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北当了工部尚书，但工部的衙门，他一天都没坐踏实。案头上的公文堆得比堤坝还高，他一份一份地看，看完之后分三摞——能办的、不能办的、不知道能不能办的。能办的当场批，不能办的退回，不知道能不能办的留下来，晚上带回住处慢慢想。
“大人，”沈墨抱着一摞公文走进来，“这是今年各地报上来的河工预算。您看看。”
陈向北接过来，翻了翻。河南的、山东的、江南的、直隶的——十几个省，几十个工程，几百个数字。他看得很慢，每个数字都要在心里过一遍。
“河南的预算，比去年多了三成。”他指着其中一页，“为什么？”
“河南今年要加固黄河大堤。周永昌报上来的方案，您看看。”
陈向北翻到周永昌的方案，看了一遍。“可以。但材料费高了。石料可以就地开采，不用从远处运。告诉他，省下来的银子，用在荥阳县上游的河道拓宽上。”
“大人，荥阳县上游的河道拓宽，周永昌报了方案。但户部说银子不够，要砍掉一半。”
“砍掉一半？”陈向北皱眉，“砍掉一半，修了等于没修。告诉户部，荥阳县上游的河道不拓宽，明年汛期，水来了，堤坝挡不住，淹了地，死了人，谁负责？”
“大人，户部的人说——”
“说什么？”
“说您刚当尚书，不要太硬。该让的让，该退的退。等站稳了脚跟，再说。”
陈向北沉默了一会儿。“沈墨，我在黄河边上待了四年，学会了一件事——堤可以等，百姓不能等。户部不给银子，我自己去要。”
二月初二，龙抬头。陈向北在太和殿上跟户部尚书吵了一架。户部尚书姓刘，叫刘文通，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臣，在户部干了三十年。他拿着周永昌的预算方案，一条一条地驳——材料费太高，人工费太高，杂费太高。荥阳县上游的河道拓宽，没有必要。今年黄河不会涨大水，就算涨了，也淹不到人。
“刘大人，”陈向北站在朝堂上，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您怎么知道今年黄河不会涨大水？”
“老夫在户部干了三十年，黄河的事，老夫见多了。今年不会涨。”
“您见多了，不代表您懂。”陈向北看着他，“黄河的事，不是坐在衙门里能懂的。要站在堤上，站在水里，站在风里，才懂。”
刘文通的脸色变了。“陈大人，您是在教训老夫？”
“不是教训。是提醒。”陈向北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册子，翻开，念了一串数字，“大雍元年，黄河涨水，决口十七处，死三千二百人。大雍二年，涨水，决口二十一处，死五千四百人。大雍三年，涨水，决口十五处，死两千八百人。今年，您说不会涨。万一涨了呢？万一决了呢？万一死了人呢？谁负责？”
大殿里鸦雀无声。皇帝坐在龙椅上，看着陈向北，嘴角动了一下。
“刘爱卿，”皇帝开口了，“陈爱卿说的，有没有道理？”
刘文通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户部的银子，拨给他。”皇帝站起来，“不够，从内库补。黄河的事，不能等。”
二月十五，陈向北收到了周永昌从黄河边寄来的一封信。
“大人，见信好。黄河边一切都好。您不用担心。”
“荥阳县上游的河道拓宽工程，已经开工了。户部的银子拨下来了，材料够了，人工够了。工人们干得很有劲。他们说，您在京城替他们争了银子，他们不能给您丢脸。”
“大人，您在京城要保重身体。别太累了。累了就歇歇。吃饭要按时，睡觉要按点。别像在黄河边上那样，一天只吃一顿饭，三天不睡一宿觉。”
“柳娘子在您身边，让她多给您煮面。她的面，养人。”
陈向北把信看了两遍，折好，塞进怀里。
“大人，”沈墨在旁边，“周永昌说什么？”
“说荥阳县上游的工程开工了。说工人们干得很有劲。说让我保重身体，让柳娘子多给我煮面。”
“那您听不听？”
“听。”陈向北站起来，“走，回去吃面。”
三月十五，王阳明来找陈向北。他手里拿着一本新书，封面上写着《格物之学》四个字，旁边多了四个小字——“增订本”。
“陈大人，”王阳明把书递给他，“这是增订本。我把您在大朝会上说的那些话，也写进去了。”
陈向北接过书，翻了几页。扉页上写着几行字——“格物者，究万物之理也。欲知水之理，须观水；欲知土之理，须察土；欲知石之理，须摸石。观之察之摸之，理自明矣。然观之察之摸之，非一人之力所能及也。须众人之力，须代代相传。”
“王先生，”他说，“这不是我的话。是您的话。”
“不。”王阳明摇了摇头，“这是您做的事。我只是把它写下来了。”
