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陈向北收到了一份让他彻夜难眠的情报。
情报是周永昌送来的。这个在黄河上干了二十多年的老河工，有一个习惯——每年腊月都要去上游走一趟，看看冰情，估估来年水势。今年他走得比往年远，一直走到了陕西境内。
“大人，”周永昌的脸色发青，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吓的，“陕西那边今年雪下得特别大。秦岭北坡的雪，厚的地方有一丈多。黄河上游的冰层，比往年厚了三尺不止。”
陈向北放下手里的笔：“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明年开春，雪一化，冰一开，上游的水会以比往年大得多的势头冲下来。如果咱们的堤坝还没修好——”
他没有说下去。但陈向北听懂了。
“你估计，”陈向北说，“水位会比往年高多少？”
周永昌伸出三根手指：“至少三尺。如果天气热得快，五尺也有可能。”
陈向北沉默了。他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用手指沿着黄河的走向慢慢划过。从陕西到河南，从河南到山东，千里河道，处处险工。兰阳县和封丘县的堤坝只加固了一小半，大部分还是老样子。那些年久失修的堤段，别说是五尺水，就是三尺水都未必撑得住。
“周永昌，”他转过身，“如果我现在给你所有人、所有材料，你能不能赶在开春之前，把兰阳和封丘两县最危险的堤段全部加固？”
周永昌算了很久。
“不能。”他说，“太短了。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两个月，二十个人手，材料也不够。”
“如果我从青石州再调人呢？从沿河各州县征调民夫呢？”
“那也不够。大人，修堤不是人多就行的。石料要一块一块地砌，石灰浆要一层一层地夯。快不了。”
陈向北坐下来，沉默了很久。
“那就换一个办法。”他说。
“什么办法？”
“不修全线。只保最要命的几个点。把所有人、所有材料集中到最危险的那几段堤坝上，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其他的地方——”他顿了一下，“听天由命。”
周永昌的脸色更难看了。
“大人，”他说，“如果别的地方垮了呢？”
“那就提前撤人。把堤坝后面的村子全部迁走，百姓转移到高地。人先保住。堤垮了可以重修，人死了就活不过来了。”
周永昌沉默了。他知道陈向北说的是对的，但他也知道这话说出去会有多难。沿河几十个村子，几千户人家，让他们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搬到陌生的高地上——这不是一道命令能解决的事。
“大人，”他说，“百姓们不会走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地在那里。房子在那里。祖坟在那里。您让他们走，他们宁肯死在堤坝上，也不会走。”
陈向北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黄河在月光下流淌，河面上的冰层泛着冷光。
“那就让他们看到，不走会死。”他说，“明天，召集两县的里正、乡绅、百姓代表，到兰阳县衙开会。我有话对他们说。”
腊月三十，大年三十。
兰阳县衙的大堂里挤满了人。两县的里正、乡绅、百姓代表，把大堂塞得满满当当。有人在抽烟，有人在嗑瓜子，有人在交头接耳。他们不知道陈向北为什么要在大年三十把他们叫来，但他们知道——这个京城来的官，跟以前的官不一样。他来了之后，胡德厚倒了，张德胜也倒了。堤坝修了，工钱发了，面条吃了。所以，他们来了。
陈向北站在大堂正中的案几后面，看着这些人。他的面前没有茶，没有点心，只有一张黄河沿岸的地图，上面用红笔画满了圈圈点点。
“各位父老，”他说，“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件事要告诉你们。”
大堂里安静了下来。
