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由来，人们即使在二十年以前都还无法畅所欲言，因为当时一切仍然围绕着所谓的“战争罪责问题”打转。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德国的现代史学撰述则几乎全部都忙于提出证据，设法表明德国对战争的爆发并无罪责可言；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汉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弗里茨·费舍尔仍须做出非常勇敢的表现，才得以撼动那种论点。今天归功于“费舍尔论战”的缘故，我们已经可以比较自由自在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战争罪责”这个概念完全不适用于1914年时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战争是合法的政治手段；每一个强权都随时把战争的可能性列入考虑，而每一国的参谋本部都不断在理论上针对敌营的各种同盟组合来演练战争。等到出现了有利的开战时机以后，乘隙发动战争的做法，并不会被看成是不道德或犯罪的行为。就德国对战争爆发所应分担的责任而言，情况则大异其趣。以贝特曼—霍尔维格总理为首的德国政治领导当局，针对1914年开战的可能性作出了与参谋本部截然不同的设想与规划——尤有甚者，后来的发展还显示出，参谋本部的计划在军事上根本就是个错误。这两点值得仔细过目一下。
早在从1911年开始的几年内，整个欧洲就已经弥漫着一股战前的气氛。人们预料可能即将爆发军事冲突，各方势力因而都非常认真地将之纳入规划。各国念兹在兹的工作，就是要为战局拟订出最有利的初始条件和最理想的前景。
贝特曼—霍尔维格作出的规划，依据今日我们对他战前思路演变所产生的各种认知，可综述如下：战争或许即将到来，而且德意志帝国足以在三个条件下展开战事，甚至把那场仗打赢——奥匈帝国必须协同作战，社会民主党人士必须合力作战，而且英国必须保持中立。
按照上述三个条件来看，1914年奥地利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后突然形成的局面，便显得相当有利。那场战争将主要不是德国的战争，而是奥匈帝国的战争，即奥地利对抗塞尔维亚之战。如果俄罗斯帝国声援塞尔维亚而加入战局的话，那么第一个条件便毋庸顾虑，可以确定奥地利将协同作战——更何况那主要将是奥地利而非德国的战争。其次，也几乎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赞成对沙皇俄国作战。就第三个条件而言，情况最为有利，因为英国很可能不会介入这么一场只在东欧进行的战争，或者至少不会立即介入。这个估算十分合情合理：英国在本国历史上一直避免卷入纯粹东欧性质的纠纷，更何况英国的利益也不致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特别伤害。奥国和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倾向于奥地利那一边的话，将是英国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甚至求之不得。
但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那场战争必须依据本身在政治上与外交上形成的经过，也在军事方面维持原本应该有的性质：32它是一场东欧的战争，参战的一方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另一方是俄国和塞尔维亚。战事的发展——至少在初始阶段——看起来必须是这副模样：由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而受到挑衅的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展开攻击；俄国驰援自己的小老弟塞尔维亚，于是进攻奥地利；德国则以盟友的身份过来帮助奥地利，于是进攻俄国。固然接下来必须纳入考虑的是，西边的法国会前往增援自己的俄国盟友，于是进攻德国。可是这么一来，德国在西欧将是受到攻击的一方；如果德国在西边纯粹采取守势的话，就未必需要担心英国插手干预。
贝特曼—霍尔维格正是基于这种构想，在1914年7月6日向奥地利开出了那张著名的“空白支票”：万一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导致奥国与俄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奥地利可以确信，“陛下将信守盟约的义务与个人深厚的友谊，忠实地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
说来奇怪的是，“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在军事上的具体含义为何，则语焉不详。从字面上来看，那其实必须意味着，万一俄国进攻奥地利的话，德国将对俄国展开攻势。可是假若有人明白地告诉奥地利，德国起初只会对俄国完全采取守势，反而将奥地利与俄国的冲突使用为进攻法国和比利时的理由，那么维也纳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拿捏分寸时，恐怕会作出跟后来很不一样的决定。
