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冬。当北地寒风呼啸，陈默埋头于军工、屯田、情报网络建设，全力夯实根基之时，千里之外的南京，秦淮河的画舫依旧笙歌隐隐，但朝堂之上的气氛，却随着冬日寒意，愈发诡谲凝重。北京“太子监国”政权的稳固、陈默清洗内部叛乱的铁腕、以及吴三桂的悲惨下场，如同一道道无形的压力，迫使南京弘光朝廷这个由党争、军阀和苟安心态拼凑起来的怪胎，不得不做出某种姿态，以应对内外舆论，尤其是来自北方那个“僭越”政权的步步紧逼。）
（党争暂歇下的“共识”与算计）
（钱谦益、刘宗周等人因“通虏”嫌疑（虽无实据，但舆论汹汹）和攻击陈默不利，暂时失势，闭门谢客。马士英、阮大铖一系趁机巩固权力，联合江北四镇（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中倾向于他们的将领，势力大涨。然而，无论哪一派，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处理北京那个“太子”和越来越难忽视的陈默？）
（彻底否认、下诏讨伐？陈默刚刚击退清军，内部肃清，兵锋正锐，且手握“太子”这张王牌，道义上难以完全驳倒。更关键的是，江北四镇军阀各怀鬼胎，要他们出死力北上与陈默血拼，为南京朝廷“正名”，无异于痴人说梦。高杰跋扈，刘泽清、刘良佐贪婪畏战，唯一还算忠勇能战的黄得功，也独木难支，且对马士英未必心服。）
（承认“太子”，还政北上？那弘光帝朱由崧立刻就得“退位”，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权位瞬间化为泡影，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
（于是，在几番密谋和争吵后，一个看似折中、实则充满算计和虚张声势的方案，在南京朝廷内部（主要是马士英一系与部分投机官员）逐渐成形：高举“北伐”、“复国”旗帜，做出积极进取姿态，以凝聚人心、争取舆论，同时将实际军事行动控制在“有限”、“象征性”的范围内，主要目的是向陈默施压、试探，并巩固自身在江南的统治合法性。）
（“督师辅臣”的北上与“北伐”的闹剧开场）
（十月末，南京朝廷明发诏书，以“闻贼（李自成）未灭，虏患方炽，先帝之仇未雪，两京之耻未涤”为由，宣布“整军经武，克期北伐”。诏书中，依旧不承认北京“太子”的合法性，含糊称之为“被挟幼主”，但将主要矛头指向“流寇”李自成和“东虏”多尔衮。同时，任命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史可法为“督师辅臣”，赐尚方剑，总督江北、河南、湖广等处军务，便宜行事，“期会诸镇，规复中原”。）
（表面看来，声势浩大，颇有中兴气象。史可法清名素著，忠勇可嘉，确是北伐的合适人选（至少是旗帜）。然而，内里却是千疮百孔。）
（史可法的困境与“四镇”的算盘）
史可法接旨后，忧心忡忡。他何尝不想挥师北上，收复失地，迎回太子（他内心倾向于相信太子为真）？然而现实是：
无兵：他能直接指挥的，只有南京部分京营和老弱，不堪大用。真正的野战兵力，是江北四镇。高杰部驻徐州，兵力最强，但骄横难制，且与睢州总兵许定国有仇（后高杰被许定国诱杀，此时矛盾已深）。刘泽清驻淮安，贪生怕死，一心保全实力。刘良佐驻凤阳，同样观望。黄得功驻庐州，相对忠勇，但与高杰不睦。四镇名义上受他节制，实则各自为政，听调不听宣，索要粮饷却一个比一个凶。）
无饷：江南虽富，但赋税多被地方截留、贪墨，或用来供养四镇和南京庞大的官僚体系。国库空虚，根本无力支撑大规模北伐。史可法屡次上疏请饷，应者寥寥。）
无势：朝中马士英等人虽表面支持，实则处处掣肘，既希望他打出声势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又怕他真立下大功威胁自身地位，更怕他与北京陈默暗通款曲。军需粮草供应迟缓，人事任命多方干涉。）
（史可法勉强在扬州设立行辕，召四镇将领议事。高杰称病不来，只派副将；刘泽清、刘良佐虚与委蛇；唯有黄得功亲自前来，表示愿为前驱，但要求补充粮饷器械。会议不欢而散，北伐大计，停留在纸面和口号上。）
（既然无法组织大规模北伐，南京朝廷便将目光投向更“现实”的目标：）
“收复”河南“失地”：此时河南大部处于权力真空，清军已退，顺军残部流窜，地方豪强割据。南京朝廷命刘泽清、刘良佐“相机进取”，结果二将只派小股部队在靠近江淮的州县武装游行一番，劫掠些钱粮人口，便上报“克复某城”，大肆请功请赏，实则未遇像样抵抗，也未建立有效统治。