“明年开春，黄河上游的雪水会很大。水位可能比往年高出三尺，甚至五尺。兰阳县和封丘县的堤坝，现在的情况你们也知道——只加固了一小半，大部分还是老样子。如果洪水来了，堤坝很可能撑不住。”
大堂里炸开了锅。有人惊叫，有人咒骂，有人沉默不语。
“大人，”一个老里正站起来，“您说的这些，是真的？”
“是真的。周永昌在黄河上干了二十多年，他的话不会错。”
“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陈向北等嘈杂声平息了一点，才继续说：“我有两个方案。第一个——从现在开始，集中所有人、所有材料，抢在最危险的几段堤坝上。能加固多少加固多少。其他的堤段，听天由命。但人要先撤。堤坝后面的村子，全部迁走。百姓转移到高地上。”
“迁走？”一个乡绅跳了起来，“凭什么？我的地在那里，我的房子在那里，我的祖坟在那里！你说迁就迁？”
“如果不迁，”陈向北的声音很平静，“洪水来了，你的地、你的房子、你的祖坟，全没了。你人也可能没了。”
乡绅的脸涨得通红：“你——你这是危言耸听！黄河年年涨水，年年都没事！凭什么今年就有事？”
“因为今年的雪比往年大。冰比往年厚。水比往年多。”陈向北看着他，“你可以不信。但如果我猜对了，你后悔都来不及。”
乡绅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第二个方案呢？”有人问。
“第二个方案——全线抢修。把沿河所有能调动的人、所有能弄到的材料，全部用在堤坝上。两个月之内，把最危险的堤段全部加固一遍。但——”他顿了一下，“这个方案，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银子，需要材料，需要沿河各州县的配合。朝廷的银子还没到，材料要从远处运，人要从各地征调。能不能赶上汛期，我没有把握。”
大堂里沉默了。
“大人，”老里正站起来，“您说，哪个方案好？”
陈向北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说，“第一个方案，能保人。但保不住地。第二个方案，能保地。但不一定能赶上。”
“那您倾向哪个？”
“第一个。”陈向北说，“人在，什么都好说。人没了，什么都没了。”
大堂里又沉默了。
“大人，”老里正说，“我信您。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陈向北看着这个老人，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信任——这两个字，在青石州，他花了一年多才建起来。在黄河边上，他只用了不到半年。不是因为他的本事变大了，而是因为——百姓们太需要一个人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了。
“那就第一个。”他说，“从明天开始，两县最危险的七个村子，全部迁到高地上。县里提供帐篷、粮食、工具。各家各户的地契、房契，县里统一登记造册。洪水退了之后，能回去的回去，回不去的——”他顿了一下，“县里想办法安置。”
“安置？”那个乡绅又跳了起来，“怎么安置？我们的地没了，房子没了，你拿什么安置？”
“拿青石州的砖，拿青石州的铁，拿黄河边上的土。”陈向北的声音不大，但很硬，“我陈向北说话算话。你们的房子倒了，我给你们盖新的。你们的地淹了，我给你们开新的。你们活不下去，我养你们。但前提是——你们要先活着。”
乡绅看着他，嘴唇哆嗦着，最终没有再说一句话。
正月初一，搬迁开始了。
陈向北把两县最危险的七个村子画在了地图上。这些村子都在堤坝后面三里以内，地势低洼，一旦决口，首当其冲。七个村子，一千二百多户，将近六千人。要在两个月之内全部迁走，谈何容易。
沈墨负责登记造册。他带着几个文书，挨家挨户地走，登记每家的户主、人口、田地、房屋。每登记一户，就发一块木牌，上面刻着编号。将来凭木牌领取救济、分配田地、重建房屋。
赵铁山负责维持秩序。搬迁的时候，总有人不愿意走。有的是舍不得房子，有的是舍不得地，有的是舍不得祖坟。赵铁山带着人，一家一家地劝。劝不动的，就强行搬。他知道这样做不近人情，但他更知道——洪水来了，不讲人情。
