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黑豹党自卫队将其名称缩短为“黑豹党”。
克里弗后来成为黑豹党的重要成员，他在黑豹党成立之初利用自己的人脉与其他左倾势力集团和“黑人的力量”组织结盟。不过，黑豹党的关键人物是其国防部长牛顿。随着黑豹党势力的传播，牛顿被成员们视为真正的领导人。因此10月28日牛顿因涉嫌谋杀约翰·弗雷而被捕后，努力使其获释自然成了该组织的头等大事。
“释放休伊！”运动吸引了更多媒体的注意。在1967年10月“停止征兵周”的反战抗议活动中，很多左派人士参与了抗争，他们认为这是抗议美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但警方以毫无底线的暴行回应了抗议者。1968年初，黑豹党的势力遍地开花，同时黑豹党宣布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合并。几个月后，形势发生了变化。
1968年4月，因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而爆发的种族暴力事件又一次肆虐全国。两天后，在奥克兰黑豹党与警察的枪战中，手无寸铁的黑豹党财务主管、17岁的利尔·鲍比·哈顿被枪杀。政治当局将金当作美国民主的烈士，但黑豹党现在已将哈顿作为自己的烈士，并动员了成千上万名年轻美国黑人支持黑豹党的事业。白人支持者的数量也有所增加，马龙·白兰度便是哈顿葬礼上的悼念者之一。同时，牛顿因激进的观点被判监禁，成了一名政治犯。
截至1968年12月，该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全国20个城市设有办事处。牛顿在牢房里指挥该党提起诉讼，该党还制定了一套明智的武装斗争战略。他们仍然是公开行动，但没有指示其成员继续对警察发动攻势。但是，他们认为成员们应该武装起来，应该对任何试图在没有授权令的情况下进入家中的执法人员开火，这就制造了可能导致交火的条件。到1968年底，黑豹党已经成为美国最强大的黑人运动组织。
黑豹党在全国很多城市中开设了这样的厨房，每天为10000多名儿童供应早餐。
1970年在波士顿公园举行的“为弗雷德·汉普顿复仇”的集会上，抗议者聚集在一起。
黑豹党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来帮助他们的社区。1969年1月，他们在奥克兰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开启了第一批为在校儿童免费提供早餐的项目。截至1969年底，黑豹党在全国很多城市中开设了这样的厨房，每天为10000多名儿童在上学前提供饮食。
政府对此很是担忧。早在1967年8月，联邦调查局就开启了“反谍计划”（COINTELPRO），旨在瓦解联邦调查局所谓的“黑人民族主义仇恨集团”。1968年9月，黑豹党在全美开设的分部越来越多，联邦调查局局长J. 埃德加·胡佛认为黑豹党是“国家内部安全的最大威胁”。在随后几年中，联邦政府与当地警方对黑豹党发起了一致的突击行动，定期向媒体提供不实的信息，监听黑豹党的办公室，招募线人。联邦调查局试图在黑豹党内制造裂痕，造成其内部暴力和死亡，并安排特工挑衅者，刺激黑豹党进行大规模的公开攻击。他们甚至还试图破坏早餐计划。有时他们只袭击黑豹党的分部，占领其办公室，并多次实施抓捕。对黑豹党的攻击催生了第一批特警队（SWAT），他们穿着防弹衣，手持突击步枪，冷酷无情地击毙黑豹党成员，弗雷德·汉普顿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见“对汉普顿和克拉克的屠杀”的插叙）。
1968年为响应牛顿的呼吁，由美国极左翼反种族主义者组成的白豹党成立。
联邦调查局的一项主要举措是煽动黑豹党与黑人民族主义组织“我们的组织”的紧张关系，1969年1月最终导致黑豹党的队长邦奇·卡特和助理牧师约翰·哈金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遭受枪击。3月，两个组织之间再次交火，又导致两名黑豹党的成员死亡。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的镇压和煽动反而增加了黑豹党的人数。到1970年底，黑豹党在近70个不同的城市开设了分部。
一群黑豹党成员站在纽约市法院大楼外。
在联邦调查局的各种干预下，内部力量加外部力量的合力导致了黑豹党的衰落。大量的会员在不断扩张的地理区域中分布，黑豹党越来越难推行自己的准则。他们被迫进行多次清洗，在试图查明和驱逐线人的过程中，党内出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严刑拷打与谋杀的案例，如对阿历克斯·拉克利犯下的罪行。黑豹党内部的争执与异议开始增加，其中一些是联邦调查局挑起的。
毋庸置疑，影响黑豹党继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整个1970年政府做出的一系列让步。尼克松总统缩减了征兵数量，反战情绪得到了社会主流的进一步支持。黑人开始享有更多的社会参与权和政治代表权，与黑豹党建立联系的海外政府也开始与美国政府进行对话协商。黑豹党很快开始失去存在的基础。
1971年9月牛顿访问中国时，黑豹党已开始分崩离析。虽然它在未来多年间仍保持活跃，但1972年中期，它又萎缩为奥克兰的本地组织。缓慢而又不为人知的消亡紧随其后，1982年黑豹党最终关闭了最后一间办公室。
1968年3月，孟菲斯环卫工人罢工，坦克和士兵对罢工者“夹道欢迎”。马丁·路德·金将前往孟菲斯支持罢工者，1968年4月4日被暗杀。
历史遗产
民权运动：成与败
巴拉克·奥巴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总统
新民权运动的诞生
民权运动：成与败
1963年的“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使民权运动获得大量媒体关注，引起全国的重视。
