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章主要是探讨凡尔赛，对魏玛着墨较少。这意味着，我们较详细地谈论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及修正主义，但对其国内政策并未多加留意。不过，正是由于内政方面的问题，才使得政权逐步从魏玛共和转移到希特勒手中。我们因而必须在此作出补充说明。
魏玛共和国虽然仅仅延续了十四年，却呈现出三个泾渭分明的阶段。在最初几年内，从建国直到1924年为止，共和国看似一开始就注定了覆亡的命运。接着令人惊讶地出现一段仿佛根基稳固的时期，即1925年至1929年之间“黄金的”20年代。随即相当突然地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形成一个解体过程，为希特勒的夺权做好了准备。
第一个阶段无须在此详述。反正从1920年至少到1923年（在某些方面还延伸到1924年），都是一个混乱至极的年代。其间重复出现了分别由右派和左派发动的政变、纯粹由右派犯下的许多起政治谋杀案，以及不断改组的内阁。那一切都上演于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而如同前一章所述，通货膨胀正是政府为了摆脱战败赔款，于是两度刻意酿成的社会灾难当中的第一次。
那几年内的各种戏剧化事件通常未曾带来划时代的影响，所以我无意对此详加说明，而只是局限于强调两个连续发生，并且在我看来产生了决定性意义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魏玛共和国当时总共只受到三个政党支持。而那三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在1917年是旧帝国国会的多数派，而后于1919年的国民议会中握有四分之三席次，共同组成了所谓的“魏玛联盟”。只有那三个政党投票赞成魏玛共和国宪法。只有他们同意用共和国来取代德国人习以为常的君主政体。但即便在那三个党里面，也有许多人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了共和政体，而非真心希望如此。魏玛共和国因而被称作“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那个国家固然并非完全没有共和党人，但它可以说只是站立在一条腿上面。唯独立场中央偏左的人士对它表示赞同。更左倾的共产党则打算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共和国。就右派来说，他们在国民议会的席次虽然看似不多，真正的实力却远甚于此，而且一心只想让他们的皇帝复辟。
魏玛联盟在1920年首度举行的国会大选中，即已丧失自己之前在国民议会所享有的多数。那是一场压倒性的挫败：社会民主党几乎损失了一半的席次，其他两个中产阶级政党也失去许多议席；右派则恢复元气，变得和往常一般强大。这就意味着，在随后的整个时期一直都没有出现过稳定的政府。时而是由中间派的中产阶级组成少数党政府，有时更由社会民主党和右派自由主义政党设法共组大联盟政府，但那些内阁都很快就垮台了。从1922年底到1923年8月，甚至还一度出现过一个由所谓“专业部长”组成的右派政府。然而，那些内阁都是急就章拼凑而成，寿命皆非常短暂。这第一个事实使得魏玛共和国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看似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第二个事实却没有那么明显。它所涉及的对象是社会民主党，亦即真正领导了魏玛联盟与魏玛共和国的政党，而且该党是唯一别无退路的党派。从党纲来看，社会民主党始终是一个主张共和的政党；但是于内心深处（即便从未公开承认），社民党在威廉二世统治下也早已习惯了君主政体。在1918年，当一切都残破不堪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正如同其党主席埃伯特所说，愿意“跳入火坑”。埃伯特甚至在1918年11月9日当天还作出尝试，意图通过任命一位帝国摄政王来挽救君主政体。等到那个做法失败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可谓是希望以共和国的方式来延续帝制。他们愿意让一切的社会事务都维持旧面貌，于是一成不变地保留了君主政体的基础架构，并且任由旧统治阶级继续进行统治。所以我们可以表示，帝国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管理之下继续运作。如今已当上总统的埃伯特，因而向他所面对、所接收，并且从革命手中拯救出来的社会与国家，开出了非常优惠的价码。
但是，他所开出的价码没有被接受。这个事实遂成为魏玛共和国自始即无法摆脱的致命伤。帝国时代的一切机构，包括军队、公务单位、司法体系、教会、大学，再加上大农业与大工业，都不断维持抗拒的态度——尽管新政府对他们未加打扰，并且愿意让他们继续保留一贯的性质、旧有的人手，以及传统的优势与主导地位。
不过，其抗拒态度出现了程度上的差别。例如高级行政官员和政府官僚体系就勉为其难地继续尽忠职守。各部会的事务人员和政府官员仍然完成分内的工作，让自己产生用处。他们固然对新政府已不怀有之前对旧政府的那种热忱，但还是公事公办。他们在共和国早年爆发的一次右派政变期间（即1920年的“卡普政变”），甚至以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作出贡献，阻止了政变政府站稳脚跟。
