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三，黄河边上的年味还没散尽，陈向北就收到了钱广财从京城寄来的一封密信。信不是通过正常渠道送的，而是派了一个贴身的伙计，昼夜兼程，直接送到工地上。伙计跑得马都换了三匹，到的时候满身泥泞，嘴唇干裂，话都说不利索了。
陈向北拆开信，看完之后，脸色沉了下来。
“大人？”沈墨在旁边，“怎么了？”
陈向北把信递给他。沈墨接过来，越看脸色越难看。信上说，打听陈向北的人查到了，不止一拨——京城一拨，青石州一拨，还有一拨在黄河边上。京城的跟胡德厚的同党有关，青石州的跟王德厚的余孽有关，黄河边上的那拨人最麻烦——他们跟朝中一个叫赵伯庸的人有关。
“赵伯庸？”沈墨皱眉，“工部侍郎赵伯庸？”
“你认识？”
“听说过。此人是工部老人，在河工上经营了二十多年。黄河每年的修堤银子，有大半经他的手。如果说胡德厚是老鼠，赵伯庸就是老虎。”沈墨放下信，声音压低了，“大人，您在铜瓦厢修石堤，动了他的奶酪。土堤年年修，银子年年拨，他年年贪。石堤修好了，不用年年修了，他的财路就断了。”
陈向北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黄河在阳光下流淌，石墙在河岸边泛着青灰色的光。他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把最危险的那段土堤改成了石堤。他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没想到却捅了一个马蜂窝。
“沈墨，”他转过身，“赵伯庸在朝中是什么地位？”
“工部侍郎，从三品。在工部经营了二十多年，门生故吏遍天下。黄河沿岸的官员，有一半是他的人。”
“比钱通如何？”
“钱通跟他比，是蚂蚁比大象。”沈墨的表情很严肃，“大人，这次不一样。钱通是府丞，赵伯庸是侍郎。钱通只能在府城使坏，赵伯庸能在朝中使坏。钱通只能弹劾您，赵伯庸能要您的命。”
陈向北沉默了很久。
“方远知道吗？”他问。
“应该知道。但方远是都察院的御史，管不了工部的事。”
“那就让他管。”陈向北坐下来，铺开纸，开始写信，“我给方远写封信，告诉他赵伯庸的事。他管不了，但圣上管得了。”
沈墨看着他，犹豫了一下：“大人，您这是要跟赵伯庸撕破脸？”
“不是我要跟他撕破脸。是他要跟我撕破脸。”陈向北头也没抬，笔走龙蛇，“我断他的财路，他却断我的活路。”
正月初七，方远的回信到了。信写得很急，字迹潦草，跟他平时的工整大不相同：
“陈兄，赵伯庸的事我知道了。此人根深蒂固，不可轻动。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修堤，不是跟人斗。堤修好了，政绩摆在那里，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赵伯庸的事，我来处理。你不要管，不要问，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切记。”
陈向北看完信，沉默了一会儿。方远说得对——他的首要任务是修堤，不是跟人斗。堤修好了，政绩摆在那里，谁也动不了他。堤修不好，不用赵伯庸动手，他自己就完了。
“沈墨，”他把信折好，塞进怀里，“赵伯庸的事，暂时不管了。继续修堤。”
“下一段修哪里？”
“封丘县的那段土堤。去年差点垮了的那段。”他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用手指在封丘县的位置画了一个圈，“这段堤，跟铜瓦厢一样危险。今年把它修成石堤。”
正月十五，元宵节。封丘县的石堤工程在鞭炮声中启动了。
这一次，陈向北没有从头开始。他用了铜瓦厢的经验——就地开采石料，自己烧石灰，分段包干，记工分分红。工地上热火朝天，工人们的干劲比去年还足。因为他们看到了铜瓦厢的石堤，知道那东西真的管用。去年春汛，铜瓦厢的土堤垮了；今年春汛，石堤纹丝不动。
“大人，”周永昌站在封丘县的工地上，看着工人们干活，“照这个速度，封丘县的石堤，今年汛期之前能完工。”
