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安十一年二月初九，吴哥城。
天还没亮，周文渊就醒了。准确说是一夜没睡踏实——门外那三百个刚从承天赶来的户曹、吏曹书办，昨晚在他府衙里打地铺，呼噜声此起彼伏，像三百头水牛在磨牙。
他披衣起身，推开窗。
晨雾很重，把整座吴哥城泡成一片模糊的剪影。但雾里已经有动静——是脚步声，是牛车轱辘声，是咳嗽声。那些书办们已经在收拾行装了。
周文渊匆匆洗漱，赶到府衙前院时，三百人已经列队完毕。带队的是户部郎中沈砚——那个当年在会安港跟阿岩一起考恩科的年轻人，如今已是户部管田亩的专家，三十出头，眼睛亮得像鹰。
“沈郎中，这么早？”周文渊有些意外。
“周大人更早。”沈砚抱拳，“侯爷有令，二月底前，三百人必须全部下到各村各寨。咱们昨晚商议了，分成三十组，每组十人，配两个通译、十个护卫。今天就走。”
周文渊点头。他知道萧尘的脾气——打下来的地方，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户籍田亩清丈，半年内开始征税。这不是苛刻，是规矩。没数据，就没法管。
“有什么困难？”他问。
沈砚从怀里掏出张纸，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一是语言，通译不够，每组只能配两个，跑不过来。二是路，有些寨子在深山里，三天都走不到。三是人，很多百姓怕咱们是来加税的，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周文渊听着，忽然问：“你们怎么跟百姓解释？”
“解释？”沈砚一愣，“就说清丈田亩，编户入籍，以后按靖安律交粮纳税……”
“不对。”周文渊摇头，“百姓听不懂‘编户入籍’，他们只听得懂‘分田’和‘交粮’。你们要告诉他们三件事：第一，丈完田，就能分到田契，这田就是他们自己的了。第二，按靖安律，三十取一，比真腊时轻得多。第三，不入籍的，以后分不到田，也买不到盐。”
他顿了顿：“盐是硬通货。用盐说话，比什么都管用。”
沈砚眼睛一亮，重重点头：“多谢大人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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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时正，三十组人马从吴哥城四门同时出发。
每组十人，五个背着一摞空白的户籍册和鱼鳞图册，两个扛着测量用的绳尺和标杆，三个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着干粮和换洗衣服。护卫是靖安老兵，每人一杆燧发铳、三十发子弹，腰里还别着短刀。
沈砚分到的是最远的组——洞里萨湖西岸的“菩萨乡”，据说那里全是水网，进出靠船，寨子散落在芦苇荡里。
走水路要走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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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菩萨乡，班迭寨。
寨子很小，三十七户，全是渔民和猎户。寨民们听说有官兵要来，早就躲进了芦苇荡深处，只留下几个走不动的老人。
沈砚进寨时，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副景象：空荡荡的竹楼，熄灭的火塘，地上扔着来不及收走的渔网。一个白发老妪坐在自家门口，抱着个瘦骨嶙峋的孙子，眼神空洞地看着他们。
“老人家，我们是来丈田的。”通译用高棉语喊。
老妪没反应。
沈砚蹲下身，从独轮车上拿出一个布袋，打开，里面是白花花的盐。
“盐，换您听我说几句话，成吗？”
老妪浑浊的眼珠动了动。
沈砚把盐塞进她手里，席地而坐，开始说。通译在旁边一句句翻：
“您有田吗？”
“有……寨后有块旱地，种木薯……”
“多大？”
“不知道……就一块地。”
“以前交多少粮？”
老妪想了想：“三成。收十根木薯，交三根。”
“以后只交三十分之一。您种一百根木薯，交三根就够了。”
老妪愣住了。
“真的？”
“真的。但得先丈您的田，登您的名，给您发田契。有了田契，这地就是您的，谁也抢不走。”
老妪沉默了很久，忽然回头朝芦苇荡方向喊了一声。
喊的是土话，沈砚听不懂。但芦苇荡里有了动静——几艘小舢板慢慢划出来，船上挤满了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瘦，都黑，都盯着沈砚手里的盐袋。
第一个上岸的是个中年汉子，皮肤晒得黝黑，腰里别着砍刀。他走到沈砚面前，用生硬的汉话说：“你……不骗？”
沈砚站起身，指着手臂上靖安户曹的臂章：“骗你，砍我头。”
汉子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扔掉砍刀，对身后一挥手：“出来吧，都出来。”
那一天，沈砚在班迭寨待到天黑。十个人，从正午丈量到日落，把三十七户的田全部量完。每量完一块，就在树皮纸上画下草图，标上四至、亩数、等则，然后让户主按手印。
太阳落山时，老妪第一个拿到了田契——一张盖着红印的桑皮纸，上面用汉文和高棉文写着：班迭寨第七户，妲姒，名下旱地四亩三分，东至溪，西至坡，南至坎，北至路。
老妪捧着那张纸，手在抖。
“这是……我的了？”
“您的了。以后传给您孙子，孙子传给您重孙，谁也抢不走。”
老妪忽然跪下了，对着北方磕头。沈砚连忙扶，扶不起来。
那天晚上，寨民们杀了唯一的一只鸡，煮了一大锅野菜汤，请沈砚他们吃饭。席间，那个中年汉子端着一碗劣酒，对沈砚说：
“大人，以前真腊官来，只抢粮，不丈田。你们……你们不一样。”
沈砚接过酒，一饮而尽。
“以后还会更不一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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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二，吴哥城，户曹行台。