四月初五，顾炎武来找陈向北。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封面上写着《黄河边上的日子》几个字。
“陈大人，”顾炎武把书递给他，“书印出来了。老夫送您一本。”
陈向北接过书，翻了几页。扉页上写着几行字——“大雍元年，陈向北至黄河边。四年间，修石堤八段，治河道四百余里，开新河一条，改山一处。黄河四年不决口，四年不死人。百姓谓之‘陈公堤’。”
“顾先生，”他说，“‘陈公堤’这个名字，不好。”
“为什么不好？”
“堤是大家一起修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顾炎武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陈大人，您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谦虚了。”
“不是谦虚。是实话。”陈向北把书收好，“顾先生，谢谢您。”
五月，黄河边传来了消息——荥阳县上游的河道拓宽工程，全线完工了。两岸的山炸开了，河道拓宽了八丈。水流慢下来了，不再咆哮，不再翻涌，只是静静地流着。周永昌在信里说，工人们在堤坝上立了一块碑，碑上刻着“陈公堤”三个字。
陈向北看完信，沉默了很久。
“大人，”沈墨在旁边，“您不高兴吗？”
“高兴。”他站起来，“但‘陈公堤’这个名字，不好。”
“那叫什么？”
“叫——百姓堤。堤是百姓修的，是百姓的堤。”
沈墨笑了。“大人，您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倔了。”
六月，陈向北收到了李大山的信。李大山在信里说，他被派到了江南，当了一个县的县令。他说，他要把青石州的那一套，搬到江南去——修路、开渠、建砖窑、办学堂。他说，他记得陈大人在青石州说的话——“路修好了，人就能走出去。人走出去了，活路就来了。”
陈向北把信看了两遍，折好，塞进怀里。
“大人，”柳娘子在旁边，“李大山说什么？”
“说他在江南当县令了。说他要修路、开渠、建砖窑、办学堂。说他记得我的话。”
“您高兴吗？”
“高兴。”他站起来，“比修好一段堤还高兴。”
七月，陈向北收到了孙文翰从翰林院寄来的一封信。
“大人，见信好。有件事我想告诉您。圣上最近在批阅各省的河工报告。他看到河南的报告，说‘黄河安澜，百姓安居’。他说，这是陈向北的功劳。”
“另：柳娘子的相思面，朝鲜、日本、琉球的商人，专门来京城进货。他们说，这是天下最好吃的面。”
“再另：王阳明的《格物之学》被译成了朝鲜文、日本文、琉球文、安南文。他说，这是陈大人的‘尺子’，量到了海外。”
陈向北把信折好，塞进怀里。
“大人，”柳娘子在旁边，“孙文翰说什么？”
“说圣上说黄河安澜是我的功劳。说你的面卖到了朝鲜、日本、琉球。说王阳明的书被译成了好几种文字。”
“您高兴吗？”
“高兴。”他看着她，“比修好一段堤还高兴。”
八月初五，陈向北在日记本上写：
“八月，荥阳县上游的河道拓宽工程全线完工了。周永昌说，工人们在堤坝上立了一块碑，刻着‘陈公堤’。我说不好。堤是百姓修的，是百姓的堤。”
“李大山在江南当县令了。他说，他要修路、开渠、建砖窑、办学堂。他说，他记得我的话——‘路修好了，人就能走出去。人走出去了，活路就来了。’”
“柳娘子的面卖到了朝鲜、日本、琉球。王阳明的书被译成了好几种文字。顾炎武的书印出来了，送了我一本。扉页上写着——‘大雍元年，陈向北至黄河边。四年间，修石堤八段，治河道四百余里，开新河一条，改山一处。黄河四年不决口，四年不死人。百姓谓之“陈公堤”。’”
“柳娘子，面钱还欠着。欠了四年了。你说，欠到一辈子。好。欠一辈子。”
他放下笔，吹灭油灯。
窗外，京城的夜空跟黄河边不一样。黄河边的夜空，星星又多又亮。京城的夜空，星星稀稀拉拉的，被灯火映得暗淡无光。但今晚，月亮很亮。月光照在窗台上，像一层薄薄的银霜。
柳娘子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擀面杖。
“大人，”她说，“明天早上吃什么面？”
“相思面。”
“好。相思面。”
他笑了。不是嘴角动一下那种笑，是真正的、从心底里涌上来的笑。
“柳娘子，”他说，“面钱还欠着。”
“欠着。”
“欠到什么时候？”
“欠到——一辈子。”
“好。欠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