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1878 年）三月，乌鲁木齐的春风刚吹绿了城外的草原，陕甘总督行辕里却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气氛 —— 左宗棠手里捏着朝廷发来的廷寄，眉头拧成了一个结。廷寄里说，新疆除伊犁外已全境收复，朝廷决定派崇厚为 “全权大臣”，赴沙俄谈判收回伊犁事宜，让他 “暂勿轻动，静候谈判结果”。
“崇厚？” 左宗棠放下廷寄，语气里满是疑惑，“此人虽出使过法国，却不懂边疆军务，更不了解新疆局势，让他去谈伊犁，能行吗？”
幕僚在一旁解释：“朝廷里不少人觉得，崇厚熟悉洋务，又与洋人打过交道，或许能顺利收回伊犁。再说，现在新疆刚平定，军饷耗费巨大，朝廷也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不愿再动刀兵。”
左宗棠沉默了。他不是反对谈判 —— 伊犁被沙俄占据七年，能通过和平手段收回自然是好事。可他太了解沙俄的性子了，那是个 “得寸进尺” 的主，没有足够的武力威慑，没有懂边疆事务的谈判者，想让他们乖乖归还伊犁，简直是痴人说梦。他想给朝廷写奏疏，推荐更合适的人选，可转念一想，廷寄已下，再反对恐怕只会引起朝廷不满，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崇厚能 “拎得清”。
此时的京城，崇厚正忙着收拾行装。这位出身满洲贵族的官员，穿着崭新的官服，对着镜子整理着顶戴花翎，脸上满是志在必得的神情。在他看来，谈判不过是 “走个过场”—— 沙俄既然敢占据伊犁，必然想要些 “好处”，只要朝廷愿意让步，收回伊犁并非难事。至于让步的 “尺度”，他心里没谱，也懒得去想，只觉得 “只要能把伊犁的名义收回来，就算完成任务”。
四月初，崇厚率领使团从京城出发，经上海、欧洲，一路浩浩荡荡前往沙俄首都圣彼得堡。临行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见他，叮嘱道：“此次赴俄，关乎国家主权，你务必谨慎，既要收回伊犁，也要避免与沙俄决裂。”
崇厚连忙磕头应诺：“臣定当竭尽全力，不辜负太后与皇上的信任。” 可他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尽快完成谈判，好回京领功。
七月，崇厚抵达圣彼得堡。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亲自到车站迎接，表面上热情周到，暗地里却早已布下 “陷阱”。第一次谈判时，格尔斯就摆出强硬姿态：“伊犁是沙俄出兵‘平定’叛乱后暂时接管的，若清廷想收回，必须答应三个条件：一是割让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土地给沙俄；二是赔偿沙俄‘军费’五百万卢布；三是允许沙俄在新疆的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设立领事馆，俄商在新疆免税贸易。”
崇厚一听就慌了。他没料到沙俄会狮子大开口，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他想拖延时间，说要 “请示朝廷”，可格尔斯却不给机会：“崇大人是清廷的全权大臣，有权决定谈判事宜。若您不能做主，那咱们就没必要谈了 —— 伊犁，沙俄可以继续‘代管’。”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谈判陷入了拉锯。沙俄一边用 “中断谈判” 威胁崇厚，一边又用 “优厚待遇” 拉拢他 —— 不仅每天设宴款待，还安排他游览圣彼得堡的宫殿、花园，甚至送了不少贵重的礼物。崇厚本就没什么主见，被沙俄这么一 “软一硬”，渐渐没了底气，心里竟觉得 “只要能收回伊犁，让点步也无妨”。
他忘了左宗棠在新疆浴血奋战两年，忘了将士们牺牲的鲜血，忘了新疆百姓对伊犁的期盼，只想着 “尽快达成协议，早点回京”。十月，他在没有请示朝廷的情况下，就与格尔斯初步达成了协议，同意了沙俄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只把 “赔偿军费” 从五百万卢布降到了四百万卢布。