然而，事情就那么发展了下去。按照德国参谋本部拟订的作战计划，不论引发战争的政治危机是以何地为中心，开战以后都必须对法国展开一场闪击战。而且，攻打法国的先行动作就是挥军穿越中立的比利时，因为德国参谋本部认为（纯就军事观点而言，或许正确无误），若在戒备森严的德、法边境进行战争，将无法赢得闪电胜利。该作战计划（即恶名昭著的“施里芬计划”）着眼于假道比利时绕过集结于法国东部边疆的法军而攻击其侧翼和后方，并以一个巨大的旋转运动逼迫法军往瑞士边界的方向撤退，然后在那里加以歼灭。
这个计划打从一开始就注定也会把英国推向敌方。因为英国基于两个理由，必须在此情况下插手干预。第一个理由是，英国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国完全遭到削弱。假如德国的势力范围涵盖了战败的法国，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英国势必将与一个欧陆超级强权相互对峙——这违反了英国的安全考虑。除此之外，比利时乃直接与英国隔海相望的国家，谁掌控了比利时海岸就会对英国构成威胁，更何况如果那是在威廉二世统治之下，已经拥有强大舰队的德国！人们向来把安特卫普称作是“一把对准了英国心脏的手枪”：因此英国人纯粹因为地理战略上的考虑，即已无法坐视比利时遭到占领。第二个理由则出自国际法的观点，因为欧洲列强（包括德国在内）数十年来都一直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最在乎比利时中立地位的国家，则莫过于英国；它绝不可能袖手旁观，任凭自己的比利时缓冲区遭到摧毁。
所以，当贝特曼研拟开战计划的时候，早已事先被德军参谋本部的计划所架空。其中永远难解的谜团在于，为何直到1914年8月1日战争爆发当天为止，德意志帝国的领导高层从来都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毫无疑问的是，贝特曼正如同他前任的总理比洛一般，对“施里芬计划”早有所知。但他以令人不解的方式，似乎未曾认真看待那个计划，并未将其盘根错节的政治关联性列入考虑。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军事计划可在最后一瞬间加以修改。那么8月1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内充满了忙乱的外交活动，而英国在其中扮演斡旋者的角色。当时来自伦敦的提议有二。第一项提议是，未直接涉入奥、俄冲突的四个强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应派遣代表举行会议，然后联名向奥地利和俄国提出建议。德国人对此表示拒绝，因为他们不愿把奥地利交付给一个欧洲最高仲裁机构。第二项提议则是，德国应该发挥影响力来促成奥地利直接与俄国进行谈判，并尽可能通过限制奥地利的作战目标——例如“在贝尔格莱德停止推进”——以避免俄国出兵干预。德意志帝国政府起先未加评论，便将这项建议转交给维也纳，后来则稍稍提醒奥地利，不妨更加严肃地看待此建议。33结果，德国也让这个机会一去不返，而未曾认真介入。于是，奥地利在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对此作出的初步反应是进行局部动员，然后才改成总动员。德国也宣布战争的威胁已迫在眉睫，并且下令动员。“施里芬计划”于是启动，德军随即向西线——而非东线——大规模集结。8月1日的时候，德国驻英大使从仍在慌乱进行谈判中的伦敦发回一份急电，而急电的内容被错误解读成：若德国在西线采取守势，只在东线进行攻势的话，英国将保证法国维持中立。德皇随即赶忙在柏林皇宫内召开紧急会议，于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场的情况下指示参谋总长（他是那位在1866年和1870年声誉卓著的毛奇元帅之侄34）：“那么我们就让整个陆军向东线集结！”
此提议遭到小毛奇极力抗拒，因为他完全无法变更已在西线展开的集结行动。假如他那么做了的话，德方将不会在东线拥有战斗力十足的劲旅，反而只是一批装备不足、缺乏补给的乌合之众，以致那场战争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德皇毫不留情地回答道：“您的伯父会给我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是小毛奇自己转述下来的讲法，而且他对德皇的干预深感震惊，觉得受到委屈，并且愤愤不平。
但他其实并没有愤愤不平的资格。参谋本部必须针对各种可能的政治局势备妥不同的作战计划，而且即便参谋本部偏好其中的某项方案，也必须有能力因应实际政局，以另外一个计划加以取代。可是小毛奇未曾准备其他的方案。按照例行公事持续拟订了许多年的东线出击计划，已被小毛奇在1913年下令取消。这是真正的玩忽职守，甚至称得上是德国参谋本部的犯罪行为。参谋本部只着眼于单独一种作战的可能性，并且预先抛弃了其他的替代方案。
