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过去谈及自己“梦想”的时候，“梦想”一词得到了普遍认可，但该措辞显然缺乏新意。然而，这次却大为不同，数十万听众齐声应和，发出众志成城的呐喊，金说出最后一句：“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人群里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金的演讲是黑人历史及争取民权斗争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琼斯写道：“他虽然登上讲台之前已经声名赫赫，但他已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据报道，甚至连超级演说家肯尼迪总统本人也向一位助手评论道：“他简直棒极了！”
然而，金的演讲反馈并不完全都是正面的。联邦调查局对金的行动保持着警惕，局长J. 埃德加·胡佛认为金是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在游行的两天后，联邦调查局特工威廉·C. 沙利文撰写了一份关于金影响力日增的备忘录：“鉴于昨天金的强劲煽动性言论，在影响大批黑人方面，他比其他所有黑人领导人合在一起还要强大。从共产主义、黑人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必须把他标记为我国最危险的黑人……尽管我们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操作。”
从此，金被联邦调查局视作美国的主要敌人，并遭到全面监视和监听。根据马歇尔·弗雷迪的传记《马丁·路德·金的一生》中的描述，联邦调查局甚至将他们截获的关于金婚外情的录音寄给金。金认为，这种企图恫吓并驱使他自杀的目的昭然若揭。
金的演讲背后的数字
见诸报端的游行
金演讲之后，全国各地的报纸的头条报道参差不齐。多家报纸报道了游行的有序与和平性质，但仍有一些报章抱怨该事件对当地交通和运输造成了影响。其他报纸，也许是故意为之，仅用了小小的几英寸篇幅，将其称为“种族游行”，而不是呼吁平等的游行。
《尤金记录卫报》的头版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担忧。“大规模的黑人示威‘只是一个开始’”是有些令人恐惧的噱头，暗示美国应该对黑人感到恐惧。同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将对国会产生影响”的口号性结语似乎有意破坏了游行者的努力。
金被联邦调查局当作美国的一个主要敌人，并遭到全面的监视和监听。
1963年8月28日，“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的民权运动领导人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约翰·肯尼迪总统会面
肯尼迪与金
金从未公开支持任何政治候选人，但在1960年，他的确表示他“感觉肯尼迪将会成为最好的总统”。
许多人认为，肯尼迪能担任总统应归功于金。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次抗议活动后，他确保将金从监狱释放，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大部分黑人的选票。但是当他们讨论发表第二次《解放奴隶宣言》的可能性时，肯尼迪反应迟缓。
肯尼迪正陷于两股对立的力量之间：一方面，是他对平等的信念；另一方面，是对外国威胁的忧心忡忡。
金在林肯纪念堂发表了他标志性的演讲
演讲的影响
尽管金的演讲取得了成功，但随后的形势急转直下，金愈发感觉梦想幻灭，他的演讲很快被遗忘。他说，这次演讲“变成了一场噩梦”。根据《向华盛顿进军》的作者威廉·普·琼斯的叙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多数人不会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振奋人心的演讲”。
金被暗杀身亡使美国公众重新注意到他的演说，但出乎意料的是，整篇演讲一直未曾现身，直到15年后，一份演讲手稿才在《华盛顿邮报》刊出。
演讲的原稿目前掌握在乔治·拉维林手里。当时26岁的篮球运动员拉维林在游行的最后时刻自愿充当保镖，并在金演讲结束后请求收藏金的便签。演讲原稿的拍卖出价高达180万英镑（300万美元），但拉维林称他无意出售。
最莫名其妙的是，当时批评的声音不仅来自政府，而且来自他的同伴。民权社会活动家、作家安妮·穆迪也前往华盛顿特区参与了大游行，她回忆说：“我坐在草地上聆听演讲，竟发现领导我们的人不是领导者，而是一个‘梦想家’。大家都站在那里异想天开地做梦。马丁·路德·金则在大谈特谈他的梦想。我坐在那里想，我们在坎顿没有时间睡觉，更没有时间做梦。”
人权社会活动家马尔科姆·X也公开指责大游行与金博士的演讲，称该行动是“在华盛顿上演的闹剧”。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谁曾听说过愤怒的革命者与压迫他们的人一起在戏水池中舞动着赤脚，旁边还伴着福音、吉他，还有《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
