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日，沈清源和林舒并肩走进了乾清宫。
殿内焚着淡雅的龙涎香，景和帝正批阅奏章，见二人神色凝重，放下朱笔：“何事？”
沈清源双手呈上一本厚厚的账册：“陛下，承恩侯府历年欠税及侵吞皇庄租银一案，证据已全部核实。”
林舒补充道：“自永昌三十年起，共欠正税十八万四千两，侵吞皇庄租银五万七千两。另有永昌三十五年太湖修堤时，以次充好、虚报石料等事，涉及银两三万有余。总计……二十七万余两。”
景和帝接过账册，一页页翻看。账目清晰，证据确凿，每一笔都标注了时间、经手人、物证。翻到最后，他的手停在半空，良久不语。
“张乾川可知情？”皇帝问。
“大部分是张延龄在时所为。”沈清源道，“但张乾川袭爵后，不仅未补缴欠款，反而变本加厉——去岁皇庄新收的租子，他又截留了八千两。”
林舒轻声道：“陛下，此案若按《大雍律》，当削爵、追赃、罚没家产。情节严重者……可流放。”
殿内寂静，只有更漏滴答作响。
景和帝合上账册，“太后凤体……”他缓缓开口，“近来如何？”
林舒与沈清源对视一眼。沈清源躬身道：“太医说，太后是年老体衰，心脉已弱。需静养，不能受刺激。”
“不能受刺激……”皇帝喃喃重复。
他站起身，踱到窗前，背对二人：“明日大朝会，将此事奏报。听听……朝臣们怎么说。”
次日大朝会，沈清源将承恩侯府案公之于众。
证据一桩桩摆出，满殿哗然。二十七万两——这数字像一块巨石，砸在每个人心上。
“按律当削爵流放！”刑部尚书率先表态。
“张乾川虽有过，然其祖上毕竟有功于国……”有人迟疑。
“功是功，过是过！”都察院左都御史厉声道，“若因是皇亲便网开一面，国法何存？新政推行的‘官民同税’、‘法不阿贵’，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争吵声此起彼伏。可渐渐地，有人发现——平时最敢言、最激进的官员，今日却沉默了。
礼部侍郎周琼，当年弹劾新政最力者，此刻垂首不语。
户部几位郎中，清查田亩时雷厉风行，现在却眼观鼻鼻观心。
连一向刚直的陆文谦，也只说了句“证据确凿，当依法处置”，便不再多言。
原因很简单——涉及太后母家。
太后贤德，六宫皆知。永昌朝时，她力劝皇帝节俭爱民；景和登基，她严令外戚不得干政。张家这些年虽偶有逾矩，但太后从无偏袒，反多次申饬。
如今太后病重，若在此刻严惩其母家……
“诸位，”林舒终于开口，声音平静，“承恩侯府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该如何处置，陛下自有圣裁。”
他顿了顿，环视群臣：“然本阁有一言——治国如治家，法度与人情，当求平衡。既要维护国法尊严，也要……顾及人伦孝道。”
这话说得含蓄，但众人都听懂了。
景和帝坐在龙椅上，看着殿下这场微妙的沉默。他明白，不是朝臣们不敢说，是他们……在等他这个皇帝做决定。
“今日先议到此。”皇帝起身，“退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