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秋冷，奉先泪热
天宝十四载的秋，长安的风裹着渭水的寒意，吹过朱雀大街的青石板，吹过大明宫的飞檐翘角，也吹过杜甫寄居的那间破败茅屋。梧桐叶簌簌落下，铺了一地枯黄，像极了他心头的萧瑟。
这一年，杜甫四十四岁。他在长安已经蹉跎了十三个年头。
十三年前，他满怀壮志，从洛阳赶赴长安，渴望凭着胸中的才学，博得一官半职，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那时的他，年少气盛，笔下的诗句里，满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可长安这座城，容得下权贵的笙歌燕舞，容得下豪门的纸醉金迷，却容不下一个寒门士子的青云之志。
他参加过科举，却因李林甫一句“野无遗贤”，落得个名落孙山的下场。他也曾四处干谒，投诗给那些达官显贵，希望能得到引荐。可那些朱门大户，要么对他的诗稿不屑一顾，要么只是客套几句，便将他打发。他眼睁睁看着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凭着家世背景，平步青云；看着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靠着阿谀奉承，步步高升。而他，只能在长安的街巷里，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日子，忍受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
岁月磨去了他的棱角，也染白了他的鬓发。他的衣衫越来越破旧，他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他笔下的诗句，也从最初的豪情万丈，渐渐染上了沉郁的底色。
天宝十四载的十月，一纸任命状，终于送到了他的手上。
河西尉。
一个偏远荒凉的小县，一个卑微到尘埃里的官职。职责是管理地方治安，催缴赋税，周旋于乡绅与百姓之间。杜甫拿着那份任命状，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心头。他想起那些关于河西尉的传闻，想起那个职位上的人，要如何卑躬屈膝，如何为了微薄的俸禄，向权贵折腰。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这句诗，几乎是脱口而出。他的傲骨，他的尊严，不允许他去做这样一个“折腰”的官。他提笔，写下了辞呈，言辞恳切，却也带着几分决绝。
或许是朝廷体恤他的才学，或许是觉得他太过迂腐，不久之后，又一道任命状来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依旧是个低阶官职，隶属于东宫，职责不过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每日与一堆生锈的兵器、冰冷的锁钥打交道。这份差事，与他胸中的经天纬地之才，实在是大材小用，荒唐得可笑。
可杜甫看着那份任命状，沉默了许久。
他已经四十四岁了。他寄居的茅屋，漏风漏雨；他的妻儿，跟着他在长安忍饥挨饿；他年迈的父亲，远在奉先，靠着微薄的俸禄度日。他不能再等了，不能再为了所谓的抱负，让家人跟着他受苦。
“为生计耳。”
他苦笑着，收起了那份任命状。
领了官服的那天，他没有穿。那件青色的官袍，穿在身上，沉甸甸的，像是压着千斤重担。他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布衫，走进了右卫帅府的衙门。同僚们看着他，眼神里有同情，有鄙夷，也有几分幸灾乐祸。他视而不见，每日里，默默清点着那些兵甲器杖，仔细记录着门禁的开关时间。
日子过得平淡而压抑，像一口深井，看不到天光。可他的心里，却始终燃着一点微弱的火苗。他依旧关注着朝堂的动向，关注着民生的疾苦。他听说，安禄山在幽州厉兵秣马，野心昭然若揭；他听说，关中大旱，百姓颗粒无收，而权贵们的府邸里，依旧是酒肉臭腐，歌舞升平。
他的心头，沉甸甸的，像是压着一块巨石。
天宝十四载的十一月，长安的天气，已经冷得刺骨。杜甫向衙门告了假，准备回奉县省亲。他已经许久没有见过妻儿和父亲了。临行前，他揣着刚刚领到的微薄俸禄，在长安的集市上，买了些许米面和布匹，小心翼翼地包好，绑在驴背上。
驴蹄踏过长安的青石板，发出清脆的声响。他走在朱雀大街上，看着两旁的朱门大户，看着那些衣着光鲜的权贵，看着那些沿街乞讨的百姓，心中百感交集。
这就是长安。
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
他想起自己这十三年的长安生涯，想起那些忍饥挨饿的日子，想起那些被权贵轻视的瞬间，想起那些无处安放的抱负。一股悲愤之情，在他胸中翻涌。
出了长安城，一路向北。
沿途的景象，比他想象的，还要凄凉。
田地荒芜，野草萋萋。曾经肥沃的关中平原，如今只剩下干裂的土地。路边，随处可见流离失所的百姓，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拖着疲惫的身躯，漫无目的地走着。有的人家，连一口吃的都没有，只能挖野菜，啃树皮。有的孩子，饿得哇哇大哭，母亲却只能抱着他，默默流泪。