无论批评者如何评价，金的演讲都毫无疑问地使其成为出类拔萃的领导者。他的演讲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演讲之一，为他赢得《时代》杂志“年度人物”的荣誉称号，随后使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他是此项殊荣最年轻的获得者。
至关重要的是，大游行与金的演讲引发了社会论争，为切实可行的民权改革铺平了道路，将种族平等问题推到了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上来。里程碑式的1964年《民权法案》在金发表梦想演讲不到一年后即立法生效，法案规定：任何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祖籍国的歧视均属违法行为。
在演讲的中间阶段，马丁·路德·金尚未脱离讲稿，他向人群中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呼吁：“我们不能独行。”他以一种诗意而洒脱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约有25万名支持者参与
有10万多名哀悼者跟随在马丁·路德·金的棺椁后
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
见证者
决定性时刻
登月成功，1969年6月20日
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实现了许多人认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为太空竞赛画上了句号。
杰克·加曼（Jack Garman）
杰克·加曼是一名电脑工程师，1966年至2000年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1969年，他成为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的关键人物，负责监视飞船上的原始机载计算机。加曼在NASA供职时间很长，尽管他接到的任务可能不都像阿波罗11号那样重要，但他在职期间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今已经退休。
1969年7月20日20点18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美国人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成为首次登上月球的人，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与此同时，38万多千米之外，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Johnson Space Center），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任务控制中心的一群人正在欢快地举行庆祝活动，因为他们刚刚克服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技术难关。任务控制中心的计算机工程师杰克·加曼是本次庆祝活动的核心人物，他在飞船着陆前几分钟成功处理了计算机警报，及时拯救了这次任务，使飞船免于灾难。
这真是让人欣喜不已；天哪，我们真的做到了，他们真的登上了月球。
阿波罗11号登月那年，加曼与其他同事相比还很年轻。1966年，21岁的他刚从大学毕业，就以一副稚嫩的面孔加入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短短3年内，他就熟悉了控制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的计算机工作原理，并在着陆当天负责监视这些计算机，以确保着陆顺利进行。虽然这些计算机本质上最多也只能算是初级的，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有一个系统，一个交通工具，是由电脑运行的，这很奇怪，也非常与众不同。我的意思是，今天甚至我们的汽车都是由电脑运行的，但当时几乎所有的系统都只是模拟的。”加曼在告诉我们关于他在任务控制中心的工作时解释道，“他们希望在控制中心有一名所谓的专家，所以就在阿波罗导航计算机支援室给我开了一场正式会议，也就是在那里，我花费了大把的时间来研究登月飞船的操控。”
登月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7:44
登月舱与月球轨道上的指挥服务舱分离
19:08
向月球降落
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开始向月球表面降落
20:04
登月舱现在距离月球表面只有15.2千米
