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五年（1835 年）的春天，湘阴通往京城的官道上，一辆骡车在尘土里慢悠悠地走着。车帘掀开一角，露出一张略带疲惫却眼神明亮的脸 —— 正是二十三岁的左宗棠。这一年，他要第二次赴京参加会试，行囊里除了笔墨纸砚，还装着妻子周诒端连夜缝制的棉衣，以及一本密密麻麻写满批注的《读史方舆纪要》。
从湘阴到京城，千里迢迢。左宗棠没钱雇车马，只能和两个同乡拼了辆骡车，白天赶路，晚上就住最便宜的客栈。客栈里虱子满地爬，饭菜常常是冷粥配咸菜，可他毫不在意，每天晚上都借着油灯的光，要么温书，要么在纸上画西北的地形图 —— 这几年跟着贺长龄学经世之学，他心里总记挂着边疆的事，总想着把那些山川河流的位置摸透。
同行的同乡劝他：“季高，都这时候了，还看那些地理书干啥？赶紧背两篇八股范文，应付考试才是正经事。” 左宗棠却摇头：“范文读多了，脑子会僵。再说，就算中了功名，将来要做事，也得知道天下的山川形势，总不能两眼一抹黑吧？” 同乡听了，只能叹气 —— 这人啊，就是太认 “实理”，不知道变通。
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京城。贡院附近的客栈早就住满了考生，左宗棠找了半天才在一条小巷里找到间小破屋，月租要三百文钱，几乎花光了他带的盘缠。放下行囊，他第一件事就是去贡院外看考场规则，又找了个刻字铺，把自己的名字和籍贯刻在考牌上 —— 这考牌是进考场的凭证，可不能丢。
会试比乡试难多了，要考四场，除了四书文、经义、策论，还要考诗赋。开考那天，左宗棠揣着考牌，跟着考生们走进贡院。号房比乡试时的还小，他蜷缩在里面，先把带来的干粮和水放好，再铺好纸砚，等着发题。
第一场考四书文，题目是 “君子喻于义”。左宗棠提笔前，先在心里琢磨：“世人都说‘义’是道德规矩，可若只讲规矩不讲实际，那‘义’也成了空架子。” 他没像其他考生那样引经据典空谈道理，反而写了 “君子之‘义’，在济民之困、在安邦之危”，还举了汉代汲黯赈灾、唐代郭子仪治军的例子，把 “义” 和经世实事绑在了一起。写得兴起时，他甚至忘了时间，直到监考官敲着梆子喊 “交卷”，才匆匆收尾。
接下来的几场考试，左宗棠依旧我行我素。考经义时，他结合《尚书》里的 “民惟邦本”，写了百姓疾苦与国家安危的关系；考策论时，题目是 “论西北边防”，这正是他最拿手的，从匈奴扰汉写到明朝边患，再说到当下西北的隐患，提出 “练兵、屯垦、固边” 三策，条理清晰，句句都有实据；考诗赋时，他写了一首《塞下曲》，里面有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教胡马度阴山” 的句子，字里行间满是豪情。
考完试，左宗棠没急着回湖南，他想等放榜后再走 —— 这一次，他心里有底，觉得自己的文章就算不顶尖，也该能中。可等了一个多月，正榜放出来，他从头看到尾，没找到自己的名字。那一刻，他心里像被泼了盆冷水，愣在原地半天没动。
同行的同乡拍了拍他的肩膀：“别灰心，还有‘搜遗’呢！说不定能补上。”“搜遗” 是会试的惯例，正榜录取后，主考官会再从落榜的试卷里挑些有可取之处的，补录一部分，算是给那些有才华却没被正榜选中的考生一个机会。可 “搜遗” 中举的概率极低，大多数考生都不抱希望。
左宗棠本来也没抱希望，可想想妻子的叮嘱、母亲的期盼，还是决定等。又过了几天，“搜遗” 的榜单贴了出来，他挤在人群里，眼睛死死盯着榜单上的名字，忽然，他看到了 “左宗棠” 三个字！那一刻，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揉再看，没错，就是自己的名字！
周围有人恭喜他：“季高，中了！虽说只是‘搜遗’补录，可也是举人啊！” 左宗棠笑了，心里的委屈和失落一扫而空 —— 不管怎么说，他总算中了举人，能给母亲和妻子一个交代了。
可高兴没多久，新的遗憾又来了。按会试规矩，中举的考生要分等级，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三甲若干，只有二甲和三甲的前几名，才有机会直接做官，剩下的要么继续考进士，要么等空缺。左宗棠查了自己的名次，在三甲末尾 —— 这个名次，别说做官，连参加殿试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等下次再考进士。
有人劝他：“好歹中了举，回去谋个教谕的差事也不错，别再折腾考进士了。” 左宗棠却摇头：“我考科举，不是为了谋个小官混日子。若不能进翰林院，不能接触到国家政务，就算做了官，也难做成实事。”
离开京城前，他去拜访了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 —— 贺熙龄当时在京城做官，也是个有名的经世派学者。贺熙龄听了他的经历，笑着说：“‘搜遗’中举虽非最优，却也说明你的学问被认可了。没入三甲也无妨，这几年你读的经世之书，比那些只会写八股的进士强多了。回去好好读书，下次再来，定能有更好的成绩。”
带着贺熙龄的鼓励，左宗棠踏上了回湖南的路。骡车依旧颠簸，可他的心里却很踏实 —— 这次会试，虽有遗憾，却让他更清楚自己要走的路：科举要考，但经世之学不能丢，只有把学问做扎实，将来才能真正为国家做事。他不知道，这条 “务实” 的路，将来会让他走出比那些金榜题名的进士更辉煌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