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三，原武县的新河道迎来了第一场夏汛。这场水来得不猛，但很持久。不像春汛那样一夜之间暴涨，而是每天涨一寸，每天涨一寸，不急不缓，像一只慢慢收紧的拳头。
陈向北不喜欢这种涨法。春汛是猛兽，扑上来一口咬死你，咬不死就退。夏汛是毒蛇，缠着你，一天紧一圈，让你慢慢窒息。他每天天不亮就到堤坝上，看水位线。昨天在这里，今天在这里，明天会到哪里？他在本子上画了一条曲线，水位的涨幅每天都在加大——不是匀速，是加速。
“大人，”周永昌站在他旁边，脸色凝重，“这样下去，十天之后水位就会漫过堤坝。”
“十天够了。”陈向北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堤坝的表面，“把所有人调到最矮的那段堤上。加高，加厚。十天之内，至少要加高一尺。”
“一尺不够。按现在的涨速，至少要加高三尺。”
“那就三尺。十天之内，加高三尺。”
周永昌咬了咬牙，转身跑了。
工地上所有的人都被调到了那段最矮的堤坝上。八百人，三班倒，人停工具不停。沙袋、石料、三合土，一车一车地运上来。工人们脸上全是泥浆，分不清谁是谁。没有人说话，只有喘气声和打夯声。
柳娘子把面摊搬到了堤坝下面。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和面、擀面、切面。面条是红薯粉和绿豆粉掺在一起的“相思面”，煮出来是红色的。工人们排队吃面，一人一碗，不要钱。没有人说笑，端起碗就吃，放下碗就干活。
顾炎武站在堤坝上，看着这一切，沉默了很久。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写了几行字：“五月初三，黄河涨水。工部侍郎陈向北，率八百民夫，日夜抢修堤坝。有一妇人，在堤下煮面，供民夫食。问其名，曰柳氏。问其面，曰相思。”
五月初五，端午节。水位又涨了两寸。
陈向北站在堤坝上，看着脚下的河水。河水浑浊发红，打着漩涡，卷着泥沙，一下一下地撞击着堤坝。每撞一下，就有几块土从堤坝上崩落，掉进水里，瞬间被冲走。
“大人，”周永昌跑过来，“加高的进度赶不上了。水位涨得太快，我们加高的速度跟不上。”
“那就再加人。从下游的工地上调人。石堤工程先停一停，全部人手集中到这里。”
“下游的工地也缺人——”
“下游的堤不会马上垮。这里的堤，十天之内不加固，就会垮。”陈向北转过身，看着他，“周永昌，你知道这段堤后面是什么吗？”
“知道。原武县城。三万百姓。”
“所以，不能垮。”
五月初七，水位涨到了警戒线。堤坝加高了二尺，离目标还差一尺。工人们已经连续干了四天四夜，有人站着都能睡着。陈向北的嗓子完全哑了，说话只能靠比划和写纸条。
柳娘子端着碗面走上堤坝，递给他。“大人，您吃碗面。”
陈向北接过碗，三口两口吃完，把碗还给她，转身继续干活。
“大人，”柳娘子叫住他，“您歇一会儿吧。您已经四天没合眼了。”
“不累。”他蹲下来，检查堤坝上的裂缝，“等水退了再歇。”
五月初九，水位离堤顶只有三寸了。堤坝加高了二尺五寸，离目标还差五寸。还有一天。如果明天水位再涨，堤坝就撑不住了。
陈向北站在堤坝上，看着脚下的河水。河水就在他脚下三尺处，打着漩涡，卷着泥沙。他忽然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堤坝内侧的地面。地面是湿的——水已经渗过来了。
“周永昌，”他站起来，“在堤坝后面再筑一道围堰。沙袋，三合土，能用的全用上。两道堤，一道挡不住，还有第二道。”
周永昌看了看堤坝内侧的地面，脸色变了。“大人，水渗过来了？”
“嗯。不多。但明天会更多。围堰今天就要筑好。”
五月初十，水位没有再涨。洪峰过去了。河水开始慢慢回落。堤坝撑住了。围堰没有用上，但陈向北没有让人拆。留着，明年也许还用得着。
他瘫坐在堤坝上，浑身泥泞。柳娘子端着一碗面走过来，坐在他旁边。
“大人，吃面。”
他接过碗，低头吃面。面是凉的，但很好吃。
“大人，您五天没合眼了。”
“嗯。”
“吃了面，去睡一会儿。”
“不睡。去检查堤坝。水退了，堤坝可能有损伤。”
柳娘子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五月十五，原武县的夏汛过去了。陈向北沿着堤坝走了一趟，从上到下，十里河道，一寸一寸地检查。堤坝有七处渗水，三处裂缝，两处滑坡。他让周永昌带着工人，一处一处地修补。
“大人，”周永昌蹲在一处裂缝旁边，用手抠了抠缝隙里的泥，“这个裂缝不小。要挖开重填。”
“挖。挖到硬底，重新夯。”
“大人，这段堤是今年春天刚修的——”
“春天修的不代表不会坏。坏了就修。修到不坏为止。”