消息传到乌鲁木齐，左宗棠正在与刘锦棠商议伊犁的边防部署。当他得知崇厚竟答应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土地时，气得猛地一拍桌子，茶杯里的茶水都溅了出来：“糊涂！真是糊涂透顶！霍尔果斯河以西是伊犁的粮马基地，割让了那里，伊犁就成了一座孤城，日后沙俄想再占伊犁，易如反掌！”
刘锦棠也怒不可遏：“大人，咱们得赶紧给朝廷写奏疏，反对这个协议！崇厚这是在出卖国家主权啊！”
左宗棠点点头，立刻让人笔墨伺候，起草奏疏。他在奏疏中写道：“伊犁之地，寸土不可让！霍尔果斯河以西水草丰美，是伊犁之根本，若割让给沙俄，伊犁虽名义收回，实则已成沙俄之附庸。崇厚未经朝廷批准，擅自答应沙俄苛刻条件，此乃丧权辱国之举，恳请朝廷驳回协议，另派贤能大臣赴俄重新谈判！”
可奏疏还没送到京城，崇厚就于光绪五年（1879 年）十二月，在沙俄的催促下，正式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条约共十八条，核心内容包括：清廷收回伊犁九城，但割让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大片土地给沙俄；赔偿沙俄兵费四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沙俄在新疆的吐鲁番、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地设立领事馆，俄商在新疆全境免税贸易；沙俄可在新疆修建铁路、电报线，直达边境。
这份条约，名义上是 “收回伊犁”，实则是把伊犁的战略要地拱手让人，还让沙俄获得了在新疆的种种特权，堪称 “近代中国最丧权辱国的条约之一”。
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京城，朝野哗然。不少大臣纷纷上奏，弹劾崇厚 “擅自签约，丧权辱国”，请求朝廷治他的罪，驳回条约。李鸿章等少数主和派却认为，“条约已签，若驳回恐引发战事，不如暂准条约，日后再图补救”。
此时的左宗棠，已收到了《里瓦几亚条约》的抄本。他坐在书房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条约内容，每看一条，心里就多一分怒火。他想起了收复新疆时，将士们在戈壁滩上忍饥挨饿、浴血奋战的场景；想起了新疆百姓得知收复北疆、南疆时，欢欣鼓舞的笑脸；想起了自己曾对百姓承诺，“必收回伊犁，还新疆完整”。可现在，崇厚的一纸条约，就把这一切都毁了。
“不行，绝不能让这份条约生效！” 左宗棠猛地站起身，眼神变得无比坚定，“就算与沙俄开战，也要收回伊犁全境，绝不能让国家主权受损！”
他立刻再次给朝廷写奏疏，详细剖析《里瓦几亚条约》的危害，请求朝廷：一、将崇厚革职查办，向天下昭示朝廷捍卫主权的决心；二、驳回《里瓦几亚条约》，另派熟悉边疆事务、敢于与沙俄抗争的大臣赴俄重新谈判；三、允许他在伊犁周边部署兵力，做好武力收复伊犁的准备，若沙俄拒不归还伊犁，就用武力将其赶出伊犁。
此时的清廷，在舆论的压力下，也渐渐意识到了《里瓦几亚条约》的严重性。慈禧太后召集大臣们商议，最终决定：暂不批准《里瓦几亚条约》，责令崇厚即刻回京听候发落，并让左宗棠 “统筹伊犁边防，做好应对沙俄的准备”。
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沙俄政府恼羞成怒，一面指责清廷 “出尔反尔”，一面下令增兵伊犁，威胁要 “用武力维护条约”。一时间，中俄关系剑拔弩张，伊犁局势再次变得紧张起来。
光绪六年（1880 年）正月，崇厚回到京城，刚下火车就被清廷革职拿问，关进了刑部大牢。而远在乌鲁木齐的左宗棠，已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应对沙俄的挑衅。他知道，一场关乎伊犁主权、关乎新疆未来的较量，即将开始。
乌鲁木齐的城楼上，西征军的旗帜在寒风中飘扬。左宗棠站在城楼上，望着伊犁的方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收回伊犁全境，绝不能让崇厚的错误，成为国家永远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