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是德意志国历史上的断裂点。直到1918年为止，德意志国无论在成文的宪法上还是在国民的意识当中，都还一直是当初刚被建立时的那个国家——一个由普鲁士享有巨大优势、具备半议会制宪法的联邦君主国。1918年改变了那一切，而且德意志国在1918年以后便不曾重新恢复平静。这一年内发生的各种事件极为矛盾、极为密集、极为仓促，而且它们直到今天都未能在德国人的意识中得到适当处理。因此，我想在这里设法尽可能对此作出澄清。
1918年初，德意志帝国的战局从表面上看来，比起自从“施里芬计划”在1914年9月失败以后的任何时刻都要有利得多。那年一开始的大事，就是德国与当下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签订了《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此后只要德国愿意的话，便可以脱离东边的战线而向西线战场集中全力，至少可以暂时再度在西线享有军事上的优势。更何况德国几乎已经在东线完全实现了当初的作战目标。
贝特曼—霍尔维格曾在1914年的《9月备忘录》里面，概括列出了东线的作战目标：将俄国逼离德国的边界，并且解放俄罗斯属地内的民族。那正是《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内容，而该和约是一个条件极其苛刻、由德国强迫俄国签订的战败和约。昔日隶属于俄国的广大地带——波罗的海三小国、波兰、乌克兰——现在获得了国家独立，但它们或多或少都依附于德国，并且继续遭到德国占领。俄国于是被逼离了德国的边界，同时德国让俄国付出代价以后，为自己在东欧赢得了可直接或间接加以支配的巨大帝国。除此之外，一时之间显得更加重要的事项就是，东线战场的德国部队可以悉数抽调出去，仅需在那些新成立的国家留下少数占领军即可。
我想在此提前指出一个后来才产生重大意义的事实。俄罗斯内战爆发之初的混乱局面，以及协约国出兵对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的干预行动，使得德意志帝国的当权者突然看见一个机会：可以超出《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范畴，让整个俄国都成为德国的附庸。德军随即开始大规模越过《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所划定的边界。到了1918年夏季的时候，德国人向前推进的最大极限已从北方的纳尔瓦，经由聂伯河延伸至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这意味着：他们几乎和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挺进得一样远，他们将大面积的俄罗斯土地纳入掌握，而且他们开始考虑是能够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废墟上，也把俄罗斯本土改造成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就某种意义而言，希特勒日后所追求的东方帝国，早已一度处于德国人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而且此事早就深植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希特勒亦然。
从1918年开始流传下来一种定见，认为俄国是可以击败的，认为俄国尽管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却还是一个衰弱的国家，可任人压制、征服和支配。这个在1914年时仍然远在天边的全新观点，从此开始在德国的政策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如前所述，那种定见要等到日后才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在1918年的时候，德意志东方帝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东方帝国随着同一年内陆续发生的各种事件而销声匿迹，仅仅留下了一个愿景。
然而，德国人在1918年初还料想不到大难即将临头——或者更精确的讲法是，对此仍一无所知。但不管怎么样，战局看似充满了希望，因为现在可以撤回大部分东线最精锐的德军部队，把他们调派到西线战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在1917年11月获胜不久以后，鲁登道夫——他是兴登堡之下最高陆军指挥部的真正首脑——已经作出了这个决定。他希望这么一来，就能够继1914年之后首度在西线享有军事优势，以便于1918年初展开决定战争结果的攻势。
当人们再度对最后一刻的胜利寄予厚望之际，已有许多事实可用于反驳他们的看法，而且当时的消息灵通人士在1918年初也已经晓得：德国早就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度，不但国内的城市居民营养不良，到了1918年就连军队也不例外。各个同盟国的情况甚至更加糟糕。奥地利其实从1917年以来就已经无以为继，并曾在同一年内作出一个拙劣的尝试，意图退出战争。奥地利只不过是因为德国可望在1918年获胜的前景，才决定继续留在同盟国。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处境也颇为类似。既然德国人现在看似可望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们便无意作壁上观。不过，他们全部都随时准备抽身跳脱——如果德国人无法在1918年春天和夏天赢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那么就必须立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盟友分崩离析。
