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3月俾斯麦的下台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在内政方面是《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有效期限不予延长，在外交方面则是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不再续约。二者都带来深远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与俄国之间立刻出现严重纠纷，同时也不表示社会民主党马上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日久天长以后，后者形成了更大的变化（这是我们首先在此讨论的对象）。社会民主党随即逐渐变得不再是革命党，而成为一个改革派的政党。
这么一来，我们先将主题转到德意志帝国的内部政策，借此呈现出大环境在俾斯麦下台以后很快便形成的剧烈转变——而且这种大环境的转变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为止是日益明显。如同前文所述，俾斯麦的德意志国在内政方面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国家：几乎对所有的德国政治势力来说，那都是一个压抑和不满的时代，更何况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而且在俾斯麦下台后仍然延续了好几年的工夫。接着从1895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反转和经济起飞。那年开始的一波经济荣景，几乎未曾间断地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在1901年和1908年出现过两次小规模的停滞。但是从全局观之，德皇时代都处于经济繁荣、民生乐利的时期，而且工人阶级亦受惠于此。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令人困惑不已。但是这也难怪，因为即便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很难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作出预测。
然而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令人茅塞顿开的理论正好在此得到了证实。那是熊彼特和康德拉季耶夫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经济的蓬勃发展与重大的科技创新息息相关。如果缺乏了技术上与科学上的创新，经济就会开始停滞，有时甚至陷入衰退。整个俾斯麦时代刚好面临这种情况。之前出现过工业革命的时代、蒸汽机与铁路的时代、炼钢与冶铁的时代。传统的手工作坊已在19世纪中叶改头换面成为机械化的工厂，而后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却久久未曾出现创新。既有的一切当然继续发展：继续兴建铁路，已设立的工厂继续雇用工人，工业缓慢地继续扩大规模，然而那个经济阶段大体上只是一个缺乏动能的时代。这种情况就从1873年延续到1895年。到了19世纪90年代，一下子又同时出现许多重大创新——尤其是电气化的全面普及，此外还有正在起步中的机动车辆与无线电通讯。各种科技创新于是为旧工业带来了新的冲劲。
这个经济进程先是在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然后在下一个步骤也影响了政治。就社会方面而言，阶级斗争的态势已逐渐弛缓下来。固然当时还没有提出日后的一项重大发现：工人不仅仅是成本因素而已，他们同时也是消费群众——因此资方在表面上与工会进行抗争之后，都会为了本身利益而一再同意支付更高的工资。可是，当时随着劳动力日益短缺，工会开始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雇主逐渐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古老的“工资铁律”（即尽可能支付最低的工资）。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和平，同时这种社会和平也在政治上产生效果，而且主要是影响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成立之初是一个革命政党，意图全面改造社会。受到“第一国际”的影响以后，这种倾向更是与日俱增。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世界革命的政党——但只有理论上如此，因为革命多少还只是未来的事情。不过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为止，革命始终都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景。接着，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发展出一个被称作“修正主义”的路线。那些修正主义者表示：我们不需要革命；我们必须逐步成长融入现有的社会与国家，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加以接管。
