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兴二年，八月下旬。南京，紫禁城。 台湾前线的紧急战报，如同投入滚油的冰水，瞬间在帝国最高决策层炸开。人质危机，这个完全超出常规战争预案的变量，让“政事堂”内的空气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然而，在最初的震惊与愤怒之后，陈默那双经历了无数风浪的眼睛里，迅速沉淀下来的，是冰冷刺骨的决断。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对外夷的博弈中，尤其是在对方已触及“以无辜平民为盾”这一绝对底线时，任何一丝一毫的软弱、犹豫或道德上的自我捆绑，都将是致命的，不仅会葬送前线将士用血火换来的战机，更会彻底助长红毛夷乃至所有潜在敌人的气焰，后患无穷。）
（“挟持人质，禽兽行径！此风绝不可长！”陈默的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在政事堂内回荡，“若今日因红毛夷挟持我百姓，我便退让妥协，他日北虏、西夷、乃至境内任何奸邪，皆可效仿！国威何存？军心何固？百姓何所恃？”
（孙传庭捻须沉吟，面色沉痛：“侯爷所言，乃大义所在。然，数百条人命，亦是鲜活生灵。强攻之下，玉石俱焚，恐伤陛下仁德之名，亦损将士士气。是否……可虚与委蛇，假意谈判，暗行营救？”
（“来不及，也难保万全。” 陈默摇头，走到巨大的海图前，手指重重戳在热兰遮城，“红毛夷已成困兽，心理濒临崩溃。假意谈判，只会让其得寸进尺，拖延时间，甚至残害更多人质以增筹码。郑成功在奏报中已言，尝试陆路营救，但城堡坚固，守军警惕，短期内难有成效。时间，不在我们这边。 北边蒙古还在观望，拖延越久，变数越大。”
（他环视在座的重臣，目光如炬：“红毛夷敢行此灭绝人性之举，是赌我们不敢牺牲人质，赌我们顾忌名声，赌我们内部会因此分裂争吵！我们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以最坚决、最强硬、最不留余地的姿态，打碎他的一切幻想！”
（“传令郑成功！”陈默口述，由书吏记录，形成政事堂决议：“一，以大明皇帝、政事堂、征台大将军郑成功之名义，向揆一及所有红毛夷守军发出最后通牒：限六个时辰内，无条件释放全部被挟持之汉民，并开城投降。凡投降者，可保性命，战后交由朝廷依律处置。”
（“二，若逾期不降，或敢伤一人质，则视同红毛夷自绝于天朝。我军将立即发动不计代价之总攻。 城破之后，所有参与挟持人质、下令或执行杀害之举之红毛夷军官士卒，不论官兵，一经擒获，立斩不赦，悬首示众！其总督揆一，必剐之于市，以谢天下！ 其余抵抗者，亦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
（“三，将此最后通牒内容，抄录多份，以箭书射入城内，并用喇叭向城内喊话，务使每一个红毛夷皆知。 同时，将我方之仁至义尽（给出投降生路）与其滔天罪行、及顽抗之惨烈后果，晓谕三军，传示沿海州县，并明发天下！我们要让天下人知道，朝廷护佑子民之决心坚定不移，对践踏底线之暴行绝不姑息！ 是战是和，是生是死，由红毛夷自择！”
（决议迅速形成。没有太多争论，陈默的威望和清晰的逻辑压倒了其他声音。这与其说是政事堂的决策，不如说是陈默意志的体现。强硬、干脆、不留谈判余地，将道德压力、战略抉择的困境，全部踢回给行凶者。 同时，通过公开声明，将朝廷置于“仁至义尽、被迫反击”的道德制高点，最大程度地争取国内舆论理解和军民同仇敌忾之心。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荷方拒绝，人质的伤亡几乎不可避免，朝廷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道义风险和政治压力。）
（乾清宫：小皇帝的“第一次”与野心的火花）
（当这份措辞强硬、几乎没有转圜余地的“政事堂决议”附上详细说明，送至永兴帝朱慈烺面前，请求“圣裁”用印时，年轻的皇帝将自己关在内书房足足一个时辰。沈自彰侍立在外，能听到里面压抑的、急促的踱步声。李安守在门口，连大气都不敢喘。）