但这已经是那些旧精英对共和国所能抱持的最友善态度。例如国防军曾于“卡普政变”爆发后，采取了和高级公务员不一样的做法，在合法政府与非法政府之间维持冷冰冰的中立立场。当时的军方领导人冯·塞克特将军便曾经宣布：“国防军不向国防军开枪。”后来在发生另外一次危机的时候，埃伯特总统以名义上国防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向塞克特提出一个羞辱人的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国防军到底站在哪一边？”结果埃伯特得到一个倨傲的答案：“国防军站在我背后。”
共和国在各所大学和高级中学的处境最为不利。大学生和大学教授、高中老师和高中学生都顽固地反对共和、拥护帝制，充满了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而我还可以用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亲身经验对此作出证明。教会方面的立场则比较和缓一点，但是整体而言，基督教会当时右倾的程度至少与该教会今日左倾的程度不分轩轾。天主教会对共和国所持的态度也极度保留，即便天主教徒的“中央党”乃共同执政党之一。天主教会迟至1933年才达成政教协议，但协议的对象已经是希特勒了。
工业界的情况更加复杂。革命爆发之后不久，企业主与工会就在1919年11月签署了一项协议，即所谓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57双方形同签订和约，对工会日后在劳资协议中的角色作出规范。然而，通货膨胀再度激化了企业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利益对立。结果魏玛共和国基本上只是一个工人的共和国——而且仅仅限定于非共产党籍的工人。大多数的企业主则很快就对这个国家不屑一顾。
上述各个团体的抗拒态度，就是共和政体之所以在埃伯特总统任内（1919年至1924年之间），始终未能成为德意志国稳定政府形式的最深层原因。相形之下，埃伯特从未真正依据《魏玛宪法》由百姓直选，而只是由国民议会“临时”选出的总统一事，则只能说是表面上造成政局不稳的理由。
接着，在魏玛共和国的中期阶段（1925年至1929年之间），共和政体却突然看似得到巩固。埃伯特在1925年2月逝世以后，接着首度举行了合乎宪法规范的总统全民直接选举。在第一轮投票中，每一个政党都推出了陪榜的候选人，结果没有任何人明显胜出。到了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亦即保皇右派人士——灵机一动，将那位既老迈又出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兴登堡元帅推出为总统候选人。结果兴登堡赢了。
兴登堡的胜利起初被共和派看成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兴登堡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元帅，彼时曾经是鲁登道夫那个极端保守人物的傀儡，而且他本人直到骨子里都是个保皇派。共和国在他上台之后又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呢？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起先凡事都继续进展得非常顺利。兴登堡总统任期的最初五年，竟然成为魏玛共和国最好的五个年头。共和政体看似终于巩固下来，而其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帝国时代的旧统治阶层，虽然也是共和时期的实际统治者，却从未真正接受那个新国家；此际他们却突然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共和国。因为兴登堡是德意志帝国最受尊崇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已一度形同代理皇帝，由这位总统来掌管的共和国，在意义上自然迥异于埃伯特与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这种情绪上的转变很快便具体反映出来，以致迄今断然反对共和的国会最大右派政党——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现在愿意加入共和国的政府。
1925年至1928年之间除了短暂中断过一次之外，魏玛共和国的执政者已非魏玛联盟，而是一个由中央党、德意志民族党和德意志国家民族党所组成的右派联盟，他们在国会虽只是小幅领先，却享有稳定多数。共和国现在突然站立在两条腿上面。它不再只能仰赖中央偏左的政党，如今亦可由一个中央偏右的联盟完全正常地进行统治。魏玛共和国因而稳定下来。
更何况如同前一章所述，经济情况已于此时大获改善：通货膨胀已经在埃伯特任内的最后一年遭到遏止；货币终于也经过了改革，甚至还微幅升值；大量流入的美国贷款更带来了小规模的经济荣景。就连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有所斩获：鲁尔地区已恢复自由，此外还有了《洛迦诺公约》——此举形同针对国境西部补充签订和约，排除了法国未来的干预行动。简而言之，令人愉快的时光蓦然重返。直到1928年为止，一切看样子都可以这么持续下去。