这个发展起初未能在党内获得正式认可；于历届党的大会不断进行的“修正主义辩论”中，修正主义派总是屈居下风。他们却在台面下日益成长茁壮，而等到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支持开战的时候，修正主义派已经蔚为主流。这种情形在1918年变得更加明显，因为社会民主党愿意在国家战败之后“跳入火坑”（那是该党主席埃伯特的用语），出面收拾残局。那些虽然都是日后的发展，然而从1914年和1918年的事件即可看出，之前德皇威廉时代的国内政治气氛早已不声不响地和缓下来。当时，德意志帝国不再有任何事物会让人联想起昔日的普鲁士宪政冲突、“文化斗争”、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等等。帝国国会及国会的各个政党已在内政上对内阁产生了日益重要的意义，因为政府不断推出的各种新法案都必须由国会负责处理。（德皇时代是一个大规模编纂法典的阶段。尤其1900年的《民法典》更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世纪之作，除了其中的亲属法部分必须加以修改之外，它在今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完全生效。）该阶段在另一方面也有所进展，但我无意称之为“民主化”，因为那是过于夸张的讲法；不过我们可称之为“群众的政治化”，而且它在默默之中为日后的民主化做好了准备。
我之所以提起这一点，主要是想借此反驳德国史学界一个至今仍然强势的派别。该学派主张的论点是：德意志帝国在威廉时代所推动的对外扩张政策，实乃出自内政上的因素。依据其理论，当时希望向外转移人们对国内紧张局势的注意力——或许甚至必须那么做。但对我而言，那种看法未必合情合理。从1890年到1914的二十四年之间，德国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内部紧张局面实则未增反降。而且在我看来，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之后，即可反驳上述论点。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内部紧张局势，都要比同时期的德国来得严重许多。法国有“德雷福斯事件”；英国的爱尔兰问题在当时已呈内战一触即发之势；俄国有1905年的革命；奥地利面临各式各样的民族问题。德意志帝国在那个时代却缺乏足以相提并论之处。
刚好相反的是，德皇威廉时代在内政上是一个健康的年代，甚至是一个幸福的年代——它是德意志国在自己短暂的生命期限当中最幸福的年代。在那个时代将德意志帝国推向崭新外交路线的因素（而且如同事后所显示出来的，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路线），并非国内的不幸福与内政上的危机，反而是当时德国人对自身力量与内部和谐所产生的过度信心。每个阶级的生活都不断获得改善以后，德国人的性格随之出现了某种变化，可惜我们无法称之为好的转变。1848年以前的德国人（甚至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谦卑朴实的民族，其最高目标就是团结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且他们已经如愿以偿。
可是，自从俾斯麦下野以来，他们产生了一种大国的心态。许许多多德皇威廉时代的德国人，而且是来自各个不同阶层的德国人，突然在眼前浮现一个伟大的国家远景，一个全国性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世界强权，我们要向全世界扩张，德国必须在全世界享有优先地位！与此同时，他们的爱国主义也演变出一种有异于前的特质。当时振奋激励德国人的东西——他们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意识，让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是未来的霸主。
科技进步与工业发展为生活所带来的大幅改善，也和这种转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从此可以打电话、可以开电灯，若有谁非常先进的话，还可以自行拼装无线电设备——他们正努力迈向一个超乎预期的新世界，而且是以德国人的身份如此进行。德国人那时在许多领域成为领先全欧洲的力量。当英国还只是缓慢进步，法国进步得更加缓慢，而俄国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时候，德国却在技术与工业等方面飞速现代化，并且对此非常引以为傲。可惜那一切往往转变成自吹自擂、过度自负、自恋自大的态度，以致今天若有谁阅读到当时各种言论的话，只会觉得浑身不对劲。
德意志帝国当然就跟那个时代所有的欧洲国家一样，还是一个阶级社会与阶级国家。更何况自从俾斯麦在1879年向上层阶级作出妥协，实施保护性关税并创立“生产阶层的卡特尔”之后，大农业与大工业之间取得了某种协调——大地主在其中的发声权更略微超出了自身真正的实力。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表示德国在这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
