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选出的国民议会在魏玛举行了会议，而非在动乱不安的柏林。他们之所以前往魏玛，是因为该地相当宁静，并且在军事上易于防守——或许有一部分也是由于这座小城在文化史上的声誉，而那是新德国有意链接的对象。但魏玛国民议会所面临最重要与最困难的课题，并不是如何来制定《魏玛宪法》。真正的难题在于，应该决定同意或者反对签署《凡尔赛和约》，因为德国在1919年4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收到了现成的和约。45
《凡尔赛和约》草案的内容在1919年5月被公开以后，德国人不啻狠狠挨了一棍，而且平民百姓的感受跟国民议会和政府完全一样：在东部、西部与北部割让的领土多得骇人听闻；德国几乎完全被解除武装，必须支付巨额赔款，不再拥有殖民地。而且，整份和约处理德国的态度，不像是对待一个虽然打了败仗但仍旧属于国际共同体的战争对手，反倒像是处置一名收到了刑事判决书的被告。平民百姓、国民议会与政府当局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要签字。
假如不签字的话，事态又将如何发展下去呢？就此而言，不但是在当时，即便今日回顾起来也毫无疑问的是：西方盟国必将恢复敌对行动，挥军入侵德境，并且在不遭遇抵抗——最起码不遭遇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按照盟军那时的计划占领威悉河以西的德国。46结果德国在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历经可怕的内斗与一次政府改组之后，在和约上面签了字。
德国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多数成员都忧心忡忡，害怕国家将随着联军的占领而陷入分裂。他们认为，若不签字的话，联军将会在西部与既有的南德邦国，以及与普鲁士北方境内新成立的国家级政权单独签订条约，导致德意志国裂解成两个部分：西边的部分将被西方列强占领，东边和东北边的部分则是旧普鲁士与萨克森。今天已经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摆在眼前之后，我们禁不住想问：上述情况难道果真有那么可怕吗？
假若当时就如此发展下去的话，将会形成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演变出来的局面：出现一个迟早必将依附于西方阵营的西德国，以及一个当时仍然完全保有普鲁士东部省份的东德国47——但其命运难以预料。因为，无论在从前或现在都很难预测，万一盟军入侵到威悉河一线之后将造成何种情况。
谁又能够确定，南德各邦的政府以及德境西北部新成立的政权将会签署条约？届时柏林如果仍然有德意志国政府存在的话，联军是否也必须占领德国东边的部分？这种解决方式岂不比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情况要来得有利多了——一个没有俄国人的“1945年”、东部的省份不至于遭到截肢、48德国全境完全由西方列强占领？由于协约国迟早必须想办法找来另外一个德国政府，因而就连这种被占领的状态也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
以上都是完全没有答案的问题。反正纵使德国人在1919年不曾签署和约的话，照样有机会如同签订和约之后那般，继续保存德意志国。德国固然在《凡尔赛和约》上面签了字，可是从中期和长期的眼光来看，此事甚至为德国的强权政治带来了更佳机会，即便德国人当时对此还不明白。因为《凡尔赛和约》只是巴黎和会直接与德国有关的一部分而已；如果心平气和观之，在巴黎建立的整个和平体系绝非不利于德国的强权地位。
德国固然因为解除武装和战败赔款，被套上了两副沉重的枷锁，有朝一日必须设法挣脱。可是，在另一方面却逐渐显露出来，尽管德意志国在西部、东部和北部的面积缩小，但其主体并未受损，该国在欧洲所处的地位非但不比1914年之前来得衰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势。
套用当时习惯的讲法，德意志国在1914年以前是被“团团包围起来”。它位于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四大强权之间。其中的三个强权——英国、法国和俄国——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结盟对抗德国。
四大强权之一如今已完全解体：奥匈帝国早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弱小的后继国家，它们光是因为自己的面积便永远无法成为强权，甚至迟早将沦为邻近大国的势力范围，而那个大国就是德国。
俄国现在变成了苏联，处于欧洲的体系之外，而且它和德国都遭到唾弃（此强硬用语并不算夸张）。这个俄国宁可与同样遭到唾弃的德国交好，也不打算跟西方列强结盟。