20:10
登月舱下降到9.1千米
20:14
任务受到威胁
1202程序警报突然出现，但杰克·加曼意识到继续执行任务是安全的
20:15
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选择了一个新的着陆地点，因为他们在警报期间失去了对自己位置的判断
20:16
燃料量过低的指示灯亮了，这意味着地面操控人员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使登月舱着陆
20:16
最终，飞船扬起了尘土，这意味着离着陆只差几秒钟了
20:17
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成功登陆月球表面，成为首次登陆另一个世界之人
22:12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地面操控人员对宇宙飞船进行了检查
23:43
迈出一小步
阿姆斯特朗准备进行第一次月球太空行走。3个小时后，他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半小时后，奥尔德林也跟着登上了月球
飞船着陆当天，地面控制中心熙攘嘈杂，挤满了人：“我记得在飞船着陆过程中，当宇航员们接近月球表面时，巴兹·奥尔德林轻声地惊呼了一声：‘我们现在接触到尘土了。’”加曼告诉我们，“下降引擎从月球表面扬起了尘土。我们的所有模拟着陆试验都有点像照着剧本演戏，但他在之前的剧本中从来没有那一声惊呼！他没有按照剧本去演！这使我们觉醒了。我的意思是，你先前就知道这终究会成为现实，但是，这一刻依然激动不已，哇！就是这样，他们就要着陆了。”
然而，事实证明，在宇航员准备着陆之前，加曼已经做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以确保任务能够继续进行，并在当晚创造历史。加曼和他的团队负责解决一切可能由原始计算机发出的程序警报问题，但是有一个警报似乎还是难倒了整个团队的大批精英人士。
摆动的双臂移开，一缕火焰标志着阿波罗11号的发射
在着陆前的一次模拟中，电脑发出了“1202警报”（1202 alarm），这是加曼和他的团队在这之前从未见过的。他当时的上级，指挥官史蒂夫·贝尔斯（Steve Bales）要求中止行动。“后来，阿波罗11号着陆的飞行指导员吉恩·克兰兹（Gene Kranz）表示，这让他很抓狂。”加曼解释道，“于是，他要求所有参加那次模拟飞行的程序员都全力以赴去研究是什么导致这个接近于真实飞行的模拟试验中止的。可模拟人员却说：‘呃，呃，凡事有成功皆有失误，不要太在意这一次的失误。’他们还为此激烈地争吵了一番。”
克兰兹要求加曼研究清楚可能出现的每一个程序警报。因此，这位年轻的计算机工程师研究了所有的警报问题，并给自己打了一张“小抄”以便在正式执行任务时参考。就在离着陆只有几分钟的时候，加曼之前辛辛苦苦做的功课帮助拯救了这次任务。
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期间的NASA任务控制中心。任务期间，杰克·加曼经常在这个房间里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载人航天中心（Manned Spacecraft Center，MSC）的官员庆祝人类在月球上成功行走的历史性事件
在任务控制中心室内
只要没有其他迹象，比如发生电脑操控飞船掉头之类的情况，我们的任务就可以继续。
在执行任务期间，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降落到月球表面时，出现了一个错误读数，显示飞船上的计算机正在超负荷运行，与模拟过程中出现的“1202警报”相同。正如在那次模拟飞行中所经历的一样，这样的读数会导致任务中止，因为如果计算机停止工作，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将无法操作登月舱。幸亏飞行指导员克兰兹之前一直坚持让加曼研究程序警报，加曼这一次恰好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他很清楚这个警报不是中止任务的真正原因，而且他是该团队里唯一一个知道这一点的人，于是，他赶紧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
“我低头看了一下我的‘小抄’，明白了这个警报究竟是怎么回事，之后我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加曼说，“只要没有其他迹象，比如发生电脑操控飞船掉头之类的情况，我们的任务就可以继续。控制中心当时也如是发出了指令。但现在需要澄清的是，即便光速非常快，从月球到地球仍然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声音或无线电波也以同样的速度传输。所以在警报响起好几秒之后，我们才听到巴兹·奥尔德林问发生了什么。之后我们又用几秒钟做出回应并反馈给现场指挥人员，然后再将他们的指令传给太空舱通信员，告诉航天员可以继续执行任务，然后再加上人类的反应时间，这样算起来可能总共需要19或20秒宇航员们才能接收到我们的回应，在此期间每个人都神经紧绷。我们知道，这也是阿姆斯特朗当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的原因之一，因为他没有向窗外看。着陆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清楚自己是在哪里降落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这些程序警报的干扰。”