然而到了德皇威廉时代，大地主和大工业家之间的联盟已经改变了内在性质；如今农业在那个卡特尔里面的地位日益低落，工业所占的实际比重则越来越高。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已在很大程度上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不过德国工业一直要等到德皇威廉时代才突飞猛进，达到除了遥远的美国之外几乎无人能及的地步。工业的高度发展并且提供现成工具，助长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扩张政策。但是，尽管德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工商业在全球进行的扩张，彼此之间具有不容否认的牵连性，但我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出现转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此。更重要的因素（而且日增的国力也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就在于人们重新评估了——今天我们则必须表示：错估了——欧洲列强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
我在前一章曾经提到过，1888年时俾斯麦仍然表示：“我的非洲地图位于欧洲。俄国在这里，法国在这里，而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我的非洲地图。”他想借此表达的意思就是：德国在欧洲已经过于忙碌和过于受限，所以必须放弃在全球其他地区进行冒险行动，而且纵使放弃了也无妨。然而，这种看法即便在俾斯麦时代也已非主流意见，如今更出现了彻底的改变。
在19世纪末叶以及20世纪初期，欧洲正处于殖民帝国主义的时代。所有较强大的国家都试图跨出欧洲，并且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借由推动“世界政策”来变成“世界强权”。其间起步最早、斩获最多的国家是英国，那时大英帝国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强大无比的世界霸权。但法国也在亚洲统治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且在非洲更是如此。俄国则大肆向东方扩张，但即便是一些较小的国家——诸如荷兰、比利时（后来意大利也小规模进行殖民扩张），再加上首开先河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也都拥有自己的殖民帝国。在整个欧洲出现了一个当时看似毋庸置疑的想法：纯粹欧洲权力均势体系的时代即将被一个世界性的霸权体系所取代；在此体系当中，欧洲列强将一如既往地于全球享有优势地位并建立大型的殖民帝国，进而将欧洲权力均势体系扩大成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世界权力均势体系。
对具有这种想法的人们来说（而且如今在德国也有许多重要人物如此认为），德意志帝国与其工业实力相较之下，在“世界政策”这方面未免遥遥落后。固然俾斯麦曾经一度建立了少数几个非洲殖民地（但很快就不再予以重视），不过德国还称不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德国仍然只是一个欧洲大国，并非世界强权。现在德国却想成为世界强权，而马克斯·韦伯就为德皇威廉时代提供了相关的座右铭。他曾在1895年表示：
我们必须明白，德国的统一是这个民族在年迈以后所搞出的青少年恶作剧；假如德国的统一意味着德意志世界强权政治的终点而非起点，那么如此昂贵的恶作剧最好不要也罢。
德意志国开始推动“世界政策”以后，必然会招惹到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强权——英国。德国人并不打算摧毁大英帝国，而且他们无论是在当时或后来都没有过这种非分之想。然而，他们的愿景是：受到英国掌控的欧洲权力均势体系必须被一个世界权力均势体系取代，而德国将在此体系内，成为与各个老牌殖民强权平起平坐的世界列强之一；与此同时，英国则应该降格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日后的帝国总理比洛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我们无意将任何人推入阴影，但是我们也要在阳光下取得一席之地。”
但说来奇怪的是，德皇威廉时代的德国人并不曾取得太多新的海外领地。19世纪90年代，他们在非常遥远的外面，从中国那边租借了胶州湾（附带说明一下，租约原定于1987年，即本书初版的同一年到期）——那是一个过于防患未然的举动，因为有关中国即将遭到欧洲列强瓜分的讲法虽然在当时甚嚣尘上，却人尽皆知从未成为事实。此外，德国人也在南太平洋取得了一些岛屿，可是它们同样非常遥远，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同样非常难以固守。德意志殖民帝国除此之外并无重大斩获，而且后来也一样。那个殖民帝国始终只停留在空中楼阁的阶段。