从另外一个角度观之，1918年的德国西线攻势也决定了一切。当美国在1917年初刚刚加入战局时，还完全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美国必须先征召兵员、进行训练，然后将部队运往法国。在1917年的时候，美国除了一些小型先遣队之外仍然无兵可派。可是到了1918年，运兵的机制已开始运转。第一批美军单位于1918年春天抵达法国，在夏季和秋季还只能相当有限度地参加作战行动。不过美军的实力日益强大，到了1919年将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如果德国无法在此之前赢得西线的军事胜利，那么整场战争必败无疑。
德国人可谓是面对了一条狭窄的走廊。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穿越通过，才有办法获得对己方有利的结局；如果错失这个机会的话，败仗就真的近在眼前了。那正是1918年初所演成的极度戏剧化局面。
鲁登道夫一切希望的寄托，就是要趁着美国人还无法大举干预之际，在1918年春季突破敌阵，而且是突破英军的阵地。1918年的西线攻势方案，多方面令人联想起后来在1940年大获成功的“曼施泰因计划”：全部兵力都应该集中在英军和法军阵地的接缝处，然后在英军战线的南端进行突破，并且将突破点北侧受到孤立的英国部队逼入海中。这么做了以后，就可以全力对付法国。
凡事都取决于第一波大规模攻势是否果真能够取得突破、是否能够一直挺进到海岸，以及是否能够将英军与法军阻隔开来。此企图促成了所谓的“皇帝会战”，向一处曾经多次激战的地区发动了大型攻势。经过非常良好的部署准备之后，有三个德国军团向该地集结，然后在1918年3月21日向两个英国军团展开袭击。这次攻击行动的成功程度，超过了联军此前在西线的任何一次大规模攻势。至少德军使得遭到攻击的两个英国军团之一（南端的军团）承受严重打击，不但夺取了大片土地、迫使英军向后撤退，而且连续好几天让联军方面陷入危机。
可是那个危机得到了克服。这一回也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重新显露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再呈现的情况：这场战争的技术条件严重限缩了战略计划的可行性。即使是再成功的攻势（而且德国的攻势起初比联军的任何出击行动都要来得成功），也不可能带来完全的突破。因为守方可以用较快的速度来填补缝隙、投入预备队、重新阻断攻势，而攻方无法用同等速度来提供补给、向前推进、运送新的部队前往增援。
我们必须一直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便到了这个阶段（而且是在西线），所进行的仍然是步兵战斗。没有任何大部队向前挺进的速度，能够快过单兵步行的速度。然而，防御者在自己的背后却有铁路，可以将预备队从其他的战线调动过来。这回发生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德方在3月21日发动攻势后，最初几天之内捷报频传、俘敌甚众、占地极广，接着进展渐趋缓慢，而后动弹不得。结果，德军的攻势在3月底就已经在战略上失败了，也就是说，攻击行动在实现战略目标之前即已陷入停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便可看出德国已经在西线错失了表面上或实际上有过的战胜机会。
但是，鲁登道夫仍然不死心。没过多久，他就在4月发动了力道已经稍微减弱的第二波攻势，目标是英军阵地的北端。但接着又停顿下来。他随即向另外一个地点展开了第三波攻势（这回是针对法军阵地），而且德军在此次行动中，于5月底6月初再度推进到1914年时的命运之河——马恩河。如今人们多少已可感觉到，那仿佛是在绝望之下胡乱出招。尽管这一回的攻击行动在战术上可谓非常成功，但同样也面临了“第一次马恩河会战”时的命运：起初大获成功之后，攻势就被对方新增援过来的预备队阻断，以致未能真正有所突破。最后在7月中旬，德军又在兰斯进行了第四波攻击行动，但其结果类似联军前一年发动的攻势，一开始就立刻被击退了。德国在1918年获胜的机会随之一去不返。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它显然就是问题的真正关键，可阐明1918年高度戏剧化的后续发展。德国领导高层、德国军方以及若干消息灵通的德国民间人士，自从1918年7月中旬以来便一清二楚，这场仗再也不可能打赢，而且最后的获胜机会已被错过。现在美国人已经赶了过来，开始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而且没有人事先料想得到的发展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如今也再度奋起，在撑过了真正的生死存亡关头之后转而进行大规模攻势。7月18日德军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在主要由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部队增防的英军阵地遭到挫败之后不久，他们就在1918年8月8日从法军阵地展开反击。我们必须记住那年8月8日的重大意义：鲁登道夫称之为“德国陆军黑色的一天”。