对北京的“政治施压”与秘密接触：马士英等人深知，真正的心腹大患是北京。他们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官方文书和舆论中，继续不承认“太子监国”，称陈默为“边镇跋扈之臣”，要求其“送还幼主，束身归朝”；另一方面，却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如与江南有贸易往来的晋商、或某些与双方都有联系的士人），向北京放出试探性信号，暗示若能“承认今上（弘光）正统”，“共剿流寇”，则朝廷可“不计前嫌”，甚至默许陈默“永镇宣大”。这是想诱使陈默承认弘光帝的合法性，从而在法理上压垮北京政权，或至少促其分裂。
“水师巡江”与威慑：命令长江水师加强巡逻，做出可能溯江西进、配合陆上北伐的姿态，实则主要是防备左良玉（驻武昌，拥有重兵，与马士英不和，且对“太子”问题态度暧昧），并炫耀武力，安抚江南人心。
（陈默和孙传庭很快接到了南京“北伐”的消息和各种试探信号。陈默在元帅府与核心幕僚议事，闻言嗤之以鼻。）
（“史可法是个忠臣，可惜，生不逢时，遇主不淑，更摊上一群猪队友。”陈默评价道，“马士英等人，不过是想借‘北伐’之名，行固权之实，顺便给我们添堵。他们那点心思，我清楚得很。”）
（“侯爷，是否要有所回应？”孙传庭问，“尤其是其不承认太子殿下，又暗中诱降之举，不可不防。”
（“回应？当然要回应。”陈默冷笑，“以太子殿下名义，起草一篇檄文，不，是‘咨文’。语气可以客气点，称弘光皇帝为‘叔父’（按辈分），重申先帝血诏、太子监国之合法性，表彰史可法阁部忠义，呼吁其以国事为重，速派使者前来，共商抗清大计，迎回太子，还于旧都（北京）。同时，痛斥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结党营私、排挤忠良、克扣军饷、败坏朝纲，致使北伐大计蹉跎，有负先帝、有负天下！ 将檄文抄送南京各部、各镇，尤其是……直接送给史可法和黄得功，也想法子让左良玉看到。”）
（这是高姿态联合，低姿态分化。高举“抗清”、“迎太子”的大义旗帜，将史可法、黄得功等尚有忠义之心者与马士英等权奸区隔开，加剧南明内部矛盾。同时，承认弘光帝的“叔父”身份（而非皇帝），既留有余地，又隐晦质疑其即位的完全合法性。）
（“至于他们的‘北伐’和试探，”陈默眼中寒光一闪，“不必理会。令刘挺加强边境戒备，尤其是大同、宣府方向，防止南明小股部队袭扰或清军借机生事。告诉王朴，稳守已收复州县，不得擅自南下与南明接战。我们的重心，依然是建军、屯田、备虏！等他们自己闹去。等我们根基牢固，兵精粮足，要么他们来求我们，要么……我们就去‘请’太子回南京！”）
（陈默的判断极其冷静。他看穿了南明“北伐”的虚弱本质和内部的重重矛盾，绝不为其所动，也不接其试探的话茬，而是坚持按照自己的节奏，埋头发展。同时，利用政治宣传，巧妙地在南明这锅本就沸腾的浑水里，再撒下一把挑拨离间的盐。）
（于是，这个冬天，南北之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局面：南边，锣鼓喧天，喊着“北伐”的口号，军队却在防区内武装游行，朝堂上为粮饷和权力吵得不可开交，私下里向北京抛着暧昧的媚眼；北边，陈默闷声发大财，练精兵，造火器，种番薯，挖情报，对南方的喧嚣冷眼旁观，偶尔丢出一篇檄文搅动风云。）
（史可法在扬州独木难支，空怀忠愤，寸步难行。马士英在南京志得意满，以为凭借“北伐”旗帜和暗中运作，既能巩固权位，又能遏制北京。而陈默，则在积蓄着足以打破这一切虚伪平衡的力量。他知道，南明的“北伐”闹剧，注定虎头蛇尾，甚至可能以某种耻辱或内讧的方式收场。而他需要做的，就是确保当那场注定的风暴（无论是清军再次南下，还是南明内爆）来临时，他和他的“新大明”，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足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乃至……主宰这片饱经沧桑的华夏山河的未来。）
（南京的“北伐”号角，吹得越是响亮，在这北方的朔风与铁砧声中，便显得越是苍白与可笑。时代的焦点，已然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到了燕山脚下，那座正在浴火重生的帝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