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运动的历史也是马丁·路德·金的传记。从1955年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行动中争取法律平等的民权斗争的发端到1968年标志民权运动转向社会与经济议题的穷人运动，每一次重要的抗议活动金都是领导人。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将民权运动斗争及其精神定义为登山宝训 [1] 与美国宪法的双重承诺。1968年4月金被谋杀后，民权运动找不到任何领导人来继承金的道德权威和对民众的凝聚力。
马丁·路德·金和乔治·华盛顿是仅有的两位生日被确定为国家法定假日的美国人。
然而，马丁·路德·金的传记不仅仅是民权运动的历史。金是一个睿智但麻烦重重的角色——一个牧师的儿子却质疑耶稣，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却涉嫌通奸。1929年1月15日，金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原名迈克尔·金。他的父亲，也叫迈克尔·金，是一名浸信会牧师。在小迈克尔两岁的时候，老迈克尔成为亚特兰大主要的黑人教堂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的领导人。1934年在柏林参加第五届浸信会世界联合会议后，老迈克尔·金将他和儿子的名字改为马丁·路德，以纪念那位新教改革家。
马丁·路德·金沿用了父亲的名字，不仅继承了父亲领导社区事务的献身精神，还继承了争取民权的责任感。马丁·路德·金终其一生都在与《吉姆·克劳法》做斗争。他曾为争取黑人教师同工同酬而斗争，也曾因黑人乘客遭受攻击而抵制亚特兰大的公共汽车系统。他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亚特兰大分部表现突出，并最终走上领导岗位。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
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特区，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
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马丁·路德·金就认识到教堂在黑人社区的道德引领作用。他也亲身经历了父亲对种族主义的拒绝。当时父亲带着他坐在一个鞋店里，却被要求移步到后部。老金宁愿走出去也不接受。小马丁听到父亲说：“不管我到底要在这样的体制下生活多久，我决不接受这样的侮辱。”当一个白人警察称呼老金为“男孩”时，牧师侧身转向小马丁并答道：“这是一个男孩儿。我是一个男人。如果你不这么叫我，我就不会答话。”
1957年到1968年间，金跋涉600多万英里 [2] ，在2500多个场合发表演讲，写下5部著作。
老马丁·路德·金博士（1897—1984），一生的民权斗争者。
民权运动的先驱A. 菲利普·兰道夫（1889—1979）成为1963年“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的领导人之一。
拉尔夫·阿伯内西（1926—1990），浸信会牧师，金的亲密盟友，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的共同创始人。
老金持之以恒要将儿子培养成才。他将马丁送到田间劳动，让他懂得祖先经历的辛苦。老金直到儿子15岁时还会揍他，他期望自己的儿子能跟随自己成为牧师。小马丁是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儿童唱诗班的成员，他母亲阿尔贝塔是组织者。但小马丁后来承认，他曾深深怀疑基督教义，13岁时，他曾在主日课上否定耶稣的复活。
但小马丁仍有成为牧师的道德冲动，也拥有牧师作为社区领袖的雄辩口才。在高中期间，小马丁曾赢得辩论比赛。他非常聪明，高中四年间跳级两次，15岁就进入历史悠久的黑人莫尔豪斯学院就读。1947年，18岁的小马丁从莫尔豪斯毕业，获得社会学学位，他决定到克罗泽神学院进修，以便担任牧师。
在莫尔豪斯，金曾爱上一位白人学生，但朋友们劝说他不要求婚，因为跨种族的结合将不利于他在南方黑人教堂获得牧师的职位。1953年，在父母房前的草坪上，金与来自阿拉巴马的黑人女孩科丽塔·斯科特举行了结婚仪式。第二年，他获得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的牧师职位。同时，他作为宗教学的博士生在波士顿大学学习。1991年，一项调查认为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部分剽窃自另一名学生的论文。
1955年，金担任长达一年之久的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行动的领导人，他开始为公众所熟悉。抵制行动跟和平抗议一样，也面临着风险。1956年1月30日夜里，一个不知名的袭击者把一枚炸弹扔进了金住所的门廊里。科丽塔·金和一个朋友在炸弹爆炸前逃出客厅，而金出生不久的女儿尤兰达正在后面的房间里熟睡。
科丽塔·斯科特·金
1927年，马丁·路德·金的妻子科丽塔·斯科特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马里昂。她父亲的祖母德丽娅·斯科特是助产士，曾是一名奴隶。大萧条时期，斯科特家里的孩子通过摘棉花帮助维持家庭生计。由于马里昂的高中是种族隔离高中，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妈妈让斯科特和其他黑人少年到附近的高中读书。她和妹妹成为俄亥俄州安蒂奥克学院的第一批黑人本科毕业生。斯科特学习的是音乐专业，后来参加了争取民权的斗争。