因为联军首度顺利完成了他们之前从未成功过的行动（而那正是德军在1918年春季做出的事情）：进行第一波猛烈攻势时就大获全胜。此次攻势固然同样无法在战略上产生决定性的效果，未能突破敌阵，可是对德国人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创伤经验。英军、加拿大军和澳大利亚军在坦克车配合下（这是坦克首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冲入了德军的阵地，迫使第一线的部队溃退，并且做出前所未见的事情，俘虏了大批德军。然后，他们还在继续扩大战果。
鲁登道夫在回忆录中记载道，曾经有人向他作出报告：如潮水般后撤的第一线单位，向开往前线增援的德军部队喊出了“工贼”这个字眼。39无论此事是否确实发生过，抑或只是传闻而已，这个故事给鲁登道夫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鲁登道夫在回忆录中表示，他从此十分清楚地知道，作战的工具——德国军队——已经不再可靠：“这场战争该结束了。”
德国陆军在3月到8月之间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他们在3月的时候虽已疲惫不堪、营养不良，最后的力量正逐渐消失，却再度充满胜利的意志，并且在展开攻势之初获得了极大战果。进入8月以后，他们显然再也不打算使出全力，即便只是纯粹采取守势的时候也不例外。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另外一个现象，因为随后在1918年8月到11月之间进行漫长的撤退战之际还会更加明显。此即德军就士气而言，已在当时裂解成两个迥然不同的部分。其中的一部分仍旧如同往常那般顽强地作战，甚至还因为战败的威胁而变得益发狂热。固然继续有人进行了英勇的防御战斗，不过正如同我所言，那只局限于部队中的一部分人而已。
更大的另外一部分则显示出来，德军的士气已经深受打击。那些士兵基本上早已心灰意冷，因为他们再也看不见获胜的机会，眼前只有势所难免的失败，而且他们根本无意在败仗的落幕阶段投入自己的生命。从军事的角度观之，军中的一部分人员已经狂热到拼死一搏的防卫决心，自然可获得较高评价；但我们也必须公平看待另外一部分的士兵们。
后者并非懦夫或逃兵，反而是军中共同进行思考的那一部分人员。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群众组成的军队，是一支懂得思考的队伍。旧式的职业军队乃纯粹的作战机器，被训练得盲目服从指挥和命令：“我们听任马匹来思考，因为它们的头比较大。”然而，这种常备军的誓死服从，再也无法适用于大战末期“最后梯次”的部队成员，因为他们是懂得思考的公民军队。如欲使之充分发挥战力，除了军纪之外还需要今日我们所称的“动机”——必须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为了值得一战的东西而战。当我这么讲的时候，心中所想到的并非理想化的战争目标，而纯粹只是战胜的可能性。
持平而论，战胜的可能性在1918年7月——甚或早在同年4月——即已不复存在。德国人已经射出了自己的最后一箭，却未能命中标靶；从此进行的战斗，只不过是为了力挽狂澜，拖延打败仗的时间而已。一想到自己必须牺牲性命却无法换得任何东西，这种念头一定会让人出现心力俱疲的现象。
鲁登道夫在这方面也完全正确地看出来，军队本身继续作战的能力正在不断衰退——但民间和大后方尚未达到这个地步，因为人们依然颇为盲目地相信战胜的可能性，更何况他们还被报喜不报忧的陆军战情快报给误导。军方其实早在1918年春季和夏季就已经吃了真正的败仗。但是，这场败仗几乎无法在作战地图上面辨识出来，因为那是输在士气上。1914年时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德国陆军从此不复存在。即便有若干单位仍然全心全力继续战斗，但德军的整体士气纵使尚未完全涣散，也已经深受打击。鲁登道夫可谓完全正确，因为他在1918年8月即已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这场战争该结束了。
可是应该如何结束战争呢？西方列强此时深信自己早已渡过难关，无须苦苦等待美国人即可放心大胆地立刻展开反击。而且，现在他们从中获得了颇不寻常的经验：他们的反击非常成功。自从8月以来，德军便不断从一个阵地撤退到另外一个阵地，他们虽仍继续战斗，但是战斗意志已不像从前那般坚定。到了9月底的时候，他们已经撤退到所谓的“兴登堡防线”，亦即最后一道经过完全整修，遥遥位于昔日前线后侧的防守阵地；而联军稍事整补之后，便集中全力继续对此展开攻击行动。如今“兴登堡防线”眼看即将被联军突破，西线战场已有全面崩溃之虞。
眼见情况如此，鲁登道夫决定认输。他和兴登堡在9月28日达成共识，必须提出停战要求，而且应该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为基础来求和。假如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曾经仔细读过那十四点原则的话，那么二人就应该十分清楚，它们是以德国的全面战败作为出发点。因为“十四点原则”不但要求德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交还给法国，同时还要让波兰复国（其疆域将包括普鲁士辖下的波兰地区以及一个出海通道，亦即日后的波兰“走廊”）。我不相信鲁登道夫仔细研究过“十四点原则”，他只不过是想借此来表态，使得美国人难以拒绝德方的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