“不够。”陈向北说，“今年要把封丘县和兰阳县的两段都修完。明年修上游的。”
“两段？”周永昌皱眉，“大人，人手不够。”
“人手不够就加人。从沿河各州县征调。工钱照发，工分照记，分红照分。”
“银子呢？”
“朝廷的银子不够，就用青石州的。青石州的不够，就借。借不到就赊。赊不到——”他顿了一下，“就欠着。”
周永昌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大人，”他说，“您这个干法，跟打仗一样。”
“这就是打仗。”陈向北看着远处的黄河，“跟天打仗，跟地打仗，跟人打仗。打赢了，百姓活。打输了，百姓死。输不起。”
正月下旬，陈向北收到了一份让他意外的奏报。
奏报是从京城来的，不是方远写的，也不是孙文翰写的，而是工部的一份公文。公文的内容很简短：“黄河治理使陈向北，在铜瓦厢修建石堤，未经工部批准，擅自变更河工规制，着即停止施工，听候查办。”
陈向北看完公文，沉默了很久。赵伯庸出手了。不是弹劾，不是暗算，而是用“规矩”来压他。河工有河工的规制，修什么样的堤，用什么样的料，花多少银子，都要经过工部批准。他在铜瓦厢修石堤，确实没有经过工部批准——因为等工部批下来，汛期早就过了。
“大人，”沈墨的脸色很难看，“赵伯庸这是要拿规矩卡您。”
“我知道。”陈向北把公文放下，“他想让我停工。我一停工，今年的汛期就危险了。封丘县和兰阳县的堤还没修，去年的石堤还没验收。如果出了事，就是我的责任。”
“那您怎么办？”
陈向北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封丘县的工地上热火朝天，几百个工人在干活。石料从山上运下来，石灰从窑里烧出来，石墙一天比一天高。
“不停工。”他说。
“不停工？可是工部的公文——”
“工部的公文是让我‘听候查办’，不是‘立即停工’。查办需要时间。在查办结果出来之前，我可以继续干。”
沈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大人，”他说，“您这是在钻空子。”
“不是钻空子。是争取时间。”陈向北转过身，“等查办的人来了，我的石堤已经修了一半。他总不能让我拆了重来吧？”
二月初，工部查办的人到了。
来人是个五十多岁的郎中，姓魏，叫魏明德。他在工部干了二十多年，是赵伯庸的心腹。魏明德到了黄河边上，没有直接找陈向北，而是先去看了铜瓦厢的石堤。他在石堤上走了一个来回，敲敲这里，摸摸那里，脸上的表情从轻蔑变成了凝重。
“陈大人，”他找到陈向北，“这个石堤，是您修的？”
“是。”
“用了多少石料？”
“三千方。”
“多少石灰？”
“八百石。”
“多少人工？”
“一万二千个工日。”
魏明德在本子上记了一笔，又问：“花了多少银子？”
“三万两。”
“三万两？”魏明德的眉头皱了起来，“户部核定的预算是五万两。您只花了三万两？”
“对。石料就地开采，石灰自己烧，人工以工代赈。比预算省了两万两。”
魏明德沉默了。他在工部干了二十多年，经手的河工项目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从来没有人能比预算省钱的——不超支就不错了。这个陈向北，不但省了钱，还省了两万两。
“陈大人，”他说，“您这个石堤，质量如何？”
“您自己看了。您觉得如何？”
魏明德又沉默了。他当然看了。石墙高三丈，底宽两丈，顶宽一丈，石料是花岗岩的，石灰浆是三合土的，砌筑的密实度是他见过最好的。这个石堤，别说五十年，一百年都垮不了。
“质量很好。”他不得不承认，“但是——您没有经过工部批准，擅自变更河工规制。这是违规的。”
“魏大人，”陈向北说，“去年春汛，铜瓦厢的土堤垮了。如果不修石堤，今年的春汛，它还会垮。等工部批下来，汛期已经过了。您是河工专家，您说，我能等吗？”
魏明德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魏大人，”陈向北又说，“您回去之后，如实向工部汇报。石堤的质量，您亲眼看到了。预算，您也看到了。如果工部觉得我违规，可以处分我。但在处分下来之前，我不会停工。封丘县和兰阳县的土堤，今年汛期之前必须修成石堤。这是保命的事，不能等。”