1951年，斯科特获得了去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的奖学金。当年冬天，一位双方的朋友介绍她与马丁·路德·金相识。尽管金的父母心有疑虑，但他们还是在1953年结婚了。金获得牧师的职位后，已经怀孕（这是他们4个孩子中的老大）的斯科特，不得不放弃歌唱事业的规划。在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行动中，她的丈夫处于民权运动斗争的风口浪尖，她也追随丈夫成了一名斗争者。尽管丈夫不忠，联邦调查局也不断骚扰她，甚至向她邮寄了她丈夫通奸的录像带，但他们的婚姻还是存续下来了。
金被暗杀后，科丽塔·斯科特·金继续为民权与和平而斗争。
1957年，金与其他社会活动领袖，包括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浸信会牧师弗雷德·舒特尔斯沃思、拉尔夫·阿伯内西，以及阿拉巴马摩拜尔的牧师乔瑟夫·洛瑞，共同创建了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
金借鉴了一个世纪的非暴力抗议经验，与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领导层制定了无需违法就可以应对法律的策略，即利用教会的道德权威抗衡政府的法律权威。
金在莫尔豪斯读到了19世纪浸信会“社会福音”的支持者沃尔特·劳申布施的思想，即社会问题可以运用基督教原则来解决。最近，他目睹了白人福音派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为道德改革而发起的“十字军东征”。金还熟悉亨利·戴维·梭罗1849年发表的随笔《对公民政府的抵抗》，该文重印后的书名《公民抗命》更为有名。列夫·托尔斯泰借鉴了梭罗和基督教改革家阿丁·巴卢的思想，发展了基督教的“非暴力”理论。托尔斯泰的另一位读者圣雄甘地利用“消极抵抗”使殖民于印度的大英帝国声名狼藉。金也成为这一传统的继承者。
然而，金的战略一开始就遭到断然拒绝。1961年12月，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向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当地为废除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提供了支持。当反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平地行进到种族隔离区时，警察实施了抓捕。金在缴纳罚金还是入狱之间，选择了入狱，几天之后被释放，福音派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为他缴纳了罚金。但奥尔巴尼的抗议者退缩了，他们与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及当地的抗争者之间的同盟破裂。
在奥尔巴尼的经历教会金，光对抗法律是不够的。像甘地为对抗盐税而斗争一样，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必须以人群占领公共场所来直面当局，制造一场危机使当局蒙羞，并揭露他们是法律不公的捍卫者。1963年4月，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利用这一思想试图解除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种族隔离制度。电视镜头记录了伯明翰的行动。警察动用催泪弹、警犬和水炮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其中还有一些是儿童。这样的场面促使美国白人决定是否保留《吉姆·克劳法》，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
在伯明翰被捕后，金成了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的象征。联邦调查局窃听金的谈话并在其同伙中寻找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与其竞争的黑人团体如伊斯兰民族 [3] 和不久后组建“黑豹党”的分离主义者，提倡针对白人的暴力行为。但金决心将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推向全美国。1963年8月，他成功了，他在“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游行后，向黑人占大多数的约25万游行者发表了他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一年后，国会通过了1964年《民权法案》。
然而，“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不是金的主意，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也只是组织游行的“六大民权组织”之一。大游行是两位斗争老兵的创见，他们分别是民权领袖联合会（LCCR）的创始人A. 菲利普·兰多夫及贝亚德·拉斯廷。1941年，两位社会主义者、甘地“非暴力”思想的仰慕者兰多夫和拉斯廷及荷兰出生的白人教士A. J. 马斯特一同策划了华盛顿的一场大游行，以抗议美军及军需生产中的种族隔离现象。