如果套用西洋棋术语的话，德意志国当今的“布局”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德国的周围已经出现了许多有利变化。德国这种强化后的布局早已随着战争的结果，但也随着和约的规范而定型下来，除非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否则就无法加以逆转。德国由于限制军备和战败赔款而受到的削弱，反而仅仅具有暂时的性质。等到战争结束了十年或二十年以后，将不会再有人企图借由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来阻止德国重新武装或者强迫德国继续赔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德国的地位实际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结果而获得强化，并未遭到削弱。
西方列强却自始就立场纷歧，他们大费周章以后才对和平条约的最后内容达成协议。其中最强大的一员随即退出：美国不曾签署《凡尔赛和约》，远离了欧洲的事务，并且拒绝继续为之前向法国作出的承诺提供担保。这就意味着，《凡尔赛和约》仅仅受到两个强权支撑，即英国与法国。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即可看出，那两国必须共同作出最大的努力才有办法与德国相抗衡。他们不可能一直把德国压倒在地上。
更何况他们彼此之间很快就产生利益冲突。英国在签订《凡尔赛和约》之后感觉心满意足。因为德国早已遵照停战协议所列出的条件，向英国交出了舰队；《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重新拥有大型舰队；德国的殖民地已遭到没收并接受英国管辖，有些甚至还直接拨交给英国。英国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战争目标。
可是，对法国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它未能达成自己的作战目标。法国以该国当时的四千万人口，历经惨重的流血牺牲之后才刚刚撑过了战争，却赫然发现自己继续面对着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既没有被分割也没有被裂解的德国。从长远来看，一旦德国恢复了元气、从《凡尔赛和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之后，将会重新享有优势。
法国因此和1919年后的德国一样，也主张修正主义。既然《凡尔赛和约》无法让法国感到满足，于是法国为了本身的生存利益必须让德国付出代价，并将和约修改得对自己有利。德国则打从一开始就同样立下决心，务必要修改《凡尔赛和约》，尤其是要摆脱阻碍国家复兴的两大枷锁：解除武装和战败赔款。
德国国内对此产生的共识是：和约的内容无法被接受，必须加以修正。修改时的优先级却自始就莫衷一是——应该首先设法回避有关限制军备的规定，重新成为军事强权呢？还是应该首先尝试摆脱赔款来重建德国的经济，通过这种方式再度成为强国？
前者是国防军的策略，并特别受到其当时的领导人冯·塞克特将军支持，49而且它首先获得采用。塞克特致力于秘密重整军备，而且非常明显的是，这个目标基本上只可能与俄国联手达成。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防军与红军之间就已经偷偷建立起军事合作关系。苏联向国防军提供俄国的场地，让他们在那里演练操作遭到《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器，诸如坦克、飞机和化学战剂等等。国防军用于交换的做法，则是向仍处于草创阶段的苏联红军提供训练，并且传授德国参谋本部的作业方式。1935年时，德国派驻苏联的军事全权代表科斯特林将军，在苏联进行了一次被评定为特优的军事演习之后表示：“我们与有荣焉。那些指挥官和领导人员都是我们的学生。”
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显然也很早就出现另外一个与苏俄合作的机会。50波兰在1920年发动攻击以后，波兰与苏俄之间随即爆发战争。俄军起初占了上风，一路逼近华沙。塞克特当时已经开始考虑，如果俄方获胜的话，德方也应该进攻波兰，并以某种方式与俄国再度瓜分波兰——至少也要让德国完全收复1919年被《凡尔赛和约》割让给波兰的土地。