接着发生了两个事件，使得共和国在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再度开始根基动摇。第一个事件是，直到1928年中都还执政的中间偏右联盟，输掉了1928年的国会大选。德意志国家民族党骤然大为衰弱，社会民主党却重新茁壮，获得自从1919年以来的最佳选举结果。此时演成的局面，使得新政府既不可能建立在魏玛联盟的基础上，也无法立基于我所称的“兴登堡联盟”。毕竟魏玛共和国仍未具备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始就拥有的东西：一个色彩鲜明的右派与左派政党体系。在此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必须退而与包括右派自由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共组“大联盟”，但如此组成的政府非常脆弱，因为各派系打从一开始就背道而驰。因而从1928年中至1930年初的“大联盟”执政时期，在政治上缺乏了稳定性，但直到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在经济方面仍然是令人愉快的时光。此为第一个事件。
就第二个事件而言，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为害更烈，而且它与总统本人息息相关。兴登堡在1925年当选总统的时候，已经七十七岁高龄；如今他更已年过八十，不可能一直继续当总统下去。没有人可以期待，等到兴登堡的七年任期在1932年届满之后，他还会有办法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再度参选，更遑论是做满第二个总统任期。那么接下来又该如何是好？再来就找不到第二个兴登堡了。然而，兴登堡时代初期功德圆满的妥协措施（一个性质近乎帝国，甚至连保皇右派都能够接受的共和国），其实只不过是建立在他老迈的双肩之上。
人们从此不得不开始思索，应该怎么样来维持这种妥协——或者是否还应该继续维持这种妥协。右派人士于是陷入不安，其中尤以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为然。该党如今已再度沦为反对党，在一个更加保守的新领导高层主导之下突发奇想，认为可以用与以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兴登堡时代：它并非巩固共和政体的时期，反而只是过渡到君主复辟的阶段。兴登堡岂不可以从德意志国的总统逐步转变成德皇的总督？说不定他还能够在恢复帝制之前担任摄政者？这是经过认真研讨的计划，在国防军领导高层甚至被讨论得非常积极。将之付诸具体行动的人，则是当时国防军内部主导了政局发展的施莱歇尔将军。
1929年的时候——而且是在那年年初，全球经济危机尚未爆发、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还完全平静稳定之际——施莱歇尔邀请立场相当右倾的中央党新任党魁海因里希·布吕宁，前往他位于柏林市马太教堂广场的寓所。今日我们可从布吕宁的回忆录获悉，该将军向那位政治人物透露了一些颠覆性的构想。
施莱歇尔表示，必须利用老总统剩余的任期来修改宪法，借此夺走国会的权力，以便终于得以重建“稳定局势”，回归到1918年10月之前未经改革的君主政体。国家元首——当天尚未言及君主——不但应该有权任命总理，而且更可违反国会的意愿让总理继续留任，这么一来就可以让国会如同在帝国时代那般，被排除于实际的政治决策之外。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反复不断地解散国会，直到各政党疲于奔命、财力枯竭，再也无意重新进行选战为止。然后，政府就可以趁着没有国会的机会，终于以政变的方式修订出一部纯粹总统制的宪法，让总统扮演昔日皇帝的角色。
布吕宁听得心有戚戚焉，于是向施莱歇尔问道，整个过程在他眼中究竟应当持续多长的时间。施莱歇尔回答说：“嗯，那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完成。”施莱歇尔进而利用此次机会向布吕宁透露了内情：兴登堡总统对战时那位忠诚的前线军官布吕宁颇有好感（他的机枪连直到停战当天都还奋战不懈），并且将他视为执行政变计划的总理人选。布吕宁起初仍等闲视之，因为进行这种计划的时机尚未成熟。可是，时机很快就来临了。
全球经济危机在1929年10月爆发。大联盟政府的灵魂人物——施特雷泽曼——不幸就在同年10月去世，以致该政府无力因应那场也在德国急剧恶化的危机。经济危机最后导致大联盟政府崩解，兴登堡则采纳施莱歇尔的建议，在1930年3月按照预定计划任命布吕宁出任总理。布吕宁依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从总统那边接获全权，得以不顾国会自行施政：宪法第四十八条给了国家元首机会，使得他可以在自由心证裁定国家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颁布紧急命令来回避国会的立法权。更何况，总统还握有解散国会权，万一国会意图撤销紧急命令的话，总统随时有权解散国会。如今布吕宁即可假托总统的名义行使上述权力，旨在建立一个过渡阶段，供隐身在兴登堡背后的小圈子完成政变计划，实现君主复辟的目标。