第二天（9月29日，星期日）又发生了一些状况，以致对事态的后续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鲁登道夫约请帝国的文人领导阶层在星期日前往战地大本营会商。政府内部最重要的两号人物——帝国总理赫特林伯爵与外交部长冯·海因茨——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前往。海因茨年纪较轻、体格健壮，于是乘坐了夜车，然后在星期日早晨与鲁登道夫晤面；赫特林年事已高，因而在白天搭乘火车出发，在傍晚时分抵达位于比利时斯帕的大本营。可是，海因茨已在那个空当向鲁登道夫灌输了一个新的想法。
海因茨构思出来的结论是：应该通过内政来为停战要求提供助力，以便争取威尔逊总统的善意。德国需要一个议会民主政府，借此让美国人觉得有一个新而民主的德国正在求和——而且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威尔逊本人提出的和平方案！因此，现在必须让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出面组阁，此外还必须修改宪法，将政体变更为议会君主制，使得国会可经由不信任投票迫使部长和总理下台。德国必须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德国人并非因为军事崩溃已近在眼前，而是由于民主革新的缘故才会在此刻追求和平。
鲁登道夫欣然接受这项建议，但是心中却另外出现不一样的想法。我相当确定，他完全领悟了海因茨以心理和外交因素作为考虑的建议。不过，鲁登道夫除此之外马上看出的机会是：他通过那种方式便无须亲自竖起白旗，反而可以将白旗塞入国会多数派的手中，亦即塞给自己在内政上的敌人。
9月29日当天于德皇也亲自驾临之际（但是德皇表现得非常被动），在前线大本营内作出决议，立即由国会多数派任命部长来组成议会制的政府。那个内阁应该在最高陆军指挥部不正式参与的情况下，尽速提交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因为按照鲁登道夫的估计，西线的溃败已近在眼前。为了便于提出停战要求，该内阁应获准修改宪法，将德意志帝国议会化。
10月2日当天，置身柏林的帝国国会议员领袖们从鲁登道夫的使者那边获悉此事以后，顿时不知所措。有关西线战争现在已经落败，甚至已有全面军事崩溃之虞的报道令他们深受打击。就连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也为之惊惧不已——更何况这个骇人听闻的讯息还附带了一项要求：如今他们必须接管摇摇欲坠的国家，正式宣告破产，并且为自己不该负责的事情负起责任来。
在那个晦暗的时刻，偏偏是社会民主党“跳入火坑”！这个令人瞩目的发展早已在战前准备就绪，而且它在随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更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其势力较大的“多数社会民主党”分支，比其他各政党更愿意承担责任。例如该党的主席——弗里特里希·埃伯特40——便曾经表示，既然人家现在把责任托付给我们，那么我们就必须“跳入火坑”，从德意志帝国拯救还能够救得了的东西。更何况官方除了勉强社会民主党出面提交停战要求之外，同时也终于认可了他们数十年来努力奋斗的目标：建立代议制的政府（亦即帝国国会可通过不信任投票迫使总理和部长下台），此外并废除了普鲁士早已不合时宜的三级选举制。那些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士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当中，截至当时为止依旧悬而未决的最后几个重要项目。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实现那些要求，于是由埃伯特领军的社会民主党几经讨论和犹豫之后，同意接受这笔交易。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德皇时代在内政方面追加进来的这个成就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那些俾斯麦时代的“国家公敌”、在威廉二世时代仍不断遭到排挤和鄙夷的“没有祖国的工匠”，现在愿意以执政党的身份来接管国家（而且是接管帝国，因为当时根本还没有把推翻君主政体列入考虑），并且在实施若干改革之后继续治国，甚至不惜一肩扛起国家战败的责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此时在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主导下（他是一位自由派的贵族，以及巴登大公国统治家族的成员），由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中央党的部长们组成了新政府。该政府于10月3日，在不言及军事形势和最高陆军指挥部所扮演角色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向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说服拿不定主意的巴登亲王那么做的人，就是德皇本人。
现在有许多事情凑到了一起。首先出现的发展是，西部的战线并未全面崩溃，情况有异于鲁登道夫在9月28日和29日所作出的预测。德军在11月11日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之前都还持续作战下去——可是，他们不断撤退和丧失土地，而且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内，总共有二十五万名德国士兵遭到俘虏。但无论如何，直到战争的最后一日为止，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土地上都还维持着一条连成一气的德军防线，尽管阵地不断向后退缩，战斗却从未停歇。