周永昌负责勘察高地。他在黄河边上跑了二十多年，哪里地势高、哪里能住人、哪里能打井，他了如指掌。他在县城北边五里外找到了一片高地，地势高出河面三丈有余，面积足够安置六七千人。高地上有几户人家，还有一些荒地，可以搭建帐篷、储存粮食。
陈向北负责统筹一切。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他去搬迁现场，去看安置点，去堤坝上检查加固进度。他的嗓子哑了，脚上磨出了水泡，眼睛布满了血丝。但他没有停。
“大人，”沈墨有一天忍不住说，“您歇一天吧。再这样下去，洪水没来，您先倒了。”
“不会倒。”陈向北说，“我倒了，谁管这些事？”
“可是——”
“没有可是。”他站起来，穿上草鞋，“走，去安置点看看。”
安置点在高地上，已经搭起了几百顶帐篷。帐篷是青石州连夜赶制的——用粗布缝的，虽然不防水，但能挡风。每顶帐篷住五六个人，一家一户。帐篷前面挖了排水沟，旁边建了简易的茅厕和灶台。
陈向北走在帐篷之间，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
“陈大人，吃了没？”
“陈大人，进屋坐坐？”
“陈大人，我家孩子病了，您能不能给看看？”
他一一回应。孩子病了，他让沈墨去找大夫——他从府城请了两个大夫，专门负责安置点的医疗。粮食不够了，他让赵铁山去调粮——从青石州运来的粮食，已经在路上了。有人想家，他坐下来，陪他们说话。
“大人，”一个老妇人拉着他的手，“我家在堤坝后面住了三十年了。那个房子，是我男人一砖一瓦盖起来的。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住在里面，每天都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现在搬走了，那个房子可能就没了。我舍不得。”
陈向北蹲下来，握着她的手。
“大娘，”他说，“房子没了，我给您盖新的。盖得比原来还好。青砖灰瓦，亮亮堂堂。”
“真的？”
“真的。我说话算话。”
老妇人擦了擦眼睛，笑了。
“大人，”她说，“您是个好人。”
正月十五，元宵节。
安置点里没有灯笼，没有汤圆，没有鞭炮。百姓们围坐在帐篷前，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照在黄河上，河水泛着银光。
陈向北坐在人群里，端着一碗稀粥，慢慢地喝。
“大人，”一个年轻人凑过来，“今天是元宵节。您不想家吗？”
“想。”陈向北说。
“想哪里？”
“想青石州。”
“青石州是哪里？”
“是我以前待的地方。在西北。离这里很远。”
“那里有什么？”
“有路，有渠，有砖窑，有翻砂厂，有学堂。还有一个——”他顿了一下，“还有一个开酒肆的老板娘，做的面条很好吃。”
年轻人笑了：“大人想的是面条，还是老板娘？”
陈向北没有回答。他低头喝粥。
“大人，”年轻人又说，“您说，洪水真的会来吗？”
“会。”
“您不怕吗？”
“怕。”陈向北抬起头，看着月亮，“但怕也没用。该来的总会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准备。”
“那您觉得，我们能撑过去吗？”
“能。”陈向北说，“只要人还在，就能撑过去。”
正月二十，青石州的第二批物资运到了。
这次是钱广财亲自押运的。他带了二百辆大车，装满了砖、石料、石灰、粮食、棉衣、帐篷，还有柳娘子做的两千斤蝗虫粉面条。
“陈大人！”钱广财从车上跳下来，满脸是汗，“您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辛苦了。”陈向北说，“钱老板，这次又让你破费了。”
“破费什么？”钱广财擦了擦汗，“青石州的事，就是我的事。黄河的事，也是我的事。大人放心，物资管够！”
陈向北看着那二百辆大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两年前，青石州还是一个穷得卖儿卖女的破县。现在，它已经成了黄河治理工程的大后方。
“钱老板，”他说，“柳娘子的面条，又带来了？”
“带来了！两千斤！”钱广财指了指最后一辆车，“柳娘子说，这是给大人和百姓们吃的。她还说——”