如上所述，柏林错误解读了德国驻英大使从伦敦发回的电报。英国人从未表示，他们会让法国保持中立。英方仅仅作出暗示，他们自己起初将保持中立——如果德国在西边采取守势，纯粹进行一场东线战争的话。随后的发展更是非常讽刺地显示出来，那种作战方式即便纯就军事观点而言，其实也是对德国比较有利的做法。至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执行“施里芬计划”势必意味着，英国也会加入敌方对德作战。德国的政治作战计划因而一开始就被“施里芬计划”破坏殆尽，贝特曼—霍尔维格为此陷入绝望。他在德军开入比利时、德国对法国宣战之后，还勉为其难地设法说服英国，不必为了“一纸空文”（他指的是英国对比利时中立所作出的保证），加入一场必定会把整个欧洲打得乱七八糟的战争。然而，为时已经太晚。另一个发人深省的地方是：当德皇用“您的伯父会给我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那句话来责备小毛奇之际，话中真实的程度或许还超出了德皇自己的认知。当老毛奇还掌管参谋本部的时候，德国针对一场两线战争所拟订的军事计划，总是着眼于同时在西线和东线采取战略守势；老毛奇的继任者瓦德西所作出的规划，则是德国与奥地利共同在东线展开攻势，但在西线仍然纯粹采取守势。一直要等到施里芬接替瓦德西以后，才从1895年开始出现一个好大喜功的想法，形同将一场双线战争切割成两场先后发生的单线战争——趁着俄国慢吞吞地完成动员以前，先把法国打得退出战局，然后集中全力转向东线。施里芬去世后，小毛奇随即一概放弃其他替代性的作战方案。我们从德国军事计划的这种演变方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俾斯麦时代与德皇威廉时代之间的心理差异：在俾斯麦时代是悲观的审慎态度，在威廉时代则是乐观看待己方的实力。
那种乐观看待己方实力的态度并非全无道理可言，但会产生误导作用以致使人狂妄自大。着眼于两线作战的“施里芬计划”正是一个狂妄自大的计划，而且最后失败了。
话要说回来，所有的欧陆强权都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为了速战速决而发动过大规模攻势，可是那些攻击行动均以失败收场。例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俄国对奥地利（在加里西亚）和德国（在东普鲁士）的攻势，法国在洛林和阿登地区对德国展开的攻击行动也不例外；同样失败的当然还有德国对比利时和法国的攻势。出乎各国参谋本部意料的结果是，各地战场都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内，形成了此后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基本态势：当时的战争技术水准使得防守优于攻击，于是进攻的一方顶多只能赢取若干土地，却无法迫使任何敌对的强国退出战圈，甚至还奈何不了诸如塞尔维亚和比利时之类的小国。这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闷的消耗战性质——徒然反复出现在战略上收效甚微的大肆杀戮。
在这么一场消耗战当中，英国的海上封锁遂成为决定性武器。但是，海上封锁并没有立即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德国已经预先针对作战物资做好了准备。德国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尚未面临严重的物资供应问题，仍可动员和部署全部的力量。虽然德国的海外运补已经完全被英国切断，但起初还不痛不痒。但在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战时经济——尤其是战时粮食供应——所出现的问题，随着战事的发展而变得一年比一年严重。在一场消耗战当中，时间因素无疑对德意志国非常不利。纵使加上了奥匈帝国，德国在经济上依然弱于敌方的同盟，而且正因为英国的封锁行动阻绝了一切的海外运补，才使得德国屈居下风。德国在挨饿，英国和法国至少还吃得饱。不过，英国和法国由于一再发动徒劳无功、伤亡惨重的新攻势，比德国耗费了更多兵力。35德国只是由于敌方这种执迷不悟的战略失策，才得以在时局不利之下支撑较长的时间，并且能够寄望于让对手师老兵疲，最后还是同意签订“妥协的和约”，亦即一个维持现状的和约。或许没有任何国家有办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全面胜利，德国当然更缺乏这种机会。
德国却还是在那场战争的后续过程中，拟订出两个新的求胜方案：其中第一项方案导致德国最终的战败，但第二项方案则获得成功，并一度看似果真让德国有了战胜的机会。第一项方案是对英国进行的反封锁——无限制潜艇战。第二项方案则是与列宁结盟，在俄国搞革命。
让我们先来谈一谈无限制潜艇战。
德国的水面舰队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之一，它本身却在战时几乎不曾扮演过任何角色。德国的水面舰队只是停留在港内，偶尔才航向北海去激怒英国人。其中的一次骚扰行动，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的一场大规模海上战役，而且德国人竟然获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他们所击沉英国舰只的数目虽然超过己方的损失，36德国舰队却必须在获胜之后快速退回母港。那场海战并没有在战略上造成任何改变。德国的水面舰队始终无法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