不过，这个想法还是落空了，因为“波苏战争”的最后结局对波兰有利。俄国人未能并吞波兰的疆域，反倒是波兰人大量并吞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土地，而且一直保留到1939年为止。不过，就连这种发展方向也对德国有利。波兰与俄国之间持续出现的强烈敌意，使得国防军高层的“塞克特路线”不断有机会推动德苏军事同盟，以便两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联手向波兰开战。国防军的那种做法，甚至一度还争取到德国官方外交政策的支持（虽然后者其实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如此便出现了战后的第一个耸动事件，即德国与苏俄在1922年签订的《拉帕洛条约》。刚好就在热那亚举办一场国际经济会议的时候，突然传出有关缔结该条约的消息，使得西方国家对德国抱持着浓厚的不信任感——这种所谓的“拉帕洛情结”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根除。
就表面上的内容而言，《拉帕洛条约》是德国与苏俄以温和理性的态度事后补行签订的和约。《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早已因为《凡尔赛和约》而作废，新德国与新俄国如今决定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当时西方列强尚未与苏俄建交）、相互以最惠国待遇来维系贸易关系，同时两国之间全面恢复正常关系。在那些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议之处，但它们的背后自然还隐藏了更多东西。
因为自从签订《拉帕洛条约》以来，德、俄两国原有的松散军事合作关系益形巩固，一直持续到1933年为止。两国有朝一日联手向波兰动武的可能性，也仍旧令双方的军事高层念念不忘。于是，国防军优先争取的目标，已在某种程度内通过德、俄之间的合作而得到实现。那就是要规避《凡尔赛和约》所列出的军事条款。
德国外交当局和德国整体政策所着重的事项却有所不同：重整军备不该列为德国最优先的目标，当务之急应当是设法摆脱赔款的负担，以便让德国经济获得重建的机会。为了实现摆脱赔款这个目标，德国的政策于是对一种社会灾难视若无睹，然而那个灾难却对德国的国内政治氛围造成毁灭性影响，此即1919年至1922年之间连续不断的快速通胀。而且，通货膨胀在1923年更是势如奔马。
1923年出现荒诞不经的情况之前（我马上还会对此作出说明），德国一切的金钱财富早已在1919年至1922年之间全面贬值。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德意志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仍相当合理，大约是十比一。到了1922年，一美元已可换得两万马克，51也就是说，德国所有的货币资产变得一文不值。于是，在货币储蓄者和现金拥有者受害的情况下，德国财富进行了剧烈的重新分配，而其中的获益者是当时享有经济优势的实物资产拥有人。
德国在1919至1923年之间充分就业，不过实得工资持续下降。德国工业界让德国储蓄者付出代价之后，得以避免出现大规模失业潮，而那正是其他各国在士兵大量复员之后所面临的困扰。德国工业界出口了价格不断下跌但是数量极为可观的商品，于是还有办法继续营运下去。
因此，最先在德国深受通货膨胀之害的并非工人，而是储蓄了金钱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产形同遭到没收。这种情况激起了巨大的恨意。于是斯特凡·茨威格后来曾经写道：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1919年至1923年之间的通货膨胀那般，将德国中产阶级调教得愿意接受希特勒。
德国中产阶级的那种愤恨并非毫无道理可言。因为中央政府不但对通货膨胀袖手旁观，反而还刻意借此追求一个重要的目标——让德国在国际间不再拥有可被接受、可用于支付的货币，试图用这种方法摆脱赔款。
德国的修正主义和法国的修正主义因而在此相互碰撞。德方放任通货膨胀肆虐，以便让自己失去偿付能力来规避赔款。法方则设法利用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的机会开疆辟土，将《凡尔赛和约》修改得对自己有利。双方修正和约之争的最高潮，就是1923年所谓的“鲁尔战争”。
法国也曾经在之前几年内，针对德国违反赔款规定的行为采取过某些制裁措施，时而跨出莱茵河左岸地区占领右岸的若干城市。最后法国在1923年决定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出兵占领了鲁尔地区——当时那里是德国最为重要、延续德国经济命脉不可或缺的工业地带。法国如今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先是在经济上，而后在政治上，将这个地区从德国切割出去。
德国的对策是进行所谓的“消极抵抗”：鲁尔地区停止了工业生产。可是，鲁尔地区的工人和工业家们必须继续养家活口，而当时的因应之道就是完全无限制地操作印钞机。
