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安十一年四月初八，吴哥城头。
萧尘站在当年真腊王检阅象兵的那座石砌敌楼上，扶着垛口，久久没有出声。他身后站着韩匡义、周文渊、阿岩，还有几个刚从承天赶来的农官。没有人说话，只有风从洞里萨湖方向吹来，带着潮湿的水汽和隐约的腐殖气息。
眼前，是洞里萨湖沿岸的万顷平原。
雨季将至，本该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可萧尘看见的，是大片大片的荒草、东一簇西一簇的灌木丛、以及断断续续残破不堪的堤坝残迹。那些堤坝是用巨石砌的，有些段落还保持着千年前的规整，但更多的已经坍塌，被野藤和树根包裹得面目全非。
“周文渊，”萧尘终于开口，“这些堤坝，是什么时候修的？”
周文渊翻了翻手里的册子：“回侯爷，据真腊旧档记载，大多是吴哥王朝鼎盛时期所修，距今……最短的也有两百年，最长的可能超过五百年。”
“五百年。”萧尘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听不出情绪，“五百年前，这里能种两季稻，养百万人口。五百年后，咱们打下这片地，却只能靠天吃饭。”
他转身，看向那几个农官：“你们下去看过没有？”
为首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农官，姓陈，在清化推广过双季稻，晒得比本地人还黑。他上前一步：“回侯爷，看过了。从洞里萨湖东岸走到西岸，走了八天。湖边的土肥得能攥出油来，但现在只有零星几块地在种，全是旱稻，一年一收，亩产不到一石。”
“原因呢？”
“水。”陈农官指向那些残破的堤坝，“这些古渠旱了，雨季水多的时候涝，旱季水少的时候干。没水，再肥的地也白瞎。”
萧尘点点头，又看向周文渊：“征调民夫，需要多少人？”
周文渊早有准备：“按侯爷的方略，先修洞里萨湖沿岸的‘吴哥古渠系统’，分三段，每段五十里，总长一百五十里。需要疏浚的河道约八十里，需要加固的堤坝三十里，需要新建的水闸十七座。民夫……”他顿了顿，“十万。”
“十万。”萧尘重复，忽然笑了，“十万张嘴，十万个家。周文渊，你算过粮没有？”
周文渊翻开另一本账册：“算过。按每人每天口粮一升，十万民夫，一天就是一千石。工期预计三个月，就是九万石。工钱每人每天银元一枚，三个月就是九十万枚。”
韩匡义在旁边听得直皱眉：“侯爷，九十万银元……是不是太多了？”
萧尘没答他，只看着那几个农官：“你们觉得，这渠该不该修？”
陈农官扑通就跪下了：“侯爷！老农斗胆说一句——该修！这渠要是通了，洞里萨湖边这几十万亩荒地，都能变成良田！一年两季，亩产两石，一年就是一百多万石！九十万银元，一年就收回来了！”
萧尘伸手把他扶起来：“老人家别跪。你说得对，该修。”
他转身，面对所有人：
“传令：以吴哥王朝旧渠为基，征调民夫十万，疏浚河道、加固堤坝、修建水闸。工期三个月，由工部郎中沈砚总负责，周文渊调配粮秣，韩匡义派兵维持治安。民夫工钱日结，管两顿饭。凡是来修渠的，记名入册，以后分田优先。”
他顿了顿：“另外，传令清化军械监，调五百斤水泥过来——让那些葡萄牙匠人看看，咱们不光会造炮，还会造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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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洞里萨湖东岸，古渠起点。
沈砚站在一块刻满古高棉文的石碑前，看着面前黑压压的人群，手心微微出汗。
十万民夫，不是十万士兵。
士兵可以靠军令驱使，民夫不行。民夫要吃饭，要拿钱，要觉得自己干这个活不亏。
他深吸一口气，跳上临时搭的木台。
“父老乡亲们！”通译在旁边喊，“这位是工部郎中沈大人！”
人群一阵骚动。十万人的骚动，像潮水声。
沈砚接过通译手里的铜喇叭，用他练了半个月的高棉话，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修渠！一天……一升米！一枚银元！当天干活，当天给！”
人群更骚动了。有人喊：“真的假的？”
沈砚早有准备。他一挥手，身后几个士兵抬上来几口大箱子，打开——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元和整袋的米。
“看！这就是今天的工钱！”他指着箱子，“干完活，排队领！谁都有！”
骚动变成了嗡嗡的议论声，又渐渐变成压抑的欢呼。
沈砚趁机又喊：“但有一条——偷懒的，扣钱！捣乱的，罚钱！跑了的，以后不分田！”
欢呼声停了。但人们已经开始往工地上走。
第一个拿起锄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黑瘦，皮肤晒得开裂。他走到一段淤塞最严重的河道前，举起锄头，狠狠刨了下去。
泥土翻开，露出下面黑褐色的淤泥，散发着腐殖质特有的气味。那气味不好闻，但汉子忽然笑了，笑得露出满口黄牙。
“这土！”他回头对同伴喊，“能种！这土能种！”
人群里，又有人拿起锄头，走了过去。