德国海军当局于是在战时形成一种构想，要继续全面开发当时仍崭然一新、几乎还是实验性武器的潜水艇，用它来阻断英国的海外运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若借由毫无顾忌的操作方式来弥补潜艇的薄弱性能，即可击沉足够吨位的船只而导致英国的物资供应陷入严重困境——以此方法便足以迫使英国退出战局，让德国打赢那场战争。他们在1916年和1917年还认为可以用这种无限制潜艇战创造出奇迹，可是这种作战方式非但以失败收场，更进而促成一个新的敌人参战。从长远角度观之，那个新敌人（美国）必然会使得英、法两国实力大增，以致德国将失去任何获胜的前景，甚至连签订“妥协的和约”之机会亦不复可得。
美国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内保持中立。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态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不同，并未计划加入协约国的一方来进行干预。他只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以和平调解人之姿现身，以裁判的身份宣扬自己的理念，说明如何在未来预防战争发生。他早在1916年底即已一度展开过那样的行动。可是在另一方面，威尔逊和美国都不打算眼睁睁看着本国的船只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击沉，而船上的乘员沦为波臣。
然而，那恰好是无限制潜艇战的作风——“无限制”一词便得名于此。这种潜艇战唯一能够获得成功的机会，就是无预警地将每一艘进入封锁区的船只击沉，连中立国的船只也不例外。那是一种极其横行无忌的作战方式。然而，不管操作时再怎么无所顾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潜艇仍然难有成功的希望。它们只是一种威力非常薄弱的武器，还处于低度发展的阶段——与其称之为潜水艇，倒不如称之为“能够潜水的小艇”还比较恰当。它们必须不断重新浮上水面，以便给电池充电，而且它们在海面上就连最小型的军舰也打不过。我们无须详述技术方面的细节即可断定，那些潜艇早在美国实际进行干预之前，就已经被英国的护航舰队体系所击败。
等到无限制潜艇战把美国推向了敌方阵营之后，德国的整体局势已经恶化到毫无指望的地步。然而，仍须列入考虑的因素是，正如同英国的封锁战要过了很久以后才能够产生效果一般，美国在宣战以后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有能力真正参战。美国在1917年加入战局时仍未拥有像样的陆军，而且缺乏足够的船舰来把大批部队和装备运往欧洲。即便到了1918年，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美国陆军单位在西线参加作战行动。美国真正大举介入欧洲战事的时间被设定在1919年，然而那时已经无此必要了。
其间，德国却还研拟出第二项新的求胜方案——在俄国搞革命。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从一开始就远远低于德国政界和军方领导人的预期。为了解释这种情形，我们必须明白各个参战国的整体工业发展状况。英国是一个既老牌又强大的工业国；德国新近跃升为最强大的工业国；法国也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工业国。俄国却几乎还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约莫在世纪更迭之际才刚开始走上工业化。俄国虽然拥有一支非常庞大、非常勇敢的陆军，但那只不过是一支落后的军队，几乎没有真正现代化的作战武器。俄国人因而在1914年和1915年屡遭重挫，其战斗能力于1917年时已经丧失殆尽。更何况即便想完全动员俄国有限的工业资源也极为困难，因为该国的疆域非常辽阔，而且交通建设十分落后。俄国的城市居民早在1916年即已生活于饥饿中，德国人却要晚一年以后才开始挨饿。俄国在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因而大致说来是一场城市居民的饥饿革命和农民士兵的起义行动，反对继续进行那场牺牲惨重却只是败仗连连的战争。
“二月革命”爆发后，起先接掌政权的自由民主派政府犯下了爱国主义错误，决定在俄罗斯国穷民困之际继续作战下去。德国人于是更进一步推动俄国革命，实际采取的做法是让列宁顺利返回俄国。列宁就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神奇武器。这位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当时正流亡瑞士，他的党在大战爆发时还只是一个小型的边缘团体，然而他一贯具有无比坚定的决心，务必要利用战争和俄国战败的机会，在俄国全面完成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俄罗斯群众与军方对和平的极度需求，必须被使用为这场革命的工具。
