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侯夏元吉者，清化人也。家世贫寒，父早亡，母织布以供衣食。元吉少时，即有大志，虽家无藏书，每至邻家借书，手自抄录，夜以继日，未尝稍懈。邻人笑曰：“贫家儿读书，欲何为？”元吉正色曰：“读书明理，岂为富贵？”年十六，通经史，尤精算术。乡里有事，辄就元吉问筹算，无不应手而解。由是名闻乡里。
靖安初年，太祖起兵于高平，元吉年二十有八，闻太祖善待士人，乃徒步往投。太祖见其谈吐不凡，问以钱粮之事，元吉对答如流，分析精当。太祖大喜曰：“吾得夏元吉，如得金谷之库也！”遂授以粮草官，专司军中钱粮。自此从太祖左右，凡钱粮出纳、军需调度，皆委于元吉。
元吉为人清廉自守，虽手握钱粮，而一毫不苟。军中尝缺粮，有将佐劝元吉借粮于豪绅，许以重利。元吉曰：“借粮则受制于人，且利滚利，士卒何堪？”乃自减膳食，以所余分给士卒。士卒感其德，皆愿效死。太祖闻之，叹曰：“夏元吉，真廉吏也！”
靖安十三年，太祖已定安南、占城、真腊，疆域日广，然财税混乱，六国旧制杂陈，百姓苦之。太祖召元吉问计，元吉曰：“臣闻大明有‘一条鞭法’，化繁为简，百姓称便。臣请仿其意，推行于南华。”太祖曰：“善。卿试为之。”元吉乃遍考六国旧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定《一条鞭法》。其法曰：田赋按亩，商税按利，矿税按产，关税按货，杂役折银。一应税赋，皆折银元征收。又曰：官绅一体纳粮，旧有免税特权，一概取消。此法一出，六省税制归一，百姓负担大减，国库收入倍增。太祖赞曰：“夏元吉，吾之萧何也！”
靖安二十八年，太祖欲行全国大普查，命元吉主其事。元吉率户曹、吏曹官员一千二百人，分六十组，赴六省三百余县，逐村逐寨，清查户籍、田亩、矿藏、工商。元吉亲赴暹罗，坐镇大城，日夜督导。凡三月，普查毕，得户一百六十八万，口七百八十九万，水田五百九十万亩，旱田八百六十万亩。太祖览奏，喜曰：“朕今而知天下之大也！”元吉曰：“知天下之大，然后知治天下之道。”太祖深然之。
永汉元年，太祖登基，设中书省，以元吉为中书令，总领民政。元吉上《永汉二年税制议》，请免全国正赋一年，其后三年减半，边远山区免税五年。有大臣反对曰：“免税则国库空虚，何以养兵？”元吉曰：“百姓足，国库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国库虽盈，终将竭也。”太祖从之。自是南华百姓安居乐业，户口日滋，农商并盛，国库岁入反较前倍增。太祖尝问元吉曰：“国库有多少钱？”元吉对曰：“臣不知。臣只知该花多少。”太祖大笑，曰：“卿之答，妙矣！”
永汉十四年冬，太祖病重，召元吉于榻前，执其手曰：“夏爱卿，朕老了。嗣儿年轻，你替朕看着。”元吉泣曰：“臣必不负陛下所托。”太祖笑曰：“有卿此言，朕放心矣。”是夜，太祖崩。元吉哭于灵前，哀恸不已。
弘德元年，太宗即位，元吉以老乞骸骨，太宗不许，曰：“父皇在时，夏公是朝廷柱石。父皇不在，夏公更要留下。”元吉感泣，遂留朝中。然年事已高，步履蹒跚，太宗命人于武英殿设座，使元吉坐而论事。元吉不肯坐，曰：“臣站了一辈子，坐着不习惯。”太宗笑曰：“夏公老矣，不必固执。”元吉乃坐。
弘德元年秋，元吉病重。太宗亲往视疾，执其手问曰：“夏公有何遗言？”元吉曰：“臣一生理财，不敢妄费一文。太祖规矩，不能改。愿陛下恪守祖训，永保南华。”又曰：“臣死之后，薄葬，毋费民财。”言毕而卒，年七十三。
太宗辍朝三日，亲往吊唁，谥曰文正。葬于凤栖山南华陵，陪太祖陵侧。太宗亲撰碑文，曰：“夏公一生，清廉自守。南华之富，夏公之功。夏公虽死，清风长存。”
史臣曰：夏元吉起于贫寒，自学成才，以理财之才佐太祖，定一条鞭法，行全国普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南华之富，元吉之力也。其为官四十三年，清廉自守，一毫不苟。临终犹念念不忘太祖规矩，可谓忠矣。太祖托孤，与韩匡义、周镇海、沈砚并称“四柱”，信哉。南华之兴，非独武功，亦有文治。元吉者，文治之柱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