罗斯福总统已在白宫三度连任，为阻止游行，他下达行政命令，解除军需生产中的种族隔离，但在军中仍未解除。1957年，兰多夫和拉斯廷与金共同组织了“争取自由的祈祷朝圣之旅”，金在华盛顿大约25000名抗议者面前讲了话。率先使用“祈祷抗议”的兰多夫还指示拉斯廷在非暴力策略上指导金。如果说1963年3月“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实现了兰多夫和拉斯廷的大规模抗议的梦想，那么金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演讲则实现了抗议的意义。在国家舞台上出现的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讲者，融合了道德的庄重和情感的强度，可以打动大多数白人的心灵与良知。
贝亚德·拉斯廷：被遗忘的英雄
1912年，贝亚德·拉斯廷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后来成长为一名贵格会基督徒，他一生都在为民权奋斗，也是“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的组织者。然而，他善变的政治观点和同性恋身份使得民权领袖们对他敬而远之。
20世纪30年代晚期，拉斯廷开始积极投身民权运动，当时他在纽约城的一家夜店做歌手，也是共产党的一名活跃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一名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及美国社会党党员。1941年，他与A. 菲利普·兰多夫和A. J. 马斯特在华盛顿策划了一次反种族隔离的大游行。1942年，也就是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行动的13年前，拉斯廷因拒绝移到公共汽车后部被捕，并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遭到警察殴打。
1947年，拉斯廷参加了第一次自由乘车者行动，有组织地打断城际公交的运行。1948年，他前往印度学习甘地的非暴力策略。1956年，拉斯廷说服马丁·路德·金放弃了自己的武装保镖。
拉斯廷在新保守主义和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斗争中终结了漫长的政治旅程，这也使他被排挤在黑人主流政治之外。他去世于1987年，并于2013年获得“逝者的总统自由勋章”。
1963年8月28日，贝亚德·拉斯廷（左）和劳工组织者克利夫兰·鲁滨逊。
1963年12月，约翰逊总统在白宫会见了金。
在民权运动斗争中，金入狱29次，其中包括一次在限速25英里的区域以30英里的速度驾驶。
非暴力抗议的力量
在面对令人生畏的残暴和仇恨时，美国民权运动采取非暴力消极抵抗的方式打破了种族隔离的社会壁垒。
“仇恨衍生仇恨，暴力引发暴力，强硬制造更大的强硬。我们必须用爱的力量融合仇恨的力量……我们的目标绝不能是击败或侮辱白人，而是要赢得他的友谊和谅解。”这些振聋发聩的话语出自马丁·路德·金博士，是对美国大多数民权运动抗争者意愿的总结。也就是说，他们追求平等的目标将以非暴力和平抗议来实现，与之前延宕了几个世纪针对黑人社区的暴力和仇恨形成鲜明的对比。该运动最高的成就之一就是有效地推动了这些理想的实现，使整个国家真正地发生了改变，没有像过去那样引发愤怒的对抗。
1961年5月到12月共发生十几次跨州的自由乘车行动。
“爱你的邻居”是金一直铭记的《圣经》经文。他和其他的社会活动家都认为爱是可以赢得平等、终结种族主义、废除全美种族隔离法律的力量。在他们心中，爱不一定是肤浅的情感羁绊，而是用之不竭的强大力量。
20世纪已经揭示了人类在战争中是多么孔武有力，人类通过残酷镇压的手段，将暴力倾向在大量战争、种族灭绝和民众间的不平等中暴露无遗。相反，和平非暴力的抗议活动也在增加，这些抗议活动试图在不制造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实现积极的改变。在美国民权运动中，非暴力抗议起源于金的教义和行动。
金的非暴力哲学所受的最大影响并非出自美国的现实，而是来自地球另一端的行动。莫罕达斯·甘地是引领印度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的背后推手，他用非暴力抗议的手段反抗压迫，为印度人民争取了自由。用金自己的话说，在为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中，甘地是对他行动影响最大的人。在为成为牧师而进修的时候，金就听说过甘地的行动，在听到一位老教授跟他谈起刚从印度回来的经历之后，他深受那位印度社会活动家的思想的影响。金没有想到他对甘地行动的兴趣会在他的生活中得到实际应用，更没想到这会在民权运动期间形成他的理想和行动的核心。
一辆被烧毁的自由乘车者乘坐的公共汽车。这些跨州旅行的乘客成为被袭击的目标。
主要的非暴力抵抗的践行者开始公开分享、宣讲他们的哲学。甘地和列夫·托尔斯泰一脉相承，美国民权运动一起步，金就开始把自己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融合在一起。1959年，金前往印度进一步学习他们是如何开展独立运动的。返回后，他“比过去更确信非暴力抵抗是被压迫人民争取正义和尊严斗争中最有潜力的武器”。