民权运动在争取美国黑人的社会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要完全兑现承诺仍遥不可及。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霍尔特街浸信会教堂人头攒动，座无虚席。27岁的马丁·路德·金博士走上讲坛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他宣扬和平与非暴力变革，他警告说：“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对那些长久以来一直在虐待我们的人说，我们厌倦了……我们厌倦了被隔离、被羞辱，我们厌倦了被残酷的压迫击倒。”
4天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当地分会的秘书罗莎·帕克斯在蒙哥马利的市内公共汽车上拒绝按照司机指示走到车厢后部为白人让座，因而被捕。按照法律规定黑人必须坐在车厢后部，以前就有几人因为相同的“抗命”而被捕入狱。但人们普遍认为，帕克斯的经历与金的演讲在这段重要的日子里拉开了民权运动的序幕。
金博士在成立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时说：“我们必须……在保证尊严与自律的基础上……开展斗争。”
值得肯定的是，美国黑人已经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1909年便已成立，其他团体如种族平等大会（CORE）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也应运而生，这些组织为民权运动事业的日益壮大做出了贡献。然而，《吉姆·克劳法》无处不在，这些阴险的黑人法令，撤销了《宪法第14修正案》和《宪法第15修正案》保护黑人在法律和投票权方面平等的承诺；美国最高法院对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判决，也肯定了“隔离但平等”的邪恶主张。但是，1948年，哈里·S. 杜鲁门总统解除了美国武装力量内部的种族隔离，并赋予全体军士平等的机会。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裁决中，计划在全国公立学校实施种族融合，尽管推进的过程拖沓缓慢。
正是在蒙哥马利，黑人的国民意识才提高到了值得被称为“运动”的水平。随后对该城市公共交通系统长达一年的抵制，以及1956年布劳德诉盖尔案在美国地方法院的胜诉（该案反对城市和州政府许可的公共交通隔离，美国最高法院维持这一裁决）为年轻的金博士领导下的民权运动的继续蓬勃发展提供了动力。
格林斯伯勒的一系列静坐活动……迫使伍尔沃斯零售商店……终止了其在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
雪莉·奇瑟姆的足迹
1972年，纽约国会议员雪莉·奇瑟姆宣布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37年后，巴拉克·奥巴马宣誓就任美国第44任总统。奇瑟姆是角逐民主党候选人的第一位女性、第一位黑人女性，也是第一位试图登上国家最高权力巅峰的黑人。因此，奥巴马总统应该感谢雪莉·奇瑟姆，这位在党派政治、性别和种族平等方面的拓荒者，而民权运动的政治觉醒为创造这一机遇提供了便利。
1924年奇瑟姆出生在纽约城，她的父母是加勒比地区的移民。1952年，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65年竞选纽约州众议院议员前，她是一名教师。1968年，她当选纽约州第12区美国众议院议员，成为第一位入选国会的黑人女性。尽管奇瑟姆诉诸总统候选人提名失败，但她在党内初选中获得430703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69％，最终在15名参选人中排名第7，为未来少数族裔参选打开了大门。2005年，奇瑟姆去世，享年80岁。
纽约州国会女议员雪莉·奇瑟姆是美国政治的拓荒者，曾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1955年民权运动兴起，20世纪6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其传承的精神仍在发挥着影响。民权运动经历了胜利、挫败和悲痛的时刻，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毫无疑问，民权运动成功地将美国全国关注的焦点吸引到了当前特别是南方存在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公。金的个人魅力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和支持者，其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通过电视直播，美国人见证了黑人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中遭遇的警察挥舞的警棍、高压水枪、恶犬、炸弹、示威和谋杀。就像任何推动巨大社会变革的行动一样，该运动将人类在冲突前沿激发出的善与恶都呈现出来，对当今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57年，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总统被迫履行“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判决，有9名黑人孩子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纯白人的中央高中报名入学。当时沃瓦尔·法乌博斯州长与联邦政府对抗，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出第101空降师护送孩子们入校。金和他的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鼓动一批社会活动家进行非暴力抗议。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1957年《民权法案》，这是自内战重建时期以来第一部由政府制定的适用于联邦范围的民权法案。但是，一众强大的南方国会议员成功地缩小了立法的适用范围，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一立法实际上更多是一种象征而不具实质意义。
