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北花了两天时间，把全县的情况摸了一遍。
不是他想这么快，是他不敢慢。这具身体太差了，差到他随时担心自己会再次猝死。他需要吃东西，需要养身体，需要——搞清楚这个县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
两天里，他走遍了县城的每一条街，看了城外的每一块田，翻了县衙的每一本账册，问了每一个他能找到的人。
结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烂透了。
第三天晚上，他把老钱叫到签押房，拿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据。
“人口，”他念，“在籍两千三百户，实际约一千八百户。逃了五百户。”
老钱点头：“是。这几年年景不好，好多人家扛不住，就跑了。”
“耕地三万亩，但七成是坡地和薄地。亩产多少？”
“这个……好的年头，亩产也就一石出头。”
一石。陈向北在心里换算了一下——大约相当于现代的六十公斤。这个产量，在现代农业技术面前不值一提，但在古代，对于这种贫瘠的土地来说，已经算正常了。问题是，三万亩耕地，七成是低产田，总产量也就两万石出头。养活近两千户、大约一万人口，勉强够吃，但没有任何余粮。
“特产呢？”
老钱想了想：“青石。就是那种盖房子用的普通石头。城外山上多的是。”
“销路呢？”
“没有销路。运不出去。”
“交通呢？”
老钱叹了口气：“唯一通往外界的官道，三年前被山洪冲毁了一段，在城北十五里外的鹰嘴坳。塌方的地方堵了大约三百丈，人和牲口勉强能过，但商队的大车过不来。三年来一直没人修。”
“为什么不修？”
“没钱，没人，没工具。县库那点银子连衙役的俸禄都不够发，哪有钱修路？”
陈向北看了一眼账册上的数字。去年全县税收——三百两。对，三百两。这个数字低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大雍朝的规制，一个七品县令的年俸是四十五两银子。也就是说，全县一年的税收，只够养活六七个县令。
但这三百两也不是白得的。县里还有几十号人要吃饭——十二个衙役（虽然有一半是老弱病残），几个杂役，加上老钱这个主簿和另一个叫赵铁山的县尉。三百两银子，连基本工资都不够发。
“所以，”陈向北总结，“县库空了，百姓跑了，路断了，商队不来了，税收没了。恶性循环。”
老钱点头如捣蒜：“大人英明。就是这么个情况。”
“前任县令跑了之后，这三个月谁在管事？”
“下官在管。但也就是维持，不让县里出大乱子。真要出什么事，下官也管不了。”
陈向北看了他一眼。这个老油条，话说得滴水不漏——“维持”意味着什么都没干，“不让出大乱子”意味着小乱子出了不少，“真要出什么事”意味着我能力有限你别指望我。
“赵县尉呢？”陈向北问，“我来了两天了，怎么没见过他？”
老钱的脸色微妙地变了一下：“赵县尉……在城外巡防。他不太爱回县衙。”
“巡防？防什么？”
“土匪。北边山里有一窝土匪，大约百十号人，时不时下来抢东西。赵县尉带着几个弟兄在城外设了几个哨卡，防着他们。”
陈向北皱眉：“一百多号土匪？县里有多少兵？”
“没有兵。只有衙役。赵县尉手下有六个能打的衙役，加上他自己，一共七个人。”
“七个人防一百多号土匪？”
“所以赵县尉不太爱回来。”老钱干笑，“他怕土匪摸清县城的底细。”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把纸上的数据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抬起头，看着窗外。
窗外是青石县的主街。天已经黑了，街上没有人。远处有几盏豆大的灯火，在风中摇摇晃晃。
“钱主簿，”他忽然说，“你说，这个县还有救吗？”
老钱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位新县令会问得这么直接。按照官场规矩，新官上任，应该先烧三把火——抓几个典型、立几条规矩、搞几个面子工程。然后要么升官走人，要么跟地方势力同流合污。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县还有救吗”。
“这个……”老钱斟酌着措辞，“大人，下官在青石县待了二十三年了。这二十三年里，来来往往换了七个县令。最长的干了两年，最短的干了三个月。每个人来的时候都雄心勃勃，走的时候都灰头土脸。下官不是泼大人冷水，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这地方，真的太难了。”
陈向北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远处黑黢黢的山影像一道墙，把整个县城围在中间。
“路断了，”他忽然说，“所以商队进不来，东西出不去。百姓没有收入，所以跑了。人跑了，地荒了，税收没了。税收没了，县里没有钱修路。死循环。”
老钱点头。
“要打破这个循环，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修路。”
老钱的脸白了。
“大人！”他几乎是喊出来的，“修路要钱啊！几百两银子打底！咱们库房里只有二十三两！再说百姓自己都吃不饱，哪有力气干活？您让他们修路，他们能造反！”
