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讽刺的是，由于夏鼎乃是当时考古学界的权威，考古队负责人的身份仍安排给了他，不得已，他只能率领队员们前往长陵。
然而，在实际发掘中，考古人员们傻眼了。长陵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在50年代，我国的现代考古学才初具雏形，还远谈不上经验深厚。他们左挖右刨，就是找不到墓门在哪，又不可能用炸药，最后只能无奈放弃。
将事情的经过汇报后，上级下令，既然长陵不好挖，那就先拿明仁宗朱高炽的献陵试试水，练手之后，再去挖长陵。
之所以选中献陵，是因为其规模较小，为明代帝陵中最简约的。大的不行就挖小的，也不回去认真研究研究，只能说这个决定极其草率。
于是，考古队又乒乒乓乓地在献陵折腾一通，还是没能找到墓门。
得了，献陵也挖不动，那就再换，经过论证，新的目标被定为宝城外侧有城砖塌陷的定陵，事不过三，这次总该能找对了吧。
接到再次更换目标的通知后，考古负责人夏鼎气得脸都黑了。东一锄头西一镐子的，这哪是考古，连盗墓的都不如，简直是在挖煤。
虽无语，可命令不能不执行，考古队于是在定陵宝城城墙内侧封土上开掘了一道南北走向的探沟。
这一下倒是歪打正着，恰好在挖出的宝城城墙内侧石条上发现了浅刻的三个字：“隧道门”，上天没有眷顾万历这倒霉孩子。
顺着这三个字的指引，考古队冲破重重阻碍，最终成功摸到了定陵的地宫。
此时距离正式开挖已经过去了一年，可见发掘皇陵的确是个大工程。
面对近在咫尺的地宫，考古队却陷入了犹豫。关于皇陵的保护措施，民间一直以来都有广泛的流言。
有人称：皇帝的陵墓，布满暗箭，箭头是用毒汁浸泡过的，碰着就要丧命；
又有人说：墓门之后，上有千斤石，下有滑动踏板，稍有不慎，要不粉身碎骨，要不失足深渊。
以上都是考古队真实收到的群众来信，受流言影响，掘土的民工纷纷陷入恐慌，他们的家人甚至来到现场阻止进一步发掘。
郭、吴等上级也都听到了风声，亲自来到现场视察，再三叮嘱要注意人身安全。
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考古队决定，拆开一个洞后先放一只狗进去试试有没有毒气之类的东西。
但有人担忧放狗进去可能会把里面的东西刨坏了，于是又改成了放鸡。
遗憾的是，两次往洞里扔鸡都失败了，“里面黑，洞口有亮，鸡不往黑处飞，而是鸣叫着从洞口飞出来逃走了。”
实在没办法，只好派人下去。据某位参与过的考古人员回忆，被选中的人往往面有难色，他自己被叫到名字时，也是“脑子里空荡荡的”。
最后是民工加考古队员共计七八人之多，由竹梯逐一下行慢慢进入到地宫之中。
众人行进时小心翼翼，以拐杖探路，四处敲打，生怕有什么夺人性命的机关。最终，在发现没有什么奇异之处后，打开了位于终点的墓室。
三口近一人高的红色棺椁倏地出现在众人眼前，在棺床上阴森森地停放着，四周陈列着众多的陪葬品，几乎全都完好无损。
据事后统计，定陵共出土各类器物2648件，丝织品、金银器、铜器、锡器、玉器、漆器等应有尽有。
其中纺织品与衣物数量最多，种类繁多，织工细致，每卷丝织品上，还都留有腰封，写有尺寸、时间、产地与质地，是极为难得的研究材料。
但遗憾的是，当年的文物修复保存技术严重不足，且基本可以说是毫无经验。
当时的专家们使用了一种化学溶液来加固这些出土的丝织品，结果是初期效果不错，过了些时间之后，这些处理过的丝织品便开始失去光泽、柔软和弹性，不但发黑发硬还变脆了。
再加上当时也没有恒温恒湿避光的库房用来保存文物，结果导致这些丝织品大多严重损坏。
除此之外，当时的工作人员的文物保护意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当时为了展出需要，对定陵帝、后的棺椁都做了复制品。
谁料在复制品做好后，博物馆一个主任为了迎接上级检查，打扫卫生时嫌弃棺椁晦气、碍眼，竟找了几十个人把棺椁直接丢进了山谷。
这些棺椁最后被当地的农民捡回去打了几口大柜子，倒也算是取之于民还于民了吧？
棺椁文物都是这个待遇，万历帝和两位皇后的尸骨自然也没好到哪去。
特殊时期，人们冲入定陵博物馆，将三具尸骨、数箱帝后画像等资料搬出，先用石头砸成粉碎之后，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如今再去定陵博物馆，能看到的，大多都是后来新做的仿制品。
说到这，倒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在特殊时期中，受影响的不只是万历，还有一个老朱家的皇帝被波及——崇祯帝朱由检。
这位末代皇帝有一样关联之物——老歪脖子树。
此树在清朝时因“害死天子”而被清廷用铁链锁住，也算是个著名的景点。
在特殊时期中，此树被人群扒光树皮，折断树枝，最后枯萎而死，如今的那棵是后来移栽的。
其实，在那个年代，人们并不把发掘陵墓当做一件多么重大的事项。美好的新世界近在眼前，触手可及，谁还会去留念旧时代的遗物呢。
受到定陵发掘的鼓舞，许多省份都在制定类似的计划，汉陵、唐陵、清陵等，个个都是岌岌可危。
而郭由于没有在定陵中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计划要去发掘李治、武则天的乾陵，再碰一次运气，甚至初步的勘探都完成了。
面对这种危险的局面，夏鼎等考古界人士纷纷上书，以定陵文物保护失措的例子，痛陈利害，请求予以制止。
这份报告最终被丞相批准，“十年不启帝陵”，定陵以它的劫难为代价，保护了其余所有其他帝陵。
其实，不必过于苛责这些当年的旧事。彼时许多人甚至社会精英的思维中，都根本没有文物保护的概念。
定陵的悲剧，是特定时代考古理念、技术水平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正是在定陵事件后，促使我国后来确立了“不主动发掘大型陵墓”的考古原则，为文物保护奠定了重要基础。
文物保护的理念，也是在经过数十年间持之以恒的宣传后，才最终深入人心，被广泛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