三十组人马陆续返回，带回来的户籍册和鱼鳞图册堆了满满三间屋子。周文渊带着两百个书办，日夜连轴转，核对、汇总、誊抄。算盘声噼里啪啦，从早响到晚，比当年清化铸币局还热闹。
三月初一，汇总完毕。
周文渊捧着厚厚的《高棉行省户籍田亩总册》，走进韩匡义的大营。韩匡义正在看地图，见他进来，放下笔。
“多少？”
周文渊翻开册子，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
“户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一户。口七十二万四千八百九十三口——其中男丁三十八万，妇孺三十四万。”
韩匡义点头，这数和战前预估差不多。
“田亩呢？”
“水田六十八万四千亩，旱田一百零三万亩，山林、湖泽、盐田另计，尚未统计完全。”周文渊翻过一页，“按侯爷令，所有田地全部入籍，按等则分上中下三等。上田三十取一，中田四十取一，下田五十取一。商贾、作坊，另行登记，按商税征收。”
韩匡义接过册子，一页页翻。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每一户、每一口、每一亩，都代表着这块土地从此被纳入靖安的统治体系。
“有隐匿的吗？”
周文渊脸色一沉：“有。查出来十七户，大多是原真腊旧吏，想瞒报田产。按律，田产全部充公，男丁发配清化矿场，妇孺迁往承天安置。”
“办了？”
“办了。三日前，在吴哥西门外斩了两个主犯，悬首示众。剩下的押送清化，抄没的田产约三千亩，已分给无地流民。”
韩匡义合上册子，沉默良久。
“七十二万人。”他忽然说，“加上安南旧地的二百一十万，占城的四十万，现在靖安治下，有三百二十多万丁口了。”
周文渊点头：“是。比胡朝时翻了三倍还多。”
“粮呢？够吃吗？”
“够。高棉水田六十八万亩，按亩产两石算，年收一百三十万石。加上安南、占城的收成，养现在的军队和百姓绰绰有余。但……”周文渊顿了顿，“侯爷说，还要继续扩军，还要造更多船，还要打暹罗、打缅甸。这些，都要粮。”
韩匡义站起身，走到帐门口。外面，吴哥城炊烟袅袅，百姓们正在为新的一天忙碌。
“那就继续种。”他说，“把能开的水田都开了，把能招的流民都招来。侯爷不是说了吗——粮在手，兵不慌。”
他转身，看着周文渊：
“记下来：高棉行省户籍田亩，清丈完毕。户十七万三千，口七十二万，水田六十八万亩。自即日起，按靖安税制起科。隐匿者，严惩不贷。”
周文渊飞快记录。
“还有，”韩匡义补了一句，“给侯爷发报：高棉已入籍，可设卫所屯田。明年夏收，第一批高棉粮，就能运到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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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五，吴哥西门外。
新立的石碑旁，又多了一块碑。碑上刻着《高棉户籍田亩清丈记》，密密麻麻的小字，记载着这次清丈的经过、数据、以及惩处隐匿者的案例。
碑前围满了人。识字的大声念着，不识字的竖耳听着。念到“隐匿田产者，田产充公、人口充军”时，人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
“听说了吗？那个谁谁谁，就是偷偷藏了三百亩，被查出来，全家都发配了。”
“该！以前真腊官，谁不藏？现在好了，大家都一样，谁也别想多占。”
“你家分了多少？”
“五亩水田，八亩旱地。够吃了。”
“我家孩子多，分了七亩。明年就能吃饱饭了。”
议论声中，几个书办正在给新来的流民登记。队伍排得老长，都是刚从山里、湖里、林子里出来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眼睛都亮着。
“叫什么？”
“阿泰。”
“哪里人？”
“山里来的。”
“有田吗？”
“没……以前给寨主种地，寨主跑了。”
“那正好。来，按个手印，这五亩水田就是你的了。明年开春，官府贷给你稻种和耕牛，三年免税。三年后，按三十取一交粮。”
阿泰呆呆看着那张田契，看着上面鲜红的官印，忽然哭了。
“大人……这……这是真的？”
“真的。按吧。”
阿泰按了手印，捧着田契，一步一回头地走了。走出很远，还能听见他在笑，笑得像傻子，又笑得像……
像一个人，终于有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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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十，最后一组清丈人员返回吴哥。
三百个书办，出去一个月，回来时黑了、瘦了、糙了，但眼神都亮。他们带回来的不止是数据和田契，还有满肚子的故事——哪个寨子杀了鸡请他们吃饭，哪个寨主偷偷往他们怀里塞银元被拒绝，哪个老农捧着田契跪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
周文渊在府衙设宴，犒劳他们。席间，沈砚端着一碗酒，走到他面前：
“周大人，下官敬您。那天您说的‘用盐说话’，下官记住了。”
周文渊接过酒，喝了一口，忽然问：
“那个老妪，后来怎么样了？”
沈砚一愣，随即想起——是班迭寨那个抱着孙子的老妪。
“她啊……下官临走时，她又来送，非要塞给下官两条腌鱼。下官不要，她急了，说‘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你收了吗？”
沈砚笑了，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干荷叶包，打开，里面是两条黑乎乎的腌鱼。
“收了一条。留着，等回承天了，给家里老娘尝尝。”
周文渊看着那两条鱼，忽然也笑了。
“好。”他说，“这比什么数据都强。”
窗外，吴哥城的灯火渐次亮起。
巴戎寺的钟声悠悠传来，为这座新生城市的又一天，画上句号。
而三百二十里外的洞里萨湖上，最后一艘清丈船正在返航。船上载着几个疲惫的书办和满满一舱的户籍册，册子里记着一万七千户、七万口、十五万亩田。
船头的风灯摇摇晃晃，在黑暗的湖面上划出一道微弱的光。
但光再微弱，也是光。
是这片土地，第一次被真正看见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