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1838 年）的正月，湘阴左家的小院里，年味还没散尽，左宗棠就已经收拾好了赴京的行囊。这一年，他二十八岁，第三次踏上会试的路。
前两次科考，一次落榜，一次 “搜遗” 中举却未入三甲，没能得个实缺。可这两年，他没闲着 —— 在湘潭周家的支持下，他一边教私塾补贴家用，一边把林则徐送的西北舆图翻得卷了边，把陶澍的《海运全案》读得烂熟，连贺长龄兄弟送的经世书籍，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妻子周诒端知道他心里还憋着股劲，临行前连夜给他缝了件新棉袍，轻声说：“不管中不中，你在我心里，都是最有学问的人。” 左宗棠握着妻子的手，点了点头 —— 这一次，他想再搏一把，不是为了当官，而是想看看，自己的经世之学，能不能在科举的考卷上，得到真正的认可。
从湘阴到京城，还是那条熟悉的官道，可左宗棠的心境却不一样了。前两次赴考，心里带着几分忐忑，几分懵懂；这次，他心里装着天下事 —— 这两年，他听说东南沿海鸦片泛滥，听说西北边疆沙俄又在蠢蠢欲动，他想若能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就能有机会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朝廷听。
到了京城，他没再住之前的小破屋，而是和几个湖南同乡合租了个小院，既能互相讨论学问，也能节省开支。备考的日子里，同乡们都在埋头背八股范文，左宗棠却不一样，他每天早上先读一个时辰的《读史方舆纪要》，再对着西北舆图默画山川河流，下午才拿出笔墨，练习写策论。有同乡劝他：“季高，都这时候了，还看那些杂书干啥？考官只认八股，你写再多经世的话，也未必能中。” 左宗棠却摇了摇头：“若是为了中举，我大可以抄范文；可我想写的，是能解决实事的话，就算考官不喜欢，我也不能违心。”
会试开考那天，左宗棠走进贡院，心里异常平静。第一场考四书文，题目是 “仁者爱人”，他没空谈 “仁” 的道理，而是写 “仁者之爱，不在空谈，而在济民”，举了古代贤官治水救灾的例子，说 “如今鸦片害民，百姓困苦，若为官者能禁鸦片、轻赋税，才是真‘仁’”。第二场考经义，他结合《礼记》里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写百姓温饱与国家安定的关系，悄悄提了句 “西北屯垦，既能让士兵有粮，也能让百姓安居，实乃两全之策”。第三场考策论，题目是 “论鸦片之害”，这正是他最想说的 —— 他从鸦片对百姓身体的摧残，写到对国家财政的消耗，再到对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最后提出 “禁鸦片需先查贪官，再堵源头，同时发展农桑，让百姓有饭吃，才不会铤而走险贩烟”，写得字字恳切，句句务实。
考完试，左宗棠没像前两次那样急着等榜，反而在京城逛起了书坊。他想，若是中了，就多买些经世书籍带回去；若是没中，也算是圆了自己最后一次科举梦。可等放榜那天，他还是忍不住去了贡院。
榜单前依旧挤满了人，欢呼声、叹息声混在一起。左宗棠挤进去，从榜首开始找，二甲、三甲，一行行名字看过去，直到最后一个字，也没看到 “左宗棠” 三个字。他站在原地，心里没有前两次的失落，反而有种莫名的平静 —— 好像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同乡拍着他的肩膀，想安慰他，却被左宗棠拦住了：“别劝了，我心里清楚。这科举，考的是八股文，不是经世学。我写的那些话，考官看不懂，也不想看，落榜是迟早的事。”
那天晚上，左宗棠在小院里摆了桌酒，邀请几个同乡一起喝。酒过三巡，他举起酒杯：“我左宗棠，从十六岁考到二十八岁，三次会试，两次落榜，一次‘搜遗’中举却没资格做官。以前我总想着，中了进士才能做事，可现在我想通了 —— 做实事，不一定非要靠科举。陶澍没中过状元，照样能治漕运；林则徐没进过翰林院，照样能禁鸦片。我就算没功名，把经世之学学好了，将来总有能用得上的时候！”
同乡们听了，有的点头，有的叹气 —— 在那个年代，放弃科举，就等于放弃了仕途的 “正路”，可他们也知道，左宗棠的脾气，决定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离开京城前，左宗棠去了趟贺熙龄府上。贺熙龄听说他落榜，又听说他要放弃科举，没有劝他，反而说：“你能想通这点，比中进士还强。现在朝中，缺的不是会写八股的官员，缺的是懂实事、能做事的人。你回去好好研究经世之学，将来湖南若有变故，我定举荐你！”
带着贺熙龄的话，左宗棠踏上了回湖南的路。车窗外的风景依旧，可他的心里却像卸下了千斤重担 —— 以前总被科举的 “枷锁” 绑着，现在终于能放开手脚，专心研究自己喜欢的经世之学了。他把林则徐送的西北舆图铺在车板上，手指划过伊犁河谷，心里默默想：科举这条路，我走不通；但经世这条路，我一定要走下去，将来若有机会，定要去西北，看看那里的山川，做些真正有用的事。
谁也没想到，这次落榜，不是左宗棠人生的低谷，而是他摆脱科举束缚、走向经世之路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执着于功名的考生，而是即将在晚清乱世中，以经世之学撑起半壁江山的 “湘上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