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兴二年，八月末。台湾，热兰遮城下。 当郑成功以最严厉的方式，将南京“政事堂”与永兴帝联合签署的最后通牒（限六个时辰无条件释放人质、开城投降，否则城破之日，参与挟持人质者立斩，总督揆一凌迟）的内容，通过箭书、喊话等方式，一遍遍送入城堡，并伴随着明军舰队完成最后的战斗准备，无数炮口对准城堡，陆师登陆部队在侧翼完成集结时，城堡内荷兰守军的精神，终于被这毫无转圜余地的、混合着道德谴责与毁灭性威胁的最后通牒，以及外部如山如海的军事压力，彻底压垮了。）
（总督揆一并非没有想过顽抗到底，甚至想过“兑现”威胁，屠杀部分人质。但当他看到身边军官们闪烁的眼神、士兵们脸上无法掩饰的恐惧，以及城外明军那森严的阵势和必杀的决心时，他残存的疯狂被冰冷的绝望取代。他明白，一旦真的杀害人质，等待他和所有守军的，将不仅是肉体上的灭亡，更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甚至可能累及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其他据点。而投降，虽然屈辱，但至少通牒中承诺了“可保性命”，战后交由“朝廷”处置，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他并不知道明朝朝廷会如何处置，但总比立刻被凌迟好）。
（六个时辰的期限即将截止前，热兰遮城头终于升起了一面破烂的白旗。一名荷兰军官被缒下城墙，带来了揆一的“有条件投降”请求：
（1. 保证所有投降的荷兰军人、官员、商人、传教士及其家属（约两千余人）的生命安全与基本人格尊严。
（2. 投降后，不施加酷刑，不进行侮辱性示众。
（3. 允许他们携带个人财物（非军事物资、非公司财产）离开。
（4. 提供船只，将他们安全礼送出中国海域，遣返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或荷兰本土。
（郑成功接到这份“有条件”请求，冷笑一声。他立刻召集众将及黑水军代表商议。多数将领认为，红毛夷已是瓮中之鳖，岂能再容其提条件？应勒令其无条件投降。但黑水军派来的参军（代表朝廷）提醒道：“大将军，朝廷最后通牒中，确有‘可保性命’之言。彼等所求，看似无理，实乃恐惧之下，求一线生机。若逼之过急，恐其狗急跳墙，伤及人质，玉石俱焚。不若虚与接受其前两条，断其后两条，以安其心，先解人质之危，拿下城堡再说。”
（郑成功从善如流。他回复荷兰使者：“可暂应尔等所请第一、第二条，保证投降者性命人格。然，第三条个人财物，需经查验，非抢掠所得、非军用物资方可酌情允许少量携带；第四条遣返，非本帅职权所能定，需押送南京，由我皇陛下及朝廷定夺。 尔等若再拖延，或伤一人质，前约尽废，立时攻城！”
（在明军压倒性的武力威慑和这“有限让步”下，揆一及守军最后一点抵抗意志也消散了。他们不敢再讨价还价。次日清晨，热兰遮城城门缓缓打开。揆一及其主要军官赤手空拳，率先走出城堡，在明军士兵的监视下，跪地请降。随后，荷兰守军鱼贯而出，缴械投降。被捆绑在城头的数百汉民，终于获救，与亲人相拥，哭声震天。至当日午时，大明旗帜插上热兰遮城头，标志着荷兰殖民者在台湾三十八年的统治，正式终结。）
（郑成功一边安排安抚百姓、清点缴获、修缮城防，一边以八百里加急，将“台湾全岛光复，红毛夷总督揆一率众投降，人质悉数获救，仅十余人因先前虐待伤病不治”的捷报，连同“如何处理荷兰降虏（尤其揆一等首脑）”的请示，飞送南京。）
（捷报传来，南京全城欢腾，比之中秋夜的火攻大捷更甚。这是自永乐年后，大明首次在海上取得如此辉煌的、开疆拓土式的完胜，意义非凡。然而，欢庆之下，如何处置这两千多名荷兰降虏（包括数百妇孺），尤其是那个罪大恶极的总督揆一，成为了摆在朝廷面前一个既敏感又棘手的问题。朝野舆论普遍要求严惩，尤其是对揆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正国法。但如何杀？杀多少？杀完之后，对仍在巴达维亚、以及可能前来报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又该如何应对？这些都是需要慎重权衡的战略问题。）
