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三，陈向北离开了京城。
他没有带很多人。沈墨跟着他，赵铁山和五个青石州的弟兄跟着他，方远派了两个熟悉河务的吏员跟着他。一共十个人，十匹马，两个包袱的书和图纸。
临行前，方远把他送到了城门口。
“陈兄，”方远说，“到了黄河边上，多看，多听，少说。沿河的官员，十有八九跟河务有利益往来。你初来乍到，不要急着动手。先看清楚，谁是人，谁是鬼。”
“下官明白。”
“还有，”方远压低声音，“圣上虽然说了‘谁敢挡你的路，朕灭他的九族’，但这句话，你不能当真。圣上是圣上，你是你。你的路，要靠你自己走。挡路的人，也要靠你自己去搬。”
陈向北点了点头。
“方大人，”他说，“下官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下官在黄河边上，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能不能找您？”
方远沉默了一会儿。
“能。”他说，“但你要记住——我能帮你的，有限。黄河的事，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
陈向北翻身上马，抱了抱拳。
“方大人，保重。”
“保重。”方远站在城门口，看着他们一行人消失在官道上。
风吹过来，带着尘土和青草的气息。方远站了很久，直到那个背影完全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城。
从京城到黄河边，三百多里路。陈向北一行人走了七天。一路上，他走得很慢，每到一个县，都要停下来，找当地的百姓打听黄河的情况。
“黄河啊……”一个老农坐在村口的石头上，抽着旱烟，“别提了。年年决口，年年淹。去年秋天，黄河在咱们县南边决了口，淹了三十多个村子，死了几百号人。县太爷不管，府台大人也不管。老百姓只能自己跑，跑得掉的跑，跑不掉的——”
他没有说下去，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堤坝呢？”陈向北问，“没有堤坝吗？”
“有。但年久失修，到处是洞。前几年，府台大人拨了一笔银子修堤，但银子到了下面，就被贪了。堤没修，银子没了。”
“贪了？”陈向北皱眉，“谁贪的？”
老农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
“大人，”他说，“您别问了。问了也没用。那些当官的，都是一伙的。您查了一个，出来十个。您查了十个，出来一百个。查不完的。”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
“老人家，”他说，“如果有一个官，不贪不占，专门来修堤，您信不信？”
老农看着他，看了很久。
“大人，”他说，“您是京城来的吧？”
“是。”
“那您说的话，我信一半。”老农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京城来的官，一开始都这么说。但过不了多久，就跟本地官一样了。贪的贪，占的占，跑的跑。我活了七十年，没见过一个不一样的。”
陈向北没有接话。他站起来，朝老农鞠了一躬。
“老人家，谢谢您。”他说，“我会让您看到一个不一样的。”
老农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走了。
七月初十，陈向北到了黄河边。
他选了一个叫“铜瓦厢”的地方作为第一站。铜瓦厢在河南境内，是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险工段。这里的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河床比两岸的地面高出好几丈，是一条典型的“地上河”。堤坝年久失修，好几处已经出现了裂缝和渗漏。如果遇上大汛，随时可能决口。
陈向北站在堤坝上，看着这条浑浊的大河。
河水是黄色的，黄得发红，像一锅煮沸的泥浆。水流很急，打着漩涡，卷着泥沙，轰隆隆地往下游冲去。河面上漂浮着树枝、杂草、死牲畜，偶尔还能看到一些破旧的家具和木料——那是上游被洪水冲毁的人家留下的遗物。
