱼儿，均保留原样，犹如时光在那一刻停滞了。
荫余堂。照片来自美国碧波地博物馆网站。
2003年6月荫余堂对外开放，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看到这则新闻，真是感慨万分。宝贝，只有在识货和珍惜的人那里才是宝贝，否则就是碍眼的破烂儿。在中国，成千上万的这类老宅被拆毁了，荫余堂却是由一个美国人拯救了。
几年前发生的改造西班牙大厦的事件，再次让我们领教了什么叫保护历史和文化。2014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购买了马德里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西班牙大厦，购买金额为2.65亿欧元。按照王健林的规划，这座大厦将被改建为一家拥有200间客房的豪华酒店、高级商场和300间住宅公寓的综合性产业。但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来自马德里政府和市民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座大厦是“西班牙人的共同记忆”。从而使王健林的计划搁浅，最终他决定卖掉这座马德里地标建筑。
然而，除了拆掉重建，老城的改造难道就无路可走了吗？2018年10月底，我到成都参加在白夜酒吧举行的《袍哥》一书的首发活动，著名艺术家、现在醉心于古城改造的王亥先生，通过白夜老板、著名诗人翟永明联系上我，邀请我去参观他主持改造的崇德里。
我孤陋寡闻，居然还不知道这样一个所在。在改造前崇德里早已残破不堪，保留下来的也只有一条60多米长的老街，最好的建筑已经被拆，只剩下三个院子。王亥认为，过去把城市破败的房子全部拆掉，修崭新房子的通行做法，把城市“变成一个没有个性、没有历史感的城市”。
在改造过程中，他和他的团队尽可能地保留原建筑的一砖一瓦。例如他们将柱子腐烂坏损的部分去掉，嵌进新木头，以恢复其功能。这样做虽然有修补的痕迹，却带来独特的美感，“时间和历史成为这里最好的装饰”。崇德里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范本，至少告诉我们，对于老城中的老街、老房、老建筑，并不是除了推倒重来，就无路可走了。
今日崇德里。由一筑一事拍摄。
不得不承认，过去的老房子，住起来非常不舒服，密闭性不好，缺少卫生设备，要成功地改造成适合居住的房子，就必须考虑内部的舒适度。崇德里的改造便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房屋原来的外观和部分结构被保留和加固，但是内部的设备却非常现代化。
从和尚街到崇德里的距离很近，但是从和尚街的彻底消失，到崇德里的及时保护，则走过了曲折而漫长的里程。崇德里让我十分震撼，我终于看到了我一贯主张的那种古城保护。尽管书和文字写了不少，但自己终归是纸上谈兵，崇德里则是最好的实践。王亥的思路，可以说和我不谋而合。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理念现在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基于这个理念开展的规模更大的耿家巷的项目已经开始。王亥带我到离大慈寺不远的耿家巷片区，现在那里虽然看起来又旧又烂，但是如果仔细观察，过去的老公馆，现在的大杂院，那些古老的房梁，精致的雕花窗，厚重的门廊……饱含着历史沧桑。
耿家巷的老街杂酱面。作者和王亥坐在街沿边吃了午餐，别看店面简陋，但是味道真是非常地道。王亥说改造后一定要把这家面馆请回来。
看到崇德里今天的面貌，我只能叹息大慈寺后面的片区改造得太早了，如果那些老建筑能保留到今天，政府会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方法和路径，可以让真正的古城一角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以展示过去成都的建筑、街区、小巷、铺面、公馆……即我的《街头文化》一书中描述的那种景象和格局。过去我们感觉旧的东西碍眼，是因为新的东西少；现在新的东西太多，古老的东西已经远去，我们开始怀念旧的东西。但是当我们醒悟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我想，如果当时的人有像今天的对旧房子和旧街区的态度，我们成都的那些古迹，都不会被拆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