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腐败的侵吞手段，一方面是大多数艺术藏品暧昧不清的地位。它们既装点着纳粹领导人的官邸，也装饰着他们的私宅。用来购买艺术品的资金往往既有国家财政，也有私人资金，或捐款，以及可疑的私人特别基金。用国家财政的钱买来的画作常常被轻易送人，于是就变成了私人所有。这种礼物要显示出主人的权势和高雅的生活方式，但最主要的还是加强纳粹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因此，希特勒不仅从下属那里收受艺术品礼物，也向他人赠送艺术品，以收买人心。
这种附庸风雅行为的一个奇怪方面是，甚至连马丁·鲍曼和罗伯特·莱伊这样的雇佣兵一般的大老粗也购买了大量艺术品，因为他们要对希特勒亦步亦趋、上行下效，而且深知艺术品收藏在纳粹权力体制中作为身份象征的重要意义。希特勒似乎想要讽刺下属附庸风雅的行为，于是在罗伯特·莱伊生日时赠送给他一幅汉斯·格吕茨纳的画作，这幅画与德意志劳工阵线全国领袖的本性及其公众形象倒是颇为相符。这幅画的标题是《狂饮的僧侣》25。
“土匪省”和“丑闻西亚”
在从1939年起被德意志帝国吞并或占领的地区，德国人到来没多久，腐败现象就猖獗起来，这是丝毫不奇怪的。1944年，帝国刑事警察当局抱怨称，“这些地区发生了大量腐败案件”，并认为这些地区“发生腐败现象的风险”与“老帝国”相比要“严重得多”。对于德国占领区统治框架内腐败的发展，有三个互为条件、互相推动的主要因素：
首先，纳粹帝国政府将占领区的群众——尤其是在东欧——按照种族标准分为三六九等，其政策的目标在于将“敌对的”和“低贱的”民族剥夺财产，乃至消灭肉体。根据纳粹的种族政策和灭绝政策，在占领区内，巨额财产被掠夺和聚集起来，德国官员可以相对轻易和不受监管地控制这些财产，于是德国占领当局的很多成员就用这些外国财产中饱私囊。同时，主要是占领当局的高级领导人，摆出一副种族主义的“主宰种族”姿态，骄横跋扈、装腔作势。另外，在被德国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德国的政策是，作战部队应当“就地取食”，于是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和单位就大肆劫掠和征用民财。
其次，占领当局的组织结构也对腐败有鼓励和纵容的影响，因其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的现象非常严重。占领当局的官僚机构比较简单，缺少正常的责任义务，工作方式主要是非常规的，因此与“老帝国”的机关相比，更不必害怕监管。占领当局的首要任务是冷酷无情地执行纳粹政策，比如种族政策，同时还要对占领区进行经济剥削。主要在东欧，普遍的现象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殖民政府”，它残酷地统治着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而殖民政府的人员往往是些有着黑历史的人。所以，宣传部长戈培尔把东欧占领区描述为安置在帝国境内失意受挫的官员和军官的“垃圾堆”。
最后，一方面是自我标榜为“主宰种族”的、不受限制和监管的统治集团，另一方面是没有任何权力、任人宰割的被统治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特别能够滋生腐败。腐败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少有的几种互动途径之一，因为除了被剥削之外，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几乎完全没有用处。同时，德国占领当局无节制的剥削也迫使被统治者去黑市获取生存所需的物品，也将数量巨大的物品送到黑市出售。占领当局会以极高的价格将这些物品买下，以保障德国战争经济所需的物资和原材料。占领当局不仅把这种黑市经济视为不可避免之事而对其容忍，甚至对其加以大力推动，因为非常规的统治关系和暧昧不清的局势给他们提供了做利润丰厚的黑市买卖、从中大捞一笔的良机。因此，帝国刑事警察当局确认，黑市经济“几乎是受到欢迎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绕开严格的和具有约束性的规定，以‘慷慨的方式’行事”。于是，占领区成了冒险家和投机商的乐园，这些人利用晦暗不清的形势大发横财。这些现象在被占波兰领土和“波兰总督区”特别猖獗。党卫军的一名法官将波兰比作“腐败、投机买卖……的泥潭，甚至最高层的官员也在这泥潭里打滚”。
统治着波兰总督区的汉斯·弗兰克就是腐化的占领区权贵的典型代表。早在1935年，弗兰克还大声疾呼要大规模地严惩官员的腐败和“道德沦丧”；到了波兰总督区，他自己却大搞任人唯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驻波兰总督区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党卫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在1943年指责弗兰克“虚荣自负”，并讽刺地将弗兰克造成的影响作了如下概括：“帝国部长弗兰克博士至今一直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富丽堂皇的外表，向帝国、向他属下的德国人和他治理下的外国人彰显自己炙手可热的权势。”克吕格是弗兰克的死对头，他说的话或许不可信。但就连弗兰克自己也毫不掩饰。1942年3月，他对帝国总理府的幕僚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说，他认为，“只有配得上帝国威严的堂皇外表才能维持住当局的权威”。他继续说道：“只有真正的主宰者才能在东欧坐稳江山。但对这些主宰者，就不能让他们生活得像寒酸小市民一样，而是要让他们过得光辉灿烂。我们将来的伟大的世界帝国全境，都应当是这个样子。”