兴登堡本人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迄今仍无法断定。这位老先生不是政治家，而且他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在总统任内与战时担任最高陆军指挥之际完全一样，也只是个傀儡罢了。不过，他仍然有自己的念头，而且他一贯的想法随着他的年龄日益变得僵化。自从他在1925年向宪法宣誓以后，便信守誓言并满足于担任一个尊贵的仪式性职务；现在却连他也开始重温自己对君主的情感，并且觉得自己的使命就在于把共和国带上过渡到君主政体的回头路——但一切都必须在不致直接违反其宪法誓言的情况下，于最大可能范围内进行。
走上这条路的第一步，即为从20世纪20年代的议会制政府过渡到30年代早期的总统制政府，而布吕宁便是总统制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和在位最久的总理。总统制政府表面上仍然维持在宪法的框架内，以致布吕宁很讽刺地获得了“魏玛宪法的最后捍卫者”之声誉。可是，他并非宪法的捍卫者。依据布吕宁在回忆录中所作出的证言，其职责在于推动政变，而且他尽心尽力地执行这项工作。只不过他延迟了政变的进程，以便致力于另外一个计划——结果他为此被迫下台。
此时全球经济危机已然爆发，使得布吕宁于外交方面看见了我们已在前一章叙述过的大好机会：利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刻，通过刻意让德国经济危机急剧恶化的做法来摆脱战败赔款。布吕宁起初认为，摆脱赔款比筹划政变还要来得重要。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1930年7月解散国会，并且将举行改选的日期定在1930年9月。其间却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兴登堡“好的”年代原本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却于此次国会大选中突然跃升为第二大党。他们获得18%的选民支持、600万张选票、107个国会席次，导致德国内政舞台上骤然冒出一股新的势力，令人从此不得不正眼相看。到底是什么让国社党在倏忽之间变得如此强大？
有三个原因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先是在1930年成为群众政党，而后在1932年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第一个原因来自于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得劳动者以骇人听闻的速度陷入贫困，而且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就连雇主也不例外，因为也有许多企业破产或者难以为继。在1932年——亦即有六百万人失业的那一年——出现了一张海报，其上以表现主义风格呈现出一大群悲惨的百姓，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人群的下方仅仅写着这样的字眼：“希特勒，我们最后的希望。”此话正中要害。贫困确为事实，而希特勒乃唯一允诺克服贫困的人，那也是事实。布吕宁则甚至在当时每个人都能够暗中感受到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爱国的外交目的而刻意让贫困恶化。但布吕宁不便公开对此作出说明，而且此事在今天尚未广为人知。
贫穷困顿是导致百姓被成群推向希特勒的第一个原因。今日仍有人喜欢把它使用为唯一的辩解理由，来说明为何突然如此大量地出现纳粹选民。贫困固然是理由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但它绝非唯一的理由。
第二个原因在于骤然复苏的民族主义。它本来早已不像那些年头的经济危机一般触目可及，而且其复苏的理由也比较不容易解释。看起来甚至非常矛盾的是，贫穷与经济困境正好促成一股“民族觉醒”的氛围应运而生。但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每一个亲身经历过1930年到1933年那几个年头的观察者，都可以对此做出证明。1918年以后的民族主义情结与愤懑其实从未完全消散，同时那种感觉通过“背后捅一刀”和“十一月罪犯”58之类的用语具体表达了出来。不过，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那种情结与愤懑主要只局限于老右派，亦即“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的选民那边；到了1925年以后，由于该党也成为执政党之一，民族主义随之和缓下来。如今它却冷不防变成了几乎所有党派的共同资产，就连共产党也突然开始使用民族主义的语言。那些站在布吕宁“总统内阁”背后、或匿名或公开的保皇派自然更加如此。