另一方面，大后方却在此际——而且就从此际开始——形成了国内战线的崩溃。德国的群众，尤其是食不果腹、早已心生不满的工人阶层（亦即左派政党的选民），如今却在“迈向胜利”的半路上突然获悉（因为之前的战情报道从未真正承认吃过败仗），德国已经打输了那场战争，至少也已经认输了。无怪乎带领着他们落到这步田地的国家领导层级，已经完全失去那些人的信任。德国的大城市里面于是弥漫着一股革命的氛围。那只是正在酝酿之中而已，还没有爆发开来；然而从1918年10月开始，德国的内部政局已经出现强烈变化。
那年10月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威尔逊并未立即回应德国的停战要求。他仅仅发出一份照会，而且他在那份文件中不无道理地抱持怀疑立场，表示无须认真看待德意志帝国的骤然民主化（因为德皇和各邦国的诸侯们都还悉数在位）；接着，他又连续通过三份照会，催促德国内部做出更多改变。威尔逊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他要求德国进行真正的民主化，并且还明确地表达出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用意就是要让德皇从此销声匿迹。
威尔逊提出要求以后，才促成德国在10月当中开始出现所谓的“德皇辩论”：既然现在已无退路可走，是不是也应该履行这项要求，德皇是否必须退位？帝国新政府的圈子内部随即形成了一个派系，主张不妨牺牲德皇个人，但不放弃君主政体。跟他们打对台的另外一股势力，则主要来自最高陆军指挥部和海军总部，而那正是我现在刻意要加以说明的对象。
鲁登道夫在10月经历了一个奇特的转变。之前他已经在9月29日张皇失措地发动了自己的政变（如此称之并不为过），因为他担心西部的战线即将崩溃。结果此事并未发生，而且西线仍然继续战斗下去，于是鲁登道夫又改变了主意。现在他打算再度决一死战。我们必须承认，若纯粹就军事观点而言，他在西线说不定还会有办法靠冬天来救急。协约国尽管持续不断采取攻势、向前推进，却从未真正取得突破。此际10月已然来临，眼看就是11月。入冬以后或许可望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德方或许可以在安特卫普—马斯河一线重新巩固西线战场，预备来年春季和夏季再度出击——然而，届时已部署完毕的美国庞大军力必将使得攻势全无胜算，而且一定会导致德国遭到入侵。
然而，这时又发生了其他的事件，以致西线的继续抵抗变得多余：德国的盟邦已经土崩瓦解。他们其实早在1918年初即已日暮途穷，只能将最后的机会寄托在德军的大规模攻势上，坐待德国打出最后一张军事王牌。等到那张王牌未能奏效以后，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内部随即四分五裂。奥匈帝国的各个民族开始起事，以致奥地利军队以远甚于德军的方式，再也无法被使用为战争工具。首先是奥地利与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半岛的防线全面溃败，接着轮到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阵地。纵使德国有办法在西线战场撑过冬天，南方已有形成新战线之虞，而且德国人对此完全无力因应。
德国的内政于是围绕着那些复杂的触发条件打转。如前所述，到了10月底的时候，两个旧派系重新在德国对立起来：昔日的好战派现在变成了死战到底派；昔日的和解派则几乎成为无条件结束战争派。最后二者之间的对抗在11月初导致德国爆发革命，但即便在10月底仍然无人能够真正预见此事。
德国革命的导火线，是海军总部作出了决定，准备再度冒险与英国进行一场大型海战——顺便值得一提的是，那项决定并未向帝国政府报备。有一部分的德国舰队反对该计划而叛变，以致那项决定不得不被放弃。许多哗变的水兵当场遭到逮捕，恐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们的袍泽不愿坐视不顾。德国舰队从西部的海军基地撤回基尔港以后，当地在11月4日爆发了大规模的水兵暴乱。叛军接管军舰，升起红旗，组成水兵委员会，接着进而控制了基尔市。
这次的水兵起事虽然在时间上恰好与“德皇辩论”重合，不过它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可是，那些水兵一旦夺取了舰队和基尔市以后，发觉既已动手就不能半途而废，免得到头来还是被当成叛乱犯处死。于是，他们从基尔蜂拥而出，结果从11月4日开始的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革命就如同森林大火一般地在北德蔓延开来，而后经由德国西部扩散到德意志帝国大部分的地区。除此之外，许多德境邦国的首府也出现了自发性的起事行动——例如11月7日在慕尼黑。
那整个过程都缺乏领导，但人势汹汹而难以遏阻：戍守国内的部队组成了士兵委员会，工厂里面则组成工人委员会。那些工人士兵委员会形同接管了各大城市的行政工作。“十月政府”脚底下的土地开始摇晃。对该政府而言，这场革命来得非常不是时候。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曾经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1918年11月7日与埃伯特晤面时的情形：