“说什么？”
“她说，‘让陈大人别光喝稀粥，吃点面条，补补身子。他要是瘦了，回来我就不给他煮面了。’”
陈向北嘴角动了一下。
“替我谢谢她。”他说，“就说——我不会瘦的。”
二月初二，龙抬头。黄河开冻了。
那天早上，陈向北被一阵沉闷的轰鸣声惊醒。他冲出帐篷，跑到堤坝上。河面上的冰层在断裂、在移动、在互相撞击，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冰块顺着水流往下游冲去，撞在堤坝上，溅起冲天的水花。河水开始上涨。一个时辰之内，涨了半尺。两个时辰之内，涨了一尺。
“大人，”周永昌站在他旁边，脸色铁青，“水比预计的还大。照这个速度，三天之内就会涨到警戒线。”
“最危险的那几段堤坝，加固得怎么样了？”
“兰阳县的三段，加固了七成。封丘县的四段，加固了六成。其他的——”
“其他的不管了。”陈向北打断了他，“集中所有人、所有材料，死守那七段。其他的堤段，能守就守，守不住就撤。”
“是。”
二月初五，黄河水位涨到了警戒线。
河水浑黄发红，卷着泥沙和冰块，轰隆隆地往下游冲去。堤坝在洪水的冲击下瑟瑟发抖，像一排随时会倒下的老人。
陈向北站在兰阳县最危险的那段堤坝上，指挥抢险。工人们扛着沙袋、石料、木桩，在堤坝上跑来跑去。赵铁山带着民团的弟兄们，在最危险的地方筑人墙。沈墨在堤坝后面的帐篷里，调配物资、登记人员、传递消息。
“大人！”周永昌从堤坝的另一头跑过来，“封丘县的那段堤撑不住了！水已经开始漫过来了！”
“撤人！”陈向北喊，“让堤坝后面的人全部撤走！一个不留！”
“是！”
半个时辰之后，封丘县那段堤坝垮了。洪水从缺口处涌出来，像一头出笼的猛兽，咆哮着冲向堤坝后面的村庄。好在人已经撤了，房子和地没了，但人还在。
陈向北站在兰阳县的堤坝上，看着远处那片被洪水淹没的土地，沉默了很久。
“大人，”沈墨走过来，“封丘县的那段堤，垮了。但人全部撤出来了。没有一个伤亡。”
“好。”陈向北说，“兰阳县的堤，不能垮。死也不能垮。”
那天晚上，陈向北没有回营地。他站在堤坝上，守了一夜。工人们也没有回去。他们扛着沙袋、石料、木桩，在堤坝上来回奔波。赵铁山带着民团的弟兄们，在最危险的地方筑人墙。沈墨在堤坝后面的帐篷里，调配物资、登记人员、传递消息。
天快亮的时候，水位开始下降了。洪水冲开了几处缺口，泄走了一部分水。兰阳县的堤坝，撑住了。
陈向北瘫坐在堤坝上，浑身泥泞，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赵铁山走过来，递给他一壶水。
“大人，”他说，“撑住了。”
“嗯。”陈向北喝了口水，“撑住了。”
“封丘县垮了两段，兰阳县垮了一段。但人全部撤出来了。没有一个伤亡。”
“好。”陈向北站起来，“统计一下损失。房子、地、牲口——全部统计清楚。洪水退了之后，要安置百姓，要重建家园。”
“是。”
陈向北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过头。
“赵县尉，”他说，“谢谢你。”
赵铁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大人谢什么？这是我该做的。”
“不是该做的。”陈向北说，“是你愿意做的。”
二月中旬，洪水退了。
黄河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河水不再咆哮，不再翻涌，只是静静地流着，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不说话。但洪水留下的伤痕，触目惊心。堤坝垮了三段，房子倒了几百间，地淹了几千亩。好在——人还在。六千多人，一个都没少。
陈向北站在封丘县那段垮掉的堤坝上，看着下面那片被洪水浸泡过的土地。土地上一层淤泥，淤泥里夹杂着树枝、草屑、破布、烂木头。几个百姓在淤泥里翻找着什么，偶尔找到一件还能用的家具或农具，就小心翼翼地搬出来，放在干燥的地方。
“大人，”周永昌站在他旁边，“损失统计出来了。房子倒了四百二十间，地淹了三千八百亩，牲口死了二百多头。粮食——”他顿了一下，“粮食损失了大约八百石。”
