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兰阳县的堤坝加固工程完成了第一期。二十里最危险的堤段，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加固完毕。石料是实心的，石灰浆是按照陈向北的配方重新和的，砌筑的密实度是逐段检查的。工人们虽然累，但看着那道新修的堤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但陈向北知道，这只是开始。兰阳县境内还有六十多里堤坝需要加固，上游的封丘县、下游的铜瓦厢，情况比兰阳县还差。他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的进度，要把这一段黄河的堤坝全部加固一遍，至少需要两年。两年，七百三十天。每一天都不能停。
十月初，陈向北在工地上遇到了一个人。
来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一身粗布衣裳，皮肤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看起来跟工地上干活的工人没什么两样。但他的眼神不一样——工人们的眼神是麻木的、疲惫的，他的眼神是锐利的、有光的。
“你是陈大人？”中年人走到陈向北面前，拱了拱手。
“我是。你是？”
“草民周永昌，封丘县人。祖上三代都在黄河上讨生活。我爷爷是河工，我爹是河工，我也是河工。”
陈向北打量了他一眼：“你来兰阳县做什么？”
“听说京城来了个大人，在兰阳县修堤，跟别的官不一样。草民想来看看。”
“哪里不一样？”
“草民在黄河上干了二十多年，见过的官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他们来修堤，都是坐在衙门里喝茶，让手下来工地上转一圈，回去写个报告，就算‘视察’了。大人不一样——”他指了指陈向北脚下的泥，“大人的鞋上有泥。”
陈向北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草鞋，全是泥，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周永昌，”他说，“你来找我，不只是为了看我的鞋吧？”
周永昌沉默了一会儿。
“大人，”他说，“草民有一件事想求您。”
“什么事？”
“封丘县的堤坝，比兰阳县还差。去年秋天，已经垮了一段，淹了十几个村子。今年汛期的时候，又垮了一段。县太爷不管，府台大人也不管。草民想请大人去封丘县看看。”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
“周永昌，”他说，“你在封丘县，是什么身份？”
“草民是河工。没有身份。”
“你在黄河上干了二十多年，对封丘县的情况熟悉吗？”
“熟悉。每一段堤坝，每一个险工，每一处漏洞——草民都清楚。”
“好。”陈向北说，“你带路。我去封丘县看看。”
十月初五，陈向北带着沈墨和赵铁山，跟着周永昌去了封丘县。
封丘县在兰阳县的上游，两县交界处就是那道去年垮掉的堤坝。陈向北站在堤坝上，看着眼前的景象，沉默了很久。
堤坝垮了一段大约五丈宽的缺口，缺口处用树枝和草席挡着，上面压了几袋沙子。河水从缝隙里渗出来，在堤坝下面汇成了一条小溪。堤坝的内侧，是一片低洼的平地。平地上有十几个村庄，村庄的房屋低矮破旧，有些已经倒塌了。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的，像是被人拔了一般。
“去年秋天，”周永昌指着那片平地，“这里淹了。水来了三天三夜，淹了十八个村子，死了二百多人。县太爷不管，府台大人也不管。百姓们只能自己跑，跑得掉的跑，跑不掉的——”
他没有说下去。
陈向北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堤坝上的缺口。树枝已经腐烂了，草席也烂了几个洞，沙子被水冲走了大半。这样的堤坝，别说大汛，就是一场暴雨都撑不住。
“周永昌，”他站起来，“封丘县的县令是谁？”
“姓张，叫张德胜。”
“张德胜？”陈向北皱眉，“跟孙德胜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但张德胜跟胡德厚是连襟。胡德厚的妻子，是张德胜妻子的姐姐。”
陈向北和沈墨对视了一眼。
“大人，”沈墨低声说，“胡德厚刚被查办，他的连襟还在位子上。这里面的水，比黄河还深。”
陈向北没有说话。他沿着堤坝走了很长一段，一边走一边看。周永昌跟在后面，指着每一处险工、每一处漏洞，给他讲解。他说得头头是道，对封丘县的堤坝情况了如指掌。
“周永昌，”陈向北停下来，“你对黄河这么熟悉，为什么只是一个河工？”