1995年百万人大游行期间，人们拥挤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上。
不过，1957年《民权法案》批准在司法部设立民权事务局，任何人在任何选举中被控否认或压抑其他公民的投票权，联邦政府都有权起诉。联邦政府还设立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民权委员会，负责调查侵犯投票权的行为。然而，到目前为止，其最大的影响是肯定了联邦政府对推进民权拥有广泛的责任。
1965年3月7日，警方袭击了从塞尔玛出发参与游行的示威者，这推动了1965年《投票权法案》的通过。
1960年，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发起了在禁止为黑人提供服务的午餐柜台前的静坐活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一系列静坐活动迫使伍尔沃斯零售商店（在全国设有分店）终止了其在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一年后，种族平等大会组织了“自由乘车”行动，参与行动的人士从华盛顿特区乘坐公共汽车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呼吁人们注意种族隔离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公共汽车站点、候车区、休息室和其他聚集场所。“自由乘车”行动，最初由7名黑人和6名白人组成，他们曾受到威胁、骚扰和人身攻击，甚至有一辆公共汽车遭到炸弹袭击。暴力事件在蒙哥马利严重升级，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被迫派遣600名联邦法警到该市，以平息骚扰并保护自由乘车者。该事件的潜台词是很明确的：如果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愿或者消极地采取措施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非暴力抵抗运动将迫使他们就范。
在书写历史的1963年“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中，估计有25万人聚集到国家广场，金博士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上发表了充满激情、传诵至今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深情地呼吁结束种族隔离，结束世间不公，他的话语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传扬到千百万美国人家中。据估计，参与大游行的人中有30％是白人，证明对公民权利的狂热已被唤醒，而这种狂热已超越了孤立的黑人意识。这是自内战以来美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民权运动已成为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罗莎·帕克斯被捕的那辆公共汽车如今陈列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博物馆。
即便如此，第二年夏天，也就是所谓的“自由之夏”，镇压民权运动的粗暴行径仍令许多美国人倍感震惊，他们被迫采取行动。三K党是一个暴力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仇恨集团，在美国南方和其他地区都很嚣张跋扈，他们采取恐怖行动反对密西西比州登记选民的倡议。尽管法律已经基本废止了白人依据《吉姆·克劳法》压制黑人投票时所采用的方法，但由于黑人法令撤销的速度缓慢，参加投票的黑人选民人数并未真正实现突破。
3名大学生，纽约白人迈克尔·施韦纳和安德鲁·古德曼，以及密西西比州默尔迪恩的黑人工人詹姆斯·钱尼被绑架并被谋杀。犯下这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案犯有当地白人高级官员和普通市民，也有执法的警官，还有狂热的三K党成员。谋杀3名无辜青年人的恶行几乎算不上任何“功绩”，但事件的极度凶残暴虐反而使民权运动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许多人以前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漠不关心，如今他们的观点彻底地改变了。
1960年3月，肯尼迪总统禁止在雇用联邦雇员的过程中因种族、宗教或祖籍国而进行种族歧视。
这起谋杀案加速了具里程碑意义的1964年《民权法案》在国会通过的进程，林登·约翰逊总统将其签署生效。除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外，该法案给予所有人平等使用公共设施（包括餐馆、运动场、剧院和公园等）的权利，是一部联邦法律。此外，关于公立学校解除种族隔离的步伐缓慢的问题，联邦政府有权对拒绝遵守1954年最高法院裁决的州、市或地区提起诉讼。最明确的是，该法案禁止任何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祖籍国的歧视。
一年后，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5年《投票权法案》，该法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以确保任何美国公民的投票权不会受到阻碍。该法案随后进行了5次修订以扩大其适用范围，人们认为这是国会批准的最有效的现代法案之一。该法案禁止要求个人必须参加“测验或检测”才能投票，如读写能力测验、一定程度的教育水平或良好品德的证明。试图更改投票法的州和辖区必须接受联邦政府的审查和监督。
