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国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被称作“希特勒时代”，而且其含义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名曰“德皇时代”的那些年头，以及魏玛共和国晚期的“兴登堡时代”。
德皇和兴登堡当然也是自己那个时代的指标性人物。但他们无法恣意妄为决定德意志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我们或可宣称，俾斯麦比较能够如此行事。可是，就连俾斯麦在他自己的时代，也无法像希特勒在德意志国最后十二年内所做的那般，非但完全掌控了国家，更可不受限制地随心所欲加以形塑。
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总理一事，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夺得了政权。完全相反的是：当时反而还有许多人认为，那个奇形怪状的希特勒—巴本政府很快就会像前几任内阁一般灰头土脸地下台，接着又将出现截然不同的东西。后来的发展却并非如此，不免令许多人大感震惊——而且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一个惊喜。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就在1933年2月底至7月初之间的四个月内，几乎完全攫取了政治权力。接着，他停顿一阵子以后，又夺得人们直到当时为止都还完全无法想象的那种权力，即绝对的权力。希特勒夺取政权的经过因而分成了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进行于1933年上半年，旨在肃清政治领域。之前三年内德意志国所形成的政治生态（一个由魏玛议会民主制的残留物与新式专权总统制所组成的综合体），在1933年1月30日仍然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下去。可是到了1933年7月14日，那种政治生态已经完全消失无踪。68各政党已不复存在，政府的形式既非专权总统制亦非议会民主制，此时唯一的当政者就是国家总理和他的党。演变至此的过程非常惊心动魄，其间不免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违法措施、恐怖行为和卑劣举动。
当时最具决定性的事件至今仍未真正获得厘清，那就是1933年2月27日发生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希特勒将这起纵火事件使用为借口，以便在仍然与巴本立场一致的情况下，说服总统签署一项意义远甚于前的紧急命令。从此宪法大部分失去效力，所有的国民基本权利遭到废止，官方更可任意进行逮捕。逮捕行动事先早已准备妥当，于是就在纵火事件的第二天（2月28日）立即开始实施。
德国政坛随之引进了一个新的元素：合法的国家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的运用起初还相当具有选择性。第一批立即遭到逮捕或者必须逃避追捕的受害者，就是共产党员以及其他一些左派政治人物，特别是某些深受新统治集团憎恶的左翼记者和作家。在最初几个星期内尚未出现无所不在的恐怖行动。
然而，那年2月28日推出的恐怖主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一个星期以后仍获当选的八十一名共产党籍议员，再也无法进入新国会。等到国会过了三个星期开议的时候，他们早已悉数进了集中营，走入地下，或者流亡海外。这使得国会大选的结果全面改观。
此次国会选举的结果其实令政府大失所望。国家社会主义党加上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之后，才以将近52%的得票率勉强过半。69国家社会主义党本身仅仅获得了43.9%的选票，未能如愿成为绝对多数。可是，一等到共产党籍的议员消失以后，国家社会主义党便突然获得了绝对多数，甚至可与各中产阶级政党一同享有三分之二多数。这使得他们终于力足以修改宪法，让国会自废武功。
当国会在3月23日针对废除议会制宪法进行表决的时候，这三分之二多数发挥了作用。除了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投票赞成所谓的《授权法》，使得政府有权——也就是说，以合法的方式——不经国会同意径行颁布法律，而此做法的有效期限起初为四年。这是继1933年2月28日之后的第二次政变。此时距离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在6月和7月的自行解散，以及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遭到查禁，已经为期不远了。70
在此阶段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所有的中产阶级政党果真都不想再继续跟着玩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惬意于自己获准完全淡出政治舞台。那种态度与当时人们所称的“民族奋起”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息息相关，亦即德国从3月5日的国会大选到1933年夏天之间演变出来的情绪翻转。那是很难探究明白的事情，不过每一个曾经身历其境的人都还对之记忆犹新。情绪虽然无法加以定义、澄清和掌握，因为它飘忽不定，可谓具有“虚无缥缈”的本质——可是它却起着非常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同在1914年8月那般，1933年的情绪翻转也产生了重大意义。因为这种情绪上的剧变，真正构成了即将来临的“元首国家”之权力基础。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讲法，只能这么表示：那种普遍出现的情绪意味着，人们觉得自己得到了解脱，终于从民主中解放了出来。既然大多数的国民都不打算再享有民主，那么民主还能够有所作为吗？当时绝大多数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已得出一项结论：就让我们下台一躹躬、让我们退出政治生活、我们将不复存在。各个民主政党在1933年6月和7月时所做出的表现，与1918年11月时的德国君主们完全相同。