周永昌苦笑了一下：“大人，在黄河边上，懂黄河的人，往往当不了官。当官的，都是不懂黄河的人。他们坐在衙门里，喝着茶，看着报告，就把堤坝修了。修得好不好，他们不管。反正洪水来了，淹的是百姓，不是他们。”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
“周永昌，”他说，“如果我让你来负责封丘县的堤坝加固工程，你敢不敢？”
周永昌愣住了。
“大人，”他的声音有些发抖，“您说什么？”
“我说，让你来负责封丘县的堤坝加固工程。你懂黄河，你知道哪里最危险，哪里需要加固，哪里可以缓一缓。你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
“可是——草民只是一个河工。没有功名，没有官职，没有——”
“这些都不重要。”陈向北打断了他，“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堤修好。”
周永昌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能。”他说，“草民能。”
“好。”陈向北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封丘县堤坝加固工程的总管。工钱跟其他工人一样，管饭，记工分，将来分红。没有额外的待遇，没有特殊的照顾。你愿意吗？”
周永昌的眼眶红了。
“大人，”他说，“草民愿意。草民不要工钱，不要工分，不要分红。只要能把堤修好，草民死也愿意。”
“工钱要拿。工分要记。分红要分。”陈向北的语气很平静，“你不拿，别人也不好意思拿。这是规矩。”
周永昌看着他，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大人，”他说，“您是好人。”
“不是好人。”陈向北转身走了，“是干工程的。”
十月中旬，陈向北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
折子里，他没有弹劾张德胜——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他如实汇报了封丘县堤坝的情况——去年秋天垮了一段，淹了十八个村子，死了二百多人。堤坝至今没有修复，只用树枝和草席挡着。今年汛期又垮了一段，情况更加严重。
他建议：一、立即拨银子修复封丘县的堤坝；二、撤换封丘县令张德胜，另派得力官员接任；三、任命周永昌为封丘县堤坝加固工程的技术总管。
折子送到京城的时候，方远正在家里喝茶。他看完折子，沉默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
“这个陈向北，”他自言自语，“又捅了一个马蜂窝。”
他换了官服，进宫去见皇帝。
皇帝看完折子，沉默了一会儿。
“方爱卿，”他说，“陈向北说的这些，是真的吗？”
“回陛下，”方远说，“臣已经派人去查了。封丘县的堤坝，确实垮了两段。去年秋天一段，今年汛期一段。死了多少人，还在核实。但至少有一百人以上。”
皇帝的脸色沉了下来。
“张德胜呢？他为什么不报？”
“臣查过了。张德胜报了。但他报的是‘堤坝轻微损坏，无人员伤亡’。府台大人也批了。户部的银子拨下来了，但被层层克扣，到了封丘县，只剩不到三成。三成的银子，修不了堤坝。”
皇帝的手在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混账！”他的声音不大，但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威压，“朕的银子，朕的百姓，他们就是这样对待的？”
方远跪下来：“陛下息怒。”
“息怒？朕怎么息怒？”皇帝站起来，在御书房里走了几步，“黄河年年决口，年年死人。朕每年拨几十万两银子修堤，银子到哪里去了？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到豪绅的宅子里去了！就是没有到堤坝上去！”
他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方远。
“方爱卿，传朕的旨意——封丘县令张德胜，革职拿问。家产查封，押送京城受审。府台——也换了。另外，拨银子十万两，修复封丘县的堤坝。陈向北推荐的周永昌，任命为封丘县堤坝加固工程的技术总管，从九品，戴罪立功。”
“是，陛下。”
十月底，张德胜被抓了。
跟胡德厚一样，他也是被从县衙里拖出来的，上了枷锁，押上了囚车。百姓们站在路边看着，没有人哭，没有人喊，只是沉默地看着。
囚车从街上经过的时候，一个老妇人冲了出来，拦在囚车前面。
“张德胜！”她指着囚车里的张德胜，声音嘶哑，“你还我儿子！我儿子去年秋天被洪水淹死了，你不管！你报‘无人员伤亡’！你还我儿子！”
衙役们把老妇人拉开了。囚车继续往前走。老妇人跪在地上，哭得喘不过气来。
陈向北站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切，沉默了很久。
“大人，”沈墨在旁边低声说，“您怎么了？”
“没什么。”陈向北转身走了，“去工地。”