“人没有伤亡就好。”陈向北说，“房子可以重建，地可以重新开垦，牲口可以再买，粮食可以从青石州调。”
“大人，”周永昌犹豫了一下，“百姓们想回去。”
“回去？”
“回原来的村子。水退了，他们想回去看看。能住的房子就住，不能住的就搭个棚子。地能种就种，不能种就等着。”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
“让他们回去。”他说，“但不能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所有的房子都要检查一遍，危房不能住人。地也要检查，淤泥清了才能种。”
“是。”
二月底，陈向北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折子里，他如实汇报了洪灾的情况——堤坝垮了三段，房子倒了几百间，地淹了几千亩，但人没有伤亡。他请求朝廷拨银子赈灾、修堤、安置百姓。
折子送到京城的时候，方远正在家里喝茶。他看完折子，沉默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
“这个陈向北，”他自言自语，“又立功了。”
他换了官服，进宫去见皇帝。
皇帝看完折子，沉默了一会儿。
“方爱卿，”他说，“陈向北说，人没有伤亡。是真的吗？”
“回陛下，是真的。臣已经派人去核实了。封丘县和兰阳县的堤坝垮了三段，但百姓全部撤出来了。六千多人，一个都没少。”
皇帝站起来，走到窗前，沉默了很久。
“方爱卿，”他说，“朕继位以来，黄河决口了无数次。每一次，都是几百人、几千人地死。朕每年拨几十万两银子修堤，银子花了不少，人还是照死。这是第一次——堤垮了，人没死。”
他转过身，看着方远。
“陈向北，是个能人。”
“陛下英明。”
“传朕的旨意——陈向北，加封为‘黄河治理使’，从四品。赏银五百两，绸缎二十匹。沿河各州县，必须全力配合他的工作。谁敢挡他的路——”他顿了一下，“朕灭他的九族。”
“是，陛下。”
三月初，圣旨到了黄河边。陈向北跪在泥地里，听完圣旨，磕了三个头，站起来。
“大人，”沈墨在旁边说，“恭喜您。从四品了。”
“没什么好恭喜的。”陈向北说，“官大官小，都一样干活。”
“那不一样。”沈墨笑了，“官大了，能做的事就多了。”
陈向北没有接话。他看着远处那片被洪水浸泡过的土地，沉默了一会儿。
“沈墨，”他说，“帮我去办一件事。”
“什么事？”
“给柳娘子写一封信。告诉她——洪水退了，人没事。让她别担心。”
沈墨看着他，忽然笑了。
“大人，”他说，“您是不是想柳娘子了？”
陈向北没有回答。他转身走了。
三月初三，陈向北在日记本上写：
“二月，黄河大汛。水位比往年高了四尺。封丘县垮了两段堤，兰阳县垮了一段。房子倒了四百多间，地淹了三千八百亩，牲口死了二百多头。但人——六千多人，一个都没少。”
“圣上加封我为‘黄河治理使’，从四品。赏银五百两，绸缎二十匹。官大官小，都一样干活。但官大了，能做的事确实多了。”
“周永昌是个好总管。这次洪水，他立了大功。没有他，人不可能全部撤出来。”
“赵铁山带着民团的弟兄们，在最危险的地方筑人墙。他们的命是命，别人的命也是命。我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下次，要想更好的办法。”
“沈墨让我给柳娘子写信。我写了。就几句话——‘洪水退了，人没事。别担心。’不知道她收到没有。”
“青石州，不知道怎么样了。老钱的政务，沈先生的学堂，王石匠的工程队，马德明的翻砂厂，钱广财的货栈——还有柳娘子的面。都好。”
他放下笔，吹灭油灯。
窗外，黄河在月光下流淌，不再咆哮，不再翻涌，只是静静地流着，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不说话。
但这一次，他没有生气。因为洪水虽然冲垮了堤坝，但没有冲走一个人。六千多人，一个都没少。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人在，就好。人在，什么都可以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