“民族奋起”孳生自两个根源，而我对此还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根源，是1933年之前的那几年内，政治不确定性所普遍导致的厌倦感。人们想要重新拨云见日，渴望恢复秩序，期盼有一位一世之雄用强硬手腕和坚决意志来登上巅峰。然而——这是该运动的第二个根源——人们可不打算看见巴本或施莱歇尔登峰造极，他们所需要的人物，并非早就被视为过气、在1918年已经垮台的旧保皇派上流阶级之代言人。人们盼望出现真正的新局面：一个没有政党的全民政权、一位众望所归的元首人物（那在他们看来就是希特勒），尤其是，德国应该再度统一力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类似1914年时的情况。德皇曾经在那一年宣示过：“我的眼中不再有任何政党，我的眼中只有德国人。”现在人们果真不想再有任何政党了，只想要有德国人。于是，当希特勒废除其他政党的时候，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选民都表示赞同，而且赞成者不光是局限于那些在3月5日投票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人们。
这种普遍的情绪，让旧中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性人物产生了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印象。例如一位曾经在魏玛共和时代末期担任部长，此际仅仅是自由左派“德意志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先生——迪特里希71——几经良心上的挣扎，还是对《授权法》投下了赞成票。迪特里希在1945年以后写道：当时他所作出的那个决定，使得其选区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一面倒地投书向他表示肯定。
此事看起来固然不痛不痒，却可视为1933年3月到6月之间发展过程的明显症候。尽管那个时代已经发生过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尽管已经设立了集中营，尽管官方肆行逮捕，而且尽管已经开始明显出现反犹太主义政策的迹象，百姓之间却普遍形成一种信念，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民族再度团结的时代，而且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上帝使者——那位出身民间的元首将维护纪律与秩序、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并且将德意志国带向新的而伟大的时代。正是这种情绪，才使得希特勒有办法在几乎未遭抵抗之下肃清整个政治舞台，同时创造出一个局面，使得除了他自己的班底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抗拒他的旨意或者阻挠他的计划。
这整个进程至今仍然得不到解释。其理由不外乎在于人们老是喜欢忘记，1933年年初至夏季之间确实出现了民族大团结的现象。百姓未必团结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背后，但他们团结在希特勒的背后——按照当时已经习惯对他使用的称呼，也就是团结在“元首”的背后。与此齐头并进的，还有另外一个极不寻常的发展，即所谓的“同步化”。
除了货真价实的政党之外，德国凡是还存在的一切政治性——或者非政治性——的组织，从包括工会在内的各种大型工业团体和利益团体，一直到规模最小的联合会，都设法在这几个月里面将自己“同步化”。也就是说，更换自己的领导阶层，让自己沾染国家社会主义的气息，加入那个如今已泛滥于德国的运动，并且与它同行。
除此之外，这几个月内的入党人数暴增，许多迄今与国家社会主义保持距离的人士，现在纷纷抢着在大门关闭以前挤进党内——那些人被称作“三月阵亡者”72。接着，国社党果真关上了大门，从1933年中开始不再吸收新党员，为时长达四年之久。1937年的时候第二度短暂开放入党，结果再度大量冒出新党员，其中有许多人根本不具备国家社会主义的心态，只不过他们“实事求是”并且希望开创锦绣前程。那种态度固然令人鄙夷，却合乎人类的天性，同时它在20世纪30年代使得绝大多数德国人成为一个在政治上相当团结一致的民族。
现在再来谈谈夺取政权的第二个步骤。自从政治舞台遭到肃清、希特勒和他的党成为德国唯一还剩下的政治势力之后，情况看起来是何模样呢？国社党虽然已经成为唯一的政治势力，却不是唯一的一股势力。希特勒的体制并非建立在党的基础上，而是由许多个国家社会主义团体所共同构成。其中，在当时地位遥遥领先的最重要团体，就是国社党的武装组织——冲锋队。
冲锋队在那个年代乃真正的恐怖工具。冲锋队是最初几座集中营的设立者和管理者，而他们就在此时发展出恣意妄为的恐怖作风。冲锋队除了遵奉上级指示进行逮捕之外，同时也随意胡乱抓人，而其动机往往出自个人恩怨。因此，那个恐怖政权大肆采取的残暴措施和为数颇多的谋杀行动，有一部分脱离了希特勒的掌控。