弗兰克除了在慕尼黑和柏林拥有房产之外，在波兰总督区还有四座宅邸，其中包括克拉科夫的王宫、华沙的美景宫和克热绍维采的波托茨基宫，他用缴获和掠夺来的艺术品对这些豪宅进行了奢华的装点。这些艺术品也不都是来自波兰。为了在西欧占领区收购艺术品，弗兰克特意从他的行政财政中拨款，由党卫军准将卡耶坦·米尔曼来调用，他是纳粹党人的一名专业的艺术品劫掠者。对弗兰克来说，公私财产之间根本没有界限。为了装点门面，他维持着一个巨大的皮草及其他货物的仓库，其中的物资都是没收来的，或者是用公款购买的。波兰总督及其家人，以及他的幕僚人员，都从这个仓库中获取奢侈品，供私人使用。仅弗兰克的夫人就拥有一大批皮草衣物，包括波斯羔羊皮、伊朗大尾羊皮、海狸皮、麝香鼠皮、白鼬皮的大衣，鼹鼠皮和白鼬皮夹克，以及至少十件银狐和蓝狐皮披肩。弗兰克的供货商包括华沙的犹太人事务理事会，他们被迫给弗兰克送了一支金笔，给弗兰克的夫人送了皮毛大衣，给弗兰克的小姨子送了金手镯和钻石戒指等。
总的来讲，波兰总督区简直就是弗兰克的家族产业。总督任命他的内弟马利安·拜尔为高级财产经理人和全权代表，掌控着十一家波兰纺织厂。拜尔对这个任命感恩戴德，在没有配给证的情况下将大约3000米的布料送给了总督及其家人，还有高级官员和军官。弗兰克的任人唯亲主要体现在，他把自己在国家社会主义法律捍卫者联盟（NSRB）26的很多熟人和朋友安排到了波兰总督区的重要岗位上。驻波兰总督区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对此大加挖苦：“弗兰克博士把总督区看作是‘法制国家’，在这方面，倒一点不假，因为的确是完全由法律界的人在统治。”
总督区的国务秘书约瑟夫·比勒博士是弗兰克当年工作过的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拉多姆区长的职位被弗兰克送给了德国法学院的前任院长卡尔·拉施博士。1941年9月，纳粹党最高法庭确认拉施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并且“在有私利可图的时候很容易逾矩越规”。拉施任职期间闹出了一连串的腐败丑闻。比如，他给自己在国家社会主义法律捍卫者联盟的同志、学术界朋友和德国法学院的成员安排了财产经理的肥差，作为回报则收到了很多“捐款”，用来扩建他的官邸，并建造一座旅馆。拉施还和其他区长，比如华沙区长路德维希·菲舍尔，大搞实物交易，每次都转手大量的生咖啡和地毯。最后，甚至在官场普遍腐败的波兰总督区，拉施也算搞得太出格了，丢了乌纱帽，还被告上了布雷斯劳特别法庭。1942年6月3日，拉施在狱中自杀。他治理下的加里西亚区（Galizien）被“帝国德国人”27讥讽地戏称为“丑闻西亚”（Skandalizien）。“波兰总督区”（Generalgouvernement）的缩写“GG”成了“土匪省”（Ganster-Gau）的同义词。总督弗兰克则因为奢侈成瘾而被人们取了一个绰号“迟到的斯坦尼斯劳斯”，因为这个角色总是以拉丁文“Salve”（你好！）问候他人，而德文中“全世界投机商，联合起来！”28这句话的首字母缩写也是Salve。宣传部长戈培尔则在日记中称弗兰克为“波兰国王”。
波兰总督区的腐败绝不仅限于总督身边的统治者小圈子。在占领当局的中下层，比如县长这一级，也有众多的贪官污吏，他们把自己的辖区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不是在管理，而是在统治。保安警察抱怨称，在背景五花八门——比如来自国防军、占领当局、经济界和法律界——的帝国德国人中，构建起了一张晦暗不明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根本不受外界的影响，于是“必需的监管完全不存在，给腐败的发展提供了良机”，而与此同时，刑事警察部门人手不足，根本无力应付这种超乎寻常的腐败现象。一家经济审计公司的组织部长声称，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上班时间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寻找捞钱和特别配给物资的机会”，以及做黑市买卖。占领当局的很多工作人员雇用了所谓“家庭犹太人”或“庭院犹太人”，也就是给他们做家务以及帮他们跑腿、寻找紧缺物资的犹太人。保安警察部门认为，“德国人对紧缺物资的肆无忌惮的贪婪”是催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占领当局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认为自己“有义务”摆出主宰种族的样子来，“以最凶神恶煞的方式制造丑闻”，欺侮和压迫当地群众，尤其是在商店里对当地人“以最难以置信的方式大呼小叫、动手殴打”。