结果，连印钞机都不敷使用了。在1923年的时候，光是想印制足够数量的纸币也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难题。这么一来，就不得不动用民间的印刷机来帮忙印钞票。此外并衍生出交通方面的问题：一整列又一整列的货运火车必须被用于运输，以便及时将刚印好的纸钞运送出去。当时，荒诞不经的情况已有各种报道叙述了，在此便不对这个主题多作说明。52
总而言之，鲁尔地区进行消极抵抗以及政府资助消极抵抗之后，所造成的情况是：德国的货币经济实际上已在1923年陷入瘫痪。那光怪陆离的一年当中，美元汇率成为全体德国百姓都十分熟悉的话题，而且美元汇率产生了宛如体温计一般的作用。在1923年初，一美元还折合两万马克；8月时的美元汇率已经突破百万大关，又过了三个月以后进而突破千亿大关。到了1923年底，一美元所能换得的金额已高达4.2兆马克。德国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货币了。
1923年之前，通货膨胀还只是夺走人们储蓄的金钱而已，现在就连以现金支付的收入亦已严重贬值。如今工人也深受通货膨胀荼毒，受害者已不再像从前那般只局限于家有积蓄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人们再也无法靠工作赚钱，而且即使赚到了钱，也会在一个小时之后变得一文不值。德国普遍出现荒谬的情况，以致在1923年秋季演变成攸关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德意志国在1923年秋季已濒临政治解体。鲁尔地区的消极抵抗行动则无论如何都必须终止。尽管如此，消极抵抗还是为德国带来了一个非常幸运的结局：其他的赔款支付对象——英国和美国——如今已得出结论，不可以再这么继续下去。于是法国遭到施压，被迫结束在鲁尔地区的冒险行动；德国则终于完成早就应该在1919年至1920年做出的事情，进行了货币改革。
有了新而稳定的货币作为基础之后，即可对赔款另订规范。德国得以分期偿付已调降的赔款金额，在起初不订出赔款总金额的情况下，每年支付二十亿马克左右——但是为此必须以某些国家岁入项目作为抵押，其中主要是关税收入，同时铁路的管理权也包括在内。除此之外，德国还必须针对西部的边界，与英国、美国和法国达成最终协议，如此一来即可同时排除日后法国的侵犯行动以及德国修正领土的要求。
1924年与1925年之交，上述事项在西方促成了一个新的和平条约。它总共分成两部分，分别为1924年暂时解决了赔款问题的《伦敦协议》，以及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在《洛迦诺公约》中，德国终于自愿放弃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且作出承诺，等到盟军撤出当时仍被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后，该地区将维持非军事化。为此交换到的非常有利条件是，英国与意大利从此将为法、德两国最后敲定的德国西部边界提供保证。
《洛迦诺公约》意味着，法国基本上已经与自己的东欧盟友脱钩。既然德国西部边界已得到意大利和英国的保证，那么纵使德国在东方与法国的盟邦（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交战，法国也不得越界进行干预。
这个在《洛迦诺公约》里面虽然从未讲明，但是不言而喻的结论，使得法国转而采取纯粹的守势。法国在签订《洛迦诺公约》之后的几年内修筑了“马其诺防线”，以此举动向世人宣布，该国从此不再自视为欧洲的霸主，以及中欧与东欧新成立民族国家的担保人，反而只是一个关注自身安全、除此之外别无希冀的国家，不但愿意迁就德国，而且必须迁就德国。
法国起先还尝试避开这种状况，其做法是敦促各方也针对东欧签订《洛迦诺公约》，由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对德国的东部边界做出保证，尤其是波兰与德国的边界。然而，这项要求非但遭到德国拒绝，就连英国和意大利也加以反对。两国的这种反应不无道理存在。毕竟西方列强于紧急情况下面对一场德国的东方战争时，将无法真正动用武力来保障波兰的疆界，这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明白显示出来的事情，而且纵使在当时也不难预见于此。况且，如果针对东欧签订《洛迦诺公约》的话，那么苏联也必须参与其中，但苏联当时是欧洲列强的拒绝往来户，同时苏联根本无意为了向波兰的某些边界提供保证而出面对抗德国。更何况，苏联自己在波兰也有许多失土。
因此，签订《洛迦诺公约》以后的情况如下：德国人不声不响但非常有效率地在东边与苏联合作，以便规避《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同时他们在西边形同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签订一个新的和约，继《凡尔赛和约》之后启动了一个新的和平体系，借此排除法国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