一大清早我看见埃伯特独自待在花园里。首先我向他说明了自己已经计划好的行程：“您晓得我的意图何在。假如我能够成功说服皇上的话，那么您是否将站到我这一边来对抗社会革命呢？”埃伯特毫不迟疑地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如果皇上不退位的话，那么社会革命将势所难免。然而我不想要革命，是啊，我就像痛恨罪恶一般地痛恨它。”
埃伯特借此表达出自己的真心话。他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在10月的时候，共同实现了他们希望在内政上达到的一切目标。现在他们计划尽快结束战争，然后与中产阶级的进步党以及中央党结盟，以类似“战争破产管理人”的身份继续治理德意志帝国，共同维护国家在“十月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议会君主政体。因此，革命是他们此刻最不需要的东西。
然而，革命似乎再也无法遏阻。到了11月9日，星期六，首都柏林市也遭到波及。当时正在进行总罢工，工人群众走上街头，穿越市中心来到帝国国会前面示威——实际上他们除了要求结束战争之外，别无其他目的。然而，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号人物——塞德曼——却认为必须向他们作出让步，于是从国会大厦向楼下聚集等候的人群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此举令埃伯特对塞德曼憎恶不已。二人随即在国会餐厅内大声争吵起来。埃伯特表示，德意志国未来的走向，不论是君主政体也好，还是共和政体抑或其他的形式也罢，都必须由制宪会议加以决定。
埃伯特当时还希望维护君主政体。因此，他在11月9日下午，仍然设法撤销塞德曼宣布成立的共和国（那是德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插曲）。此时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已径自宣布德皇退位，并且以违宪方式将总理职务转让给埃伯特。埃伯特于是接见巴登亲王，并请求他担任摄政王，以便保留继续维系德国君主政体的可能性。可是巴登亲王已经心灰意冷。他早就受够了一切的一切，只希望从此回归私人生活，因而一口加以回绝。如此一来，就连埃伯特也不得不接受已然是既成事实的德意志共和国。
德意志共和国不仅由于塞德曼在帝国国会阳台发表的演说而变成了事实，而且那几天里面又发生了另外的事件。德皇虽然实际上根本还没有退位（我很快就会针对他作出说明），但他最起码已经在11月9日至10日的夜间出奔荷兰走上流亡之路。几乎其他所有的德国君主，诸如巴伐利亚国王、萨克森国王、符腾堡国王和其余德意志邦国的大公爵与公爵们，果真都在11月的那些日子当中纷纷退位，只不过有些人稍微早一点，有些人稍微晚一点罢了。这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奇特，因为那些君主们悉数未曾受到人身威胁。“工人士兵委员会”只需要派出代表团过来当面要求他们退位，他们便不加抵抗地乖乖就范。
那些德意志君主们都曾经是名正言顺、地位尊崇和不受质疑的统治者，却都如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在11月的混乱时刻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种发展，而且说来奇怪的是，后来的德国历史撰述也难得留意于此，至今仍未对之作出充分解释。君主们退位的方式有时简直称得上是心平气和。以萨克森为例，国王向要求他退位的代表团开口表示：“好吧，那么你们就独力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吧。”
“烂摊子”一词，是对这整个过程的最贴切描述。德意志的君主们已不打算继续统治下去，只是争先恐后退隐到多半舒适安逸的私人生活。他们没有任何人遭到拘捕，更遑论是如同法国和英国的国王那般，在法国大革命与英国革命时期遭到处决。德国的革命——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充满了善意。然而，它在那几天之内却宛如一场大地震，令人完全束手无策。
现在我想再花点时间，对德皇作出一些说明。德皇在10月29日驾临位于斯帕的前线大本营以后，先是完全赞同实施议会改革，并且愿意以议会制君主的身份继续统治下去。一位前往斯帕晋见、旨在劝德皇退位的普鲁士部长，因而遭到他厉声斥责。等到革命爆发后，德皇震惊之余起初还一心期待，能够在停战之后立即抽调野战部队回国镇压革命，可是11月9日的经历却令他大失所望。
正如同之前详述过的，自从德方的大规模攻势失败以来，德国军队的士气早已今非昔比。而等到德国提出停战要求，并且在国内造成严重冲击之后，德军的士气甚至更加低落。11月9日当天，最高陆军指挥部邀请了三十九位多半为师长级的前线指挥官前往大本营面报，说明陆军部队是否愿意在停战以后，为了维护帝制而向革命运动展开战斗。指挥官们一致作出的判断是：不愿意。部队已经准备就绪，可在必要的时候伴随陛下行军退回德国，但是不论对内也好对外也罢，他们都再也无意继续作战。
兴登堡随即与刚在10月底接替鲁登道夫出任副参谋总长的格勒纳将军作出决定，要劝告德皇退位——否则至少也应该流亡国外。德皇在11月9日当天便对他们的催促作出让步，而且很奇怪地同样未曾反抗。威廉二世于是流亡荷兰，不但埋葬了他个人的皇位，而且后续的发展还会显示，他同时也断绝日后重建君主政体的机会。11月稍后他才正式宣布退位，但那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