即使民权运动已达到权力和影响力的巅峰，还有联邦政府支持其所倡导的变革，但该组织内部还是遭遇了某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党派主义潜入领导层，甚至成为一种风气。尽管在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行动中出现了统一战线，但10年后，某些成员躁动不安，他们对改革的步伐很不满意，质疑持续被动的非暴力抵抗的价值，发出了更多好战的声音。马尔科姆·X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演说家之一，他呼吁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主张泛非洲社团的统一以及各种族的分化而不是融合。批评者指责他宣扬自己的暴力和种族主义品牌。他与其过去隶属的武装组织伊斯兰民族决裂后，1965年2月21日在纽约被该组织的3名成员暗杀。
1966年夏天，激进分子鲍比·西尔与休伊·牛顿组建了黑豹党，政治上极左。黑豹党成立之初是为了监控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警方行动，后来逐步扩张，在美国主要城市甚至海外设立了分部。尽管一些黑豹党的成员举行集会表示为终结对黑人的压迫而斗争，但该组织还是卷入了一些非法活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该组织的人气严重削弱。出于种族主义与报复动机的暴力行为时有发生，并造成了生命损失和财产破坏。1965年8月，在洛杉矶的沃茨地区爆发了一系列暴乱。该暴力活动源于警察拘禁了一名涉嫌危险驾驶的司机，但却很快演变为对警察粗暴执法的控告。结果造成34人丧生，1000多人受伤，近4000人被捕。1968年4月4日，当金博士倒在暗杀者的子弹之下时，全美125个城市爆发了暴力活动。金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承袭了其牺牲领袖的衣钵，追随他和平抗争的遗风，呼吁美国人寻找共同的思想，使美国变得更加自由包容。
谁可以打网球？
哈佛大学毕业的拉尔夫·本奇是在美国政府担任高级代表的第一批黑人之一。1945年，他参与了联合国成立的筹备工作，并起草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以色列建国初期，本奇是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第三方调停的首席谈判代表。1950年，他因出色的外交斡旋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本奇也多次参与民权运动，1963年他参加过在华盛顿举行的大游行，以及1965年3月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
本奇在收到诺贝尔奖奖金后，便在纽约皇后区的邱园花园地区购置了房屋，1953年后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28年后去世。1959年，本奇和他的儿子小拉尔夫到纽约森林山的韦斯特赛德网球俱乐部申请会员资格，但由于种族原因遭到拒绝。媒体疯狂报道之后，拒绝其会员资格的俱乐部工作人员辞职。俱乐部正式道歉，并在后来为本奇提供了会员资格，但本奇拒绝了，他不想接受因特权和社会声望获得的关照。
拉尔夫·本奇是极其令人钦佩的外交官，也是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特区“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的游行中，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举着标语，沿着街道行进。
迈尔德雷德与理查德·洛文提起了针对弗吉尼亚州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该诉讼推翻了禁止跨种族通婚的法令。
跨种族婚姻的禁令
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几年间，有一项全美通行的法令就是禁止跨种族通婚。1887年，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在内的几个州废除了禁止跨种族通婚的法律。1948年至1967年间，许多州——包括西部大部分州也废除了这项法律，包括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科罗拉多和内布拉斯加州。
1967年6月12日，美国最高法院对“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做出一致裁定，宣告跨种族通婚的禁令违宪。根据这一判决，深南部与中南部 [1] 各州禁止跨种族通婚的相关法律相继作废，西弗吉尼亚州与密苏里州也是如此。该诉讼是迈尔德雷德与理查德·洛文提起的，他们一位是黑人妇女，另一位是白人男士，1958年6月在华盛顿特区结婚。他们回到弗吉尼亚的家中后，被控违反了《弗吉尼亚洲法典》第20章第58条的规定。在承认“以夫妻同居的方式危害英联邦的和平与尊严”后，他们被判处一年徒刑。
该刑罚以洛文夫妇离开弗吉尼亚为条件而吊销。他们迁居到哥伦比亚特区后提起诉讼。最高法院判决后，跨种族通婚的数量显著增加。
1962年10月1日，詹姆斯·梅瑞德斯成为密西西比大学的第一位黑人学生。
在民权运动内部造成党派之争的一个主要驱动力是黑人们在社会和经济平等上缺少明显的进步。尽管理论上可以立法和主张获得平等的教育、住房、就业、医疗保健和实现遥不可及的“美国梦”的机会，但现实是，盘根错节的种族主义通常隐蔽地存在着，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涉及平权行动 [2] 的一系列法案是民权运动的衍生品，旨在为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提供更多机会。就在金博士被暗杀几天后，国会通过了第一版《公平住房法案》，以确保民众获得平等住房权。黑人在诸如借贷、郊区购房、职场择优晋升，以及担任专业和管理职务等一般活动中仍面临长期歧视。