除了冲锋队之外，当时的德国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势力。它虽然不具政治色彩，却是更加实在的权力机构，那就是国防军。国防军起初赞成希特勒出任总理，而且新生代的国防军领导高层对纳粹十分友善（其主导者已非施莱歇尔，而是布隆贝格与赖歇瑙等将领73），希望将纳粹运动使用于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因而在1933年1月支持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决定。即便如此，国防军依旧为国中之国——它固然对国家社会主义党抱持善意而成为其盟友，却绝非该党的从属单位。
国防军和冲锋队之间于是形成了冲突，让希特勒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冲锋队是一个群众组织，而其领导层级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尉级军官；可是冲锋队现在希望自己改头换面，变成新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军队”。突击队计划转型成为新的国防军，并且从旧国防军领导阶层那边夺走权力，其成员可部分加以吸纳，剩余部分则或许可以勒令退休。冲锋队必须被改组成庞大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新军，而这应该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做法，因为冲锋队是他自己旗下的组织之一，他本人则是“冲锋队最高元首”（即便他无法每天都亲自进行领导）。有了那支军队以后，他可以期待军方将不再只是盟友而已，而是他在政治上可以加以渗透和掌控的对象。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选择了国防军。我认为那出自两个理由：比较次要的理由是，希特勒打从一开始就计划大规模扩军，以便在未来发动战争。无怪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在1933年2月初立即召见的第一批人士，正好就是国防军的将领。为了大肆扩军和日后发动战争，希特勒在军事上不但需要一个心甘情愿的工具，同时更需要第一流的工具。国防军正是不二的选择。冲锋队虽然拥有数百万名斗志高昂的成员，但那些人的社会地位多半不高，而且缺乏国防军所深具的军人精神和军事传统。不过，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使得希特勒在国防军与冲锋队之间的冲突中，决定站在国防军那一方。
年届耄耋的兴登堡仍然在世，但已不复享有他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所握有的那种政治权力。他如今确实已经老迈不堪，并且在1934年初的时候，退隐到位于东普鲁士诺伊德克的自家庄园静候死亡。谁将成为他的总统继任者呢？希特勒立意已决，务必要亲自成为兴登堡的继任者，并且由他本人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于一身，借此彻底完成自己的夺权行动。但这只有在国防军不出面阻挠的情况下，才会有实现的可能。希特勒因而必须设法与国防军达成协议，说服国防军同意由他来接任总统。这种协议实际上意味着，国防军将如同先前在兴登堡时代那般，直接隶属于新就任的希特勒总统之下——毕竟按照行之有年的德意志传统，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
国防军愿意进行对希特勒至关紧要的这笔交易，但先决条件是必须逼退冲锋队、让冲锋队取代国防军的计划成为泡影，而且希特勒从此以后不得再将突击队使用为恐怖工具。这使得希特勒的处境极为尴尬，因为有许多迹象显示，他已经让自己的战斗组织产生希望，以为可获准在兴登堡死后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第二次革命”——上述那场军事革命。希特勒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只有一条出路：诛除冲锋队的领导高层。他在1934年6月30日采取了相关行动。
那段历史甚至会让毫不同情冲锋队领导高层的人们也大起反感。希特勒与冲锋队的领导高层安排妥当，让冲锋队在1934年7月份开始休假，直到预期中的兴登堡去世时刻来临为止。在此之前，他希望在6月30日与冲锋队领导高层在巴特维西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全部的后续细节。冲锋队领导高层于是在6月29日抵达巴特维西，以便第二天早上迎接希特勒。希特勒却提前几个小时，在大批警力护卫下于夜间露面。其目的并非为了参加冲锋队的会议，反而是要将群聚在巴特维西的冲锋队头目悉数逮捕，然后运往慕尼黑（或柏林），未经起诉、侦讯、审问便就地枪决。希特勒事后对此作出的辩解是，冲锋队密谋发动政变。“罗姆政变”一词，直到今天依然像鬼魂一般地出没于德国历史书籍之中。
可是，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罗姆政变”。罗姆——冲锋队的“参谋长”——相信，他自己在为日后的军事政变作出规划时，与希特勒完全意见一致。然而，罗姆却在睡梦中遭到制服，与手下大多数的头目一同遇害。74过了几天以后，内阁认可了1934年6月30日的事件，称之为“国家紧急防卫”。此事让人首度尝到味道，预演了1938年至1945年之间肆虐于德国的谋杀性恐怖行动和滥权统治。
国防军遵守了自己与希特勒的协议。兴登堡在1934年8月2日去世以后，希特勒就在当天自立为其继任者，国防军则按照约定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承认他是军方的最高指挥官。如此一来，希特勒不但在政治舞台上，同时也在军事舞台上夺取了权力。他除了成为政治独裁者之外，也让自己成为最高军事统帅，成为一个新的皇帝。