河对岸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平原上零星地散落着几个村庄，村庄的房屋低矮破旧，有些已经倒塌了，只剩下几堵残墙。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的，像是被人拨了一般。
“大人，”沈墨站在他旁边，看着这条河，“这就是黄河？”
“嗯。”
“比清水河大一百倍。”
“不止一百倍。”陈向北蹲下来，用手捧起一捧河水。水是浑的，泥沙含量极高。他让水从指缝里流走，手掌上留下了一层薄薄的淤泥。
“你看到这层泥了吗？”他对沈墨说，“这就是黄河的问题。黄河从上游带来的泥沙，到了中下游，水流变缓，泥沙就沉下来了。河床越淤越高，堤坝越修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堤坝就撑不住了。一决口，洪水带着泥沙冲出去，淹了农田，毁了村庄。水退了之后，泥沙留下来，把地面垫高了。下一次洪水来的时候，河床比地面更高。恶性循环。”
“有办法治吗？”
“有。”陈向北站起来，“束水攻沙。”
“束水攻沙？”
“把河水约束在河道里，让水流变急。水流急了，就能把泥沙冲走，不会淤积。这叫‘束水攻沙’。”
“怎么束？”
“修堤。把堤坝修得又高又厚，让河水跑不出去。水流急了，泥沙就带走了。”
沈墨想了想：“那如果堤坝被冲垮了呢？”
“所以堤坝要修得结实。不能像现在这样，到处是洞。”陈向北指了指堤坝上的裂缝，“你看这些裂缝，有些是自然损坏的，有些是人为破坏的。”
“人为破坏？”
“对。有人在堤坝上挖洞，引水浇地。有人拆堤坝上的砖石，回家盖房子。有人故意破坏堤坝，好让洪水泛滥，然后趁机兼并土地。”他转过身，看着沈墨，“黄河的问题，不只是技术问题。是人的问题。”
沈墨沉默了。
七月中旬，陈向北开始勘察黄河。
他沿着河岸走了二百多里，从铜瓦厢走到兰阳县，又从兰阳县走到封丘县。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停下来，测量河道的宽度、深度、流速，记录堤坝的高度、厚度、损坏程度，画下详细的地形图。
他用的工具很简单——一根绳子，一把尺子，一个自制的水平仪。绳子和尺子用来测量宽度和长度，水平仪用来测量高程和坡度。这些工具在现代看来简陋得可笑，但在古代，已经是最先进的测量设备了。
“大人，”沈墨跟在他后面，气喘吁吁，“您这是要走到什么时候？”
“走到把情况摸清楚为止。”
“摸清楚了之后呢？”
“画图。画一张黄河的全图。从哪里到哪里，多宽多深多高，哪里有险工，哪里有溃堤，哪里需要加固——全部画下来。”
“然后呢？”
“然后——”陈向北直起腰，“然后动手修。”
七月下旬，陈向北在兰阳县遇到了第一个麻烦。
兰阳县的县令叫胡德厚，五十出头，圆脸，小眼睛，说话慢条斯理的，一看就是个老官油子。他在兰阳县当了八年县令，把兰阳县治理得“井井有条”——至少在账面上是这样。但陈向北在黄河边上走了几天，发现兰阳县的堤坝是全段最差的。到处是裂缝，到处是漏洞，好几处已经塌了半边，只用一些树枝和草席挡着。
“胡大人，”陈向北在县衙里见到胡德厚，“兰阳县的堤坝，年久失修，多处损坏。如果今年汛期来了，恐怕会出问题。”
胡德厚笑了笑，不紧不慢地说：“陈大人，您有所不知。兰阳县的堤坝，每年都修。去年的修缮工程，花了三千两银子，修了二十里堤坝。户部都有备案的。”
“三千两银子？”陈向北皱眉，“修了二十里？”
“对。”胡德厚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账册，递给陈向北，“您看，这是去年的账目。每一笔银子，都有记录。”
陈向北接过账册，翻了几页。账目做得很漂亮——材料费、人工费、伙食费、工具费，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材料的单价，比市场上的价格高了一倍还多。人工费也高得离谱，一个普通工人的工钱，比青石州高了五倍。
“胡大人，”陈向北合上账册，“这些材料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胡德厚的笑容没有变：“陈大人，您有所不知。兰阳县不比青石州。青石州有砖窑，有石料，材料便宜。兰阳县没有这些，材料要从远处运来，运费高，价格自然就高了。”