列宁的计划正好符合德方的愿望，终于把俄国打得退出战争。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列宁的胜利；对德意志帝国的领导阶层而言，列宁的胜利也意味着德国的胜利——至少在东线战场如此。但列宁眼中的“十月革命”其实不只是局限于俄国而已，它同时也应该成为一场世界革命，列宁希望从俄国将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撒播到德国和奥地利，甚至也传递到西方列强那边。德国政府却对此不以为意，反而相信有办法让列宁这个部分的计划落空。德方的出发点仅仅是：俄国将因为内部的动乱和斗争而立刻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此事果真发生了。
1917年底的时候，西线的战事持续陷入僵局，令双方都动弹不得；然而再过两年左右，西方列强将因为美国全力投入战局而享有巨大优势。但此际俄国已经退出战争而不再是对手，于是德国本身虽然已近强弩之末，却得以进行单线战争，并争取到短暂的时间在西战场重享优势。说不定在1918年仍有可能实现1914年时的计划，于西线闪电获胜。
与此同时，战争也促成德国在内政方面出现了重大改变。最初的变化发生于1914年，这是我们必须回顾的对象。当时，社会民主党不仅支持开战，不仅同意发行战时公债，不仅退出一切反战活动（那完全符合贝特曼—霍尔维格所希望和所预计的结果），甚至开始在政治上成为德国战争机器的一环。我们难以充分想象1914年的剧变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已经为1918年至1933年之间的整部德国历史铺好了路。
直到1914年为止，社会民主党都在帝国受到阻挡，无法涉足真正的政治。他们是内部的敌人（所谓的“国家公敌”），从来不被承认是真正的共同参与者，即便他们已在1912年成为帝国国会的最大党。我已经设法在上一章说明，当社会民主派人士与德国官方相抗衡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内部如何早在1914年以前即已出现重大转变，从一个革命党演变成为一个改革派的政党，准备成长融入德国的政治体系。但是在表面上，那一切直到1914年为止都还看不出来，社会民主党的战争爱国主义因而令德国中产阶级大感意外。不过到了1914年，那种转变已经有目共睹，而且帝国当局也对此作出了善意的响应。
德国打的那场仗是靠战争债券来筹集军费——公债总共发行了九次，每一次都必须由帝国国会加以核准。这意味着每当需要劝募战时公债的时候，帝国总理都必须与国会各政党的成员齐聚一堂、进行协商、争取同意。此时，总理当然也必须与他们讨论一般战时政策及战争前景，而且社会民主党如今和其他所有的政党一样，成为咨询的对象。社会民主党参与其事之后，导致党内逐渐出现分裂。
社会民主党左翼人士在1914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勉强地接受了党方的爱国主义战争政策。左翼的实力于随后几年内持续强化，最后因为反对战争、不愿再批准发行新的战争公债，而在1917年另起炉灶成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但“独立社会民主党”始终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党；如今所称的“多数社会民主党”（MSPD）则一如既往是帝国国会里面遥遥领先的最大党，并且日益卷入德国的战争和德国的战争努力。“多数社会民主党”同时也成为另外一股力量，可用于抵消受到右派鼓吹、被贝特曼—霍尔维格基于“对等政策”而采纳了一半的夸张战争目标。
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内，贝特曼—霍尔维格借由所谓的“城堡和平”政策，促成舆论界停止对战争目标进行讨论。然而从1916年开始，对战争目标的歧见愈演愈烈，导致帝国国会内部形成了两个党派团体。一是右派团体，所追寻的是某些十分激进的战争目标——诸如征服与并吞、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等等。另一则是中间偏左的团体，他们公开表示，上上之策就是全身而退摆脱这场战争，因此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来签订一个妥协的和约，亦即一个“没有并吞与赔款”的和约。
后一个团体的成员已不再局限于社会民主党。1917年时，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中央党共同组成了新的国会多数。他们与此际已经合并为“德意志祖国党”的右派人士（即右派自由党、保守派以及议会外的右派反对势力）针锋相对，不断在新闻界和舆论界进行所谓的“战争目标辩论”。但战争目标辩论其实只不过是空口说白话而已，因为德国必须先要打赢那场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右派可怕的战争目标。可是右派始终苦于缺乏那样的机会，至少直到1918年为止都是如此。37就实现帝国国会新多数派的战争目标而言（亦即以1914年时的疆界为基础来签订一个妥协和约），那必须获得敌方同意以后才有办法做到，然而这样的机会也不存在。