保安警察部门对占领区的腐败状况的批评非常值得注意，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腐败和政府的体制原因联系起来。驻波兰总督区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对腐败作了很多批评，却只是指责一切都是他的死对头弗兰克总督的错，并利用这些腐败丑闻来扩大党卫军在波兰总督区体制内的影响力。更荒诞的是，还有人从种族主义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德国人的腐败是受了“异族”的所谓不健康影响：“遗憾的是，德国人在波兰总督区没有能够维持住内心的坚强，保持德意志的忠诚，而是在物质主义的波兰—犹太生活方式腐蚀下堕落了。”
如果我们对波兰总督区的边界之外做一番审视，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形式的腐败——尽管程度不同——在东欧和西欧的其他占领区同样存在。波兰总督区的党卫军对总督和占领当局的腐败大加嘲讽，而其他地方的党卫军却中饱私囊，摆出“主宰种族”的不可一世的姿态，并且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有时恰恰是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们陶醉于自己的权势中，肆无忌惮地摆出暴发户的丑态。在前线的后方执行大屠杀任务的特别行动队、党卫军和警察指挥官，以及秩序警察司令官几乎全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和特别基金（资金来源是没收来的“敌产”），并经营着自己的补给和采购机构，花着动辄上百万的资金，在全欧洲收购贵重的家具陈设、地毯、艺术品等，以便让党卫军和警察单位过上奢华的生活。
帝国审计总署抱怨道：“特别是警察的高级官员，狮子大开口，一定要花着帝国的公款，在敌国境内过上和平时期的安逸生活，尽管家具陈设要从几千公里外的帝国本土运来，或者在占领区要花上天价才能买得到。”例如，C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党卫军少将马克斯·托马斯命令在基茨比厄尔采购卫浴设施，然后运到他位于日托米尔的指挥部。驻基辅的党卫军“俄国—南方”经济专员在法国南部的戛纳花了100万帝国马克，将一所旅馆的全部设施买下，以便装潢位于南俄的党卫军军官、士官和女职员的宿舍。尽管有现成的宿舍，驻基辅的秩序警察司令官还是命令建造了一个包括十二座住房的街区，并用地毯等物品做了豪华装潢，每块地毯的价格就高达1.1万帝国马克。
驻里加的秩序警察司令官也大兴土木，建造了奢华的指挥部。他命令“除了中央暖气系统外还要建造烟囱，要有一流的镶木地板，墙壁要挂台毯或铺瓷砖，窗户要有玻璃画”。另外他还给自己建造了“一间路易十四风格的双人卧室”，作为“警戒驻地”。驻罗斯托夫的秩序警察司令官在1942年底订购了装满23节火车车皮的贵重服装和设备，刚运到罗斯托夫，就落入了苏联红军手中。有些党卫军和警察指挥官以及秩序警察指挥官（如驻第比利斯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驻贝格弗克尔秩序警察指挥官、驻北高加索秩序警察指挥官）从来没有去过自己的辖区——因为德国国防军从未征服过这些地区——但仍然花费了数百万帝国马克。
党卫军和警察单位的生活奢侈富丽，帝国东欧占领区事务部的“扈从们”也不甘落后。例如，哈尔科夫和克里米亚的“建设指挥部”就购置了摩托艇和马匹，要从遥远的荷兰一直运到俄国。
占领区腐败的一个核心现象是对所谓敌产的侵吞。这些财产一方面流入了数量众多的小金库和特别基金，另一方面则被交给各种托管机构进行管理经营。形形色色的特别专员、特别代表、物资采集经理人和托管公司组成了一张晦暗不明的大网——纳粹体制的混乱结构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成了腐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些机构是政府机关，哪些从属于政府机关，或者隶属于类似机关的事业单位，或者还是在战场上游弋的大群自私自利的鬣狗。”帝国财政部的一个办公室向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作了这样的报告。在占领区，私营企业遍地开花，按照帝国财政部长讽刺的说法，“这些企业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工资高得离谱”。财产经理人和代表往往能拿到“童话般”的高工资，因为他们不受现存的工资标准的限制。1942年7月的一份报告称，帝国东欧事务专员辖区下属的一家设在里加的财产托管公司“首先购置了10辆汽车，其中8辆的总价值约3万马克，还有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价值不详），另外一辆是阿尔法·罗密欧，价值12500马克”：
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官邸造价高达1.3万帝国马克。但是没有任何财产清单。高级职员月薪为1500至2000马克，女职员的月薪是300马克或更高，平均起来，每个帝国德国人的月薪不低于700马克。这比一名行政专员或者重要岗位的较高级官员的工资高得多。委员会的6名成员的月薪在1100至2500马克之间，虽然他们在1941年的工作时间很短，但还是能拿到550至1000马克的圣诞节过节费，很多人每月还有200马克的补助金。……这相当于国务秘书的收入水平。……某家公司的临时主管只工作了5个月，在离职时还拿到了2万马克，这得到了省部书记的批准。……因此毫不奇怪，这家财产托管公司的开支达到了收入的30%左右。员工薪酬占到了全部开支的47%，委员会主席一个人的薪水就占到了全部开支的26%。总资产高达几亿帝国马克，总收入的25%就这样被挥霍掉了。