“那人工费呢？为什么这么高？”
“黄河边上的活，又苦又累，工钱低了，没人干。”
陈向北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
“胡大人，”他说，“我想去堤坝上看看。”
“可以。”胡德厚站起来，“我陪您去。”
他们去了堤坝上。胡德厚指着那些新修的堤段，滔滔不绝地介绍——这里用了多少石料，那里用了多少石灰，这里加固了多少丈，那里加高了多少尺。他说得头头是道，但陈向北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堤坝的表面，发现了一个问题——新修的堤段，表面看着不错，但里面是空的。石料只铺了外面一层，里面全是土和碎石。石灰浆的配比也不对，一抠就掉渣。
“胡大人，”陈向北站起来，“这个堤，修得不对。”
“不对？”胡德厚的脸色变了一下，“哪里不对？”
“石料只铺了外面一层，里面是土和碎石。石灰浆的配比也不对，强度不够。这样的堤，洪水一来，一冲就垮。”
胡德厚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
“陈大人，”他的声音冷了下来，“您是在质疑本官的政绩？”
“不是质疑。是事实。”陈向北的语气很平静，“胡大人，您这个堤，别说三千两银子，就是三百两银子，都不值。”
胡德厚的脸色铁青。他盯着陈向北，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陈大人，”他终于开口了，“您虽然是‘黄河治理使’，但兰阳县是本官的地盘。本官怎么做，不需要您来教。”
“我不是教你。我是提醒你。”陈向北说，“如果今年汛期来了，这个堤垮了，淹了百姓，圣上怪罪下来，你担得起吗？”
胡德厚冷笑一声：“陈大人，您在青石州待了两年，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黄河的事，不是您想的那么简单。堤坝年年修，年年垮。这是天意，不是人力能改变的。”
“不是天意。是人祸。”
胡德厚的脸色彻底变了。他盯着陈向北，眼睛里有一种阴冷的光。
“陈大人，”他一字一顿地说，“您说话，要小心。”
“我很小心。”陈向北说，“胡大人，我给您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把这段堤重新修过。石料要用实心的，石灰浆要按照我给的配比重新和过。如果三天之后，还是这个样子——”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明确。
胡德厚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一甩袖子，走了。
“大人，”沈墨在旁边低声说，“您太急了。这个胡德厚，在兰阳县当了八年县令，根基很深。您这样跟他硬碰硬，他会报复的。”
“我知道。”陈向北说，“但堤坝不能等。汛期就要来了。如果现在不修，等洪水来了，就来不及了。”
“可是——”
“没有可是。”陈向北蹲下来，用手抠了抠堤坝上的石灰浆，“你看，这个强度，连青石州砖窑的三成都不到。这样的堤，一个浪头就能打垮。”
沈墨沉默了。
三天之后，胡德厚没有修堤。
他不但没有修堤，还在县衙里放话：“陈向北算什么？一个从六品的小官，也敢管本官的事？黄河的事，他懂个屁！”
消息传到陈向北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堤坝上测量。他直起腰，沉默了一会儿。
“沈墨，”他说，“帮我写一份折子。”
“弹劾胡德厚？”
“对。贪墨河工银两，偷工减料，玩忽职守。”
“大人，”沈墨犹豫了一下，“胡德厚在朝中有人。您这样直接弹劾他，会得罪很多人。”
“得罪就得罪。”陈向北蹲下来，继续测量，“堤坝不能等。百姓不能等。”
八月初，陈向北的弹劾折子送到了京城。
方远收到折子的时候，正在家里喝茶。他看完折子，沉默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
“这个陈向北，”他自言自语，“我说过让他多看多听少说，他倒好，去了不到一个月就捅了马蜂窝。”
他把折子收好，换了官服，进宫去见皇帝。
皇帝看完折子，沉默了一会儿。
“方爱卿，”他说，“你怎么看？”