民权运动已经在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行动中成功地运用了非暴力抗议手段，结果表明这种消极抗议方式是有效的。金和其他运动领导人用爱来抵消仇恨，努力消除与种族隔离伴生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不平等和种族歧视。实施多年的《吉姆·克劳法》表明，那些支持种族隔离的人将竭尽全力维持现状并控制黑人。
抵抗的目标是终结种族隔离，达成目标的方式之一是确保将南方黑人社区遭受暴力侵害的漫长历史公之于世。在公共汽车抵制行动成功之后，诞生了两个新组织，即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和种族平等大会（CORE）。1960年4月，这两个组织受到金赞助的一次大会的启发而组建，主要由学生构成。他们希望利用蒙哥马利行动的强劲势头将民权运动推向全国。学生们正在寻求既不危害民权运动事业又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行动方式。
1960年2月2日，4名大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发起的静坐运动登上全国头条。在午餐高峰时段，4名学生在午餐柜台前的白人座位专区坐下，但被拒绝提供服务。他们没有离开，而是安静地等待服务。示威者想找一个可以依据肤色将人们单独分开的地方，于是特意选择了全国知名的店铺沃尔沃尔斯连锁店。他们想曝光店家的伪善，因为店家在他们购买学生午餐时接受了他们的钱却不允许他们坐在午餐柜台前。
1964年，很多《吉姆·克劳法》在《民权法案》签署后撤销。
因此而知名的“格林斯伯勒静坐四人组”郑重宣称将继续抗议，继续以更大的规模抗议。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中，他们轮班行动，整日待在柜台前，只是在等待服务。这些行为常常使这些静坐的男女成为被滥暴的对象，他们被大吼大叫，被食物或饮料攻击，他们遭受威胁、殴打甚至被强行带走。抗议者常常会被捕，却从不生气。当他们被架出去时，一群新的抗议者就会接替他们的行动。
当媒体听到示威者抗议的风声时，示威者已经迅速遍及南方，潮水般占据54座城市的午餐柜台。抗议开始的6个月后，店家撤销了种族隔离柜台，允许各肤色的人群毫无障碍地自由就餐。这些抗议的目标是突显种族不平等，冲击店家的业务。如果店家的座位上坐满抗议者，那么这家店午餐客流高峰期的收入将大幅减少。这种简单消极的抗议方式极为有效，使全国人民看清了美国种族隔离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尽管有人认为静坐示威后的“自由乘车者”行动很幼稚，但仍在20世纪60年代初吸引了公众的注意，是非暴力抗议活动的一种代表形式。该行动由种族平等大会（CORE）组织发起，其参与者由黑人和白人积极行动者组成。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分组从华盛顿特区乘公共汽车去深南部，定期在途中打破严苛的种族隔离禁令。他们就是要引起公众对这些法律的注意，揭露并展示那些仍在执行《吉姆·克劳法》的城镇。他们拟定了为期两周的穿越南方旅行时间表，预计在历史性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一周年的纪念日即1961年5月17日到达新奥尔良。这个行动充满争议，甚至有些民权运动成员也认为该行动对抗性太强。南方的种族隔离是活生生的现实，内战后的南方文化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由乘车者很有可能在赶往新奥尔良的途中被捕、被袭击，甚至被杀害。
金博士与妻子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会面。1959年印度之行后，他确信了非暴力抗议的力量。
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自由乘车者遭到一伙暴民袭击。这一画面“举世瞩目”，遭到广泛谴责。
“自由乘车者”的行进路线是由一位叫艾琳·摩根的女性设计的。在20世纪40年代，就像10年后罗莎·帕克斯在蒙哥马利对抗市内公共汽车种族隔离制度一样，摩根在跨州公共汽车上成功地对抗了种族隔离制度。糟糕的是，南方各州推翻联邦法律，通过自己现存的法律实施种族隔离。不过，自由乘车者并非未经指导就被派遣进来，他们已在华盛顿特区接受了有关如何对抗以及如何应对不可避免的暴力的培训。金甚至提醒他们三K党正在为阿拉巴马州的公共汽车策划一个“迎接”委员会，敦促他们停止行动。进入阿拉巴马州的公共汽车遭到刁难，被迫停车并遭受袭击，其中一辆车被纵火。当地警察部队和联邦调查局对三K党针对自由乘车者的有预谋攻击视而不见。在没有警察干预的15分钟时间里，三K党大打出手，随之而来的令人作呕的大规模斗殴照片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自由乘车者也因此达到了目的：他们只是坐个公共汽车就差点儿被成群的暴民打死，这令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十分尴尬。即便如此，由于公共汽车司机拒绝再搭载他们，也使自由乘车者陷入困境。在机场激烈僵持之后，政府被迫出动飞机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自由乘车者送往新奥尔良。
美国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因在其任期内倡导民权运动而被铭记。
民主党的主要票源在南方，他们起初并不愿发声反对种族隔离制度。