然而，仅仅几秒钟后，阿波罗11号真的安全着陆了。于是，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欣喜无比，与此同时，地面任务控制中心的每个人也都在庆祝。“我记得，克兰兹不得不让大家都冷静下来，回到座位上。现在是检查着陆清单的时候了，要确保一切安全，准备让他们离开太空舱。”加曼说，“这真是让人欣喜不已；天哪，我们真的做到了，他们真的登上了月球。”
加曼用“怪异”这个词来描述着陆时任务控制中心的气氛。他解释说：“我的意思是，当时在现场，你就好像是在一场戏剧中扮演角色的演员。你前期会经历很多次排练和彩排，接着迎来了开幕之夜。当幕布升起时，会有真正的观众出现，那种感觉跟以往是不同的，更怪异一些。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方式来描述我所说的‘怪异’。之前，你已经操作过这些程序并解决了许多模拟中出现的问题，你也经历过飞船模拟测试，但现在你看到真实的飞船出现在发射台上，并且你第一次真正地操控了它，他们真的着陆了，你很震惊，这真的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就是我所说的‘怪异’。不是虚幻的怪异感，而是它确实给人带来了怪异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是非常真实的。”
对加曼和他的同事来说，这是一项非常值得引以为傲的成就：“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你都会有那么一瞬间感觉自己仿佛处在三角形的顶端——我指的不是那种工作本身的优越——你不是在厂房干苦力或分发食物，你甚至不是在教育领域教学，但你可能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类进一步拓展新的知识，这样的体验会让你感觉良好。我当时确实感觉良好。我们确实都感觉良好。做那样一份工作，加上随之而来的兴奋和所冒的风险，你会有一种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感觉。这样一来，乐于奉献、坚忍不拔、一心扑在工作上，做到这些就很容易了。成为此次任务的一员让我引以为傲，成为操控航天飞机机载计算机的一员也让我引以为傲，为NASA所做的一切也同样让我引以为傲。”
起源和后续
阿波罗11号登月是美国和苏联太空竞赛的高潮。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似乎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因为它们夺得了许多“第一”，包括1961年第一次将人类送入太空。但苏联未能成功研制出一枚能载人上月球的火箭，最终美国宣告胜利。除阿波罗11号以外，美国的阿波罗计划中还有另外5次登月任务。太空竞赛为美国、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太空探索合作铺平了道路。如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太空合作带来的益处，如国际空间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的建立。
阿波罗17号的发射。这是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最后一次任务
对加曼来说，阿波罗11号登月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不会。我觉得，把人类送上诸如火星之类的星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是把人类再次送回月球或送到其他小行星上，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即使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也不会和第一次完全一样。永远不会。”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
这次安全测试看似平常，却导致了20世纪最严重的核事故。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被毁后的鸟瞰图
决定性时刻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1986年4月26日