但是这么一来，他们便步入了国社党自始即稳居上风的领域。没有人能够像纳粹那般，以如此坚定的信念来宣扬民族主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仇恨心，于是国社党在这方面比他们具有更大的信服力。没有人胆敢像纳粹那般宣称，德国人其实绝对可以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实际上已经打了胜仗，不料却因为诡计和背叛以致胜利遭到诈取。而且，没有人会如此直言不讳地表示，有朝一日务必要把失去的胜利重新夺回。后来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已经远远不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那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早已在1933年将激情消耗殆尽了。可是，德国人对1933年“民族奋起”之胜利所展现出来的欣喜若狂，其实多方面隐藏着1914年时的战争激情。至于各方势力在1933年以前所刻意挑起的那种战争激情，则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成为受益者。
国社党选战获胜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希特勒本人——尽管今天这会让许多人听得不高兴，但还是必须实话实说。希特勒并不会让同时代的德国人觉得反胃，他反而具有吸引力，甚至称得上是扣人心弦。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的魏玛共和国末期阶段，希特勒的政治格局远远超过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任何人物。
希特勒一向受到低估。其对手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刻意把他当作一个既渺小又可笑的人物来看待。然而他既不渺小，也不可笑。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伟人往往邪恶，而希特勒也不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尽管希特勒具备各种骇人听闻的特质，他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而且从他在此后十年内一再展现出来的大胆远见与灵敏直觉，便不难看出此事。就当时的政治人物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散发出希特勒那种魔法般的魅力。
早在1918年和1919年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就已经勾勒出类似希特勒的那么一号人物，视之为理想中的目标。斯特凡·格奥尔格当时曾经在一首诗作中表达出他的意愿，59希望新的时代将会
诞生唯一力足以振衰起弊之人……
彼将挣脱锁链、扫清残砖废瓦
建立秩序、鞭策迷途者重返家园
回归永恒法理，使伟大事物再度伟大，
居上位者重居上位、纪律重为纪律。
他在民族旗帜之上展现正确标志，
不畏狂风暴雨及凶神恶煞
于拂晓时分率领忠诚群众赶赴工作
于日出之后耕耘新的帝国。
许多人在战后那几年内，渴望出现一个既强硬又精明的领袖人物，来建立秩序、让百姓遵守纪律、终结政党政治、集大权于一身，并懂得如何运用那种权力。同时，那种权力应该特别运用于外交政策方面——甚至连战争也包括在内。这个愿景在1918年至1919年时即已存在，此后便从未完全沉寂下去。它在1930年时蓦然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而希特勒看似能够符合要求。希特勒确实是许多德国人梦想的化身，而原因正好来自其个人特质：他惊人的口才、他的残暴、他的坚韧、他的决心意志、他出奇制胜的能力，以及他有办法在逆境中出人不意地找到脱困之路的天分。那么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呢？——至少有许多人愿意加以迁就。
这三项因素——贫穷困顿、复苏中的民族主义和希特勒个人——凑在一起之后，使得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逐日上升为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真正强大的并非国社党本身，而是突然席卷国社党并且助长了该党气焰的群众运动）。那股政治势力从此成为德国的旧右派，也就是在兴登堡任内再度当上权贵的那批高级右派人士，不得不列入考虑的对象。
施莱歇尔当时身为复辟运动的精神导师，非常清楚地看出了那个发展，于是催促布吕宁抢先希特勒一步，在希特勒的运动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完成君主政变。然而，布吕宁还拿不定主意——施莱歇尔当时称之为“拖泥带水的布吕宁”。布吕宁希望先完成自己的重大外交成就，来取消战败赔款。可是，那项工作需要花上不少时间。1931年便这么悄悄地溜走，1932年的月份也一个接一个地飞逝。一直要等到1932年7月，战败赔款才终于得以取消，但布吕宁此时已经被拉下马来。