只因乘坐了公共汽车，他们差点儿被成群的当地暴民杀害。
下一轮的自由乘车者行动是代表非暴力抗议的最佳案例之一。第二波自由乘车者行动选取了从纳什维尔到伯明翰的路线，他们认为，如果乘车行动现在被阻止，将证明种族隔离得到了凶残的暴力支持。这次的参与者明白，他们已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在出发前的晚上甚至写下了遗书。到了5月17日，肯塔基当局迫于压力，为自由乘车者提供全面的警力保护，他们要尽快缓和上次世界反对声浪造成的不利局面。因此，像在伯明翰一样的乘车者与三K党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很快出现。但是当公共汽车到达蒙哥马利时，警察消失了，自由乘车者与同行的旅客再次遭到令人发指的攻击。
伊斯兰民族是一个呼吁单独建立一个黑人美国的组织，马尔科姆·X曾是其中的一名成员。
金再一次对“自由乘车者”行动进行了干预，这次他要求为保护乘车者而组织起来的一伙全副武装的黑人出租车司机撤出对抗，以免局势进一步升级。“自由乘车者”们完全献身于非暴力抗议活动，甚至直面生死，展现了勇敢与担当。他们的行动开始得到全国的关注。密西西比州州长和阿拉巴马州州长的态度缓和下来，他们仍将派州警察及国家警卫队保护“自由乘车者”，但“自由乘车者”必须同意：一到公共汽车站点就要因违反种族隔离法而被逮捕。一时间当地监狱人满为患，肯尼迪总统呼吁建立一段“冷静”期。但“自由乘车者”无视这一请求，继续行动，结果所到之处他们遭遇了同样的仇恨和暴力。1961年11月，第一批乘车者从华盛顿特区出发6个月后，美国所有汽车站都撤销了种族隔离法律，包括隔离的卫生间与候车室等设施，在州际公共汽车和火车上可以放心地选择任何一处座位。自由乘车行动原计划是14天的旅程，但延续了数月，得到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暴力行为不断遭到谴责。“自由乘车者”极其有效地向世界揭露了美国肆意蔓延的不平等问题，展现了和平非暴力的力量。
未雨绸缪
用和平主义面对攻击，培训似乎有点儿画蛇添足，但民权运动还是为积极参与者提供了两种非暴力训练。一个是思辨训练，其目的是建立面对暴力时的心态与心理反应机制；另一个是实战训练，是为示威者提供一些组织和领导示威活动的实用建议。训练也涵盖了如何回应身体攻击的基本知识，以保护自己免受重伤甚至死亡。可见，作为积极行动者，特别是自由乘车者，他们可能会被拳脚相加，被扇耳光，被碾压或者被刺伤。
训练课以角色扮演的形式完成，课上参与者可能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中体验到被羞辱、威胁或者攻击。训练有助于在不同群组的社会活动家之间建立深厚的友情。训练过程很严谨，但很多参与者以为自己绝不会用到这些手段。第一批自由乘车者行动的志愿者认为不必进行身体训练，但他们很快发现，前往南方的旅途中每天都要应用这些重要的知识。
首要的一点是，训练课的参与者对民权运动事业要拥有认真、坚定的态度，人们认为，面对攻击时，保持冷静与自信是最好的防御。随着训练的进行，纪律变得井井有条。训练目的是建立一条组织严密、坚不可摧的战线，可以消化暴力，一往无前地继续抗议，使对手的威力失去效力。
一个准备参加静坐示威的人正在接受耐力训练，周围的人正在向他脸上喷云吐雾。
多年和平抗争之后，1964年民权运动使《民权法案》得以签署，多部《吉姆·克劳法》被废除。
金和马尔科姆·X都被暗杀了，金是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暗杀的，后者是被伊斯兰民族成员暗杀的。
在各种环境下都采取和平主义和“爱你的邻居”的政策并不为所有民权运动成员和黑人社区所接受。一些领导人认为，采取非暴力抗议形式就是因为反对的力量太过强大。黑人社区无法与当地警察针锋相对，在与三K党之类的仇恨集团对抗时也无法占据上风。像马尔科姆·X这样的社区领导人认为金的和平主义使黑人在白人的攻击面前如待宰的羔羊。他甚至用一个当前的流行词“汤姆叔叔”来称呼金，这个老式的贬损词往往用来形容一个黑人站在他们的白人对立派一边反对其他黑人。马尔科姆·X和其他领导人认为应该用更为暴力的方式去与种族隔离制度斗争。他们无法理解非暴力观点，因为当时黑人社区非常频繁地成为种族歧视与政府默许的暴力攻击的目标。虽然马尔科姆·X措辞强硬，但有一派思潮认为像他这样的领导人煽动或包庇暴力行为是为了进一步突显和平抗议。面对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这样的非主流组织，种族隔离主义者会更愿意与像金博士这样的温和派合作。
金与马尔科姆·X也许观点不同，但他们都是激情四射、忠诚坚定的社会活动家。
约翰·刘易斯是第一批13名自由乘车者之一，1986年当选美国参议院议员。
黑人社区成为当局和三K党这样的极端组织针对的目标，他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这种需求衍生出了像防御与公义执事会这样的组织。该组织于1964年成立，主要由“二战”老兵构成，他们是为保卫家园及民权积极行动者的住所提供全副武装的卫兵。他们是民权运动中第一支知名的自我防御力量，其诞生是出于对非暴力的多数派的怀疑，后者对于其行动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直言反对。尽管遭到两方阵营的对抗，执事会还是有效地牵制了三K党的行动，遏制了他们对黑人社区的暴力活动，为1966年田纳西州与密西西比州的反恐惧大游行提供了安全保障。其他社区也发现展示武力或暴力威胁足以停止三K党的攻击并保护自己的家园。民权运动包含了一系列连贯的思想和观点，但主要还是集中在非暴力行动上。这些行动被视作法律和社会层面最积极的变化。爱，虽然没有结束为争取平等进行的抗争，但爱、勇气和决心显然能够战胜仇恨和暴力。