魏明德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陈大人，”他终于开口了，“您这个人，跟别的官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别的官，出了事就推卸责任。您是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不是揽责任。是做事。”陈向北说，“魏大人，您在工部干了二十多年，见过多少黄河决口？”
魏明德沉默了。他见过太多。每年汛期，都有奏报从黄河边送来——某县决口，淹了多少村子，死了多少人。他坐在工部的衙门里，看着这些奏报，写批文，拨银子。然后第二年，同样的奏报又来一遍。
“陈大人，”他说，“您放心。回去之后，我会如实汇报。”
二月中旬，魏明德回京了。他走之后，陈向北继续修堤，一天都没有停。
二月下旬，朝廷的批复下来了。这次不是公文，是圣旨。圣旨的内容很短：“陈向北在铜瓦厢修建石堤，虽未报批，但事急从权，情有可原。所修石堤，质量上乘，节省银两，应予嘉奖。着即升任工部郎中，仍兼黄河治理使，全权负责黄河治理工程。”
陈向北跪在泥地里，听完圣旨，磕了三个头，站起来。
“大人，”沈墨在旁边，“恭喜您。工部郎中，正五品了。”
陈向北没有接话。他走到堤坝上，蹲下来，继续检查石缝。
三月初，黄河又涨水了。这次涨水不大，但来势很猛。一夜之间，水位涨了半尺。封丘县的石堤工程刚修了一半，新老堤坝的接头处是最薄弱的地方。
陈向北站在接头处，看着不断上涨的河水，脸色凝重。
“周永昌，”他说，“把所有人集中到接头处。沙袋、石料、木桩，全部运过来。”
“大人，您担心这里会出问题？”
“不是担心。是肯定。”他蹲下来，用手指抠了抠接头处的缝隙，“新堤和老堤的结合部，是最容易渗水的地方。如果水从这里渗过去，把里面的土泡软了，整段堤都会垮。”
那天晚上，陈向北没有回营地。他守在接头处，一夜没睡。工人们也没有回去。他们扛着沙袋、石料、木桩，在堤坝上来回奔波。赵铁山带着民团的弟兄们，在最危险的地方筑人墙。
水位一直在涨。到半夜的时候，接头处开始渗水了。浑浊的水从缝隙里渗出来，像一条条小蛇，在堤坝内侧的地面上蜿蜒。
“反滤围井！”陈向北喊。
工人们手忙脚乱地垒围井。粗沙、碎石、沙袋，一层一层地压上去。渗水被控制住了，但还在渗。
“大人，”周永昌跑过来，“这样下去不行。围井只能管一时，不能管一世。必须想办法把接头处加固。”
陈向北想了想，蹲下来，在地上画了一张图。
“在这里打一排木桩。”他指着图纸，“木桩打到硬土层，桩顶上用石料压住。木桩和石墙之间填三合土，夯实。这样，水就冲不垮了。”
周永昌看了看图纸，点了点头。工人们开始打桩。木桩是松木的，三尺一根，一丈长，用大锤砸进土里。每一根木桩都要砸上百下，工人们的胳膊都肿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天亮的时候，木桩打好了。三合土填好了，夯实了。接头处不再渗水了。
陈向北瘫坐在堤坝上，浑身泥泞，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周永昌走过来，递给他一壶水。
“大人，”他说，“撑住了。”
“嗯。”陈向北喝了口水，“撑住了。”
“今年汛期，应该没问题了。”
“不一定。”陈向北站起来，“汛期还有三个月。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不能掉以轻心。”
三月中旬，陈向北收到了柳娘子从青石州寄来的第五封信。
这次的信封比前几次都薄，里面只有一张纸。纸上写着：
“陈大人，见信好。青石州一切都好。您不用担心。”
“有件事我想告诉您。上次跟您说的那个打听您事的人，又来了。这次他带了几个人，在青石州住了好几天。他们去了砖窑、翻砂厂、学堂，还去了荒滩上看了庄稼。钱老板不在，我让伙计盯着他们。他们走的时候，带走了几块砖、几个铁锅、几包面条，还有——一本学堂的教材。”