民权运动成功引起了人们对美国区域性种族主义的关注，也为包括亚裔和西班牙裔少数群体、妇女、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等在内的其他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益开辟了道路。民权运动之后，每一个少数族群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阻力重重，但只要民权运动取得的成果触手可及，就必须视为成功。即便如此，民权运动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为所有人构建更加美好社会的真正变革必须从每个个体开始。观察世界的视角的改变是无法通过立法实现的。
这样的挑战一直在继续，促使杰西·杰克逊牧师在1995年再次站在国家广场上，在百万人大游行期间向庞大的人群喊话。“我们为什么要游行？”他问道，“因为我们的婴儿夭折了。我们为什么要游行？因为我们很少能受到良好的中小学教育。我们为什么要游行？因为媒体将我们模式化，说我们的智商偏低，我们工作不够勤奋，我们缺乏国际视野，我们不够爱国，我们暴力得多……因为我们困顿在二流学校和一流监狱之中。”
民权运动在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可能的条件下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功，或许为步入新社会提供了一块跳板，为全体美国人创造了一个同舟共济的机会。
巴拉克·奥巴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总统
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的政治生涯与总统大选胜利如何成为民权运动最伟大的历史成果之一。
回溯到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披露了标志性的民权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访谈的录像。该访谈录制于1964年，4年后他在孟菲斯被暗杀，该访谈成了新闻头条，因为金在其中做出了最引人瞩目的预言：“用不了40年，我们将有一位黑人总统。”他声称这是他对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类似设想的回应，当时肯尼迪认为“最多不超过25年”。
因此，45年后的一天，一个非洲裔美国人通过竞选即将走进椭圆形办公室，这似乎应验了之前的预言。2009年1月20日，当巴拉克·奥巴马宣誓就任美国第44任总统时，他不仅给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政治职位带来了真正的多样性，而且实现了一个民权运动最杰出的领袖日夜企盼的梦想。
奥巴马2009年的总统就职典礼是历史上吸引人数最多的就职典礼，近200万人现场观礼。
奥巴马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取得的成功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这是政治、社会和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结果，根源于整个20世纪民权运动的努力以及用鲜血和生命代价换来的胜利。1964年种族歧视被定为刑事犯罪，1965年黑人获得投票权， 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大法官，1968年黑人获得公平住房权，尽管经历了流血和种族歧视，美国仍在多个层面发展进步。
2008年，当民主党提名奥巴马参加总统大选时，这位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发现自己已完全陷入政治风波之中。奥巴马出生于夏威夷，母亲是白人，父亲是黑人，他拥有双重血统，但仍被自然而然地认定为有色人种。他的种族是他的一部分，但不是决定他的因素。他临危不惧的风度、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技巧，以及在芝加哥担任民权律师的背景，使他拥有了对手很难攻击的人格形象。
奥巴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华盛顿特区的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教堂参加礼拜。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美国政治舞台的基因（DNA）也正在发生转变，这一特征在2008年晚些时候总统大选开始时尤为显著。多年来，美国的投票选举往往以相同的思维定式进行，各州往往陷入僵化的政治忠诚。东北和西海岸的选民几乎总是支持民主党的蓝色，而其他大部分地区则将选择共和党的红色。但在2008年却没有一如以往。形势正在发生变化，黑人总统正成为一个令人青睐的选项。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在与共和党候选人、美国退伍老兵约翰·麦凯恩的激烈角逐中取得了胜利。奥巴马获得了52.9％的选票，看似只以微弱优势获胜，但奥巴马在竞选中不仅赢得民众选票（有69498516票投给了奥巴马），也赢得了选举人票（奥巴马365票对麦凯恩的173票）。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预示着一个国家希望摆脱伊拉克战争困扰，并重新关注国内医疗保健和经济重建。
尽管顽固的南方即所谓的“前邦联”各州仍投票给麦凯恩，但奥巴马在东北部各州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包括俄亥俄州等关键政治战场），也在新墨西哥州与爱荷华州的激烈对决中获胜，还在历史悠久的“红色”南方获得了重要支持（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都投给了蓝色的民主党）。
2006年，奥巴马开设了一个You-Tube频道，他是第一个将自己每周定期讲话上传的总统。
因此，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将就任美国第44任总统。事实上，奥巴马的肤色并不是他入主白宫的主要原因，但也没有妨碍他大选获胜。