他看到，一队官兵，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从路上经过。他们是去催缴赋税的，手里拿着鞭子，脸上带着凶神恶煞的表情。百姓们看到他们，纷纷躲到路边，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他看到，一个老农，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着官兵，说今年大旱，实在交不出赋税。可官兵二话不说，扬起鞭子，就往老农身上抽去。老农的惨叫声，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听得人肝肠寸断。
杜甫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他想上前阻止，可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兵曹参军，人微言轻，连自己的生计都难以维持，又能改变什么呢？
他只能扭过头，闭上眼睛，任由泪水，无声地滑落。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叹。
他的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慌。那些沿途的见闻，那些百姓的疾苦，那些权贵的奢靡，都化作了一个个字，一句句诗，在他的脑海里盘旋。
不知走了多少个日夜，奉先的轮廓，终于出现在了视野里。
远远地，他就看到了自家的茅屋。茅屋依旧破败，却透着一股熟悉的气息。他的心头，涌起一股暖流，脚步也不由得加快了许多。
驴蹄踏过院门外的土路，发出“哒哒”的声响。他跳下驴背，刚要推门，就听到屋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那哭声，是妻子的。
是那样的绝望，那样的悲恸，像是要把心都哭碎了。
杜甫的心头，“咯噔”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他。他推开门，冲了进去。
只见妻子王氏，瘫坐在地上，抱着一个小小的身躯，哭得肝肠寸断。几个孩子，围在旁边，哭得泣不成声。年迈的父亲，站在一旁，拄着拐杖，老泪纵横。
“娘子，出了何事？”杜甫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
王氏抬起头，看到他，哭得更凶了。她指着怀里的孩子，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杜甫走上前，颤抖着伸出手，抚摸着那个小小的身躯。
冰冷的。
僵硬的。
他的小儿子，那个才刚刚学会走路，那个会奶声奶气地喊他“爹爹”的小儿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儿啊——”
一声凄厉的呼喊，从杜甫的喉咙里迸发出来。他跪倒在地，抱着儿子冰冷的身躯，泪如雨下。
他想起自己离开奉先的时候，小儿子还在他的怀里撒娇，还吵着要吃糖。他想起自己在长安，心心念念着，等领到俸禄，就给儿子买最好吃的点心。可如今，他回来了，带着米面和布匹，却再也见不到儿子的笑脸了。
是饿死的。
是被这该死的饥荒，被这该死的世道，活活饿死的。
杜甫的心头，像是被一把尖刀，狠狠地剜了一下。痛，彻骨的痛。
他看着儿子冰冷的小脸，看着妻子哭红的双眼，看着孩子们瘦骨嶙峋的模样，看着父亲苍老的面容，再想起自己这十三年的长安生涯，想起眼途的见闻，想起那些朱门酒肉臭的权贵，一股汹涌的悲愤，冲破了他的胸膛。
他站起身，擦干眼泪，走到案前。他研好墨，铺好纸，提起笔。
笔尖落下，带着血泪，带着悲愤，带着沉郁，带着他四十四年的人生感悟，带着他十三年的长安蹉跎，带着他沿途的所见所闻，带着他丧子的锥心之痛。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他写自己的抱负，写自己的迂拙，写自己在长安的艰难处境。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他写长安的贫富差距，写百姓的疾苦，写权贵的奢靡，写这世道的不公。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他写自己丧子的悲痛，写自己作为父亲的愧疚，写里巷邻居的同情。
他写关中的大旱，写百姓的流离，写朝廷的昏聩，写安禄山的野心。
他写自己的无奈，写自己的悲愤，写自己对家国的忧虑。
一字一句，皆是血泪。
一行一页，皆是沉郁。
窗外的风，越刮越紧。渭水的寒意，透过窗棂，钻进屋里。可杜甫的笔下，却像是燃着一团火。那团火，烧尽了他的绝望，烧尽了他的悲愤，也烧出了一首千古绝唱。
夜色渐深，油灯的光芒，在案头摇曳。杜甫放下笔，望着那洋洋洒洒的五百字，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这首诗，改变不了什么。改变不了他丧子的痛，改变不了百姓的苦，改变不了这即将倾覆的大唐江山。
可他还是写了。
因为他是杜甫。
因为他的笔，不仅是用来抒发个人的悲欢，更是用来记录这世道的沧桑，用来为那些受苦的百姓，发出一声呐喊。
天宝十四载的冬，长安的雪，下得极大。
杜甫站在奉先的茅屋前，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望着那片苍茫的大地。他的心头，依旧沉重。可他的眼神里，却多了一份坚定。
他知道，这场雪过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安禄山的铁骑，已经踏上了南下的道路。
而他，将用他的笔，继续记录着这个时代的苦难与沧桑。
记录着，一个王朝的兴盛与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