那年11月9日作出的两项决定因而终结了德国的帝制：一是德皇出奔荷兰，二是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他同样出身自统治者家族）拒绝为了维护德国的君主政体而担任帝国摄政王——但君主政体未必只意味着霍亨佐伦家族的皇位。埃伯特既然身为新任的国家总理，而且已经是新政权的真正领导人，只得独自出面与革命运动周旋，同时还必须完成停战协议。
协约国内部也在整个10月针对停战协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欧洲美军总司令潘兴将军反对停战协议。他的出发点是：反正德国人已经打输了，现在何必还要答应停战，让他们有机会退到莱茵河后面挖掘新的战壕继续作战下去？潘兴就仿佛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那般，也主张无条件投降。
法军和英军的总司令却宁愿同意停战。其部队和德军一样已经严重流血，因此他们无意在1919年重新大举发动攻势，不像美军希望借此来通过第一次真正的战斗考验。最后他们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接受停战，但先决条件是必须让德国不可能再度采取敌对行动。
接着他们通知德方，可派遣代表前往联军总部听取停战条件。此事发生的日期是1918年11月6日。德方选派了一位中央党籍的国会议员以及马克斯·冯·巴登内阁的部长——埃尔茨贝格尔——担任停战代表团团长。其中非常值得注意之处为：被派遣前往签署军事停战协议的人士并非将领，而是一位平民政府的成员。
结果证明，那些停战条件极为严苛。它们事实上已经注定了德意志帝国的彻底战败，并使得任何后续的抵抗行动都全无可能。西方列强要求，德军必须于最短期限内撤离仍遭占领的土地，而且撤出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及莱茵河右岸的三个桥头堡。协约国的军队将紧随着撤退德军部队的脚步，一并占领莱茵河左岸地区与右岸的三个桥头堡。此外，他们还要求德国交出舰队，并且留下或缴纳巨额的物资。协约国主要的停战条件看起来大致如此。而且，那些条件以毫不含糊的方式明白告诉德国人，他们已经打输了整场战争。我们甚至可以表示，通过那些条件才使得败仗真正尘埃落定。因为它们导致日后不可能在莱茵河后侧出现任何抵抗行动。
埃尔茨贝格尔在11月6日，也就是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出发前往贡比涅拜会福煦元帅，接获了停战条件。他商谈一些细节之后，便把停战条件呈递给帝国政府，接着由政府转交最高陆军指挥部。最高陆军指挥部随即作出声明（此事切不可忘），纵使再无转寰余地也必须接受那些条件，因为德方已经不可能继续战斗下去了。埃尔茨贝格尔随即正式签字。于是，停战协议在11月11日开始生效。
现在我们必须想象一下德国人对此的观感如何。他们直到那年8月为止，都还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他们要等到10月初提出停战请求之后才获悉，帝国政府——但那未必等于最高陆军指挥部（也请记住这一点）——认为战事已经毫无指望，并且放弃了战斗。接着政府在11月9日改组，完全由社会民主党出面领导；与此同时又爆发了革命，各邦国的君主们纷纷下台一鞠躬，德皇据说亦已退位，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逃跑了。
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不明就里的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依时间先后顺序综述如下：就在我们即将打胜仗的时候，却有那么一帮自作聪明的家伙进入政府高层——他们始终一心一意只想缔结“妥协和约”，接着主动认输，随即闹出革命，而后又签订了让我们丧失战斗能力的停战协议。
在此背景下，后来发展出“背后捅一刀神话”。鲁登道夫乃公开说出此神话的第一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埃伯特事先却已经为此铺好了路。因为对埃伯特而言，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在国内拯救还救得了的东西——万一势不可免的话，便以共和国的形式延续10月时的君主政体，并且必须镇压革命。埃伯特先是假装与革命运动言和，于是他在11月10日出席“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举办的大会，以六人组成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领袖之身份，41第二度被推举为政府领导人。事实上，他却正在筹划与残余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亦即军方新上任的真正最高指挥官格勒纳将军），建立起同盟关系。
就在同一天晚上，二人进行了一场后来变得非常出名的电话会谈。埃伯特固然并非名正言顺的国家总理，但他一则经由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职务转让，再则通过“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革命派的推举，可谓获得了双重正统性。埃伯特试图重新恢复在10月初与最高陆军指挥部缔结的盟约，希望利用停战的机会将野战部队抽调回来压制革命，并以这种方式确保最高陆军指挥部对新政权和新宪法的支持。格勒纳将军在第一次电话会谈中便立即对此大表赞同，后来更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口头约定。二人之间的协议涉及了一场反革命行动，亦即要动用武力来镇压左派革命——左派革命的领导中心是“人民代表委员会”，而说来讽刺的是，“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最高领袖正是埃伯特本人。