然而，德国人秉持自己有条有理的作风，宣称德国取得世界强权地位的初步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德意志舰队来展现德国的“海上雄风”。那表面上看来非常合乎逻辑。如果有谁打算成为世界强权，如果有谁希望跟上殖民竞争的脚步并取得领先地位的话，首先就必须拥有为此所需的工具——一支强大的舰队——才能够有办法在海外取得土地，然后加以捍卫。只不过至少同样合乎逻辑的是，这种舰队政策势必将导致德国与英国形成新的对立关系，因为德国建立了具有竞争力的大海军以后，英国必然会感觉直接受到挑衅。此事更因为德国早已在欧陆面对法俄同盟，于是产生了加倍的严重性。更何况法俄同盟意味着，欧洲所爆发的任何战争都会让德国腹背受敌。在此情况下，最妥当的做法莫过于设法把英国拉拢过来，看样子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我已经在前面简短提到过，从俾斯麦时代过渡到德皇威廉时代之际，在外交政策方面衔接得非常顺畅。舰队政策则迟至1898年才获得通过并开始实施。德国曾在此前八年内多次作出尝试，希望借由与英国结盟，或者至少也要跟英国“协约”（即便当时尚无此用语）——亦即与英国达成协议——来扩大并巩固自己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这种机会在俾斯麦时代末期已经看似成功在望。当时，英国和俄国持续处于对立状态，两国不断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我们还记得，1878年举行“柏林会议”时，俾斯麦的首要目标就已经是设法避免英俄开战。那种敌对关系在1887年再度愈演愈烈，并促成了一个所谓的“地中海联盟”：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已经达成共识，如果俄国人再度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的话，他们将出面反制。
当时最妥当的做法，莫过于德国也加入那个联盟。如此一来即可形成一种持续的同盟组合，在一方是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在另一方则是俄国和法国。德国在此情况下虽然仍有两线作战的可能，却可得到英国在背后撑腰。德国应该打得赢那场仗，至少获胜的机会能够比日后高出许多。
俾斯麦却阻止此事发生。他始终避免让德国在英国和俄国之间作出最后选择，或许他甚至已经暗中出现了一种想法：在最坏情况下不惜舍弃奥地利，重新恢复德、俄两国固有的友好关系。他虽然支持地中海联盟，自己却并未参与其中，反而还以友好姿态走向当时已略受孤立的俄国，签订了那个问题重重的《再保险条约》。等到条约期满需要续约的时候，俾斯麦刚好已经下台，于是《再保险条约》立即遭到废止。结果就连最后一道薄弱的障碍亦遭撤除，使得1878年至1879年即已开始酝酿的俄法同盟从此畅通无阻。俄、法两国随即在1894年正式缔结盟约。此时德国更应该采取的做法，就是走向老旧而依然存在的地中海联盟，借此拉近自己与英国之间的距离。
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进行过那种尝试。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卡普里维才刚上任就签订了德英“交换条约”——签约后英国取得桑给巴尔，德国则取得赫尔戈兰，27而且该条约可成为两国进一步交好的开端。于卡普里维任内，而且甚至在他卸任后的一段期间内，德、英双方修好的努力都持续进行下去。直到1897年以前，亦即在所谓“新路线”的年代，德国及其盟邦其实与英国维持了相当不错的关系。那时英、德两国根本还谈不上彼此存有敌意。即便当1897年决定实施舰队政策，而且蒂尔皮茨——德国公海舰队的创立者——在德国大肆推动大海军宣传之际，那种必然以反英为主轴的宣传活动仍未直接导致德、英疏远。
英国政府内部反而有若干人士作出尝试，依旧和颜悦色地劝说德国切勿推动舰队政策及世界政策，并且愿意在欧洲大陆与德国结盟以提供保障。从1898年到1901年之间，仍然反复出现了英国与德国结盟的试探性动作（但它们都称不上是真正的谈判）。最后一切归于失败，而前功尽弃的主要理由在于德国人相信：英国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囊中物——既然我国目前大半仍处于纸上谈兵阶段的舰队已可让英国“来归”，那么等到我们的海上武力变得更强大以后，英国当然只会更愿意缔结盟约。
那种论点很奇怪地让人联想起许久以后康拉德·阿登纳28的德国政策。当苏联在1952年眼见联邦德国即将加入西方同盟，于是提议用德国中立来交换德国统一的时候，阿登纳对此所持的论点为：既然俄国人现在就已经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等到联邦德国变得强盛以后，情况还会更加有利。显然在此涉及了德国外交政策思想重复出现的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自己刚开始变得强大——或者看似即将强大之际——对时局过于乐观，以致认为凡事都将如此直线发展下去。但主事者从未考虑到形势或许将急转直下（即便那起初只是潜藏的事实）：对方委曲求全的善意可能会转变成敌意。