就连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向冲锋队领导高层展开的谋杀行动，也在德国普遍受到一般大众和旧上流阶级认同——他们即便表现得不像废除各政党的时候那般兴高采烈，这个消息仍然让他们心满意足和如释重负。冲锋队非常不受人欢迎。它在德国上流阶层眼中是一个由暴民和无赖所组成的团体，而一般中产阶级也因为冲锋队无理取闹的粗暴行为——例如干涉商业活动——而对之深感畏惧。
那批家伙现在遭到斩草除根、元首也在这方面建立了秩序、终于回复正常的状况，这些事项都受到人们欢迎。希特勒为此所采取的可怕手段则遭到容忍。同时，人们也默默容许他利用此次机会，杀害一些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其中包括前任总理施莱歇尔及其妻。如果有人打算找出一项必须由全体德意志民族共同承担责任的希特勒罪行，那么便应该在这里寻找。
继1933年3月至7月，以及1934年6月至8月的两次政治变天之后，接着出现了一段平静的时期。从1934年秋季到1938年之间是“好的”纳粹年头。在那几年内，早期的恐怖措施已经稍加收敛；各座集中营虽然继续存在，可是被释放出来者多过被关进去的人。生活看似已恢复常态。
与此同时，那些年头内还出现了希特勒的经济奇迹：经济获得复苏，于是在1933年至1937年的四年之内，大规模失业转而成为充分就业。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借此几乎为自己争取到了全体的昔日社会民主党选民，以及大多数昔日的共产党支持者及选民，或者至少使得他们不再怀有敌意。
然而，我们果真可以笃笃定定地这么表示吗？德国大众在那些年头究竟于多大程度内真心拥护了希特勒，这是一个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希特勒从未在自由选举中获得过半数的选票，至于他在1933年11月、1936年初和1938年初，于历次阶段性举行的公民投票和国会选举中所获得的99%支持率，完全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时已缺乏真正的选择：人们必须前往“投票”，以免引起注意。人们必须投下自己的选票，至于他们到底是打圈还是打叉，已经无关宏旨。即便如此，凡是曾亲身经历过当时情况的人都无法不注意到，希特勒在1933年底以后——最晚从1934年底开始——已经让绝大多数德国人站在他的背后。那些人不但认可和赞同他的统治，而且对结果也表示满意。其中特别有吸引力之处，对中产阶级而言就是顺利扩充军备，以及在外交上一再成功的强硬姿态；对工人阶级而言则是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料到的经济繁荣与充分就业。
德意志国在此阶段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呢？它和人们往往喜欢使用的讲法不同，并非一党国家。其国家形式有异于今日的民主德国或苏联，也就是说，它不是由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来实际进行统治的国家。国家社会主义党没有中央委员会，没有中央政治局，而且希特勒从未在党内召集任何形式的委员会来共商大局。每年秋季以盛大排场在纽伦堡举行的党大会，都绝对不像一般习称的党大会——亦即党的执行委员会与基层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方案并作出决议。
在纽伦堡从未进行过这种类型的讨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大会，是由党员群众以及其他各种组织所从事的列队集会。此外更有“冲锋队之日”“党卫队之日”，甚至有“国家义务劳动役之日”，1934年以后还有“国防军之日”。那些组织都称得上是国中之国，都在自己的节日被聚集在一起举办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游行活动，其间只有希特勒，而且一再只有希特勒发表演说。他自己则根本不听别人讲话。国家并非由党来进行统治，而是受到希特勒统治，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
“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那是因为，自从其他所有的政党都消失以后，就连国家社会主义党也不复在这个国家扮演真正重要的角色。其中相当奇特的地方是，几乎全体“省党部领导人”和“全国领袖”75——亦即最高阶党干部——的姓名今日都已经完全遭人遗忘，而且他们即便在第三帝国的时代也多半不为大众所知。第三帝国毕竟并非一党国家，它是一个元首国家。
而且，它在许多方面也不同于今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例如它并非名副其实的极权国家。刚好相反的是，与之前任何时代的德意志国比较起来，在希特勒的国家里面出现了更多的国中之国。一位名叫恩斯特·弗兰克尔的德国教授于流亡国外时期，写了一本标题为《双重国家》的精心之作，表示第三帝国内部至少同时存在着两个国家：一边是专制独裁、进行恐怖统治的国家，另一边则是原有的官僚国家，甚至是一个法治国家。比方说，当时如果有谁进行租约诉讼或者打离婚官司，都可以完全依据旧法典和正常的司法程序替自己争取权益——不论有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无差别。这种情形不只出现在司法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而已，其他许多部会的业务项目也不例外，事情都按照旧规矩来办理。从1934年底开始的状况更是如此，随着冲锋队恐怖行动的退潮，生活已大致恢复正常。只不过这种正常状态可能时而会遭到打断，而每当“元首”策划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时，他总是找得到合乎自己心意的工具。