格勒纳将军后来曾经对那次的口头约定作出描述——1925年审理所谓“背后捅一刀诉讼案”之际，42他出庭宣誓之后吐露了事情的原委。当时格勒纳表示：
最初步的工作——那是我的想法和首要目标——就是要在柏林夺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权力。为了达成此目标，我计划调遣十个师的部队开入柏林。有一名军官被派赴柏林商讨相关细节，谈判的对象也包括了普鲁士的战争部长，因为他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那时面临了一系列的困难。我只能在此指出：无论是独立的政府成员（即所谓的“人民代表”），还是另一派人士——我记得那是“士兵委员会”，但现在无法即席说出细节——都要求部队进城时不得携带实弹。我们自然马上对此表示异议，而埃伯特先生当然立刻同意部队可以携带实弹开入柏林。
我们必须利用此次进军所带来的机会，重新在柏林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并且为进城之后的每一天分别妥善拟订计划。那个计划里面逐日列出了应该完成的事项，诸如解除柏林市的武装、从柏林清除斯巴达克斯党人等等。43凡事都详加规划，逐日列出了每一个师的工作。这一切都经由我派往柏林的那位军官，与埃伯特先生进行过讨论。我为此对埃伯特先生由衷感谢，而且我也因为他所展现的绝对爱国心与无私奉献精神，愿意在他受到攻讦的时候，随时随地出面为他辩护。那整个行动计划完全是在与埃伯特先生达成协议，并且经过他认可之后才订定下来的。
那就是“埃伯特—格勒纳协定”；它在11月获得确认并研拟出全部的细节，而军队就在同一时间非常快速地撤回德国境内，不过他们还是需要花上几个星期的工夫。12月初，当埃伯特在柏林市致词欢迎返国士兵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预先道出了“背后捅一刀神话”：
没有任何敌人曾经击败你们。一直要等到敌方在人员和物资上的优势日益具有压倒性以后，我们才放弃了战斗……你们可以抬头挺胸地回来。
“埃伯特—格勒纳协定”起初一败涂地。“全国委员会大会”即将于12月16日在柏林市召开，而返回柏林的十个师部队应该先发制人，在大会开幕之前发动反政变。实际发展出来的结果却是（格勒纳也曾在1925年向法庭宣誓对此作出证词），那些士兵根本再也无法被聚集在一起。那已经不再是大战四年期间内的旧德国陆军！士兵们立即争先恐后抢着回家；其人数在部队返回柏林当天的晚上即已开始锐减，那些单位更于随后数日内几乎完全解体。等到“全国委员会大会”在12月16日顺利召开之际，开入柏林的十个师总共只剩下了八百人可供差遣。这是军方自从8月以来，在士气方面快速发生宁静革命之后的结果——它固然与国内后来发生的革命截然有别，不过二者之间当然还是产生了互动关系。无论如何，前线部队再也无法被使用为国内权力斗争的工具了。
最高陆军指挥部此时已经转赴卡塞尔，并且决定不再阻止军队复员，改弦更张另外组织了“义勇军”：那是由部队中的特定分子所组成的志愿军单位，其成员未曾涉入军方的内心革命，直到最后都还狂热地继续战斗下去，对国内的发展抱持敌意，效忠德皇，忠于鲁登道夫，而且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将11月发生的事情扭转回来。埃伯特政府——尤其是新上任的“国防军部长”诺斯克——如今也开始与义勇军结盟。
1918年底，柏林市皇家马厩附近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街头战斗，其间革命派的“人民海军师”击败了旧陆军的残部。新的一年则以柏林市所谓的“斯巴达克斯周”作为开端，结果刚组成的第一批义勇军单位血腥镇压了新一波的革命尝试。44
我们随之迈出了1918年。不过，我想立即补充说明的是，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发生于柏林的各种事件，后来又在1919年上半年于许多德国大城市重新上演。一场内战便这么蹑手蹑脚地展开，而“义勇军”在埃伯特—诺斯克政府的撑腰下（埃伯特当上总统以后则换成了塞德曼—诺斯克政府），在许多德国大城市血腥压制了“工人士兵委员会”残留下来的政权。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国会多数派与旧军方的反革命派结盟之后，果真抹除了1918年的革命。最后那场革命只有一项成果保留了下来：帝制已告结束。
不过，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已经看见，那个令人困惑的一年内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如何对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心境造成了特别的折磨。那些德意志中产阶级的成员当中，也包括了一位失败的艺术家，一位奥地利人。他曾经志愿加入德国陆军，有过不错的表现。他曾为毒气所伤，在一座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军医院里面经历了战争的结束。而且，他就在此际决定从政，以便扭转他自己眼中在1918年时发生的各种可怕事故——大后方显然已陷入精神崩溃，显然已经到手的胜利白白遭到放弃。那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男子当时还默默无闻，不过他在随后十年之内，将逐渐跃升为德国政坛的关键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