十一月初，封丘县的堤坝加固工程启动了。
周永昌被任命为技术总管之后，干劲十足。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到工地，天黑才回去。他检查每一段堤坝，每一块石料，每一锹石灰浆。他的眼睛很毒，任何一点不合格的地方都逃不过他的检查。
“这块石头不行，”他指着一块有裂纹的石料对工人说，“换一块。”
“这个石灰浆太稀了，”他用手捏了一撮石灰浆，“重和。”
“这段砌筑的密实度不够，”他敲了敲堤坝的表面，“返工。”
工人们一开始有怨言——这个周永昌，以前也是个河工，跟我们一样。现在当了官，就摆起架子来了。但后来他们发现，周永昌不是摆架子。他要求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合理的。他让换的石料，确实有裂纹；他让重和的石灰浆，确实太稀了；他让返工的堤段，确实不结实。
“周总管，”一个年轻工人笑着对他说，“您以前也是个河工，怎么现在比我们还懂？”
“因为我干得比你们久。”周永昌说，“我爷爷是河工，我爹是河工，我也是河工。黄河的事，我从小就懂。”
“那您觉得，这道堤修好了，能管多少年？”
“至少十年。”周永昌说，“如果维护得好，二十年也有可能。”
“二十年！”年轻工人的眼睛亮了，“那我的孩子就不用怕洪水了。”
“对。”周永昌说，“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孩子，都不用怕。”
十一月，天气越来越冷了。
黄河边上没有山挡着，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工地上的人穿着单薄的衣裳，冻得直哆嗦。陈向北从青石州调来了一批棉衣——是柳娘子组织学堂的孩子们和酒肆的帮工们赶做的。棉衣用的是粗布，里面塞的是旧棉花，虽然不厚，但总比没有强。
“大人，”沈墨拿着一件棉衣，翻来覆去地看，“这棉衣上的针脚，是柳娘子的手艺。”
陈向北接过来，看了看。棉衣的领口内侧，绣着一个小小的“柳”字。
“她有心了。”他把棉衣穿上。
棉衣很暖和。不全是棉花的功劳，还有别的什么。
十一月下旬，陈向北收到了柳娘子从青石州寄来的一封信。
信是托钱广财的商队捎来的。信封上用簪花小楷写着“陈大人亲启”五个字。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像是练了很多遍。
陈向北拆开信，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几行字：
“陈大人，见信好。青石州一切都好。钱主簿把政务管得井井有条，沈先生和赵先生把学堂办得越来越好，王石匠把工程队带得跟您在一的时候一样好。砖窑和翻砂厂的生产没有停，钱老板的货栈生意兴隆。荒滩上的高粱收了八百石，冬小麦种了一千八百亩，明年夏天又能大丰收。”
“您走了之后，我每天都在酒肆里煮面。客人还是那么多，但总觉着少了点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少了一个人吃面。”
“您说过会回来的。我等着。”
“柳娘子。”
陈向北看完信，沉默了很久。
“大人，”沈墨站在旁边，“柳娘子说什么？”
“说青石州一切都好。”陈向北把信折好，塞进怀里，“说荒滩上的高粱收了八百石，冬小麦种了一千八百亩。”
“还有呢？”
“还有——”他顿了一下，“说少了一个人吃面。”
沈墨沉默了一会儿。
“大人，”他说，“您想回去吗？”
“想。”陈向北站起来，“但现在不能回。黄河的事还没做完。”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门外的风很冷，但他怀里的信很暖。
腊月初，朝廷的十万两银子拨到了封丘县。
银子是郑方正亲自押运来的。他带着一队骑兵，押着十几辆大车，浩浩荡荡地进了封丘县城。
“陈大人，”郑方正从马上跳下来，“银子到了。十万两，一分不少。”
“郑大人辛苦了。”陈向北说。
“不辛苦。”郑方正擦了擦汗，“倒是你，在黄河边上待了几个月，瘦了不少。”
“干活的人，不瘦才怪。”
郑方正笑了。
“陈大人，”他说，“我这次来，不光是送银子。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圣上让我转告你——‘堤要修，人要活。修堤是为了活人，不是为了修堤而修堤。不要把百姓当牛马使唤。’”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
“臣明白。”他说。
“还有，”郑方正压低声音，“朝中有人在说你的事。说你‘越权行事’‘收买民心’‘图谋不轨’。跟钱通弹劾你的时候，一模一样。”
陈向北的表情没有变化。
“郑大人，”他说，“下官不在乎。”
“我知道你不在乎。但我在乎。”郑方正看着他，“陈大人，你是个能做事的官。我不想看着你被人害死。”
“那您说怎么办？”