“回陛下，”方远说，“陈向北的折子，言辞激烈，但所述之事，应该是真的。兰阳县的堤坝，臣也有所耳闻。胡德厚在兰阳县当了八年县令，河工银两年年拨，堤坝年年修，但年年垮。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那你说怎么办？”
“臣以为，应该派人去查。如果属实，严惩不贷。”
皇帝点了点头。
“好，”他说，“就按你说的办。派谁去？”
“臣推荐都察院的郑方正。他去过青石州，跟陈向北打过交道，公正严明，不偏不倚。”
“准了。”
八月初十，郑方正再次踏上了去黄河边的路。
这一次，他不是去查陈向北，而是去查胡德厚。
与此同时，陈向北在黄河边上继续他的勘察工作。
他没有等朝廷的回复。堤坝不等人，汛期不等人。他带着沈墨、赵铁山和那五个青石州的弟兄，开始在兰阳县的堤坝上进行加固工程。
工程很小，只是修补最危险的那几段。材料是从当地百姓那里赊来的——石料、石灰、木材，能赊的就赊，不能赊的就用自己的俸禄买。工钱没有，因为百姓们不愿意干——不是不愿意，是不敢。胡德厚在兰阳县经营了八年，势力很大，百姓们怕得罪他。
“大人，”一个老农蹲在田埂上，对陈向北说，“您就别折腾了。胡大人在兰阳县，谁也动不了他。您这样跟他对着干，没好果子吃。”
“我知道。”陈向北说，“但堤坝要修。不修，今年汛期来了，你们的房子、田地、牲口，全没了。”
老农沉默了一会儿。
“大人，”他说，“您是好人。但好人，在这里活不长。”
陈向北没有接话。他拿起铁锹，继续挖土。
那天，只有赵铁山和那五个青石州的弟兄在干活。六个人，加上陈向北和沈墨，一共八个人。八个人修堤，在几百里长的黄河大堤上，连个蚂蚁都不如。
但陈向北没有停。他知道，只要他不停，就会有人跟着他干。在青石州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开始只有三十几个老弱病残跟着他修路，后来三百个，再后来三千个。人心是一点一点聚起来的，信任是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八月十五，中秋节。
陈向北在堤坝上过了一个人的中秋节。
赵铁山和弟兄们回了营地，沈墨去附近的镇上买月饼了。他一个人坐在堤坝上，面前摆着一壶凉水，两个干馒头。月亮很大，很圆，照在黄河上，河水泛着银光。
他想起去年的中秋节，在青石州。柳娘子煮了一大锅腊八粥，老钱组织了中秋诗会，王石匠灌了他三碗酒。街上挂满了灯笼，孩子们跑来跑去，笑声传遍了整个县城。
今年，他一个人坐在黄河大堤上，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平原和一条浑浊的大河。
他咬了一口干馒头，嚼了嚼，咽下去。馒头很硬，像嚼沙子。
“大人。”
身后传来沈墨的声音。他回过头，看到沈墨提着一个小包袱，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堤坝。
“月饼买到了？”陈向北问。
“没有。”沈墨坐下来，打开包袱，“镇上的月饼卖完了。我只买到了几个烧饼。”
“烧饼也行。”
沈墨把烧饼递给他。陈向北咬了一口，烧饼是凉的，但很香。
“大人，”沈墨说，“今天八月十五。您想家吗？”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
“想。”他说。
“想青石州？”
“嗯。”
“我也想。”沈墨咬了一口烧饼，“想婉儿，想学堂的孩子们，想柳娘子的面。”
陈向北没有说话。他看着黄河，河面上的月光碎成了千万片，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
“大人，”沈墨忽然说，“您说，我们这样做，值得吗？”
“什么值得吗？”
“在青石州，我们修路、开渠、建砖窑、办学堂。眼看着青石州一天天好起来了，我们却走了。现在到了黄河边上，又要从头开始。修堤、治河、跟贪官斗、跟豪绅斗。也许几年之后，黄河治好了，我们又走了。去另一个地方，从头开始。”
他顿了顿。
“一辈子都在从头开始。值得吗？”
陈向北沉默了很久。
“沈墨，”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修路吗？”
“为什么？”