1939年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的但泽—西普鲁士、瓦特兰和上西里西亚地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财产被没收后交给了东欧托管总局管理。关于总局的活动，“信托管理，喂肥自己”这句话已是路人皆知。东欧托管总局不仅给员工开出了丰厚的薪水，还给他们机会以优惠价收购企业。东欧托管总局驻卡托维兹的主管、纳粹党省部经济顾问阿图尔·雅各布博士收购索斯诺维茨钢管与铁器厂的价格只相当于这家企业实际价值的60%，而且还不算企业名下的地产。东欧托管总局的高级职员，其中包括总局在但泽—西普鲁士省的主管瓦尔特·洛伦茨博士，多年来一直在没有配给证的情况下做纺织品的黑市生意。
东欧托管总局的金库对很多组织和个人来说都是极受欢迎的金钱来源。例如，利兹曼施塔特的政府副主席瓦尔特·莫泽博士的住房改建费用（31.2万帝国马克）就是用东欧托管总局的钱支付的。驻波森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让东欧托管总局付给他30万帝国马克，以报偿所谓“党卫军的服务”。驻卡托维兹的盖世太保从东欧托管总局收到10万帝国马克，却没有解释这笔款项的用途。但泽—西普鲁士省部书记阿尔伯特·福斯特也拿到了10万帝国马克，为的是感谢他“在东欧托管总局的权力生效前安全地保障了波兰财产”。
有鉴于这种制度化的中饱私囊，帝国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在1942年敲响了警钟。他在一份通报中写道：“东欧地区向帝国索要越来越多的补助，而不是向帝国输送盈余，或者至少将东欧地区与帝国本土的物价落差造成的收益缴纳给帝国政府，以按照元首的精神，帮助偿付德国战争债券的利息，并帮助还清债务。管理帝国财产的公司的高工资和高开销，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内的建设，都在很大程度上给德国纳税人造成了负担。”
一方面是腐败和侵吞“敌产”以中饱私囊，另一方面是为构建豪华威武的外表而造成的巨额开销，使得帝国从占领区榨取的油水大大减少，因此，纳粹党人的掠夺政策被证明是与他们建立的统治体制无法共存的。
黑市也对帝国的利益造成了损害，过高的价格给帝国带来了很大的成本。黑市交易在所有的占领区都有，但在东欧和东南欧占领区特别猖獗。之所以出现黑市，不仅是因为德国人毫无节制的剥削、物资的匮乏以及当地人的阻挠破坏策略（当地人逃避上缴物资的任务，而把物资拿到黑市上倒卖），还因为占领当局的成员、国防军、警察，以及在占领区运营的德国企业也在大力从事黑市买卖。
德国邮政部门的外国信件检查局在1943年的一份秘密报告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几个月内，外国信件检查局拆阅了在乌克兰的德国企业的员工寄给“老帝国”的亲属的数千封信。结论是明白无误的：
“很大一部分写信人之所以对在乌克兰的工作感兴趣，唯一的原因就是实物交易。”外国信件检查局的报告对“东欧鬣狗”（指的是占领区的德国企业员工和民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很有说服力地描绘了占领区的乱象——腐败几乎无处不在：“只有通过贿赂、腐败和严重的管理混乱，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开展实物交易。‘大宗货物’被偷偷夹带在公务车辆内。整个火车车厢的货物在运输工作人员和铁路职员的帮助下，被运往帝国。运输押运人员是特别热门的‘红人’，能够收到大量贿赂。……这些交换商品和运往帝国的物资往往是贪污来的。有人写信说，食品配给证发放处的一个熟人帮了忙。一家肉类制品公司的经理天真地说，他的营业额还太小，还‘攒不下多少钱来’。……这些信件发誓赌咒地说，乌克兰遍地是黄金，要不了多久就能发大财。‘你一夜之间就能变成富婆。’平头百姓则向家里写信说，他们已经‘挣’了几千马克。有的人想用在乌克兰挣的钱在老家买房买车。暴发户们给老婆买了珠宝和珍贵的皮草。”
一方面，占领区的德国工作人员贪污国家财产，拿来做非法交易，把国家管制的物资大肆倒卖；另一方面，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加剧了占领区受到的剥削，因为他们在黑市交易中常常用劣质商品交换贵重货物。尤其是东欧占领区几乎成了“帝国的旧货市场”，什么样的东西都被转手。1943年，驻俄国中部和白俄罗斯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抱怨道：“党卫军和警察单位的人员让家人从帝国本土寄来货物，然后以天价卖给俄国人，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乌克兰的情况让一位观察家想起了“白人殖民者与黑人的‘交易’，以及用玻璃珠换象牙”的史实。
很多证据表明，在占领区，腐败不仅仅是男性的特权。女性以不同的身份，如占领当局的行政人员、国防军隶属人员、“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工作人员、党卫军助手、集中营看守等，也在搞着五花八门的腐败交易。无论是女性的工作环境还是私人家庭，都受到了腐败的污染。正如波兰总督夫人的大量皮草说明的那样，纳粹党和党卫军干部的妻子们（她们往往就住在丈夫的工作地点）也从腐败中获益：“她们用集中营犯人做用人，对其进行剥削。她们参与到在所有集中营泛滥的腐败经济中去。她们掠夺占领区的犹太人，住在没收来的房屋中，把犹太人的家具陈设和衣服据为己有。”在腐败的问题上，女性的行为方式与男性没有本质区别；两性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活动空间的差异，女性接触到相应资源的机会比较少。