历史上最重大的核事故。导致数十人死亡，整座城市被遗弃。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宏伟壮观，很容易使周围森林的树木相形见绌。该核电站建在今乌克兰境内，位于切尔诺贝利市西北方向约16千米处，于20世纪70年代动工修建；1977年，第一座反应堆投入使用。到1984年，已有4座反应堆投入使用。每座反应堆的发电量都为10亿瓦特，为乌克兰提供了约10%的电力。但苏联并没有就此罢手。到1986年，苏联又建造了两座反应堆，想把切尔诺贝利建造成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之一。
这座核电站还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许多人因在核电站工作而搬到该地区。事实上，建于1970年的普里皮亚特镇（Pripyat），就是为了安置近5万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而建的。该镇距离这个庞大的发电站不到3.2千米。核电站看上去虽然只是工业化产物，但它有利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且作为苏联的象征，向所有日渐衰微的西方国家展示科技领域的实力。
自1986年事故发生后，普里皮亚特的这家酒店再也没有接待过客人
废弃的普里皮亚特镇部分区域的自然环境正在慢慢恢复
亚历山大·阿基莫夫（Aleksandr Akimov）就是在这座工厂工作的人之一，他是一名夜班主管。1986年4月26日，他负责对四号反应堆进行一次例行的安全测试。不到两周后，他因受20世纪最惨烈核事故产生的严重辐射而去世。
该核电站发电效率极高，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担忧。4个核反应堆都采用了苏联RBMK（压力管式石墨慢化沸水反应炉）设计，可以同时产生钚和电能。这意味着它们不同于标准的商业设计，因为采用了石墨慢化剂和水冷却剂的独特组合。除了上述问题，反应堆在低功率状态下也不稳定，这主要是由于控制棒的设计缺陷而导致的。
有些人担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不具备世界上大多数核电站应具有的大型安全壳结构——考虑到苏联政府对信息保密的重视程度，对此知情的人少之又少。这意味着一旦发生事故，放射性物质将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而扩散到环境中，对人和自然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这种保密不仅涉及其他国家掌握的信息，还包括他们个人的信息。亚历山大·阿基莫夫在切尔诺贝利的上司是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Anatoly Dyatlov）。当苏联政府向其追责时，他辩解道，他不知道同一类型反应堆发生过事故。但事实却是类似事故已经发生了几起。
关于这次灾难，有些报道互相矛盾。有人透露，阿基莫夫和其他工程师不愿意进行那次测试，但在迪亚特洛夫的压力下不得不硬着头皮进行。但这位副总工程师后来反驳，当时核电站的环境很正常，没人担心那次测试会有什么纰漏。测试的目的是检查反应堆能否依靠自身涡轮机产生的电力运行，并检测备用电源，以便在发生常规电力故障时保证反应堆正常运作。他们人为关闭了一些可能干扰测试的安全功能。当测试开始时，问题马上就出现了，于是工作人员迅速按下紧急关闭的按钮，但已无济于事。
被爆炸掀起的屋顶一部分落在仍在运作的三号反应堆上。几处火苗窜了起来，在空中摇曳……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迪亚特洛夫谈到这个操作时说：“我觉得我的眼珠都要飞出来了。这无法解释。很明显，这不是正常事故。它比你我想象的要可怕的多。这是一场灾难。”
仅一分钟后，四号反应堆的顶部就被突然发生的爆炸掀上了天空，其中的放射性物质开始扩散。控制室里的十几个人，包括阿基莫夫和迪亚特洛夫直接暴露在令人震惊的辐射下，其中5个人很快死于辐射灼伤。反应堆受损最严重地区的辐射量约为每秒5.6伦琴 [1] 。而致命剂量则约为5小时内500伦琴。这意味着有些工人在不到一分钟内就被辐射了致命剂量。而对于在辐射区工作的人来说，更不幸的是，一个量程为每秒1000伦琴的剂量计（测量个人或物体的辐射量）被埋在建筑物倒塌的废墟中；另一个则在打开后失灵。其他的剂量计的限值都为每秒0.001伦琴，只能读出“超出刻度”。因此，反应堆工作人员只能确定辐射水平在每秒0.001伦琴以上，却无法确定当时的实际情况：辐射水平早已危及生命。
灾难倒计时
鬼镇
普里皮亚特镇距离核电站只有3.2千米，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时人口还不足5万。这是一个尚在发展的城镇，有5所小学，5所中学，1家医院，还有一些体育和娱乐设施，其中包括一个奥运会赛事规模大小的游泳池。事故发生后，居民们被紧急疏散，但他们被告知三天后就可以再回来，于是大量财物在那天都被遗弃在了这座小城中。一些居民已经重返该地区，但任何人都禁止返回普里皮亚特镇，因为镇上的辐射水平极高，该镇仍然处于隔离状态。