布吕宁在下台以前，却找到了一种以半议会政体形式继续施政的可能性：他从1930年底开始，发现自己突然又可以在国会掌握多数席次。那时，社会民主党人士已经被希特勒的崛起吓得手脚发软，他们因而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此“容忍”布吕宁，也就是愿意帮助布吕宁在国会获得多数，但社民党本身并不共同执政。就布吕宁而言，即便他愿意，也不可能获准让社民党加入内阁。毕竟他是一个总统制内阁的领导人，绝对不得采用议会制的施政方式。尽管如此，布吕宁还是照单收下了社民党的“容忍”，并且笃笃定定地进行统治。他一则形同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再则直到1932年为止都能够仰赖总统的紧急命令，于是在内政方面得以不受挑战——同时布吕宁还一直希望，等到他伟大的外交成就进账之后，便能够放手进行自己真正的任务，为国内政治带来变局。
可是，施莱歇尔失去了耐心。他说服兴登堡将布吕宁免职，任命一位愿意采取较强硬内政路线的总理，以便加速完成布吕宁早就应该执行，而且已经答应执行的工作：过渡到一部新的专制宪法。那位新总理称得上是施莱歇尔发明出来的人物——他名叫弗朗茨·冯·巴本，是一个此前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来自中央党右翼的普鲁士下议院议员。巴本也是德皇威廉时代旧统治阶层的典型代表性人物，这是他不同于出身中产阶级的布吕宁之处。而巴本最重要的政治班底，就是柏林市的“大人先生”团体。
新总理在1932年6月，组成了一个很快就被讥为“男爵内阁”的新政府，并且宣布将推行“一种崭新的政府形式与施政方式”。巴本采取与布吕宁相反的做法，直接走上了政变路线。他先是解散国会，然后在7月底举行国会大选。结果，纳粹这回以37%的得票率跃居德国第一大党，而共产党也大有斩获。在1932年7月选出的国会中，首度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纵使各个中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一个超级大联盟，也无法获得执政所需的多数议席。如今是由不承认现有国家的两个革命政党共同居于多数——它们分别是极右派的国社党和极左派的共产党，但二者当然不可能联手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就此而言，巴本看似找到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来实现策划已久的政变：国会现在摆明已经不可能在政务上有所作为。
国会立刻再度遭到解散。但不可避免的是，国会在此之前已经用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对巴本的不信任案。巴本这次解散国会的行动明显违宪。因为依据宪法的规定，国会通过倒阁不信任案之后，总理就必须辞职。可是，巴本完全不打算下台。
这并非巴本首次做出的违宪行为，因为之前已经出现过另外一个违反宪法的动作。巴本才刚刚被任命为总理，便在7月采取了所谓的“鞭打普鲁士”行动——也就是说，他罢黜了普鲁士的合法政府（而且它是继续由“魏玛联盟”执政）、动用国防军将普鲁士部长们逐出办公室，并且任命自己为中央政府在普鲁士的全权代表。这已经是一场小型政变，同时值得顺便一提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普鲁士的自主性已随之真正终结。巴本那么做的用意，就是想利用国会被解散后的空当，来执行预谋已久的大规模政变，在宪法第四十八条的协助下将民主宪法转换成君主宪法。巴本果真打算如此行事，而且兴登堡已经准备为他提供掩护。但这回却是施莱歇尔背弃了巴本。60
巴本、兴登堡和施莱歇尔当初的君主革命构想，其实具有一个不算小的缺憾：他们找不到现成的皇位继承人选。把年逾古稀的前德皇威廉二世从荷兰流亡地迎接回来，那绝对做不得。德皇出奔荷兰一事，甚至使得保皇党也对他失去了敬意；让他重新登上皇位显然已不可行，即便那是兴登堡个人最希望的做法。
很早就从荷兰返回德国的皇太子已是一介平民，也不再是可列入考虑的皇帝人选。61他的儿子们则都还年纪太轻，而且默默无闻。当时在德国全境或许只有一个人适合成为君主：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62假如鲁普雷希特出任巴伐利亚国王的话，他的同胞们应该会大表欢迎。但若让他当上了新任的德国皇帝，将表示君主复辟同时也意味着改朝换代。看样子那也行不通。最后被列入考虑的解决办法，就是由此际获得连任——并且是在其昔日政敌投票支持下才再度当选63——的总统出任帝国摄政，亦即先行为皇太子的子嗣摄理国政。
但年事已高的兴登堡绝非长久之计，而且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出此下策。果真要执行政变计划，唯一的靠山只剩下那个老朽的兴登堡，64然而等到他过世以后，就没有人晓得该如何继续走下去了。更何况万一发动这场政变的话，便必须对抗国社党浩浩荡荡的民族运动、对抗一切剩余的共和派势力，以及对抗同样声势如日中天的共产党。那只有靠动用武力才有办法维持下去，可是这么一来势必将面临总罢工、来自右派和左派的严重暴乱事件——施莱歇尔思之不觉脚底发凉。他可不希望在对抗每个人的情况下进行统治，而且他和巴本都已经获悉，强大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根本不打算接受君主复辟，甚至无意加以容忍。