国防军一如既往是特殊的国中之国，但此时它已经在实行普遍征兵制以后换了一个名称。76著名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在那个年代重操旧业担任军医官，他将自己的举动称作“贵族形式的移民国外”。
固然那种举动并非移民国外，而且人们对“贵族”一词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它却是一种回归自我的形式。若是在今天的话，我们或许会称之为：进入一个化外之地，进入一个特殊的国中之国，而且那里的旧传统和旧习俗将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蔚为主流。比方说，国防军直到1944年仍然不使用希特勒式的敬礼，而是按照军方的老规矩举手接触帽沿行礼。
此类缝隙之所以能够存在，绝非出自希特勒的疏忽。人们曾经把纳粹形容为一个“运动”；但说来非常奇怪的是，1933年以后真正的“运动”却是希特勒本人。希特勒以统治者身份所促成的运动，比起整个德意志国和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要来得多。他从未创造出固定的国家秩序，没有留下一部宪法，而且希特勒既未协调他所设立的诸多机构和组织，也不曾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出规范。他故意忽略上述工作的理由，正是为了要让一切都保持运动状态。因为对希特勒而言，德意志国绝对不是最终的发展。在他眼中，那并非继承过来以后就必须加以维护的对象。德意志国对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块跳板，仅仅是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建立一个新权力架构的起步点——但那个权力架构的内在形式与宪政体系仍然完全无法预测。第三帝国的内部因而陷入混乱。
希特勒如何照样有办法统治这个被割裂成许多个特殊部门，而且并不集权的国度，让它继续成为一个元首国家？为何这种所谓的“专制独裁下的无政府状态”继续出现一个最高权威，同时最高权威能够随时随地如愿贯彻自己的旨意？这可以用两个字眼来回答：“宣传”与“恐怖”。那两样工具直到希特勒的纳粹帝国走上末路为止，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统治手段。正是因为它们的缘故，才使得希特勒政权截然不同于德意志国之前的各种国家形式。
让我们先从“恐怖”开始讲起。希特勒政权一直都设有集中营，可在未开具逮捕令、未经复核、未加起诉的情况下，任意将人送入集中营，而被关进去的人只能期待面临可怕的命运。自从冲锋队被剥夺权力以后，各集中营的管辖权即归属于希特勒创建的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党卫队。77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采取了非常聪明的做法：他没有命令国防军来枪毙冲锋队的领导高层，而国防军非常高兴能够避开那个令人不快的任务，免得弄脏了自己的双手。希特勒只是让国防军提供必需的武器和运输工具，然后动用了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小型军事化组织，而该组织——党卫队——在此之前其实只是冲锋队辖下的特种单位。党卫队如今变成了新的冲锋队，同时却又与冲锋队不尽相同。因为党卫队从来就不像冲锋队那般，只是一个主要由一般民众所构成的组织。它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国家社会主义各组织当中的贵族，而且是一个在人种方面经过特别挑选的群体——禁卫军的身高！78追溯到1800年的血统证明！
不过党卫队也具备自己的特殊功能。当初冲锋队曾经打算变成国防军，却未能如愿以偿。结果，冲锋队就在错失目标之后跌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党卫队的做法则稍稍有所不同：党卫队希望成为国家的警察，而此事获得了希特勒批准，于是可以成真。警察在希特勒上台后的最初几年内仍然归由地方政府管辖，如今它也被中央集权化，其最高单位——“国家安全总局”79——则成为国家级的机关。而党卫队很快就完全渗透了“国家安全总局”。党卫队领导高层最重要的人物进入了警察体系，被接收过来的警官们则改用党卫队的职衔。党卫队和警察融为一体，于是成为国内无所不在的一股势力，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机构。
除此之外，党卫队还被极度地扩大。其恐怖功能被划分出去，独立运作于冲锋队同样非常受人畏惧的警察功能之外，由一些受过特别训练的单位——所谓的“骷髅头部队”——负责执行。那些单位如今取代了冲锋队，成为集中营的负责人和管理者。他们为各个集中营带来了新作风，以及比较有规律、冷酷许多的制度，使得凡事不再像过去那般难以逆料和杂乱无章。不过，那绝非比较人道的制度，反而更加严厉，有各种可怕的纪律制裁措施可供使用——从平日针对琐碎违纪行为例行实施的体罚，乃至于作为纪律制裁措施而经常任意执行的死刑。
那一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党卫队在1934年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相当小型的单位。它需要好几年的光阴，才得以转型成为1938年以后令人心生畏惧的权力工具和恐怖工具。其情况正类似国防军需要花上许多年的工夫，才有办法从1933年那支仍然只有十万人的小型陆军（即便人数已经偷偷增加得略多于此），变成希特勒可以拿来打仗的庞大军事力量。