“小心。”郑方正说，“小心再小心。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得罪的人不得罪。”
“可是——”
“我知道。”郑方正打断了他，“你是干工程的。干工程的人，眼里只有堤坝，没有别的。但你要记住——在黄河边上，堤坝不只是堤坝。是银子，是权力，是人的命。”
陈向北沉默了很久。
“郑大人，”他说，“下官记住了。”
腊月初八，腊八节。
陈向北在工地上过了一个没有腊八粥的腊八节。他跟工人们一起吃干馒头、喝凉水、啃咸菜。工人们问他：“大人，今天腊八节，怎么没有腊八粥？”
“等堤修好了，”他说，“天天都是腊八节。”
工人们笑了。他们喜欢听陈大人说话——虽然有时候听不懂，但听着心里踏实。
那天晚上，陈向北坐在堤坝上，看着黄河。月亮很大，很圆，照在河面上，河水泛着银光。他想起去年的腊八节，在青石州。柳娘子煮了一大锅腊八粥，用的是新米——高粱米、小米、荞麦米，加上红豆、绿豆、红枣、核桃仁，熬了整整一个下午。粥煮好了，满街都是香味。
今年，他一个人坐在黄河大堤上，面前摆着一个干馒头和一壶凉水。
他从怀里掏出柳娘子的信，又看了一遍。
“您走了之后，我每天都在酒肆里煮面。客人还是那么多，但总觉着少了点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少了一个人吃面。”
他把信折好，塞回怀里。
“柳娘子，”他小声说，“我会回去的。吃你做的面。”
腊月十五，封丘县的堤坝加固工程完成了第一期。
三十里最危险的堤段，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全部加固完毕。周永昌站在堤坝上，看着这道新修的堤，老泪纵横。
“大人，”他对陈向北说，“我爷爷活着的时候说过，‘黄河安澜，天下太平’。他等了一辈子，没有等到。我爹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我今年四十三了，我以为我也等不到了。今天——”他擦了擦眼泪，“今天我看到了。”
“还没有。”陈向北说，“这只是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知道。”周永昌说，“但至少——开始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
陈向北在工地上给工人们放了一天假。他让沈墨去附近的镇上买了猪肉、白酒和白面，给工人们包了一顿饺子。
工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着饺子，喝着酒，唱着歌。有人唱的是家乡的小调，有人唱的是黄河上的号子，有人唱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俚曲。歌声在黄河上飘荡，跟河水的轰鸣声混在一起，像一首乱七八糟但很好听的歌。
陈向北坐在人群里，端着一碗饺子，慢慢地吃。
“大人，”周永昌端着酒碗走过来，“我敬您一碗。”
“我不会喝酒。”
“大人，今天小年，破个例。”
陈向北端起碗，抿了一口。酒是劣质的白酒，辣得他直皱眉。
“大人，”周永昌坐下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什么问题？”
“您为什么要来黄河？”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黄河两岸的百姓，需要有人帮他们。”他说。
“那您帮了他们，自己能得到什么？”
“什么都得不到。”陈向北说，“但也不想要什么。”
周永昌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大人，”他说，“您是个傻子。”
陈向北嘴角动了一下。
“傻子就傻子吧。”他说，“傻子做事，聪明人做人。我只想做事。”
腊月二十八，陈向北在日记本上写：
“腊月，封丘县的堤坝加固工程完成了第一期。三十里堤，用了将近两个月。进度有点慢，但质量不错。周永昌是个好总管，比他当河工的时候还卖力。”
“郑方正送来了十万两银子。圣上让他转告我——‘堤要修，人要活’。我知道。我不会把百姓当牛马使唤。”
“朝中有人在说我的事。跟钱通弹劾我的时候一样。郑方正让我小心。我知道。但我不会因为有人要害我，就不做事。”
“柳娘子来信了。说青石州一切都好。说少了一个人吃面。信我收好了。等黄河的事告一段落，我就回去。吃她做的面。”
“今天小年。工人们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很好吃。”
他放下笔，吹灭油灯。
窗外，黄河在月光下流淌，轰隆隆的，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在打鼾。
但这一次，他没有害怕。
因为他知道，这头巨兽，总有一天会被驯服的。
不是现在，但总有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