不仅是占领当局的中下层，甚至政府、党和国防军的高层人员也卷入了黑市交易。华沙煤气公司经理沙伊尔曼将一千多吨的焦炭弄到黑市上，以官方价格的十倍批发出去。纳粹党全国高级领袖兼柏林省经济商会副主席卡尔·普罗策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从事黑市交易，特别是收购家用电器，然后大肆倒卖。同样还是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布拉格电影股份公司总经理、冲锋队中队长卡尔·舒尔茨多年来一直在收购食品、高档享受用品以及纺织品，然后转手给“老帝国”的朋友和熟人。他的买家包括很多电影公司的经理，其中包括环球电影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帝国文化院的一位部门领导、帝国电影事务顾问冯·莱希迈斯特，以及帝国宣传部的部级领导希普勒和常务次官菲舍尔。
在位于汉堡的第10步兵军临时司令部，形成了一张走私大网，大规模地从法国走私葡萄酒和烈酒，以“国防军物资”的名义将其不交关税地运入帝国境内，转手给军官赌场，或者卖给平民，谋取暴利。参与这桩生意的包括一名少将、两名中校和一名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
虽然戈林以四年计划专员的身份正式地禁止了黑市交易，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命令收效甚微：具体执行打击黑市任务的外汇保护指挥部没有足够的人力，而且没有办法对付占领当局。况且，他们自己也在搞黑市买卖——有时是在戈林的直接授意下——因此自己也没有什么公信力。不仅在东欧，西欧占领区的德国公务人员的腐败现象也很严重，他们搞黑市交易来捞外快，因此能够过上“他们的公务员工资无论如何负担不起的”（戈林的特别代表约瑟夫·维尔秦斯上校如是说）奢侈生活。
与德国官场的混乱和纳粹体制的山头林立类似，数量众多的不同机构在黑市上也努力保障自己独占的收入来源，对现有的禁令置之不理，贿赂当地的黑市商人。这些机构的收购商有时会互相竞价，把物价抬高。例如，仅帝国青年事务部一家单位，在1943/1944年，且仅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一地，就有634名批发收购商在活动。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虽然一再指示，要严格执行禁止黑市交易的命令，并要求“不折不扣地正确执行这些命令，做出榜样来”，但党卫军仍然在黑市上大规模地收购物资。比如，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警卫连和在东欧的特别行动队都配备了从荷兰搞来的黑市物资。
这种纳粹政权特有的双重道德标准挫败了有效打击黑市及其固有腐败现象的全部努力。黑市屡禁不绝，越反越腐，不仅仅是因为很难在纳粹体制中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还因为黑市的体制原因，首先是由于德意志帝国欲壑难填的需求和现实中物资紧缺之间的矛盾。
集中营系统与腐败
第三帝国的腐败的典型元素在劳改营、战俘营和集中营系统也很普遍，尤其是集中营，几乎是整个腐败体制的缩影。集中营发生严重腐败的最重要的结构原因早在纳粹统治初年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个集中营被作为不受外界监管的隔绝空间建立起来：集中营既不受普通行政机关管辖，也不听从传统政府当局的领导，因此集中营的财务完全不受国家财政监管体制的影响，况且集中营完全不受司法部门的控制，与公众之间也是隔绝的。
集中营系统及其统治原则的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就是党卫军的集中营，它对犯人拥有“绝对权力”（索夫斯基语）。尽管从理论上说，集中营也有指挥体系和大量的规章制度，但它几乎是独立运作，内部人士通过朋党之交、施恩提携和门阀派系来互相保护，逃避外界的制裁，因此官僚体制的监管对集中营“系统性地丧失了效力”。而对于犯人来说，实物交易和系统性的贿赂则是他们生存斗争的基本因素。甚至对于维持集中营的秩序，秘密的实物交易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集中营规定必须有符合规章的衣服，如果犯人的帽子丢失或被偷，就必须想办法重新弄一顶。虽然通过贿赂犯人头目和党卫军看守，犯人能够得到一些优待和暂时的条件改善，但集中营内部的权力关系和地位等级制并无改变。
虽然集中营系统并非恒久不变的统治机制，而是在第三帝国期间经历了功能转变——比如纳粹统治早期的保护性监禁集中营就和后来在东欧的灭绝集中营迥然不同——但五花八门的集中营仍然有着相似的腐败诱因。在纳粹统治下的任何一座集中营中，犯人都不享有建立在正常基础上的、有保障且可实施的权益地位，而集中营领导层则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监管机制的控制。