然而，尽管美国向真正的种族平等迈进了一大步，第一位黑人总统也获得了连任，但前行的路依然漫长。半个世纪以来，种族间的紧张局势已达到了最高点，美国已成为新的现代民权运动的发起点——这是一场反抗不公的斗争，这对过去100多年来为争取平等而艰苦抗争的人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奥巴马植根于民权运动
在角逐政治的念头进入巴拉克·奥巴马头脑之前的很长时间里，这位年轻的未来总统一直在家乡伊利诺伊州从事法律工作。1991年至2004年，他成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客座研究员，然后是讲师，最后是高级讲师，与此同时，他还在全州范围内参与了大量民权案件。也是在这里，奥巴马开始了他的改善医疗保健运动。
1992年，奥巴马接管了伊利诺伊州全州范围内的“投票”计划，该计划旨在应对居住在该州的40万名尚未注册的非洲裔美国选民。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奥巴马仍然设法达成了注册15万黑人选民的目标。实际上，这项壮举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克雷恩的《芝加哥商业报》（一家专注当地商业的报纸）将奥巴马列为1993年值得关注的“40名40岁以下”的名人之一。他还参与了许多知名案件的诉讼，其中有拜克斯-罗伯森诉花旗银行案，该案声称花旗银行纵容了破坏《公平住房法案》（民权运动的基石）的行为。
10年律师生涯后，奥巴马又担任了7年伊利诺伊州参议员。
新民权运动的诞生
“黑人的命也重要”点燃了全球黑人与非洲裔美国人的抗议情绪。
新的抗争融合了民权运动与“黑人的力量”的政治诉求。
崔温·马丁在从商店回家的路上被枪杀时仅仅17岁。杀人凶手乔治·齐默尔曼跟在他身后，因为他看起来“形迹可疑”。在挑起正面对抗后，齐默尔曼枪杀了这名手无寸铁的少年。警方认为齐默尔曼的行为是自我防卫，直到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才迫于压力逮捕了他。最终的审判放大了“大块头黑人威胁论”的思维定式，齐默尔曼最终被无罪释放。社会活动家艾丽西娅·加尔萨听到判决后，沮丧地写了一个脸书（Facebook）帖子，结尾是“我们的命也重要”。她的朋友帕特希·库拉斯借用了这句话，并创建了“＃黑人的命也重要”的主题标签，其传播速度与判决造成的痛苦一样快。杀害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点燃了抗议精神，这在美国历史上并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
爱默特·提尔从未参加过游行、抗议或发表演讲，但他对民权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岁的他来密西西比州亲戚家探访，却因“不尊重”白人妇女而被种族主义暴民私刑处死。他的母亲玛米·提尔坚持在葬礼上将孩子残缺不全的尸体放在敞开的棺材中。这一画面使所有美国人毛骨悚然，激起了民众对民权运动的支持。这是一个多么悲伤的训示！60年了，局面几乎没有什么改观，是一个黑人少年的被杀才唤醒了大众的意识。
密苏里州弗格森市针对警察射杀迈克尔·布朗事件的抗议活动。
“黑人的命也重要”的口号因崔温·马丁的被杀而产生。2014年8月9日，未携带武器的少年迈克尔·布朗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被一名警察枪杀，使得“黑人的命也重要”成为新民权运动的宣言。抗议活动在弗格森爆发，那里的非洲裔美国人人口占三分之二，但警察中只有3名是黑人。迈克尔·布朗的被杀是压垮警民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该城爆发的骚乱从2014年末一直持续到2015年。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警察滥暴事件和种族主义提醒人们，在当代美国，过去民权运动一直为之抗争的很多问题依然存在。过去的民权运动已经使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违法，使非洲裔美国人获得了投票权，但在法律或者执法者面前却并未保证人人平等。塔米尔·赖斯、埃里克·加纳、菲兰多·卡斯蒂利亚和科琳·盖因斯仅占被警察杀害的人的一小部分，这是种族歧视的最基本形式的明证。
自非洲裔美国奴隶获得解放以来，他们便一直是刑事司法体系的牺牲品。将自由的黑人劳动力禁锢在南方的一种方式就是将其投入监狱，让其戴着枷锁劳动。非洲裔美国人因被处以罚款和犯有轻微罪行而被监禁，使他们加入锁链一族，因而受到监狱系统的伤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980年到2012年，美国的监禁率增加了222％。打击可卡因的战争是监禁率急剧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大批非洲裔美国人入狱。每年有将近100万非洲裔美国人在监狱里度过，据估计现在有更多的黑人滞留在铁窗之下，或者处在缓刑或假释之中，其人数已超过1850年奴隶的数量。大规模的监禁也许将成为21世纪民权运动的最重要议题。面对自由、投票权与就业机会丧失造成的冲击，米歇尔·亚历山大宣称监狱产业便是新《吉姆·克劳法》。每天有大约500万非洲裔美国人在监狱外受到国家监督，警察在黑人社区中随时出现。在某些人看来，警方渐渐象征着踏在种族主义地板上的靴子，他们是制造种族不公的军事突击队。
“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为了推动多元诉求，力求不设领导人，防止由于代表人物丧失信心或背叛事业而造成的损害。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领袖遭遇暗杀事件，是对过多倚重某位领导者提出的警示。该运动将重点放在“领导效率”上，将权力赋予不同分支机构的社会活动家。与我们的一般认知不同，这种组织形式与之前的民权运动更为类似。领袖的形象可能会在记忆中闪现，但事实是，正是黑人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们的广泛联盟才使这场运动取得了成功。实际上，“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往往是通过平台、分部和行动方案领导的。相反，民权运动则是一张标签，附着在一系列不同的、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思想和组织之上。