“大人，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您要小心。”
“您说过会回来的。我等着。”
陈向北看完信，沉默了很久。带走砖、铁锅、面条，他都不怕。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拿来卖的。但带走学堂的教材——那里面写了算学、格物、地理，写了万物之理。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是禁忌。
“沈墨，”他说，“有人在青石州打听我的事。还带走了一本学堂的教材。”
沈墨的脸色变了。
“大人，教材里写了什么？”
“写了算学、格物、地理。写了光的折射、水的三态、万物之理。”
“这些东西，在有些人眼里，就是异端邪说。”
“我知道。”陈向北站起来，“但我不怕。写都写了，教都教了。怕也没用。”
“可是——”
“没有可是。”他转过身，“继续修堤。赵伯庸的事还没完，又来了一拨人。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想干什么，我的事不能停。”
三月下旬，陈向北收到了一封让他意外的信。
信是王阳明写的。从京城寄来的，厚厚的，写了整整十页纸。信的开头是：
“陈大人台鉴：学生王阳明，谨拜。自青石州一别，倏忽已近一年。学生时常想起大人在青石州做的事，想起大人说的‘格物’之学。学生回去之后，反复思考，终于有所领悟。”
“大人的‘格物’，是探究万物之理。懂了万物之理，才能治国平天下。学生的‘格物’，是格除心中之物欲，回归本心。这两种‘格物’，看似不同，实则相通。因为——懂了万物之理，才能不被物欲所蒙蔽。不被物欲所蒙蔽，才能回归本心。回归本心，才能治国平天下。”
“学生最近在写一本书，叫《格物之学》。学生想把大人的‘万物之理’和学生的‘本心之理’都写进去。这本书，可能要写很久。但学生不怕。因为这是值得做的事。”
“大人，您在黄河边上辛苦了。学生听说有人在打听您的事，还带走了一本学堂的教材。学生很担心。但学生也知道，大人不会怕。大人说过，‘对的事，坚持下去，就会有人跟着你干’。学生记住了。”
“保重。”
陈向北把信看了两遍，折好，塞进怀里。
“沈墨，”他说，“王阳明来信了。”
“说什么？”
“说他写书了。把我们的‘格物’和他的‘心学’写在一起。”
沈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大人，”他说，“这个人，将来会很有名。”
“我知道。”陈向北站起来，“走吧，去工地。”
三月的最后一天，陈向北在日记本上写：
“三月，封丘县的石堤工程完成了大半。汛期之前能完工。今年的春汛不大，堤坝撑住了。”
“赵伯庸派魏明德来查我。魏明德看了铜瓦厢的石堤，无话可说。圣上升了我做工部郎中。正五品了。官大官小，都一样干活。”
“有人在青石州打听我的事，还带走了一本学堂的教材。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我不怕。教材里写的都是对的，对的东西，不怕人看。”
“王阳明来信了。说他写书了。把我们的‘格物’和他的‘心学’写在一起。他说，这是值得做的事。是的。值得做的事，就要坚持下去。”
“柳娘子来信了。说青石州一切都好。说有人在打听我的事。说让我小心。说等着我回去。”
“快了。等石堤修好了，等黄河安澜了，我就回去。”
他放下笔，吹灭油灯。
窗外，黄河在月光下流淌。石墙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像一道坚固的屏障，守护着身后的村庄和农田。
他看着这道石墙，忽然想起了柳娘子信里的那句话——“您说过会回来的。我等着。”
会的。他小声说。等黄河安澜了，我就回去。吃你做的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