除了集中营的结构特征之外，指挥官和看守人员的选拔和招募也造成了腐败。比如，萨克森堡集中营的指挥官亚历山大·赖纳原先是但泽的党卫军旅级大区领袖，在1934年由于腐败和从事黑市买卖而被“贬黜”到集中营系统来。他这样的恶劣背景是很典型的。早期集中营的看守人员往往是无业的纳粹党活跃分子和街头打手，他们的特点是既残暴野蛮，又贪婪腐化。集中营事务总监特奥多尔·艾克在给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一封信中写道，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看守人员是“120人的腐败警卫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贪污腐化”。犯人进入集中营时带来的贵重物品以及其家属寄来的钱和包裹都会被看守私吞掉。党卫军看守利用犯人来“搜罗”物资，来满足他们的私人需求，还利用集中营的现有设施，比如木工作坊，来为自己打造家具陈设。关于里希腾堡集中营的一份报告指出，“绝大部分看守都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不这么做的人是极少数，而且越来越少”。
欧根·科贡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例，生动地描绘了党卫军在犯人供养下的“好吃懒做的生活”。处在腐败中央的是能够直接控制财务和物资的管理干部，他们充分利用这种影响力很大的职位，去侵吞贵重物品，并建立自己的小金库。尤其是党卫军的食堂管理部门——“举世无双的腐败巢穴”——系统性地贪污犯人的金钱，侵吞食品，并在集中营外大搞黑市买卖。大多数党卫军干部都将他们领导下的用犯人做劳动力的工坊如雕塑作坊、照相室、印刷和装订车间、菜园等的货物和产品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就连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也不例外，他利用达豪集中营所属的阿拉赫瓷器厂的产品，在党卫军干部们的重要生日、婴儿降生或圣诞节等场合，向他们赠送陶瓷人偶（“党卫军旗手”、“战士”）、咖啡器皿、“儿童条饰烛台”29、“圣诞节灯”等礼物。犯人劳动的产品是希姆莱的家长式赠礼仪式的重要基础。
既然党卫军全国领袖都认为利用犯人的劳动成果没有什么不妥，那么集中营指挥官们自然也把这当作天经地义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集中营指挥官都可以被称作腐败分子，最典型的腐化指挥官有三位：汉斯·洛里茨、阿历克斯·皮奥尔科夫斯基、卡尔·科赫。
汉斯·洛里茨于1936至1939年担任达豪集中营指挥官，1940至1942年担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指挥官。他无论是在集中营内，还是在外界，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比如，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防空洞里设有一座“日耳曼式的啤酒酒窖”、两条保龄球道和一套打靶设施，以便让指挥官大人在躲避空袭期间消遣。党卫军内部把这些设施称为“游乐场”。洛里茨命令囚犯在沃尔夫冈湖畔圣格尔根给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别墅。当年的一位犯人就此报告称：“洛里茨享受着自己的地位带来的所有好处。他让人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向圣格尔根送去了四辆卡车的炼砖和木材。有犯人为他创作油画；犯人给他编织了大约60幅地毯；还给他制作皮制灯罩、洗衣篮、桌子、编织沙发、带白银装饰手柄的镇纸、精美的牙签；另外还有三扇窗户的铸铁栅栏，光是这个就让四名犯人干了两个半月。”
洛里茨在达豪集中营的继任者之一，阿历克斯·皮奥尔科夫斯基，也在圣格尔根搞了一处原属于犹太人的房产，尽管维也纳的盖世太保已经将这座房屋没收，如果要卖给皮奥尔科夫斯基的话，需要帝国财政部长的批准。在这起非法交易上，皮奥尔科夫斯基可以仰仗他在党卫军的同志，萨尔茨堡省部书记兼党卫军少将古斯塔夫·阿道夫·谢尔的帮衬。谢尔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在达豪任职期间，皮奥尔科夫斯基特别以投机倒把和黑市买卖闻名。这座集中营成了倒卖食品、收音机和艺术品的交易中心，占据核心地位的就是“达豪食堂团体”。
卡尔·科赫是最腐败的集中营指挥官之一，他于1937至1942年领导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38年11月，近1万名犹太人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科赫利用这个机会侵吞了这批犹太人的金钱和贵重物品，将其存储在特别账户和小金库内。仅这一次他就侵吞了至少20万帝国马克，其中一部分分给了他的亲信。犯人亲属寄来的钱被当作“罚金”或“捐款”扣留；汽车、摩托车和其他贵重物品通过“赠送过户”手续易主。对科赫中饱私囊的罪行知情的犹太人都被灭口，有的是“在逃跑过程中”被击毙，有的是被注射苯酚而死亡。