正由于扩充军备和扩大党卫队这两项工作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来进行，从1934年到1938年之间的那个阶段因而看起来还算正常。人们在最初几年内非常熟悉的真正希特勒作风，便于此际暂时退居幕后，要等到1938年以后才日益肆虐。
我曾经在前面提到过希特勒的两个统治工具：“恐怖”与“宣传”。恐怖工作是由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负责进行。就此而言，希姆莱是希特勒的右手。宣传工作的负责机关，则是1933年3月无中生有被创造出来的“国民启蒙暨宣传部”，由戈培尔主司其职。我们也可以将戈培尔称作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左手。
二人虽然都是希特勒的手下，戈培尔却从未像纳粹时代后期的希姆莱那般，扶摇直上享有形同独立的权力地位。他始终只是一个纯粹的执行者、希特勒的干部，而且一直无法对希特勒的政策发挥影响力（纵使在内政方面也不例外），不像希姆莱有时却可如此。然而，戈培尔在希特勒的帝国内，操控了最重要的国中之国之一。因为他在希特勒的授权下，以合法方式垄断了一整个领域，即今日所称的“媒体业”——也就是一切足以左右公众意见和公众情绪的事物。当时，那主要指的是报刊、广播（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戏剧、电影，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包括了书籍发行与文学创作。戈培尔技巧十足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若是从纯粹技术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对他表示叹服。
戈培尔其实从未试图让整个德意志民族都皈依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他反而转移自己的努力方向，通过他的媒体向德国人呈现出一个健全的世界——一个在元首统治下、由国家社会主义重新创造出来的健全世界。戈培尔的电影政策在这方面尤其明显。
这位宣传部长虽然偶尔下令拍摄一些大型宣传影片，但是它们的数目用一只手的指头就算得出来。除此之外，整个德国制片业所推出的，都是一些轻松愉快、不怀恶意，在制作技术和艺术表现上非常优秀的娱乐电影，而且其水平与正常的院线影片并没有两样。在那些电影里面，小姑娘钓得金龟婿、爱情永远至上，大家彼此打招呼时从来不喊“希特勒万岁”——一切都让人根本感觉不到第三帝国的存在。德国电影观众可以在那些影片里面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来满足个人的梦想。
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那些心甘情愿配合戈培尔进行宣传工作的人，多半都自视为反纳粹分子，而且他们在心态上确也如此。第三帝国时代的电影明星和导演们，大多数都属于当时所称的“反对派”。由于第三帝国在他们制作的电影里面受到了忽略，以致有许多人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正在进行某种形式的抵抗。然而他们并不晓得，自己其实是在完全不干坏事、未曾明显做出纳粹举动的情况下，非但完成了戈培尔所交办的工作，同时更协助他瞒天过海——让德国百姓感觉一切还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大家基本上仍旧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我们不必苛责他们，毕竟他们和其他每个人一样也必须赚钱谋生；而且，其他每一个希望靠着诚实工作在第三帝国赚钱谋生的人，也都各自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为第三帝国效劳。他们某些人却在事后自诩为反抗运动的助手，例如今日许多演员的回忆录当中便出现此种现象。但是，那种做法未免略嫌夸张。
戈培尔的新闻政策也采用了非常类似对待电影业的方法。戈培尔没有禁止中产阶级的报纸，唯独昔日社民党和共产党的报刊才全部遭到查禁。他让中产阶级的报纸继续发行，我们甚至无法表示，戈培尔曾经设法把它们真正纳粹化。固然各编辑部门内部都派驻了一名纳粹记者，来扮演某种监视者的角色，可是他们在报社里的地位通常都微不足道。诸如《德意志通论报》《法兰克福日报》《柏林日报》之类的中产阶级报纸，大多能够保留原有的编辑小组——他们的犹太裔同事除外。
他们的撰稿方式与先前一贯的笔调相同，而且他们也必须如此。第三帝国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新闻多样性。例如人们在《法兰克福日报》所读到的东西，在叙事的语气和风格上面都截然不同于《人民观察家报》。80就连《人民观察家报》的论调，也有异于那些当然同样继续发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战斗性刊物”，诸如党卫队的机关报《黑色军团》，或者是“中法兰克尼亚”省党部领导施特莱歇尔那名狂热反犹太主义者的《冲锋报》。81报纸的读者们依旧可以选择自己打算读到的东西，并且按照自己的心态来接受服务。
戈培尔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干预。在宣传部里面，每天都由一名参事（难得是由戈培尔本人）主持一场会议，各报社则派遣一名编辑（通常都不是总主笔）参加会议，并且在会中接获所谓的“语言规范”。但这种“语言规范”并不表示官方对各报社的每一个小细节都作出了规定——如前所述，他们可以，甚至应该保持自己的原有风格。然而，那种做法意味着，某些特定的新闻必须遭到扣发或者以极不醒目的方式刊出，某些特定的新闻则必须大肆张扬。在特殊情况下或者当时机紧迫之际，各家报刊仍会接获指示，应当在社论中采取何种路线（但此事不常发生）。