战胜仇恨的爱
马丁·路德·金和整个民权运动组织都受到了其他国际和平抗议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坦率地说，金博士是受了印度和平社会活动家莫罕达斯·甘地及俄国精神先驱、作家托尔斯泰著作的影响，他认同他们的观点。当甘地被派驻南非的时候，与托尔斯泰通过一系列书信探讨非暴力抗议的本质，后来他征得托尔斯泰的同意将其中的一封信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封被称作“致一个印度人的信”，开启了他们充满激情的通信往来，直到托尔斯泰去世。在这些信中，他们讨论了暴力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来说多么不和谐，主张回归人类最自然的状态——爱。上述三人，特别是甘地和金认为，爱是终结压迫的驱动因素，也是消弭暴力的唯一答案。甘地和金都赞同用爱来迎接暴力和仇恨并不是示弱而是展现力量，爱并非指向情感，而是用之不竭的强大力量。金接受了托尔斯泰和甘地的思想，他说：“最佳的力量是满足正义要求的爱，而最佳的正义则是纠正一切与爱背道而驰的力量。”他试图打破他所见的遏阻爱与力量相结合的藩篱。
甘地从约翰内斯堡的住所寄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
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约翰·索特教授与学生琼·特朗普尔、安妮·穆迪参与在白人专用的午餐柜台前的静坐。在非暴力抗议期间，他们被扔食物并遭受身体攻击。
改变美国的运动
1963年4月6日，黑人抗议者跪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市政厅前，几分钟后因未获许可游行被逮捕。
在大部分实施种族隔离的美国城市，民权运动遭遇着绝不妥协的对抗。
这种对抗将一直伴随着民权运动。
市政府顽固地坚守着种族隔离政策。
在伯明翰运动以前，民权运动面对黑人的冷漠和白人的不理不睬已开始无所适从。1961年后期到1962年间的奥尔巴尼运动，面对同样小心翼翼采取非暴力原则的警察时，基本上宣告失败。但是，伯明翰运动之后，曾经被人们普遍忽略的地区抗议活动引起了全国和全世界的关注，是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改变了一切。
1963年，伯明翰是美国实施种族隔离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尽管人口中40％是黑人，但没有人受雇于百货商店，也没有人是公共汽车司机，更没有人在消防队或警察部队工作。在黑人社区以外，可供选择的工作只有体力劳动或者做家仆。市中心的商业区也严格实施种族隔离，有“白人专属”柜台和卫生间，电影院有隔离黑人的区域，等等。市政府顽固地坚持种族隔离制度：如果法庭驳回公园实施种族隔离的要求，市政府当局就关闭这个公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53年至1961年在柏瑟尔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的舒特尔斯沃思牧师组织了对当地种族隔离商家的抵制，他促请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来到伯明翰协助他。舒特尔斯沃思说：“如果伯明翰取得胜利，全国也会像伯明翰一样获胜。”
狱中来信
马丁·路德·金在监狱被单独监禁期间，读到4月12日的一份报纸，上面有一份8位白人教士发出的题为“呼吁大家团结起来”的公开信，批评抗议活动“受到了外部势力的指引和领导”。金草拟了一份回复，一开始写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后来写在一些碎纸片上，最终在律师提供的便笺上完成。这份回复，后来被称为《伯明翰狱中来信》，试图阐明面对肆虐的不平等现象进行非暴力抗议的原则与行动——这是金对驱动他的信念并运用这些信念进行的篇幅最长、最持久的探索。为了回应“他作为局外人却在伯明翰制造麻烦”的指控，金写道，他受邀参加抗议活动，“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各地的正义。我们不可避免地处于相互联系的网络中，维系在同一件命运外衣之下。任何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事物，都会间接影响所有人”。为了回应“他是极端主义者”的指控，金指出，耶稣本人曾被视为极端主义者。“所以问题不是我们是否会成为极端主义者，而是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极端主义者。我们是为仇恨还是为爱成为极端主义者？”金的同事们一起编辑了这封偷运出来的信，1963年5月19日在《纽约邮报（周日版）》发表。
一间重建的牢房，金曾在这里写下《伯明翰狱中来信》。
1963年4月3日，联合抵制运动发起，参与者在市中心白人专属的午餐柜台前静坐。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缩小了斗争目标，即不是全面解除整个城市的种族隔离，而是在市中心商业区实施经济抵制与非暴力抗议，以期当地的商家能说服市政府改变他们对解除种族隔离的反对。因此，他们组织了一场针对市中心商家的经济抵制，结果一些商家开始取下“白人专属”的提示牌。但是，市政府特别是公共安全专员尤金·“公牛”康纳做出反击，他削减了一个食品项目，并警告解除种族隔离的商家，他们的经营许可证将被吊销。