一个，两个，一百个，一千个……
沈砚站在木台上，看着那些人。他们衣衫褴褛，他们面黄肌瘦，他们干起活来毫无章法，但他们锄头刨进泥土时，眼睛里有一种光——
那是在跟土地商量，跟老天较劲，跟自己子孙的未来讨价还价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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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古渠中段，计划修建第一座水闸。
沈砚带着几个工匠，蹲在地上，围着一张图纸争论不休。图纸是清化船厂派来的水利匠人画的，上面标着水位、流量、闸门开合角度。
“这个位置，水位落差太大，普通木闸撑不住。”一个老匠人摇头。
“那用石闸？”有人提议。
“石闸更重，开合要多少人？”
沈砚听得头疼，忽然想起什么：“水泥运到没有？”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牛车的轱辘声。十几辆牛车，载着一个个木桶，晃晃悠悠驶过来。
“沈郎中！水泥到了！”
沈砚跳起来，亲自去接。木桶打开，里面是灰白色的粉末，散发着淡淡的石灰味。这是清化军械监用葡萄牙人教的方法试制的水硬性石灰，掺了火山灰，能在水下凝固。
“这东西真能行？”老匠人怀疑地看着。
沈砚也不知道能不能行。但他记得侯爷说过一句话：东西好不好，试了才知道。
“试！”他咬牙，“就在这儿试！建第一座水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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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水闸建到一半。
问题来了。
不是水泥的问题——那东西确实能在水下凝固，而且凝固后硬得像石头。是人。
民夫们开始抱怨了。
“每天都是一升米、一枚银元，太少了！”
“隔壁村的人没来修渠，在家种地，收成说不定比咱们多！”
“咱们累死累活，修的渠以后谁用？”
抱怨声越来越大，传到沈砚耳朵里。他坐在工棚里，对着烛火发呆。
十万民夫，不是十万个工具。他们有脑子，有私心，有惰性，有比较。
怎么办？
他想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把民夫们召集起来，宣布了一条新规矩：
“所有参加修渠的人，记名入册。渠修好之后，新开的水田，优先分给参加修渠的人！每干满一个月，分田的时候多加一分！干满三个月的，多三分！”
人群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比领工钱时更响的欢呼。
有人当场就哭了。
哭的是那个第一个拿起锄头的黑瘦汉子。他叫波朗——就是之前从降兵提拔成百户长的那个。他哭得稀里哗啦，一边哭一边喊：
“我有地了！我真的有地了！”
沈砚看着那些人，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是钱让他们干活。
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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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下旬，雨季提前到来。
雨来得又猛又急，一天一夜，洞里萨湖的水位涨了三尺。刚修到一半的堤坝，被水冲开一个口子。
沈砚赶到时，看见的是那个缺口——三丈宽，水哗哗往里灌，像一头发狂的野兽。民夫们站在岸边，脸色惨白，没人敢动。
“堵！”沈砚冲过去，夺过一个民夫手里的锄头，“跟我堵！”
他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挥起锄头刨土。泥土被水冲散，根本堵不住。
“沙袋！”他嘶声喊，“沙袋呢？”
民夫们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装沙袋。一个接一个跳进水里，把沙袋往缺口里塞。
雨越下越大，水越流越急。沙袋扔进去，打个滚就被冲走。
“人墙！”沈砚吼，“手挽手，站成一排！挡住水流再扔沙袋！”
民夫们愣了愣，然后——波朗第一个冲过去，站进水里，伸出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一百多个民夫，手挽手站成一排，用身体挡住水流。
那水冰冷刺骨，冲得人站都站不稳。但没有人松手。
沈砚站在水里，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的地方。他看着身边那些黝黑的脸，那些青筋暴起的手，忽然想起了当年在高平——萧尘带着他们修水渠时的样子。
那时候，也是这样的雨，这样的水，这样一群连饭都吃不饱的人。
他终于明白，萧尘为什么要亲自来高棉。
不是来视察，是来告诉他们——
这地，值得种。这渠，值得修。这人，值得当。