德国起初必须继续支付战败赔款，但是负担已经减轻，虽然赔款的总金额仍未确定。除此之外，美国在此时已经以一种对德国比较有利的方式来涉足欧洲经济。
法国和英国不仅为德国支付战败赔款的对象，他们同时也是美国的债务国。当初两国为了继续作战下去，需要美国大量提供贷款。美国人现在坚持他们必须偿还那些贷款；法国和英国尽管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不得不还钱。结果便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经济循环。德国向英国和法国支付赔款，英国和法国则向美国偿还战债，而为了让此事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美国又向德国挹注贷款。这么一来，德国主要是依靠美国的贷款，而在1924年至1929年之间处于重建阶段，甚至出现中度的经济繁荣。贷款的数目大幅超出了德国的赔款金额。曾经有人非常粗略地估算出来，德国人在那几年内大约支付了一百亿马克赔款，却获得了二百五十亿马克左右的美国贷款。同时，德国人更因为经济的复兴，在对外出口方面表现极佳。
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亲自主导了各种相关事务，并且从中争取到一个经过明显改善的《凡尔赛和约》版本，即便他并不因此感到满意。他难得公开透露自己进一步修正和约的目标，但还是几度作出相当明白的暗示，让人得以大致道出端倪。
施特雷泽曼的近程目标，是要让法军和英军撤出当时仍遭两国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他也实现了这个目标，却无法亲身经历此事发生。因为英、法两国在1929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同意撤离，但完成撤军行动的时间是在1930年。
施特雷泽曼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动员所谓的“境外德国人”，尤其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巴尔干半岛的德国人。他希望那些人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德国的前哨站，促使那些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唯德国马首是瞻，甚至促进当地争取与德意志国合并的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在他任内也相当顺利，比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得还要成功许多。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些“境外德国人”不免遭受了可怕的报复。
第三个目标已经是远期的目标。就此而言，施特雷泽曼寻求修正东边的疆界，主要是撤销所谓的“波兰走廊”。至于上西里西亚被并入波兰的部分，53他希望通过施压——但未必开战——在时机有利的时候加以收复。这个目标似乎也并非毫无指望，因为此时《洛迦诺公约》已经导致法国在东欧被绑住了手脚。
施特雷泽曼的第四个和最长程的目标，是要将德意志国与奥地利共和国统一起来——当时奥地利被称作“德意志奥地利”。54这种“德奥合并”当时也是奥地利百姓所完全乐见的，不过施特雷泽曼的构想是将此事保留给无法预见的遥远未来，静待有利外交局势出现。
德国固然继续秉持修正主义立场，但在短期之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希望联军提前撤出莱茵地区。然而在撤军之前，必须先对赔款的总金额作出最后规范。1929年终于通过所谓的“扬格计划”，对此达成了协议。“扬格计划”更进一步调降了德国每年赔款的金额，订出的赔款期限却非常漫长，要求德国一直赔款到20世纪80年代。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由于经济蓬勃发展，轻而易举就可以用出口盈余来支付那笔款项。
自从1924年至1925年引进新规定以来，出现了几个颇为平静和幸福的年头，然而这一切随着1929年从美国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而被打乱。对德国来说，全球经济危机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的贷款停止继续流入；若是短期贷款，甚至必须部分偿还。德国迄今仍然相当高的就业率立刻急剧下降，在经济方面则出现了破产潮。
这个发展使得此时刚改组的德国政府再度有机会摆脱赔款负担，并取消不久前在“扬格计划”中订出的新规范。但这回不必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般大肆通过通货膨胀来进行，而是借由刻意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它让德国变得如此贫困，以致根本不再有能力继续支付赔款。最后，就连德国的债权人也不得不承认此事。