五月十八，陈向北收到了方远从京城寄来的一封信。信封很薄，里面只有一张纸。
“陈兄，见信好。夏汛的事，圣上知道了。他很满意。他说，‘陈向北在黄河边上，朕不用操心黄河的事。’”
“但有件事要告诉你。朝中有人提议，让你回京。不是弹劾，是升官。工部左侍郎，正三品。圣上犹豫了。”
“你要做好准备。也许年底之前，你就会接到旨意。”
陈向北把信折好，塞进怀里。
“大人，”沈墨在旁边，“方御史说什么？”
“说有人提议让我回京。升官。工部左侍郎，正三品。”
“那您去吗？”
“不去。”陈向北站起来，“黄河的事还没做完。”
五月二十，陈向北收到了柳娘子从青石州转来的一封信。信是学堂的孩子们写的，每人写了一句话。
“陈大人，您好。我是李大山。我考中了秀才。沈先生说，我是青石州第一个秀才。”
“陈大人，您好。我是王小丫。我学会了做衣服。我给柳娘子做了一件，她说很好看。”
“陈大人，您好。我是张小毛。我学会了算账。钱老板说，让我去他的货栈当伙计。”
“陈大人，您好。我是刘小花。我学会了写诗。我给您写了一首——‘黄河水，黄又黄，陈大人在堤上。手里拿着尺子量，心里想着百姓忙。’”
“陈大人，您好。我是赵石头。我学会了骑马。赵县尉说，我长大了可以当将军。”
陈向北把信看了五遍，折好，塞进怀里。
“大人，”沈墨在旁边，“孩子们写的？”
“嗯。”
“李大山考中了秀才。青石州第一个秀才。”
“嗯。”
“大人，您高兴吗？”
“高兴。”陈向北站起来，“比修好一段堤还高兴。”
五月二十五，顾炎武来找陈向北。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
“陈大人，”他说，“老夫在黄河边上住了快两个月了。该看的都看了，该记的都记了。老夫要走了。”
“顾先生要去哪里？”
“回京城。把这本书写完。”
“书叫什么名字？”
“叫——《黄河边上的日子》。老夫想把你做的事，记下来，留给后人看。”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顾先生，后人会看吗？”
“会的。”顾炎武说，“一百年后，两百年后，五百年后。只要这本书还在，后人就会知道——有一个人，在黄河边上，做过事。”
“顾先生，谢谢您。”
“不用谢老夫。是你自己做得好。”顾炎武转过身，看着黄河，“陈大人，老夫活了五十多年，见过很多人。有的会说，有的会写，有的会做。你是老夫见过的，最会做的人。”
“顾先生过奖。”
“不是过奖。是实话。”顾炎武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黄河的事，就靠你了。”
五月二十八，陈向北送走了顾炎武。他站在码头上，看着顾炎武的船渐渐远去。柳娘子站在他旁边，手里提着一个食盒。
“大人，”她说，“我给他带了几包面条。他说，他喜欢吃我做的面。”
“他喜欢就好。”
“大人，您什么时候回京？”
“不回。黄河的事还没做完。”
“那您就一直不回去？”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等黄河的事做完。”
“黄河的事什么时候能做完？”
“快了。”他看着远处的黄河，“快了。”
五月三十，陈向北在日记本上写：
“五月，原武县的夏汛过去了。堤坝撑住了。七处渗水，三处裂缝，两处滑坡，都修补好了。”
“方远来信说，有人提议让我回京升官。工部左侍郎，正三品。我不去。黄河的事还没做完。”
“李大山考中了秀才。青石州第一个秀才。比修好一段堤还高兴。”
“顾炎武走了。他说，他要写一本书，叫《黄河边上的日子》。把我在黄河边上做的事记下来，留给后人看。我说，好。”
“柳娘子，孩子们长大了。李大山中了秀才，王小丫会做衣服了，张小毛会算账了，刘小花会写诗了，赵石头会骑马了。你看到了吗？”
他放下笔，吹灭油灯。
窗外，黄河在月光下缓缓流淌。柳娘子坐在帐篷外面，借着月光在擀面。
“柳娘子，”他走出去，“还不睡？”
“不睡。明天早上要吃面，今天晚上要擀好。”
“明天再擀也不迟。”
“明天有明天的事。”她抬起头，看着他，“大人，您也不睡？”
“不睡。睡不着。”
“那我陪您坐一会儿。”
她放下擀面杖，坐在他旁边。两个人坐在月光下，听着黄河的水声。
“大人，”她说，“今天初几了？”
“五月三十。”
“明天就是六月了。”
“嗯。”
“六月了，夏天要来了。”
“嗯。”
“夏天来了，汛期就来了。”
“嗯。”
“大人，您怕吗？”
“不怕。”他看着她，“有你在，不怕。”
她笑了，靠在他肩上。黄河在月光下缓缓流淌，河水声很轻，很柔。
他坐在月光下，肩上是她的重量。黄河边的夏天，很热。但有她在，好像也没那么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