陈向北转过身，看着他。签押房的油灯跳了一下，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又高又瘦。
“钱主簿，”他说，“你坐下来，我给你算笔账。”
老钱愣愣地坐下。
陈向北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条线：“这是官道。从青石县到府城，全程一百二十里。断掉的地方在鹰嘴坳，三百丈。咱们不需要修全程，只需要修通这三百丈，大车就能过了。”
他又画了一条线，在旁边写了一串数字：“三百丈，按宽两丈算，需要填土石方大约五千方。百姓出工，每人每天可运土三方，需要一千七百个工日。如果每天出一百人，十七天能干完。”
他抬起头：“十七天。只需要十七天，路就能通。”
老钱的嘴张着，半天没合上。他不是被这个数字震撼了，而是被陈向北算账的方式震撼了。以前的县令，从来没有这样算过账。他们只会说“要修路”，然后要么摊派银子，要么不了了之。从来没有人告诉他——需要多少土方，需要多少工日，需要多少天。
“大人，”老钱的声音有点发抖，“您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陈向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继续说：“钱的问题，我想过了。修路不用现银，用‘以工代赈’。每家每户出工，记工分。将来路通了，商队过路交的税，按工分分给百姓。这叫……”
他顿了一下，把“路权入股”四个字咽回去，换了个说法：“这叫‘出工换分红’。百姓出了力，将来就有回报。他们不会白干。”
老钱的脑子转得飞快。以工代赈，他听说过。但“出工换分红”，他是头一回听。这个逻辑听起来好像没问题，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大人，”他小心翼翼地说，“百姓会信吗？以前的县令也说过很多好听的话，结果……”
“所以需要你去做工作。”陈向北看着他，“你在青石县待了二十三年，百姓信你。你告诉他们，我陈向北以县令的名义立字据。将来路通了，商队过路费的一半，分给出工的人。按工分分。”
“一半？！”老钱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大人，这也太多了吧？县库不要了？”
“县库要那一半就够了。另一半给百姓，让他们尝到甜头。他们尝到了甜头，下次再有什么工程，不用你催，他们自己就来了。”
老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他重新审视了一遍这位新县令。
第一天来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个书呆子——瘦得像根竹竿，说话有气无力，眼神倒是不错，挺亮的。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可能看走眼了。这人说话的方式不像书生，倒像个……账房先生？不对，账房先生只会算账，不会算土方。像个工匠？也不对，工匠只会干活，不会算人心。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路？
“大人，”老钱试探着问，“您以前……是做什么的？”
陈向北看了他一眼，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读书人。科举出身。”
老钱不信。但他没敢再问。
“明天，”陈向北站起来，“带我去鹰嘴坳看看。”
“大人，您的身体……”
“死不了。”
陈向北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老钱。
“钱主簿，”他说，“你在青石县二十三年，眼看着这个县从什么样变成什么样？”
老钱沉默了很久。
“二十三年年前，”他的声音低下来，“青石县虽然穷，但好歹有三四千户人家。主街上有二十多家铺子，逢年过节还有庙会。现在……”他摇摇头，“现在连个像样的集市都凑不起来了。”
“那你甘心吗？”
老钱抬起头。油灯的光映在他脸上，那张圆脸上的笑容终于消失了，露出底下的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不甘。
“不甘心又能怎样？”他苦笑，“下官就是个主簿，能做的有限。”
陈向北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老钱起夜的时候，看到签押房的灯还亮着。他偷偷凑近窗户看了一眼，发现陈向北正伏在案上画什么。画的不是字，是一些横横竖竖的线条，像地图，又像图纸。
他看不懂。
但他注意到一件事——陈向北画图的时候，手很稳。不是那种书生意气的挥毫泼墨，而是一种……匠人的稳。每一笔都很慢，很准，像是在丈量什么。
老钱悄悄退了回去。
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转着陈向北说的那句话——“那你甘心吗？”
二十三年了。他以为自己早就甘心了。
但现在他发现，他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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