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针对战争目标进行的辩论极度加深了德国内部的矛盾。那场辩论进行得非常激昂亢奋，仿佛光是通过好大喜功的战争目标即可赢得胜利，或者通过谈判的意愿即可争取到“妥协的和约”一般。相关问题导致德国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不过那要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才真正产生影响。实际的情况却是，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完全无法规避战争的负担，以及越来越不留情地继续进行下去的战事。
1916年和1917年之交，德国的国内形势出现了两大变化。“第二任最高陆军指挥部”38于1916年8月下台——该指挥部在1914年11月即已向帝国总理表示，再也无法用纯粹的军事手段来打赢这场战争。直到1916年为止，第二任最高陆军指挥部是以类似会计部门的方式来打仗：节约使用人力储备与物力资源，以便尽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同时只采取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来拖延战局，借此等待有利时机出现，能够全身而退结束战争。该最高指挥部在1916年遭到撤换，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取而代之。此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完全属于德国的右派，目标在于争取彻底的胜利以及战胜后所能获得的一切利益，而且他们随时不惜为了战胜而孤注一掷。例如无限制潜艇战就是“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杰作，而且“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也积极介入了俄国的革命进程。
第二个重大的国内形势变化发生于1917年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被迫辞职。令人吃惊的是，立场偏右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与立场偏左的帝国国会多数派共同促成了他的下台。二者各自出于完全相反的动机，都希望能够摆脱贝特曼—霍尔维格——最高陆军指挥部嫌他不够耀武扬威，而国会多数派认为他不够爱好和平。但双方都还没有找好总理继任者，于是先让一个过渡人选暂代了几个月，而后由年迈的巴伐利亚中央党政治人物赫特林伯爵，在1917年12月成为第一位多少得到国会认可的帝国总理。赫特林以新的国会多数派作为靠山，并指定一位国会多数派的议员出任副总理——自由党的领袖冯·派尔，一个今日已被遗忘的人物。
德皇此时已经完全陷入被动，在整场战争中不复扮演昔日的角色。威廉二世从此只是游移不决，时而任由最高陆军指挥部摆布，时而向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低头。他不再以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也不再以真正作出最后决定的关键性政治人物之身份，来为大局定下基调。
德国的宪政在1917年时处于一种诡异的混乱状态。宪法在表面上未曾遭到修改，但实际上已不复发挥功能。外交方面主要是由最高陆军指挥部来掌舵，内政方面则主要是由新组成的国会多数派来治理。这两个新的权力中心虽然彼此泾渭分明、时而相互对立，但在某些事情上也携手合作。例如新上任的最高陆军指挥部在1916年底得以如愿动员全国一切的力量（日后那被称作“总体战”），其做法是规定年龄在十七至六十岁之间的德国男性都必须服工作役，女性在必要时也有工作义务，全国的工业产能则完全转用于军工生产。帝国国会的多数派配合了那项措施，但是从内政改革的角度对之作出增补。国会表决通过了所谓的《辅助勤务法》，借此首度针对日后工会与资方谈判工资的权利，以及工会在企业内部的共同决定权作出规范。那些开创性十足的事项对当时的德国而言深具革命性，最高陆军指挥部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军事计划而接受了那些条文。
1917年底的时候，德国的情况看起来是这样的：在内政方面，德意志帝国是设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面，真正的掌权者已非德皇或帝国总理，反而在一方面是最高陆军指挥部，在另一方面则为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后二者虽于一定程度内携手合作，却从未真正取得和谐。就外在形势而言，西线的战局仍陷入胶着、潜艇战已告落败，而且美国已经加入敌方阵营；可是换个角度观之，俄国正准备退出敌营。这便是1917年和1918年之交的局面，而德意志帝国于疲态毕露、几乎耗尽内力之际，却一度在短暂时间内看似重新有了战胜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