在1942年的一次大规模人事变动中，大约三分之一的集中营指挥官被替换，前文所述的三名指挥官洛里茨、皮奥尔科夫斯基和科赫也丢了乌纱帽。腐败虽然是很多指挥官被撤职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集中营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转换为利用犯人为战争经济服务。经历过“斗争年代”的老指挥官们不再适应这一新职能，因为他们的领导作风就是残暴、腐化和酗酒。另外，腐败不是将这些人撤职的理由，而是因为，这些指挥官的豪华别墅和黑市买卖过于张扬，有将集中营的秘密暴露给公众的危险。
如果仅仅是腐败这么一项罪名，是不足以将一名集中营指挥官撤职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41年的“科赫案”，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是驻富尔达—维拉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瓦尔德克—皮尔蒙特世子30。如果科贡的说法属实的话，世子自己也是个腐败分子，因此这个案子的根源还是党卫军干部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利益冲突。世子在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账目进行审查后，为了防止科赫毁灭证据，于1941年12月将他逮捕。但在奥斯瓦尔德·波尔（后来的党卫军经济与行政总局局长）干预下，科赫又被释放。解救科赫的不仅仅是党卫军内部的朋党之交，还因为世子逮捕科赫的行为冒犯了党卫军其他领导的管辖权。波尔马上力挺科赫，并在给他的信中“义愤填膺”地写道：“如果再有一个失业的法学家将他刽子手的贪婪魔爪伸向您无辜的纯洁身躯，我一定会全力保护您。”
就连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起初也把科赫救下了火线，并于1942年任命他为卢布林—迈丹尼克集中营指挥官。但科赫在新岗位上仍然不争气，没有切实负起上级托付给他的责任来，因此对党卫军来说失去了价值——比如，他未能阻止苏联战俘的一次大规模暴动——于是，党卫军和警察司法部门重新启动了针对科赫的调查。1943年8月，科赫再次被逮捕；1944年底，他被判处死刑；1945年4月初，他在布痕瓦尔德被枪决。
调查科赫案的主管机构是1943年秋季新建的“党卫军和警察特别法庭”。党卫军法官康拉德·摩根博士很快将调查扩展到其他很多集中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将5名指挥官和200名党卫军军官与士兵判了刑。如果没有希姆莱撑腰，这么大规模的调查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党卫军全国领袖看来，腐败行为危及了党卫军的道德准则，阻碍了他在党卫军内部将大屠杀和“正直”和谐起来的努力。按照他的逻辑，如果一名大屠杀凶手在杀人时完全是无私地执行自己的义务，而不谋求私利，那么他也可以说自己是个正直的人。但与此同时，希姆莱从来不会让他自己的这种道德观牵着鼻子走，而是同样考虑实效和权力政治方面的因素，因此他对反腐调查的态度显然是摇摆不定的。但雪崩般大爆发的众多腐败案件也清楚地证明，希姆莱扭曲的意识形态的“正直”观念完全脱离了党卫军的实际。
卡琳·奥尔特在对党卫军集中营的研究中指出，“正直”的观念建构对一部分集中营指挥官来说，是他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核心部分。正是由于将自己与科赫这样的腐化指挥官划清界线，他们才能忠于希姆莱的理想，更加坚决果断和冷酷无情地按照党卫军的世界观基本原则行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这种“正直”形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事后的自我粉饰。在1945年后的调查和审讯过程中，党卫军人员的这种自我涂脂抹粉是一种辩护策略，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即便用希姆莱观念中的“正直”的指挥官来取代科赫这样的腐败高官，也仍然无法根除集中营中的腐败，因为腐败的体制原因仍然存在。因此，丝毫不奇怪的是，党卫军法官摩根在1944年6月，也就是腐败的指挥官皮奥尔科夫斯基被撤职两年后，在达豪集中营调查时发现了“数量巨大的来自意大利的劫掠物资（布料、肥皂、食品和享乐用品）”，这些物资“被大规模地偷窃和倒卖”。尤其是集中营管理人员贪污食品的行为导致犯人出现了灾难性的营养不良，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使用奴隶劳工的企业利润极差。
在战争的后半期，东欧的死亡营中的腐败猖獗到了让此前“老帝国”的所有集中营都黯然失色的地步。比如，在奥斯维辛，犹太犯人刚刚抵达就遭到腐败的警卫和党卫军军官的无情洗劫，珠宝、手表、黄金、货币和外汇都被大规模地侵吞。或者，例如在索比布尔集中营，犹太人甚至在死后还要被警卫们加以“利用”，谋取私利。这些警卫私自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金匠铺，将犹太人的金牙熔化并打成金条，塞入集中营管理人员的腰包。希姆莱的那种扭曲变态的“正直”观没有改变集中营腐败的体制原因，这些原因不仅在集中营中，在其他的劳改营、战俘营等地方也很有影响。