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明白，这场运动需要赢得全国的支持，他们确信“公牛”康纳就是可以使他们受到关注的那个人。康纳是一个坚定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是个对抗中绝不让步的家伙。1961年，当三K党痛殴自由乘车者的时候，康纳就确保施暴者逃跑前警察不会到达。正如他对媒体所说：“在伯明翰我们不会支持这样的抗议活动，只要必要，我们就把监狱塞满，我们可不管会得罪谁。”
那正是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所期待的。他们在非暴力抗议中增加了游行、在种族隔离教堂前的长跪以及在图书馆和午餐柜台前的静坐等，这些方式的目的是将监狱塞满抗议者，政府机构陷入停顿。但当地的大部分黑人社区很冷漠，部分当地黑人领导层公开表示敌意，他们坚信只有康纳按期退休，运动才可能重燃激情。
4月10日，市政府收到法庭反对抗议者的判决，开始逮捕抗议者。抗议领导人决定抗命，但他们极度缺少资金来保释被捕的抗议者。一些领导人建议马丁·路德·金作为抗争的主要募捐人应该离开伯明翰，巡回全国募集资金，以便支付保释金，使被捕者得以释放。在自己房间里独自做完祈祷后，金说：“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如何，我也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但我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
学生们已经做好准备并愿意承担非暴力抗议的一切后果。
金被捕的时候，妻子科丽塔刚生下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伯尼丝。
4月12日是圣周五（即耶稣受难日），金因领导了一场抗议活动而被捕，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中，一直到4月29日。他在监狱里写下了著名的《伯明翰狱中来信》。马丁·路德·金这次被捕入狱（第13次）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甚至连总统约翰·肯尼迪也开始关注他。但为了保持关注度，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继续向市政府增压。最后，他们决定铤而走险，推出运动中最无辜的成员作为非暴力抗议的代言人，即发动青少年大游行。
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的一位领导人詹姆斯·贝弗尔提出了这一建议，金犹豫许久之后才拍板同意。许多当地黑人家庭认为，如果参加抗议活动，养家糊口的成年人就有可能被捕入狱，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令人担忧。但是，贝弗尔对当地学生充满信心。他为当地学生举办讲习班，教他们如何在实战中克服对警犬的恐惧，他认为他们已经准备好并愿意承担非暴力抗议活动产生的后果。不久，这些学生将面对真正的恐惧。
“公牛”康纳弄巧成拙，对于推动黑人民权运动的进步，他比大多数人都“卖力”。
非洲裔美国青少年在反种族隔离抗议中遭到警犬、水炮的攻击。
透过窗口的栏杆望进去，非洲裔美国人抗议者在伯明翰监狱的抗议中唱歌祈祷。
金在狱中给妻子打电话时担心被窃听，说话很小心。确实，他已被窃听。
4月12日马丁·路德·金被捕后拍摄的照片。
5月11日，种族隔离主义者在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下榻的汽车旅馆实施了炸弹袭击。
5月2日，1000多名年轻黑人聚集在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前，以“儿童十字军”之名开始游行，前往伯明翰市中心反抗市政府和法庭的禁令。抗议的规模令“公牛”康纳猝不及防，他下令警察大规模抓捕，600多人被投入监狱。伯明翰的监狱正超负荷运行。
此时，全国媒体齐集伯明翰来报道这一特别事件。一个头脑更冷静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这个人不是康纳。第二天，又有1000名年轻人朝市中心行进，康纳下令将水炮对准游行者。这些高压水管足以将人冲飞，甚至冲得皮开肉绽。当旁观者大声疾呼反对这些做法时，康纳下令派出警犬。严阵以待的摄影师捕捉到了德国牧羊犬攻击年轻黑人的冲击性画面，那些年轻人真正反映了非暴力的原则，他们没有动手保护自己。记者们也向全国的新闻界连线报道了这场骚乱，伯明翰登上新闻头条。
看到孩子们受到如此对待，当地的黑人社区聚集起来，在接下来的一周继续抗议，直到监狱人满为患，连游乐场也变成了拘留所。伯明翰市中心的商业活动彻底陷入停顿。5月8日，商业领袖们同意废除种族隔离。5月10日，当局最终妥协，同意取消种族隔离的厕所、饮水处和午餐柜台，释放关押在监狱里的示威者，计划增加黑人就业机会。
冥顽不化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反应是暴力的，他们企图用炸弹炸死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的领导层。实际上，市政府履行该协议时也是磨磨蹭蹭。但是伯明翰运动已经成功地使肯尼迪总统确信，公民权利不能再放任于各州的层面。1963年6月11日，总统呼吁立法保护每个美国人的权利，无论其种族如何或宗教信仰如何。这次立法将成就1964年《民权法案》，该法案规定种族歧视违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1964年7月2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将其签署生效，伯明翰运动取得了胜利。