英国外交政策的反转出现得相当晚。就亲近法国而言，那是在1904年；就亲近俄国而言，则迟至1907年。英、法殖民冲突曾在19世纪晚期再度激化得充满危险性，但英国已在1904年大致解决了与法国的纷争。英、法两国就殖民问题取得的最大谅解是：法国放弃埃及，英国则放手让法国在当时尚未遭到殖民的摩洛哥自由行事。德国人却在此时进场搅局，试图给英、法两国新近喜孜孜签署的友好协约泼冷水——所采取的做法是首度积极干预殖民问题，致力于在摩洛哥对抗法国。结果在1890年至1914年之间长期的和平年代，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危机：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其开端是德方把德皇送往丹吉尔，并让他在当地宣布抗拒法国来保证摩洛哥的独立。
这个危机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德国外交政策的协调不良。俄国曾在1905年卷入一场与日本的战争并惨遭败绩；接着，俄国爆发了第一场革命，几乎暂时丧失欧洲强权的地位。德军参谋本部在当时德国政坛要人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的领导下，随即出现一个对法国进行先发制人之战的构想。俄法同盟如今看似陷入瘫痪，俄国已失去了行动能力，而法国正改弦更张设法通过殖民协议来拉拢英国。在施里芬眼中，现在大可将摩洛哥使用为借口来跟法国“算账”。他认为时机已然来临，能够在俄国无力真正介入，而英国几乎不可能在欧陆扮演任何角色的情况下，通过一场单线战争来削弱法国，使得法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复为大国结盟的对象。
这项来自参谋本部的计划，得到当时外交部里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高级参赞”霍尔施泰因——的赞同，而且霍尔施泰因说服了担任帝国总理和普鲁士外交部长的比洛支持该计划。29但是比洛不想要战争，他只希望获得一个纯粹的外交胜利，以便明白告诉法国人：无论是与俄国的同盟还是与英国的协约，在紧要关头都对法国全无裨益。而且，那场外交胜利或可促使法国成为德国未来结盟的潜在对象。
德皇则根本就不想要危机，更遑论是一场战争。威廉二世尽管往往会说出一些令人不快的夸大言论，但他基本上具有一种敏感、紧张与爱好和平的特质。他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地让自己被送往丹吉尔，而且在随后衍生的危机当中总是怯于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纵使如此，比洛总理还是获得了有助于提高个人声望的成功。法国外交部长为此被迫下台，比洛则仿佛1870年至1871年打了胜仗后的俾斯麦那般，被晋封为侯爵。一切看似都被控制得服服帖帖，更何况还有一场欧洲列强会议增添了新的光彩，让德国又一次如同在“柏林会议”期间那般，通过共识来化解一场国际危机——只不过此次危机是由德国自己造成的。
然而，这一回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举办的“摩洛哥会议”30演变成一种羞辱，以及向德国外交政策提出的警告。因为会议期间除了奥匈帝国之外，没有任何强权采取反法的立场，结果法国被允许在摩洛哥享有极为广泛的主导权——我们甚至可称之为殖民统治权。只有在若干小细节上面作出的妥协产生了舒缓作用，让德国人保住了一点儿面子。
1905年的危机，是德皇时代三大战前危机当中的第一个。它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德国已经做过了头。德国实际上正在促成英、法、俄三国结盟，而那正好与德国努力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德国非但无法更进一步落实筹划中的世界政策，反而蓦然发现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并不稳固——任何一个不小心的步骤都随时可能让俾斯麦的同盟噩梦成真。
三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危机，而且后来证明它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俄国在1908年10月做出一个政治意味十足的举动，设法在奥地利的配合下，争取获得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权利。依据圣彼得堡与维也纳之间的秘密约定，如果俄国要求有权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话，奥匈帝国将不会提出异议。俄国则将在成功达到那个目标之后，允许奥地利正式并吞1878年已被奥国占领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不过，如同1878年《柏林条约》所规定的，俄国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权利非但需要得到奥地利认可，而且也需要英国和法国加以同意。结果，俄国未能争取到英、法两国的同意。可是，正当俄国还在对此进行谈判的时候，奥地利却并吞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奥地利和当时已受俄国保护的塞尔维亚之间，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紧张关系。塞尔维亚以战争为威胁，要求奥地利取消并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的行动。1908年秋季随即演成一场大规模的巴尔干危机：其直接危险是爆发一场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间接危险则类似后来在1914年那般，俄国将出面干预并支持塞尔维亚。