（当“台湾大捷”和“如何处理降虏”的奏报同时送到永兴帝朱慈烺面前时，年轻的皇帝心中，那团在“人质危机”时被强压下去的火焰，再次熊熊燃烧起来，且比上次更加灼热、更加明晰。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他可以名正言顺、且极有可能产生影响地介入朝政的机会！处置降虏，尤其是揆一这样的首恶，关乎国法、外交、民心向背，皇帝发表意见，天经地义。而且，此事不像之前的军事决策那样专业和紧迫，他有思考和操作的空间。
（他首先做的，不再是仅仅召见沈自彰私下咨询。他正式下旨，召“政事堂”总理大臣陈默、太傅孙传庭、新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涉外交）、以及刚刚因功被召回南京述职、备受瞩目的“镇海大将军”郑成功（若已启程或可快马咨询意见），明日于文华殿，共议“处置红毛夷降虏事宜”。他要亲自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郑成功这个前线统帅的看法。
（这看似平常的“召见议事”，却是朱慈烺首次在重大政务上，表现出超出“被动听取汇报用印”模式的主动性。他不再满足于看“政事堂”准备好的决议草案，而是要参与讨论过程。这是一个极其微妙但重要的信号。
（在正式召见前，朱慈烺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尝试——秘密笼络。他通过绝对心腹太监李安，以“陛下偶得西洋奇巧之物，闻沈翰林博学，或识其妙”为名，将沈自彰晚间召入内书房。屏退左右后，朱慈烺不再掩饰，直接问道：“沈卿，明日议那红毛夷之事，以卿之见，当如何处置，方能既彰国法，安民心，又顾长远，不至与那红毛夷国结下死仇，遗祸海疆？” 他将自己思考的难点和盘托出，并仔细倾听沈自彰的分析。沈自彰受宠若惊，也更感压力，但依然谨慎地提出了“首恶必办，胁从可缓，区别对待，以观后效”的思路，并建议可借鉴历史上处置外族降虏的成例。
（更关键的一步，朱慈烺将目光投向了刚刚立下不世之功、声望正如日中天的郑成功。他让李安（以其憨厚外表为掩护）“偶然” 在郑成功暂居的驿馆附近，“巧遇”郑成功的一名贴身亲卫，闲聊中“无意”透露：“万岁爷可关心台湾战事了，天天看奏报，还夸郑将军是国之柱石呢。 听说万岁爷对怎么处置那些红毛夷头子，可上心了，明儿还要亲自问郑将军的意思。” 这话很快传到郑成功耳中。郑成功是何等人物？他立刻明白了其中深意——皇帝在向他示好，并且在征求他对这个敏感问题的看法，这与他之前接触到的、皇帝基本不干预具体政务的印象颇为不同。郑成功心中不免思量，对这位年轻的皇帝，有了新的评估。
（朱慈烺甚至将触角伸向了都察院。他知道都察院中不乏热血激昂、要求严惩的御史。他让沈自彰（以其清流身份）“偶然” 与几位素有直声、且对陈默某些新政（如对待外戚徐家过于宽厚）略有微词的御史“切磋诗文”，在言谈中“不经意”地流露出“陛下仁孝，然亦重国法。此番红毛夷之事，关乎国体，陛下甚为关注，欲明正典刑，以儆效尤”的意思。这既是在试探都察院的反应，也是在暗中引导舆论，为明日自己可能提出的“严惩”主张铺垫声势，同时微妙地将自己与“明正典刑”的刚正形象联系起来，与“政事堂”可能考虑的、更偏向战略权衡（如不杀揆一以留与荷兰谈判余地）的处置方式，形成潜在区别。）
（朱慈烺的这些举动，依然谨慎，且充分利用了皇帝身份的便利和“关心国事”的正当性。他没有串联，没有结党，只是有选择地、以不同方式，向不同方向的关键人物，传递信息、征求意见、释放信号。他在沈自彰这里寻求智谋支持，在郑成功这里争取重量级功臣的好感与意见，在都察院部分御史那里铺垫舆论和寻找潜在共鸣。他所做的，是在“陈默体制”允许的皇帝活动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的信息渠道、人际接触面和影响力辐射范围，为明天的“共议”，也是为自己未来可能的、更深入的“介入”，悄悄地编织着一张虽然稀疏、却已初具雏形的“关系与信息网”。）
（他并不知道这张网能有多大用处，但他享受这种主动布局、暗中发力的感觉。这让他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坐在乾清宫里，等待别人决定一切的木偶。他正在学习，如何以一个皇帝的方式，去影响，甚至驾驭那些手握实权的臣子。台湾的捷报和降虏的处理，成为了他实践这危险而诱人技艺的第一个舞台。）
文华殿的灯火，将为明天的议事而亮。年轻皇帝的第一次“主动出击”，将面临“政事堂”重臣、功臣大将、以及各部尚书的审视。他能否提出令人信服的见解？他的“笼络”与“铺垫”又能起到多大作用？这一切，都将在明日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