这座城市是记录着20世纪80年代苏联生活的历史遗迹：墙上仍然挂着宣传标语，房屋和工厂诉说着那个与众不同的年代。在某些地区，自然环境正在慢慢恢复。2002年，这座城市作为一个有点恐怖的景点开放了，政府为避免游客因辐射死亡而引起纠纷，只准许签署了免责声明的游客进入参观。
普里皮亚特镇的一间废弃教室。由于所谓的“暂时”撤离，所有东西都被遗弃于此
鉴于辐射剂量计读数并不准确，阿基莫夫推测反应堆并未损坏。但是，在得出这个结论前，他忽略了散落在大楼周围的大量石墨和反应堆燃料碎片，以及另一个被认为“有问题”的剂量计的高读数。当然，阿基莫夫是否真的认为反应堆完好无损，或者他是否知道避免灾难升级的重要性，都只是猜测。事实上，他和工作人员在反应堆大楼一直待到早上。他派人试图将水注入反应堆。所有人都没穿戴任何防护装备。
辐射泄漏并不是唯一的危险。苏联人公然违反安全条例，在反应堆和涡轮机房屋顶使用了易燃材料沥青。四号反应堆爆炸飞起的部分屋顶落在仍在运行的三号反应堆上，几处火焰窜了出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消防队第一个赶到现场，试图扑灭大火；其主要目的是扑灭三号反应堆和四号反应堆周围的大火，并确保三号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完好，以避免灾难升级。
切尔诺贝利中身着特殊防护服的物理学家在测量辐射量
其中一名消防员是列昂尼德·特利亚特尼科夫（Leonid Telyatnikov）中校。几年后，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他回忆：“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星星布满天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我赶到发电站的时候，我看到到处都是燃烧着的碎渣，如烟花一般。我注意到在四号反应堆的废墟上方有一道蓝色的幽光，周围建筑物也有几处起火点。那种气氛既静谧又怪异。”消防员设法控制住了爆炸，但由于所有人都没穿任何防辐射装备，伤亡在所难免，尤其是那些在屋顶上灭火的人。6名消防员因直接暴露于辐射中而死亡；还有更多人遭受了长期的伤害。人们再怎么称颂他们的功劳都不为过：如果三号反应堆爆炸，可能导致4个反应堆全部被毁。世界将面临更大的灾难。
由于英勇的工程师和消防员做出的牺牲，核电站或许成功避免了灾难升级，但核电站的辐射正以现代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四面八方扩散。事故发生后，附近的普里皮亚特镇并没有立即疏散居民。镇上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的事。许多人都感觉自己生了病，抱怨自己嘴里有一股金属味。接着，便出现了止不住的咳嗽和呕吐。在事故发生后的36小时内，苏联政府才开始疏散切尔诺贝利周围的居民；同时告诉被迫背井离乡的人，这只是一次临时撤离，他们带不走的任何个人财产或有价值的资产都是安全的。一个月后，所有生活在核电站方圆30千米内的超过10万人都被重新安置。
1986年整个欧洲大陆的辐射量
大部分放射性尘埃都在切尔诺贝利周围地区沉积下来，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部分领土。超过35万人背井离乡，但仍有大约550万人留居原地。事故发生后，北半球几乎每个国家都发现了放射性物质的踪迹。而且由于风向影响，一些地区受到的辐射影响比其他地区严重。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量，是“二战”中投放在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辐射量的100倍。
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的限制拱棚
普里皮亚特小学疏散时留下的防毒面具
我觉得我的眼珠都要飞出来了。这无法解释。很明显，这不是正常事故。它比你我想象的要可怕的多。
尽管苏联没有对外宣布，但已针对核电站采取了措施。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关闭了一号反应堆和二号反应堆。苏联军官皮卡洛夫（Pikalov）将军开着一辆载有辐射测量仪的卡车，冲进紧闭的大门，去测量真实的辐射水平。他确信反应堆中的石墨正在燃烧，释放出大量的辐射和热量。紧接着，苏联政府得到警告，于是紧急疏散了普里皮亚特镇的居民。10天之后，反应堆芯的火势才被完全扑灭。
大火扑灭后，开始问责。超过25名共产党员因与灾难发生脱不了干系而被开除党籍；6名切尔诺贝利工人被指控在四号反应堆安全测试中违反了安全守则。迪亚特洛夫被指控在未告知工作人员辐射危险的情况下，派遣他们去检查正在燃烧的反应堆。所有这些人都被判有罪，刑期从2年到10年不等。
注解：
[1] 照射量单位。1伦琴等于2.58×10-4 库伦/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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