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革命的过渡政府中的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于1918年11月9日呼吁全体公务员和政府雇员继续工作，以避免出现无政府状态。[52]绝大多数人留了下来，公务员的职业结构和职责保持不变。不管理论上如何，但在实践中，魏玛宪法中的相关条文使得解雇公务员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因为极难在法律上证明他们违反了效忠誓词。[53]这个体制来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专制的官僚政府，远远早于议会和政党的出现，因此高层公务员早就习惯于将自己视为真正的统治阶层，在普鲁士尤其如此。例如，直到1918年，政府各部的部长全是公务员，由君主任命，而不是由国会或者联邦各州的立法机构任命。在共和国治下，某些政府部门的部长频繁更替，因此高级公务员大权在握。比如，司法部的库尔特·约埃尔（Curt Joel）的在职时间几乎贯穿了共和国始终，而在他最终于1930年成为部长之前，至少有17位司法部长来而复去。对于这些人来说，行政的连续性是职责的最高要求，压倒一切政治考量。因此，无论他们私下里如何看待1920年3月的卡普暴动，柏林的高级公务员，包括财政官员，依然继续工作，无视暴动者要求他们离职的命令。[54]
公务员对此事持中立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素来履行誓言、恪尽职守。后来，政府于1922年颁布一项新法律，旨在让公务员对共和国承担更加具体的义务，并对那些与共和国的敌人沆瀣一气者施以纪律处分。然而此措施作用不大。只有普鲁士，在相继担任内政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泽韦林（Carl Severing）和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Albert Grzesinski）领导下，尽心尽力地裁汰旧帝国的行政人员，主要是在省级机构，而代之以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忠于共和国的人士。[55]然而，就连普鲁士建立一个忠于民主原则、满怀责任感地服务于现政府的公务员群体的努力最后也被证明是不够的。因为泽韦林和格热辛斯基认为，各党在高级公务员中的比例，应该与它们在普鲁士联合内阁中的席位比例大致相同，这意味着许多要职把持在某些政党手中，比如中央党和人民党，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国家党，这些政党从1920年代末开始，对共和国若即若离，忠诚度锐减。在德国的其他地方，包括国家公务员阶层，就连这种程度的改革也鲜有尝试，更别提实现了，况且公务员群体非常保守，有些甚至极度敌视共和国。[56]
然而，问题不在于高级公务员阶层积极削弱魏玛共和国，而在于共和国在确保各级公务员主动维护民主政治秩序、抵制颠覆民主企图等方面做得太少。而那些积极反对共和国的公务员——就整体而言，他们可能属于少数——能够安然免于相应的惩处。例如，有位生于1885年，在1918年之后加入民族党的普鲁士高级公务员，在公务员以及其他群体中创建了各种各样的边缘团体，目的是直言不讳地抨击“国会，即红色司令部”，挫败“叛国的、无宗教信仰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反对天主教会的“帝国主义世界霸权”，最终打击“所有犹太人”。他的反犹立场在1918年之前相当含蓄，十一月革命之后变得清晰明确。他后来回忆道，从此，“只要在高架铁路或者火车上遇到言语无礼、不听我的教训、继续犯浑的犹太人，我就吓唬说，再不住嘴，我就把他从开着的火车上扔出去……”他有一次拿枪威胁过“马克思主义”工人。在反对共和国的公务员中，他显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尽管一度因扰乱治安而受审，但他并未遭到开除，仅被处分过两次，不得晋升。“我在行政部门里的政敌每次都如此轻易地让我脱身，”他写道，“我一直把这看作他们的弱点。”在共和国治下，他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升迁之路受阻。[57]
毋庸置疑，即使在共和国的堡垒普鲁士，绝大多数公务员对于他们宣誓效忠的宪法都没有几分真正的忠诚。假如共和国面临被毁灭的危险，他们当中甚至绝少有人会想到去提供支援。敬业精神不仅使他们在国家面临挑战时继续工作，就像1920年卡普暴动时那样，而且让他们在政府被推翻时也继续工作。因此，公务员这个重要群体所忠于的也是帝国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民主原则。在这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脆弱不堪。[58]共和国被政治暴力、暗杀和关于其存续权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等无解难题所困扰，军人和文职人员既不爱它也不保护它，许多人将《凡尔赛和约》的国耻归咎于它。共和国还不得不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问题始于大规模通货膨胀，它使许许多多的人在共和国试图站稳脚跟的岁月里生活得如此艰难。
注释
Ⅰ 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1918年11月10日由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分别派出三位代表组建的德国临时政府。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三位代表于12月29日退出。1919年2月10日，委员会将权力移交给国会。
Ⅱ 此处指的是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国旗。
Ⅲ 指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rty），前身是民族自由党。——编注
Ⅳ 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1月的选举中获得163个席位，2月在东部军队举行的补选中增加2席，实际获得165个席位。——编注
Ⅴ 指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为解决“罗马问题”于1929年2月11日签订的《拉特兰条约》。条约规定意大利政府承认圣座在梵蒂冈城的完整主权，梵蒂冈由此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意大利境内的其他主教必须报意大利政府批准，而且必须具有意大利国籍，必须宣誓效忠国家。——编注
Ⅵ 1929年英法美日比意德7国重新审议德国赔款问题，由美国代表欧文·扬（Owen Young）提出的报告书。主要内容包括，德国赔款总额确定为1139.5亿马克，赔偿期限为58年7个月；取消对德国财政经济的一切国际监督，交由新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处理赔款事宜。1931年德国停付赔款，1932年协约国在洛桑会议上同意停止索取赔款，杨格计划中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