希特勒意图把一切的权力据为己有，而他此际的一千三百万选民也不想重建君主政权和老旧的德皇威廉体制。他们需要朝气蓬勃的新事物。因此，下述讲法应该不至于冤枉了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那些人所想要的，基本上正好就是他们后来得到的东西——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国社党在1932年进行各次选战的时候（起先是希特勒在总统大选中出面挑战兴登堡，接着是7月31日的国会选举，最后是在11月第二度举行的国会选举），所着重的已不再只是打击那些“十一月罪犯”而已，简直还更加强调反对重新上台的旧统治阶级、反对那些“男爵”、反对巴本。国家社会主义党始终都在右派和左派立场之间令人捉摸不定。他们1932年所突显出来的，主要是其“左派”和民粹主义的那一面。国社党甚至已经把它突显到了这种地步，以致在1932年11月柏林市交通业进行总罢工期间与共产党结成盟友。有一张来自那个时期的照片，因而呈现出戈培尔和乌布利希站在同一个演讲台上的画面。65
施莱歇尔发现，那种同盟关系是国防军所无法应付的。更何况，他自己的想法如今已有所改变。那位将军召募了许多杰出的年轻记者组成一个“智囊团”，发行一份当时广受阅读、名叫《真相》的月刊。施莱歇尔在那些年轻记者们的影响下发展出一套新的策略，结果在许多关键点上偏离了他1929年时赤裸裸的复辟构想。此时在他的脑海中，未来政府所赖以立足的基础并非国会多数，而是一个由国防军、工会和“青年联盟”66组成的同盟。此外他希望分化国家社会主义党，打算争取国社党的主要组织家——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加入政府并且带领一部分的党员投靠过来。施莱歇尔如今所想要的东西，实际上类似“社团国家”或“等级制国家”，67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德意志法西斯主义，意图借此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断源截流。君主复辟在施莱歇尔的新构想当中仅仅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或许其内心深处早已放弃了那种想法。
但不管怎么样，施莱歇尔到了11月底已经不再配合巴本推动政变计划，并且促成巴本内阁垮台。接着，兴登堡非常不情愿地中止了政变计划，任命施莱歇尔出任总理。
在施莱歇尔短暂的总理任期内，他各种好高骛远的计划全部都落空了。当这位喜欢干政的将军还隐身幕后时，他在许多年内看起来像是德国最有权力的人物，然而等到他公开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却被证明为德国有史以来最倒霉的总理。他凡事都不顺遂。工会拒绝合作、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一败涂地，而国家无法光是建立在“青年联盟”之上，因为就连国防军内部也组成了一个反施莱歇尔团体。在11月国会大选中损失了二百万选民的国社党已经重整旗鼓，而且共产党同样变得非常强大。到了1933年1月底，施莱歇尔只得重施故伎，走回已经在1932年11月被他阻挡下来的老路：他必须请求兴登堡解散国会，允许他在不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组成政府——亦即进行政变。兴登堡虽曾在两个月以前批准巴本如此行事，这次却对施莱歇尔一口回绝。
施莱歇尔曾经让巴本失宠于兴登堡，但兴登堡此时已经与巴本不断保持联系，而且巴本并非无所事事。巴本原本就一直打算让希特勒成为自己的马前卒，而且他在1932年8月甚至一度愿意任命希特勒担任副总理。可是，巴本那么盘算的时候不但低估了希特勒，同时更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
巴本是从“大人先生”的角度来看希特勒的。在他眼中，希特勒是一个有天分的市井小民、一个暴发户，将会乐意在他的“男爵内阁”里面坐坐冷板凳。可是，他未能意识到希特勒远大许多的计划，以及希特勒令人高深莫测的野心。
希特勒当然拒绝了巴本的慷慨提议。他坚持必须由他本人出任总理，并且从总统那边接获全权。希特勒打算发动自己的政变。
巴本在此际作出了新的盘算，即便他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对希特勒的看法：在迫不得已的时候，纵使让希特勒那么做也无妨。反正实际的权力中枢依旧是总统，即便名义上是由希特勒担任总理而巴本仅仅屈居副总理，巴本仍然觉得极为笃定。他一厢情愿的念头是，如果能够将希特勒“框起来”（那是巴本惯用的讲法）；如果希特勒不坚持非要马上把他的整个班底带入内阁不可；如果希特勒愿意与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甚至与中央党组成某种形式的联盟——那么让他当总理又有何不可呢？
国家社会主义党在1933年1月下旬与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结盟之后，有一位批评者惊惧莫名地询问巴本：“什么！你们已经让希特勒掌握大权了？”巴本十分趾高气昂地回答道：“您说得不对，我们只不过雇用了他而已。”巴本可是大错特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