（朱慈烺的内心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风暴。他一遍遍阅读着郑成功血淋淋的战报描述，想象着被捆绑在城头同胞的绝望；他又反复咀嚼着“政事堂”决议中那冷酷无情的逻辑和不容置疑的强硬。他理解陈默的考量，甚至从理智上认同，这是当前最可能打破僵局、震慑外夷、并维护长远国威的做法。但……那是几百条人命啊！是朕的子民！ 就这么被当作筹码，甚至可能被牺牲掉？就为了所谓的“大局”和“威慑”？
（一种混合着无力、愤怒、以及对“政事堂”如此轻易决定他人生死（哪怕可能是对的）的隐隐抗拒，在他胸中激荡。他想起自己这些日子偷偷研究的兵法，想起沈自彰分析过的历史上类似案例的得失。他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如果由朕来决策，会怎么做？会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既能救人，又能破敌？ 这个念头一闪，便如同野火燎原。是啊，为什么一定要非此即彼？为什么“政事堂”给的选项如此极端？难道就没有在展示强硬的同时，也给予对方一线“体面撤退”的希望，从而分化敌人、增加人质生还可能的策略吗？
（“夺权”的欲望，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炽热地灼烧着他的心。 不是为夺权而夺权，而是他感到，在这种关乎数百同胞性命、关乎国家尊严的关键时刻，他不想再只做一个被动的、只能盖章的橡皮图章！他想参与，想影响，甚至想……主导！他想证明，自己这个皇帝，并非全然无用，并非只能听从“陈师傅”的安排。他也能在危难时刻，做出属于自己的、或许更明智、更仁慈的抉择！
（但这念头太危险，太疯狂。他没有任何实力，没有任何班底，只有一个沈自彰和一个懵懂的李安。“政事堂”和陈默的权威如日中天。他任何试图修改决议的举动，都可能被视为不成熟、妇人之仁、甚至是对“陈师傅”权威的挑战，后果不堪设想。
（挣扎、煎熬、野心的火焰与现实的冰冷反复交织。最终，理智和对陈默的敬畏，勉强压过了那刚刚燃起的冲动。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没有资本冒险。他提不出比“政事堂”更完善、更有把握的方案。强行介入，只会添乱，甚至可能害了更多人。
（他缓缓坐下，提起朱笔，手依然有些颤抖，但落笔坚定。他在“政事堂决议”上，工工整整地批了一个“可”字，然后郑重地用上了皇帝玉玺。他没有添加任何自己的意见，没有做出任何修改。他选择了顺从。）
（然而，在批阅完毕，将奏报合上的那一刹那，他抬起眼，望向窗外南京城灰蒙蒙的天空。那眼神里，刚才的挣扎与痛苦已渐渐沉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以及深埋眼底的、冰冷的决心。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品尝到“最高权力”的滋味——不是行使时的快感，而是无法行使时的屈辱与不甘。他低声，仿佛自言自语，又仿佛是对冥冥中的谁宣告：
（“终有一日……朕要这天下之事，皆由朕心而决。 今日之‘可’，非朕所愿。乃……势所迫耳。”）
（这句话，轻如蚊蚋，却重如千钧。它没有写在任何奏章上，却深深地刻进了朱慈烺的骨血里，成为他未来道路上，最隐秘、也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台湾的人质危机，成为了这位年轻帝王，在权力意识上完成关键蜕变的催化剂。）
决议化为命令，以六百里加急，飞向澎湖，飞向郑成功的军中。 与此同时，朝廷的舆论机器开动，将红毛夷的暴行与朝廷的最后通牒公之于众。南京城，乃至整个东南沿海，都被一种悲壮与同仇敌忾的情绪所笼罩。所有人都在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