因此，我们无法表示新闻界完全被“同步化”了。报纸的多样性依旧存在，即便官方已经为新闻媒体定出不得逾越的上限。此做法所收到的效果是，就连不赞成国家社会主义的读者也可以用自己咽得下去的方式，来接受戈培尔和希特勒的熏陶。这种操纵舆论的措施简直称得上是天才之作。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可以操弄公众情绪，在未曾硬性灌输任何想法的情况下，针对百姓于官方眼中仍不“成熟”的地方来下功夫。
除此之外，希特勒在1934年至1938年之间确实做出了一些可以炫耀的表现，让宣传工作于那几年内进行得轻而易举。当时就连反对纳粹者也不得不承认：那个人只要想做什么，就有办法完成什么。他不但晓得自己想要什么，还能够付诸行动，并且加以实现。我们必须放手让他办事，因为他会成功。我们必须放手让他办事，因为他有办法让我们变得富裕、伟大和强盛，而且他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德国又重新站了起来。
希特勒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三项非常重大的成就。首先是恢复充分就业，这项工作也是交由一个国中之国来处理，希特勒本人并未特别进行干预。这个成就主要必须归功于亚尔玛·沙赫特，一位昔日的民主派人士——他起先担任希特勒的中央银行总裁，然后出任经济部长。沙赫特将国内经济与外面的世界严密阻隔开来，并且以不致立即造成明显通货膨胀的方式发行公债，借此促成经济繁荣。从1936年到1939年中期，出现了令人料想不到的经济复苏。在那几年里面，参与经济活动的双方——企业家与劳工——生活都过得很好，至少远远好过了陷入经济危机的那些年头，以及布吕宁推行通货紧缩政策的年代。这是不容低估的成就，因为经济状况足以决定一个时代的气候；而希特勒时代的中期阶段出现了好天气。
希特勒在这个年代做出的第二项重大成就，乃顺利扩充军备。国防军对希特勒的其他政策还抱持的各种疑虑，则随之一扫而空。我们在此同样不可低估的是：对旧国防军的军官团成员而言，扩充军备意味着大展鸿图。在如今创造出来的百万大军之中，旧国防军的尉官变成了校官、校官变成了将军、将军变成了元帅。简言之，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好，而且不光是在物质方面如此。他们每个人在职业方面再度称心如意，觉得终于可以重新发挥所长——他们正在为一个进行大规模扩充和建设的军事组织贡献心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会从事反抗活动，甚至还可以容忍一些其实令人发指的作为。
其中的作为之一，就是国防军在1935年引进了“雅利安人条款”。82犹太裔的军官固然为数不多，可是有犹太裔外婆或犹太裔母亲的军官却相当多，因为军事贵族与犹太金融贵族彼此通婚的现象，在过去几个世代特别频繁。那些婚姻的不幸子嗣们如今必须离开国防军。此一措施制造出愤怒与仇恨，然而却被容忍下来，毕竟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军队已经再度变得强大壮盛，而且如同在德皇时代那般，成为一个真正的战争工具。
希特勒取得的第三项重大成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那同时也归功于戈培尔的销售技术，让广大公众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向全世界发起挑战，采取了截然不同于施特雷泽曼和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方式。后者虽然同样推动修正主义政策，甚至也获得了重大成就，但其作风却一直是顺应配合，以及在表面上进行和解。如今一切已成过去。希特勒把重点放在从世界手中夺取自己的成就。
1933年已经首开其端。当时德国故作姿态，退出仅仅在七年前才获准加入的国际联盟——也就是说，用力在背后关上了大门。希特勒非常巧妙地运用群众心理，针对那项行动举行了他的第一次公民投票，首度获得将近百分之百的支持率。
他接着在1935年公开宣布重新实行普遍征兵制，表示德国从此将在和平时期维持三十六个师的兵力——已不再是《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十万人陆军！他同时还通知全世界，德国从此已经重新拥有空军。
1936年他又做出一个特别大胆的举动，德国不但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同时也毁弃1925年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下令国防军开入非军事化的莱茵地区。这回演变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1938年以前所引发的唯一一次危机。法国一度看似将对德国的举动作出回应，准备进行动员并挥军开入莱茵地区作为反制。某些国防军的将领们自始就畏惧此事，因而设法劝阻进军莱茵地区的行动。希特勒却坚决表示法国将不会采取行动，而且他的预测正确无误。“现在我们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而其他人，例如法国人，将再也不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抗我们。”——这种自信感或许就是希特勒通过其效果十足的外交姿态，在国内政策和群众心理等方面所获致的最杰出成就。
接着，在1938年出现了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的巨大成就：他在无人提出质疑、未曾进行战斗的情况下挥军开入奥地利，然后加以合并，实现了修正主义政治人物昔日梦寐以求的目标。紧接着，又在首度出现战争危机之后，于1938年秋季的《慕尼黑协定》中，让英国和法国牺牲法国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强迫捷克将所谓的“苏台德地区”，亦即该国主要由德国人居住的边缘地带，让渡给德意志国。83