“因为路是实的。你修好了，它就一直在那里。一百年，两百年，五百年。你走的时候，它在。你死了之后，它还在。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也许不知道是谁修的，但他们会说——这条路，真好走。”
他看着黄河，河面上的月光碎成了千万片。
“治理黄河也是一样。我们把堤修好了，把河道疏通了，把泥沙控制住了。一百年，两百年，五百年。黄河安澜，百姓安居。没有人记得我们是谁，但他们会说——黄河，真好。”
他转过头，看着沈墨。
“这就是值得。”
沈墨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大人，”他说，“您说得对。”
他们坐在堤坝上，吃着烧饼，看着月亮。黄河在脚下流淌，轰隆隆的，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在打鼾。
“大人，”沈墨忽然说，“您说，柳娘子现在在干什么？”
陈向北愣了一下。
“大概在煮面。”他说。
“给谁煮？”
“给客人煮。”
“有没有给您留一碗？”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
“有。”他说，“她会给每个人都留一碗。”
八月下旬，郑方正到了兰阳县。
他来得很突然，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直接进了县城。到了县衙门口，他下了马，把令牌一亮。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郑方正，奉旨查办兰阳县令胡德厚贪墨河工银两一案。胡德厚，出来。”
胡德厚从县衙里出来，脸色惨白。
“郑、郑大人——”
“什么都不用说。”郑方正一挥手，“来人，把他拿下。”
随从们冲上去，把胡德厚按在地上，上了枷锁。
胡德厚挣扎着，嘴里喊着：“冤枉！大人，冤枉啊！这是陈向北陷害我！他跟我有仇——”
“有没有冤枉，查了就知道。”郑方正冷冷地说，“带走。”
胡德厚被押走了。郑方正转过身，看着围观的百姓。
“各位父老乡亲，”他说，“本官奉旨查办胡德厚一案。如果你们有冤屈，有证据，可以来县衙找本官。本官为你们做主。”
百姓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个老农站了出来。
“大人，”他说，“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胡德厚修堤的时候，用的石料，都是从我家山上采的。他说给钱，但到现在一文钱都没给。我有他打的欠条。”
“拿来。”
老农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郑方正。郑方正看了看，点了点头。
“还有谁？”
又一个人站了出来。又一个人。又一个人。短短半天时间，就有几十个百姓来县衙举报胡德厚的罪行——贪墨、受贿、强占田地、逼死人命。
郑方正一一记录在案。
晚上，他找到了陈向北。
“陈大人，”他说，“你做得对。胡德厚这个人，确实有问题。而且问题不小。”
“郑大人，”陈向北说，“堤坝的事，不能等。胡德厚虽然被抓了，但堤坝还是那个样子。汛期就要来了，如果不赶紧修，后果不堪设想。”
“你有什么办法？”
“我算过了。兰阳县境内最危险的那段堤，大约二十里，需要加固。材料可以从青石州调——砖、石料、石灰，青石州都有。人工可以从当地百姓中征调——以工代赈，管饭，记工分，将来分红。”
“银子呢？”
“青石州的砖窑和翻砂厂，每个月的利润大约有五百两。我跟钱广财商量过，他可以先垫付三千两，等朝廷的银子拨下来再还。”
郑方正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
“陈大人，”他说，“你这个人，做事的方式，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别人遇到问题，是先找朝廷要银子。你是自己想办法。”
“因为朝廷的银子太慢了。”陈向北说，“汛期不等人。”
郑方正笑了。
“好，”他说，“你干。胡德厚的事，我来处理。”
九月初，青石州的砖和石料运到了兰阳县。
第一批材料是钱广财亲自押运来的。他带了一百辆大车，装满了砖、石料、石灰，还有柳娘子做的五百斤蝗虫粉面条。