德意志帝国于是以奥地利忠实盟友之姿，以及欧洲该地区仲裁者的身份插手其间。德国提出的要求是，俄国必须鸣金召回塞尔维亚，同时承认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一事。否则，德国将全力为奥地利撑腰，并任由事端扩大。按照当时德国新闻界的用语，德国是以“刀光闪闪的防护”站在奥地利的一方对抗俄国，并使得俄国蒙受屈辱。圣彼得堡则基于一个简单的考虑而不得不退避：俄国刚在短短几年前经历了对日作战失利和1905年革命，迄今尚未恢复元气，即便有法俄同盟可弥补不足和提供奥援，仍然无力进行一场对抗德、奥两国的战争。结果俄国作出让步，而德国这回获得了一次真正的外交胜利。只不过事后证明，它就跟1905年德国从法国那边取得的半个胜利一样，既无用又危险。因为俄国现在觉得必须尽快恢复强大的国力，而且类似“波斯尼亚”的情况绝不可再度发生到自己头上。随着1908年至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德国已经一脚踏入1914年爆发的欧陆大战之前缘地带。
然后，在1911年爆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我无意在此详述相关细节，反正法国或许稍稍逾越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所定出的界线（那属于诠释上的问题），继续向摩洛哥南部扩张，以致违反了相关规定。德国于是摆出耀武扬威的姿态，派遣一艘炮舰来到摩洛哥南部的阿加迪尔，重新引起与法国的冲突。但危机最后还是再度和平化解，甚至又为德国带来一次小小的成功：法国人同意将一小块刚果土地让给德国作为补偿，借此换取德国放弃对南摩洛哥的一切要求。这是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首次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扩张行动。然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更甚于之前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波斯尼亚危机”：现在英国首度公开以法国准盟友之姿态露面。
英国此前在1904年与法国，以及1907年与俄国的协约中，曾刻意规避了真正的盟约。但英国已经与法国，而后与俄国（在波斯）化解了海外的争端，因此可在必要时放手加入法俄同盟。英国与法国之间更多次举行过秘密军事协商，但两国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同盟关系。英国仍然完全无须履行义务，于欧陆爆发战争之后站在法俄同盟的一方。
但即便如此，这时还是首度有一位英国的内阁成员——财政大臣及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总理劳合·乔治——迫不及待地发表演说，以耸人听闻和被德国视为挑衅的方式宣称：英国将不会在法国遭受威胁时袖手旁观。此外，英、法两国的参谋本部在同一年（1911年）重新展开协商，获致了比1904年至1905年时更加具体的结果。双方进而预先约定，英国将在法、德开战以后，派遣远征军前往增援法军的最左翼。战云已经如此密布，以致我们可以表示，战前的氛围已在1911年达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
然而恰好就在此刻，德、英之间又一次大举出现妥协的尝试。我们无法表示，有任何参与角力的强权已在1911年真正决定要打一场大战；英国更绝非如此。不过，各国现在都积极针对这么一场战争做好准备，而且当然主要是在军事方面下功夫。法国开始逐步将兵役期限延长至三年；德国在1913年巨幅扩大陆军，而且社会民主党竟然也对此表示同意（扩军经费是以财产税来支付，使得社民党比较容易投下赞成票）。俄国则已经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开始大肆扩充军备，尤其是在波兰扩建本国的战略铁路，强化各地的要塞，以及发展出远较强大的炮兵部队。但那些都是需要长时间努力的工作，而且人们认为俄国大约要等到1916年至1917年才会有办法完成战备。
正当所有的人都开始认为，两大同盟体系在欧陆的战争恐怕已经一触即发的时候，德国与英国却在此时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和解尝试。德国的出发点是尽可能不让英国涉入这场战争；英国所着眼的目标，则是要降低英、德之间正在酝酿的冲突。德方的尝试旨在设法与英国达成重大的殖民协议，其做法应该类似英、法两国在1904年，以及英、俄之间在1907年所采取过的措施。德方愿意与英方进行协商，来界定并限制德国的殖民目标。英方的终极尝试就是1912年初的“霍尔丹任务”，31而英国希望借此实现的首要目标乃停止舰队竞赛。那在当时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想法。今天我们都十分熟悉“军备控制”这个构想，亦即设法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来缓和在特定军备竞赛领域内出现的冲突场面。而那在当时就已经是英国人的目标了。