奥尔顿·斯特林2016年被警察枪杀，美国司法部启动民权调查。
非洲裔美国人入狱监禁的比例是美国白人的5倍。
既不设领导人，又要推进运动，这使“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为了避免发号施令，他们创建的“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不像一个组织，更像一种标准或一枚徽章，使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在一定的基础上行动。当被问及“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与黑豹党的相似性时，前黑豹党成员凯瑟琳·克里弗坚持认为，黑豹党“不是一种运动”，而是一个组织。她强调黑豹党具有清晰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行动计划，但“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故意在全国层面缺省了其中的一些环节。“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的全国性议程包括推广用作媒体宣传的黑人频道、举行“黑人未来月” [3] 年度庆祝活动，以及跟进一系列高关注度“敏感事件”。但是，这与黑豹党的报纸、免费早餐计划、医疗诊所、法律顾问，以及集中管控的严格纪律等等相去甚远。当斗争目标相似时，“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就活动范围而言与民权运动更为相似，即抗议是为了促使政策变革。“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致力于和平抗议，黑豹党拿起武器是为了保护社区免受警察滋扰，因为他们对公众舆论不感兴趣，而对革命行动更为热衷。两者都通过处理刑事不公问题获得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在大众的想象中，“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的成员普遍年轻，做事风风火火，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的黑豹党。但是要真正了解“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我们必须回顾民权活动家内部发生的裂痕。
纽约市的学生参与反警察滥暴的“城市的未来”第二次年度大游行。
2016年3月，“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共同创始人艾丽西娅·加尔萨在公民大学大会上发言。
2017年11月，“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共同创始人帕特希·库拉斯接受悉尼和平奖。
2015年8月“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共同创始人欧帕尔·托米第参与劳拉·桑德斯的访谈秀。
德雷·麦克森，“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脱颖而出的代表人物。
“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为了推动多元诉求，力求不设领导人。
英国的“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
“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与民权运动的显著差异之一是前者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该运动激发了法国和南非等国家的抗议活动，并成为英国黑人斗争的推动力量。2016年7月，奥尔顿·斯特林和费兰多·卡斯蒂尔被杀的喋血场面在脸书上直播，随后英国爆发了抗议活动。在所有主要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同声抗议。在美国创始人的支持下，英国“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之前已然成立并开始活动。由于这些抗议活动，该运动得到了英国全国的关注。2016年8月，“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组织了公民抗命，关闭了诺丁汉的电车服务，阻塞了伯明翰的道路以及通往希思罗机场的M4出口。英国“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的目的是提升那些在被拘留中或与警察接触后死亡者的社会关注度，这些死亡者包括金斯利·伯瑞尔、莎拉·里德、姆泽·穆罕默德和马克·杜根。就像在美国一样，英国的黑人在可疑的情况下与警察接触后死亡的可能性更高，实际上在监狱犯人中所占的比例甚至更高。英国“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还将视野从刑事司法扩展到了移民、贫困和气候立法等问题上。
2016年经过伦敦公园路的一场游行，抗议美国警察对黑人的杀戮。