“陈大人！”钱广财从车上跳下来，满脸是汗，“您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辛苦了。”陈向北说，“钱老板，这次多亏了你。”
“大人客气了。”钱广财擦了擦汗，“青石州的事，就是我的事。大人放心，材料管够！”
陈向北看着那一百辆大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两年前，青石州还是一个穷得卖儿卖女的破县。现在，它已经能支援黄河治理工程了。
“钱老板，”他说，“柳娘子的面条，也带来了？”
“带来了！五百斤！”钱广财指了指最后一辆车，“柳娘子说，这是给大人和工人们吃的。她还说——”
“说什么？”
“她说，‘让陈大人别光吃干馒头，吃点面条，补补身子’。”
陈向北嘴角动了一下。
“替我谢谢她。”他说。
九月，兰阳县的堤坝加固工程全面启动。
陈向北采用了在青石州行之有效的“分段包干”法——把二十里堤坝分成十段，每段两里，承包给一个施工小组。每个小组由当地百姓组成，组长由大家推选。县里提供材料、工具和口粮，记工分，将来分红。
一开始，百姓们不敢来。胡德厚虽然被抓了，但他在兰阳县经营了八年，余毒未清。百姓们怕——怕胡德厚的同党报复，怕干完了活拿不到钱，怕这个京城的官跟胡德厚一样，只是来捞一把就走。
“大人，”一个中年农民蹲在堤坝下面，抽着旱烟，“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不敢干。上一个修堤的官，也是这么说的——‘管饭，给钱，记工分’。结果呢？干了三个月，一文钱没拿到。饭还是我们自己带的。”
“那是胡德厚。”陈向北说，“我不是胡德厚。”
“您说得再好听，我们也不信。”农民摇了摇头，“除非——您先把钱拿出来。”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他所有的积蓄——二十三两银子。他把银子放在地上。
“这是二十三两银子。我的全部家当。”他说，“你们干一天活，我发一天工钱。现结，不欠账。”
农民看着地上的银子，愣住了。
“大人，”他说，“您这是——”
“我不是胡德厚。”陈向北说，“我不会贪你们一文钱。”
那天，有三十多个百姓报了名。
第二天，六十多个。
第三天，一百多个。
十天之后，工地上已经有三百多个人在干活了。
陈向北每天天不亮就到工地，天黑才回去。他检查每一段堤坝的质量——石料是不是实心的，石灰浆的配比对不对，砌筑的密实度够不够。他发现不合格的地方，就要求返工。工人们一开始有怨言，但后来发现，返工之后的堤坝确实更结实，也就不说什么了。
“大人，”一个年轻工人笑着对他说，“您这个‘分段包干’的法子，真好。以前我们干活，是给东家干，能偷懒就偷懒。现在我们是给自己干，干得多，拿得多。谁还偷懒？”
“所以我不是你们的东家。”陈向北说，“我是你们的合伙人。”
“合伙人？”年轻工人挠了挠头，“什么是合伙人？”
“就是——我们一起干。干成了，大家都有好处。干不成，大家一起倒霉。”
年轻工人想了想，笑了。
“大人说得对，”他说，“我们是合伙人。”
九月十五，陈向北在日记本上写：
“兰阳县的堤坝加固工程，已经干了半个月。二十里堤坝，完成了大约五里。进度有点慢，但质量不错。”
“胡德厚被抓了。郑方正说，他的案子不小，可能要判死刑。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胡德厚倒了，但他的同党还在。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
“钱广财从青石州运来了材料。砖、石料、石灰，还有柳娘子的面条。工人们吃了面条，都说好。有人说，‘这面条比我们家过年吃的饺子还香’。”
“我想起柳娘子了。想起她做的面，想起她说的话，想起她站在酒肆门口送我的样子。我说过会回去的。等黄河的事告一段落，我就回去。”
“今天的月亮很圆。跟八月十五那天一样圆。”
他放下笔，吹灭油灯。
窗外，黄河在月光下流淌，轰隆隆的，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在打鼾。
但这一次，他没有害怕。
因为他知道，这头巨兽，总有一天会被驯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