缺口被堵住了。
天也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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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末，雨季结束。
一百五十里古渠，全部疏浚完毕。堤坝加固，水闸建成。浑浊的洞里萨湖水，被引入干涸了百年的渠道，沿着新修的河道，流向广袤的平原。
通水的第一天，萧尘亲自来了。
他站在那座用水泥浇筑的水闸上，看着脚下的水流奔腾而过，溅起白色的浪花。水闸旁边，黑压压站满了民夫——十万民夫，一个没少，全来了。
萧尘没说话。他从怀里掏出三样东西：一把占城稻种、一把本地旱稻种、一把刚从清化运来的双季稻种。
他把三把稻种混在一起，撒进水里。
稻种随水流飘散，消失在远方。
“从今天起，”他终于开口，声音通过铜喇叭传遍人群，“这片平原，不再叫‘洞里萨湖沿岸’。”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
“叫‘高棉粮仓’。”
欢呼声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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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秋收。
湄公河平原上，稻浪连天。
金色的稻穗沉甸甸地弯着腰，风一吹，就翻起层层金浪。从吴哥城头望出去，那种金黄一直铺到天边，像一张无边无际的毯子。
第一季稻谷开始收割。
沈砚蹲在一户农家门口，看那户人家打谷。是个老农，带着儿子儿媳，还有两个半大孩子。老农抓起一把刚打下来的稻谷，放在嘴里嚼了嚼，嚼着嚼着，眼泪就下来了。
“大人，”他捧着那把稻谷，颤巍巍走到沈砚面前，“您尝尝。这是咱们……这是咱们高棉自己的米。”
沈砚接过，放进嘴里。
米粒饱满，嚼起来有股清甜。他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好吃。”他说，“比安南的米还好吃。”
老农笑了，笑得满脸褶子。
“那是！”他挺起胸膛，“咱们高棉的地，本来就是好地！以前没水，种不了。现在有水了，谁也比不上！”
沈砚站起身，放眼望去。
收割的人群像蚂蚁一样，在稻田里忙碌。一捆捆稻谷被堆成小山，一辆辆牛车满载着粮食，往吴哥城方向驶去。
空气中弥漫着稻香，混着泥土的腥味和汗水的咸味。
那是丰收的味道。
也是希望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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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高棉粮仓的第一批粮食，装船北运。
整整一百艘平底粮船，从洞里萨湖出发，经湄公河，过占城，直达清化港。每艘船载粮一千石，共计十万石。
码头上，周文渊站在送行的人群里。他看着那一艘艘满载的粮船缓缓驶离，忽然想起半年前——十万民夫集结时的茫然，修渠时的困苦，堵缺口时的惊险。
值吗？
他问自己。
船队最前方，那艘最大的粮船上，一个老农正趴在船舷上，看着渐渐远去的家乡。他身边放着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他亲手种的米——那是要送给清化学堂里读书的孙子吃的。
周文渊认出来了。是波朗，那个第一个拿起锄头的黑瘦汉子。
波朗也看见了他，远远地挥手。
周文渊也挥手。
值了。
他心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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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承天。
萧尘站在武英殿的窗前，看着桌上的奏报。
奏报是周文渊写的，很厚。最后一页写着：
“高棉行省本年秋收统计：新增水田四十二万亩，总水田面积达一百一十万亩。收粮二百一十万石，其中军粮自给七成，余粮一百万石，已分批北运。自今日起，高棉不再是负担，而是靖安最大的粮仓。”
萧尘看了很久，忽然笑了。
他想起十年前，在高平那个破村子里，第一次跟农户学种田时的情景。那时候，他只想着怎么让二十七户人不饿死。
现在，二十七万户人，三百多万亩田，两百多万石粮。
他放下奏报，走到窗前，推开窗。
南方的风灌进来，带着稻谷的清香。
“告诉周文渊，”他对陈孝儒说，“明年开春，继续扩种。我要高棉的粮，不仅能养活高棉，还能养活整个靖安，还能——”
他顿了顿：
“卖给暹罗，卖给缅甸，卖给所有愿意用银元买米的人。”
窗外，晚霞满天。
那些稻浪连天的平原，此刻正在暮色中沉睡。
等待着下一个丰收的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