德国人与霍尔丹进行谈判时的目标，则是争取英国作出承诺，将在欧陆爆发大战时保持中立。但双方努力的目标皆以失败收场。英国人不愿承诺保持中立，因为他们当时就已经担忧，德国将打赢一场纯粹欧陆性质的战争，以致未来在竞逐世界强权地位时实力过于强大。而德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反对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立场，拒绝签署军备控制协议来限缩德国海军的自由发展。海军大臣固然位居帝国总理之下，可是德皇由于“军备控制”那个新式的构想而感觉受到侮辱，决定不赞同贝特曼—霍尔维格而支持蒂尔皮茨。于是，帝国总理被将了一军。
“霍尔丹任务”随即失败，这自然意味着德、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形尖锐。即便如此，德、英两国仍在1913年和1914年继续进行谈判，只不过没有那么大肆张扬罢了，其间涉及一项双重殖民协议。德国在伦敦首次将本国非洲殖民计划的地图摊到台面上。德方希望有机会获得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为主的葡萄牙殖民地，因为当时人们预料葡萄牙政府破产在即，该国势必将被迫出售自己的殖民地。此外若有可能的话，德国还希望从比利时那边买下比属刚果的一部分，借此将德属西南非、安哥拉、刚果和德属东非之间的陆上殖民地连成一气。此后，德国将表示心满意足，而英国则可从葡萄牙甚或比利时的殖民地当中获得若干补偿。
相当有趣的是，那些谈判的基调颇为友好，而且到了最后，双方已在一定程度内达成初步协议——时间是在1914年6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项有关未来应如何分配非洲中部殖民地的协议，那时已在伦敦草签完毕，但此举当然被严加保密。于是，就在当初导致德、英形成对立关系的范畴内（殖民政策和“世界政策”），局面看似已经明显弛缓下来。
英国与德国更在此涵盖甚广的范畴内进行了另外一项谈判，而且那看起来同样成功在望。德意志帝国争取世界强权地位的努力，在1900年以后的那些年头内出现了两个方向：首要的路线是在非洲大举开疆辟土，另一个在做法上极不明确的路线则是向东南方扩张。为达此目的，德奥同盟起先应该与新缔结的德国—土其耳同盟共同构成一个大型的单一经济体，并且设法迫使巴尔干各国完全或部分加入该体系。其具体象征就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行动，一条连接柏林与巴格达的铁路，即著名的“巴格达铁路”。德意志帝国希望于一定程度内，在攸关俄国和英国利益的地区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广阔势力范围。
但其中仍然不清不楚的是，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在当地建构出一个经济上与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奥地利仍然自视为强权并以大国之姿现身，而奥斯曼帝国即便地位不断下降，也还是一股独立的势力。德意志帝国当时积极争取与奥斯曼帝国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该国由于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看似已经出现了蓬勃的朝气。德国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代表团，更按照德国标准来训练土耳其的军队。与此同时，德国并向土耳其表达出政治结盟的意愿。
德国向该地区扩张势力的企图无法掩人耳目，更何况当时英国自己也对奥斯曼帝国南部地区（今日的伊拉克）深感兴趣——石油已在那个时候开始扮演若干角色。因此，德国与英国也必须想方设法，尽可能友好划分两国在当地的势力范围。而即便在这一点上面，双方也并非完全没有取得成果。
这让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再度燃起希望，认为英国可在欧陆爆发战争时保持中立。英国虽然从未答应保持中立，但也从来不曾正式宣布，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在战争爆发后进行干预。如今两国已在殖民政策与扩张政策等范畴内稍稍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至少昔日的对立态势看样子已经和缓下来。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协约也是这么开始的，后来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协约亦不例外。英国与德国虽然在海军舰队方面一直怀有敌意，但从今以后岂不也有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说不定双方甚至也可以达成某种协约，万一欧洲出现战火的话，英国最起码将在初期阶段决定扮演中立仲裁者的角色。
1914年爆发夏日危机时，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政策就立基于此推论之上。然而，德国军方的计划却把这种如意算盘狠狠地一笔勾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