民权运动中年轻而好战的激进分子对金及其领导的社团渐进式的、“以爱的包容去抗争”的观点感到厌倦。1966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即后来的科威姆·图尔）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次集会中使用“黑人的力量”一词时就表现出了这种沮丧。“黑人的力量”是一种希望得到认可的呐喊，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了立法变革而被迫迎合白人社会。“黑人的力量”通常被视为自成一派的运动，是对传统民权领袖的谴责。一提起“黑人的力量”我们便会想到“黑色很美”的口号、黑豹党的战争精神以及马尔科姆·X抨击“白人恶魔”的激烈演讲。其实，我们忘记了“黑人的力量”是植根于民权运动的，年轻人只是对民权运动的基调和缓慢的进展感到沮丧。
如果大众媒体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黑人的力量”可能就是一个标签，一种吸引一定范围的观念和情感、坚持黑人生命意义的方式。当马尔科姆·X谈到“将民权运动斗争提升到人权高度”的必要性时，他说黑人并没有被当作人来尊重。“黑人的命也重要”这句话是这一观点的最简表述。“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直接承续“黑人的力量”运动的传统，认为对黑人社会存在的认可无法通过立法实现。这也表明“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与现存的民权运动支持者之间具有不同时代的印记。
科林·卡佩尼克（中）和旧金山49人队的队友在赛前播放国歌时单膝跪地抗议。
科林·卡佩尼克在美国橄榄球联盟开启了国歌抗议
2016年9月，旧金山49人队的四分卫科林·卡佩尼克拒绝尊重每场美国橄榄球联盟比赛都播放的国歌，以引起国际社会对警察滥暴与种族主义问题的关注。他解释说：“我不会站出来为一个压迫黑人和有色人种国家的国旗感到自豪。”他的抗议活动受到了“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的启发，不久后，其他球员也参与其中，在播放国歌期间单膝跪地。抗议活动在球队老板、众多球迷甚至美国总统之间引发争议。2017年10月，特朗普总统鼓动美国橄榄球联盟对“不尊重我们国旗、我们国家”的球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他说他会恳求那些球队的老板，如果他们在播放国歌期间拒绝站立，“就立刻把那个杂种赶出球场”。接下来的一周，有200名美国橄榄球联盟的球员在播放国歌期间单膝跪地。自2017年7月以来，卡佩尼克一直没有代表球队参赛，他正在起诉美国橄榄球联盟串通一气。他继续坚持他的行动主义，并向一系列社会正义组织捐赠了100万美元。
当一些民权运动的老兵试图加入“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时，明显感觉到了公开的敌意。2014年在华盛顿由阿尔·夏普顿组织的一场集会上，“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的激进主义者约翰内塔·艾尔奇冲上了舞台，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因自己的工作被“抄袭”而感到沮丧。人们感觉是时候采取一种新的、草根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了，但将领袖人物置于聚光灯下的方法还是自然而有效的。这种分野并不是新情况，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辩论。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受到马尔科姆·X的热切鼓舞，加入“黑人的力量”，但他们基本上仍处于民权领域。还有一些例子，例如继承武装斗争传统的黑豹党，其主要目标仍是为了使非洲裔美国人更好地融入该社会体系。甚至像阿米里·巴拉卡这样的文化活动家希望维护独特的非洲裔美国人文化社区，也希望将民权运动的成果融入社会体系。1968年，巴拉卡成立了一个“统一的纽瓦克委员会”（CFUN），该组织与纽瓦克官方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试图在该市为非洲裔美国人开拓一些空间。这是在支持选举候选人并鼓励人们投票，而不是破坏选举制度。
“黑人的力量”的定义过于松散，是为了呼吁人们也包括那些希望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更好地融入资本主义。“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其平台过于宽泛。不赞同“黑人的命也重要”却赞同其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采取广泛结盟、联合维权的模式推动当局政策的调整，展现了21世纪民权运动的新特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该重塑民权观念还是摒弃其政治信条，去追求更为激进的变革。
2016年7月9日，声援“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的抗议正在纽约街头进行，一名警察在附近维持秩序。
非洲裔美国人被警察杀害的数量几乎比白人多三倍。
“黑人的命也重要”与民权运动一样，是大量独立社团的行动标语，社团存在在前，标语生成在后。目前以“黑人的命也重要”整合的新社团已发展成一个国际社团，在全世界有40家分支机构。他们使用同一名称，采用相同的政策宣言，但由原有的运营者运营。就像民权运动一样，为了实现效能最大化，他们为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提供培训与支持。民权运动中有6大领袖，包括马丁·路德·金、詹姆斯·法默尔和菲利普·兰多夫，他们是该运动的全国代言人。同样，艾丽西娅·加尔萨、帕特希·库拉斯和欧帕尔·托米第等人物是“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的全国代言人。正如艾丽西娅·加尔萨在《卫报》的一次采访中说的那样，领导力是“黑人的命也重要”试图与民权运动区别开来的一个方面：“如果您只是在寻找纯正的黑人牧师，您一定找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