“这种事情我们本来连想都不敢想。那个人却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成功。他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这正是德国大众经历了各种重大成就之后所产生的观感，因而便不再有人特别介意希特勒并不怎么受欢迎的其余政策了。
现在我想对那些其余政策作出说明。希特勒自始便毫不留情地迫害两个族群：一是共产主义者，一是犹太人。光是基于一个理由，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就应该不受欢迎，因为共产党在1932年初是一个拥有六百万选民的群众政党。我们不禁想问道：那些选民们在1933年以后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其实哪里都不在。
就连来自中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阵营的反共产党人士，也曾经在1933年年初幸灾乐祸地期待着，至少共产党将以某种方式采取反抗希特勒的行动——各中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自己则再也无法奋力进行这种动作。他们相信，既然希特勒一直威胁要摧毁共产党，共产党绝不至于未加抵抗便束手就擒。而且，他们盼望出现暴动，或许可进而借此酿成类似内战的状态（不过，他们对内战也心生畏意）。
然而，类似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曾发生过。自从国会大厦失火以来，凡是尚未逃亡国外或走入地下的共党领袖人物，都已经被送入集中营；共产党的办公室则被警方搜索和占领，其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共产党实际上已经被查禁，官方却无须公开宣布此事。那个行动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从此就没有了显著的共产党抵抗活动。
我相信这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以致一贯的共产党选民和结构松散的共产党支持者（为数或许多达好几百万人），在随后几个月内多半纷纷变节。共产党继续遭到查禁一事，自然会令各个中产阶级政党完全感到满意；在某种程度内，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因为他们自己当初跟共产党有过兄弟阋墙之争。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当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社会民主党只能够在海外延续命脉的时候，留在德国的共产党员虽然历尽可怕的牺牲，却在整个希特勒时代都还是一个干部党，维持了最起码的党机关。这种过人表现令我们不得不心生敬意。但我们也必须马上接着表示，他们在整个第三帝国时代并未做出任何成绩。共产党一再组成小团体或小小团体，有时还完成了小规模的行动——主要是在邮局或电话亭放置传单。但那从未收到任何具体效果，充其量只是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大量制造出烈士罢了。整体来说，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并未损及他在操弄群众心理上所获得的成功，并没有怎么影响到大多数百姓对其政策的全盘接受，以及对其成就所产生的敬意。
反犹太主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霍亨佐伦皇室的德意志帝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的国家，之前哈登贝格84与俾斯麦的普鲁士更绝非如此。在一般德国百姓当中顶多也只是出现“传统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并未一直受到欢迎，而且在乡间往往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犹太人在特定职业领域内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律师、医生、记者、出版商、作家），固然令某些人觉得很不是滋味，可是这种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深植人心，整体而言并无大碍。更何况，它从未成为主流态度。
一般德国百姓看待犹太人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赞成完全解放犹太人并且平等待之，其看法类似哈登贝格1811年时的用语：“同样的权利，同样的义务。”第二种方式是在“受过洗”和“未受洗”的犹太人之间，或者在“旧住民”与“新移民”之间作出区分；受过洗和世居于此的犹太人获得接受，未受洗和新移入的犹太人则遭到排斥。最后还有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巴不得让所有的犹太人，或者至少让未受洗和新移入的犹太人成为权利受限的次等公民。热烈支持最后一种方式的人，甚至打算将全体犹太人纳入《外国人法》的管辖范围。即便如此，在广大的德国百姓当中并没有任何路线主张犹太人必须遭到灭绝，就连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也不例外。被希特勒不断透露出来，最后更以如此恐怖的方式付诸实现的灭绝犹太人想法，在“前希特勒时代”的德意志国是德国人所完全陌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