犯人毫无权益，管理人员权力过大甚至没有丝毫限制，以及缺少外界监管，这三个因素在“劳动教育营”也是普遍现象。这些劳改营是盖世太保的特别营地，与外界完全隔绝。于是管理人员就能随意截留犯人的财产（包括现金），装进自己的腰包，用于私人用途，而丝毫不担心受到处罚。在外籍劳工营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腐败和中饱私囊行为，尤其是食品被贪污，外籍劳工不得不忍饥挨饿。与集中营相比，外籍劳工营的唯一区别就是，警卫机制不是那么严格和复杂，因此管理人员的贪污腐化使得部分外籍工人能够得到一些自由空间，这在集中营里是不存在的。
3 反犹与腐败
1938年11月9日“帝国水晶之夜”后，遭到打砸抢的犹太人商店（图片来源：Bundesarchiv, Bild 146-1970-083-42/CC-BY-SA）。
汉斯·赖希曼一直到1939年初还在柏林担任德国犹太公民中央委员会法律顾问。1939年初夏，也就是在伦敦流亡期间，他撰写了一份关于他在纳粹德国经历的紧急报告。他详尽描写了犹太人不得不面对的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赖希曼写到，有的党卫军高级干部向犹太人收取“酬金”，帮助后者将资金偷偷输往国外；有的警察署长向犹太人索要“捐款”，才肯向他们发放护照；纳粹党的有些经济顾问借“雅利安化”之机大发横财。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腐败行为不仅限于纳粹官员，下层公务员也“被腐败的魔鬼抓住了”：
这个国家破坏了自己的一块基石：它腐蚀了自己的公职人员。犹太人遭到的劫掠，终有一天会以雅典悲剧的标准得到复仇。掠夺犹太人的国家让自己的公职人员也犯下了罪孽，享受劫掠来的财富，这样的国家必将灭亡，因为它的公职人员已经道德沦丧，毫无礼义廉耻。……我的一个熟人卷入了一起关于外汇的刑事案件。让人意外的是，他很快被释放了。“你花了多少钱去打通关节？”这句老百姓的口头禅标志着曾经很干净的德国现在已经脏成了什么样。“从5马克到5万马克不等。从狱警到最高机关，全都收了钱。”
汉斯·赖希曼的描述表明，在纳粹政权隐秘地剥夺犹太人权力、消灭其经济基础、强迫其移民、最终是驱逐31和谋杀的所有过程中，始终都伴随着纳粹统治下典型的五花八门的腐败行为。其实官方发布了连篇累牍的规定和命令，要求“依法”处理犹太人问题，严禁个人和机构借此机会中饱私囊。这就使得迫害犹太人过程中的腐败更值得注意。
戈林以四年计划专员的身份与副元首联合发布命令称，“将犹太人逐出德国经济生活”完全是“国家的任务”，必须“严格依法”执行，其收益的“唯一去向应当是帝国财政”。纳粹党总财务官施瓦茨也发布命令，禁止纳粹党的所有官员和机关借迫害犹太人之机——比如在“移交”犹太人企业时——收受金钱，并禁止党组织以任何形式参与赢利的经济行为。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更是慷慨激昂地威胁，党卫军人员一旦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在接收犹太人财产”时谋取“不合法的利益”，必然对其严惩不贷，绝不姑息。除了这些命令外，各省部书记也发布了自己的命令，比如巴登省部书记罗伯特·瓦格纳就禁止“党组织和党的干部”收购犹太人财产，萨尔茨堡省部书记弗里德里希·赖纳甚至完全禁止党的所有“官员”参加“雅利安化”。
这些三令五申恰恰说明，政府只能掌控到犹太人财产的一部分。由于诸多个人的中饱私囊以及党及其领导人的利益要求，帝国的财政和外汇政治利益受到了挑战。一方面，权力和体制影响力的问题一直与对犹太人财产的支配权联系在一起，这首先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很多反犹活跃分子，尤其是纳粹党及其组织内的人，一心要从犹太人财产中分一杯羹，而不愿意让帝国政府独吞这些财产。他们认为自己在“斗争年代”做出了“牺牲”，现在革命成功了，他们理应得到战利品的一部分。甚至在纳粹党掌权后不久，很多党员就已经采取了个人的行动，去争夺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下文中，我们将从三个不同的重点主题的角度，更细致地分析迫害犹太人过程中的腐败的规模和意义：反犹暴力行动框架内的个人的中饱私囊行为；“雅利安化”进程中的体制化的和“疯狂”的腐败；最后是腐败在纳粹“灭绝政策”中的意义和功能。
反犹暴力和个人的中饱私囊行为
纳粹党夺权阶段的反犹恐怖活动不仅包括对犹太人的暴力袭击，还从一开始就包括对犹太人的物质掠夺。纳粹宣传并不认为这些财产是理应得到尊重的私人财产，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将其描绘为“招摇撞骗来的”和“抢来的人民财产”。纳粹宣传煽动起来的仇恨和嫉妒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可以从奥托·瓦格纳的言辞中窥得一斑。瓦格纳在1933年担任纳粹党的经济政治部门领导，甚至在1945年之后还用《冲锋队员》32的煽动风格为反犹主义辩护。他说：“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被犹太人压榨剥削，财产被榨干，沦为高利贷的奴隶，因此自寻短见。我们想想这些受害者，再看看那些腰包鼓鼓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婆娘，她们将偷来的首饰和受害者用血汗换来的珠宝戴在自己肮脏的手指和又短又粗的肥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