这项通货紧缩政策成为德国在魏玛共和时期，为求摆脱赔款而遭遇的第二场重大社会灾难，而且这一回的政策起到了效果。全球经济危机不但波及德国，同时更对整个西方世界造成重创（俄国除外）。在所有受到影响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本身），人们如今开始意识到，当前的形势使得这种“政治性的付款”——亦即一方面由西欧盟国向美国偿还贷款，另一方面由德国向西欧盟国支付赔款——不应该对日益陷入崩溃的全球经济造成额外负担。
于是，美国总统胡佛在1931年要求一概停止此类“政治性的付款”，起先是通过有效期限为一年的《胡佛延期偿付案》实现了这个目标。等到一年期满后，1932年在“洛桑会议”期间果真达成持久协议，由法国、英国和其他的债权国放弃继续向德国索取战败赔款。即便当时商定德国仍须支付一笔金额为三十亿马克的尾款，但德国从未支付那笔款项，而且不曾有人认真追讨。也就是说，海因里希·布吕宁总理通过其刻意让德国陷入贫困的政策，终于实现了摆脱赔款的目标，纵使他本人在此不久以前已经黯然下台。
我还想简短对此指出的是，德国在1930年至1933年之间陷入贫困一事，直到今天仍然被看成是全球经济危机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全球经济危机只不过是部分理由而已，其情况正如同1919年至1923年之间德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仅有一部分是出自那场由公债加以支撑、然后打输了的战争。反正无论就前者或后者而言，都只不过是部分的事实。若能及时在战后进行货币改革，德国应不至于沦落到让全国储蓄资产都化为乌有的地步；而若能采取不一样的经济政策，应可大幅减轻全球经济危机对德国造成的伤害，而非使之更进一步恶化。因应大萧条的经济政策当时非但有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在德国亦有诸如瓦格曼等经济学家加以鼓吹：这种政策旨在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即便牺牲了政府的预算平衡也无妨），通过所谓的“赤字开支”让经济再度产生动能。布吕宁的政策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他激化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恶果，蓄意使德国的经济完全朽坏，借以摆脱赔款。如同前文所述，他获得了成功。55然而，我们将在下一章做出说明：他的这个成就在内政上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陷入贫困的德国百姓成群地推向了希特勒。
同一年内，德国的修正主义政策还取得另外一项重大成就。1932年在日内瓦举行了国际裁军会议。西方列强曾于《凡尔赛和约》中，将德国的解除武装列为全面裁军之先决条件。那种官样文章如今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杠杆。德国人的论点是：除非西方列强现在也裁军到德国被迫裁军后的同样程度，否则他们就必须允许德国有权重新扩充军备。德国人用这个论点获得了成功。当时的世界局势已经全面改观——一则是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再则是因为距离战争已有一段时间的缘故，1919年时的氛围已经不复存在。到了1932年12月，西方列强在“日内瓦裁军会议”期间向德国政府作出承诺（当时德国政府的领导人已非布吕宁，而是施莱歇尔56），允许德国在军备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这意味着，在1932年底的时候，德国绕了许多弯路之后终于摆脱自从1919年以来阻碍德国重建强权地位的两大枷锁——必须支付巨额战败赔款，以及被迫将国防力量维持在最小限度内。德国再度以大国的身份厕身强权之列，而且德国已然成为东欧和南欧的潜在霸主，终于确认了《洛迦诺公约》早已呈现出来的迹象。那些都是德国修正主义所获致的决定性成就，而且一切都还完成于魏玛共和时代。可是，它们随即却由一个完全改头换面的德国来坐享其成。
魏玛共和国直到1932年为止都还不断处于内耗的阶段，其内部早就已经坍塌（这是即将在下一章探讨的主题）。此时在内政方面所着眼的事项，已不再是应该如何延续魏玛共和国的命脉，反而是它的继承权。魏玛共和国在1932年临去秋波、做出重大成就没有多久之后，其继承权就在1933年落入希特勒手中。结果如今已重新恢复昔日强权地位，并且至少已在中欧东部地区跃升为准霸主的那个德国，就是希特勒的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