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二年（1832 年）的秋天，长沙城比往常热闹了不少 —— 这一年是乡试年，来自湖南各府县的读书人，都背着行囊、揣着笔墨，涌进城里的贡院，想在这场考试里搏一个举人的功名。二十岁的左宗棠，也在这群读书人里。
虽说前一年跟着贺长龄学了不少经世之学，心里对科举的执念淡了些，可在那个年代，“功名” 二字就像一道门槛，没有它，再大的本事也难登仕途。母亲余氏也反复叮嘱他：“你父亲一辈子盼着功名，你若能中举，也算是了了他的心愿。” 左宗棠听着母亲的话，默默把赶考的行囊收拾妥当，又把贺长龄送的那本《皇朝经世文编》揣在怀里 —— 不是为了作弊，只是看着这本书，心里能踏实些。
贡院的大门一开，考生们排着队往里走，左宗棠跟着人流，穿过写着 “明经取士” 的牌坊，走进了自己的 “号房”。那号房窄得只能容下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头顶是漏风的瓦片，墙角还堆着蜘蛛网。可来赶考的读书人，谁也没心思挑环境，放下行囊就开始整理笔墨。
乡试考三场，第一场考 “四书” 文，第二场考经义，第三场考策论。对左宗棠来说，“四书”“五经” 早就背得滚瓜烂熟，可他不想写那些空泛的 “八股调”—— 跟着贺长龄学了一年，他总想着在文章里掺点 “实在东西”。
第一场考 “四书” 文，题目是 “学而不思则罔”。别的考生提笔就写 “圣人之道，重在思学相济”，翻来覆去都是些套话。左宗棠却不一样，他开篇先解 “思” 字，说 “思非空想，乃观世察物之思”，又举了古代贤臣用 “思” 解决民生难题的例子，最后落到 “今之读书人，若只知背书而不思世事，纵中功名，亦难成有用之材”。写的时候，他越写越顺，笔尖在纸上沙沙响，等写完抬头，窗外的天已经黑了。
第二场考经义，题目是《尚书》里的 “正德、利用、厚生”。左宗棠想起自己在家乡见过的水患、听过的百姓疾苦，干脆在文章里写起了 “正德当以安百姓为要，利用需兴农桑之业，厚生必解民生之困”，还悄悄加了几句自己对湘江水患治理的想法。考官瞥见他的文稿，忍不住皱着眉摇头 —— 这哪是考经义，分明是在论实事，太冒险了。
第三场考策论，题目是 “论漕运之弊”。这可正中左宗棠下怀，他之前跟着贺长龄读过不少关于漕运的书，还专门查过湖南漕运的实情。提笔就写漕运里的 “官吏盘剥”“运船朽坏”“粮道堵塞” 三大弊，又提出 “改河运为海运”“严查漕运官吏”“修整运道” 三个对策，写得条理清晰，句句都有实据。写完最后一个字，左宗棠放下笔，长长舒了口气 —— 就算没中，他也觉得这三场考得痛快。
考完试，左宗棠没在长沙多待，揣着文稿就回了湘阴。等待放榜的日子里，他没像其他考生那样坐立不安，反而照旧去邻村教私塾，有空就翻贺长龄送的书。有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笑着说：“文章写得顺心，中不中就看考官的意思了。”
可等放榜的消息传到湘阴，左宗棠还是忍不住去了县城看榜。贡院外墙的榜单前挤满了人，有人看到自己的名字，当场就哭了；有人找了好几遍没找到，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左宗棠挤到榜前，从榜首往下看，一行行名字扫过去，直到榜尾，也没看到 “左宗棠” 三个字。
他愣了一下，又从头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旁边有个认识他的考生拍了拍他的肩膀：“季高，别找了，没中。你那策论写得太实了，考官说不定不爱看。”
左宗棠没说话，默默挤出人群，走在回村的路上。秋风吹着路边的庄稼，沙沙作响，他心里不是不难受 —— 毕竟准备了这么久，也想给母亲一个交代。可转念一想，自己写的文章虽然没中，可那些关于漕运、关于民生的想法，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总比写空套话强。
回到家，母亲看着他的脸色，就知道没中，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却被左宗棠拦住了：“娘，没中没关系。我这次在考场上，把学的经世学问都写进去了，就算没功名，这些学问将来也能用得上。”
那天晚上，左宗棠把自己考场上写的文稿拿出来，逐字逐句地修改，又添了些新的想法。他不知道，这次落榜，看似是一次挫折，却让他更清楚地明白 —— 科举不是唯一的路，真正的本事，是能解决天下的实事。而这份清醒，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