标志性照片的出炉
1963年5月4日，伯明翰抗议活动最具标志性的照片横跨了《纽约时报》首页的三个栏目，显示一名年轻的黑人小伙子正被一只凶恶的警犬撕咬，而此时警察抓住了他。这个男孩态度冷静淡漠，似乎体现了非暴力抗议的思想境界。这就是照片显示的内容，但事实证明，这张照片表现的事实并非如图所示。照片中的男孩沃尔特·盖泽登甚至未参加抗议，他只是逃课想看个究竟。而且，盖泽登接受采访时说，不是警官攻击他，是他试图把警犬拉过来。当盖泽登的父母第二天看到照片时，得知他们的儿子逃课了，大为震惊。不管怎样，盖泽登还是被捕了。比尔·哈德森拍摄的这张照片使盖泽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伯明翰运动的代言人。
伯明翰的标志性照片背后的真相并非如此。
按照城市公共安全专员“公牛”康纳的命令，消防员在伯明翰运动期间打开消防水管向一群年轻的民权抗议者喷射。
注解：
[1] The Sermon on the Mount，天主教思高本作山上圣训，指的是《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耶稣基督在山上所说的话，其中最著名的是“天国八福”，基督徒视其为言行及生活规范的准则。
[2] 1英里=1.609344千米。
[3] The Nation of Islam，又译“伊斯兰国度”，1930年成立于底特律，是非洲裔美国人的伊斯兰主义新宗教运动组织。
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
罹难的四个小女孩
约翰·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
密西西比的种族主义和谋杀案
争取投票权的长途游行
王者之殇
历史的瞬间
1963—1968
1963年11月22日
肯尼迪总统遇刺
1963年11月，约翰·肯尼迪迅速成为有史以来最进步的总统之一。在前往达拉斯的死亡之旅前的几个月中，肯尼迪向全国发表了著名的民权演讲，并开始秘密推动《民权法案》的立法。他的演讲从法理角度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转变为美国义不容辞的道德使命。肯尼迪总统个人表示全力支持，民权运动终于获得了切实的动力。
因此，当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中午12点30分向总统车队开枪时，他在民权运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冲击波。枪击事件的新闻传开，举国震惊，随后肯尼迪在抵达附近医院后死亡的消息成为头条新闻。一时间交通停滞，学校停课，每个美国人都跑到他们能找到的广播或电视旁。就像之前发生的珍珠港袭击和数十年后的“9·11”灾难一样，肯尼迪的谋杀案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热点。
两天后奥斯瓦尔德本人被一击毙命，但这并不能阻止总统遇刺对民权运动产生的巨大影响。肯尼迪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比肯尼迪更加致力于推动这一法案，尽管他不像肯尼迪那样善于与国会打交道，但他确保将新法律纳入宪法。刺杀本来可以使争取民权的斗争脱轨，但肯尼迪令人震惊的离世却使这场运动更为坚定地朝着非洲裔美国人真正获得平等权利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1963年9月10日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学校种族融合
1963年9月，全美国144个校区开始缓慢解除种族隔离行动。但并非每个州都心甘情愿。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曾下令巡警封锁伯明翰学校的校门，阻挡黑人学生入校。联邦政府必须从中协调，解除种族隔离的行动才能最终开启。
1964年
《民权法案》
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担心争取平等权利的抗争因此而脱轨。但肯尼迪总统令人震惊的离世以及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支持使得《民权法案》在1964年夏天生效，成为美国新法律的一部分。
1964年10月14日
马丁·路德·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64年，“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及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标志性演讲一年多以后，马丁·路德·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该奖表彰他以非暴力的努力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得了公民权利。该奖项与《民权法案》同年而至，有助于增强马丁·路德·金不断上升的公众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