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讲到，大卫和安格尔等艺术家将严谨、讲究、有理有据的古典主义审美重新发扬光大，人们把他们的画风称作“新古典主义”。
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长江后浪推前浪，把前浪拍翻在沙滩上。后来的画家当然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新古典主义推翻奢靡的洛可可，它就至高无上了吗？追求平衡、正确、理性的美无可厚非，可是一旦它变成了某种程式，所有选择都趋于理性，人的情感又该向何处宣泄呢？
要说起来，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一个人的行为往往是由理性和感性共同支配的，而全人类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经历了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在欧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崇。但物极必反，渐渐有人开始反思：情感和想象力难道不重要吗？这种反思带来了一种极具诗意的思潮——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画家描绘着激动人心的场面，海难、战争、革命，这些抒发他们心中的理想的画面让所有人看了都热血沸腾。这时候，有一个人突然站出来，他既没有画这样的史诗级场景，也没有模仿古典主义去画什么宗教和神话，更没有画那些浮夸的王室贵族，而是去画那些“毫无看点”的农民，着实把所有人都怔住了。
库尔贝带着他的现实主义来了。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和深沉质朴的现实主义，哪个更能打动你呢？
19 哥来告诉你什么是浪漫
欧仁·德拉克罗瓦
Eugne Delacroix
1798—1863年
大多数历史教材在讲到法国“七月革命”时，都会用这幅《自由引导人民》做插图。法国人非常珍视它，甚至将它印上了邮票和钞票。无数人曾试图用几十几百万字去谈论“自由”这个复杂的话题，一幅画又能把它表现到什么程度呢？
你身边肯定有几个浑身有劲儿使不完的朋友，德拉克罗瓦就是这种热血青年。年轻时，听说希腊闹独立，正跟宗主国奥斯曼帝国打仗，他就跑到希腊，帮人家搞独立，一去就是三四年，还画了一堆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画。
其实，德拉克罗瓦早年在皇家画院学画的时候，学的也是安格尔《大宫女》的画法，用一丝不苟的线条画雍容华贵的裸女。但是，这个热血青年慢慢发现，如此讲究客观和理性的古典主义居然被用来给专政独裁者画画，附和着这些人的审美，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不理性吗？他对这种画法失去了兴趣。
受自己的师兄——法国浪漫主义绘画奠基者籍里科的启发，德拉克罗瓦开始大胆求新，逐步抛弃古典主义的思维。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经历了大革命的人们实在受不了复辟王朝的专制，于是决定再来一场革命。如果你看过电影《悲惨世界》，也许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巴黎街头，政府军堆起了无数壁垒。
《墓地中的孤女》(Orphan Girl at the Cemetery)
1824年
然而，仅仅三天，起义军就占领了巴黎。
根据同在革命军里的大仲马记载，当时，德拉克罗瓦的画室离巴黎圣母院不远，听到四周枪炮声后，德拉克罗瓦从画室里走出，站到革命军的队伍里，亲眼看着人们在7月28日这天冲破壁垒。滚滚浓烟中，一个领军者拿着法国“三色旗”冲在最前面，这面旗在人民手中传递，最终飘扬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德拉克罗瓦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他写信给自己的弟弟，在信中说：“我不能为这个国家战斗，但是我可以为这个国家作画。”于是便有了这幅《自由引导人民》。
当时的法国，革命与复辟交替进行。在这么动荡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艺术风格——浪漫主义。
时局如此混乱紧张，还有心思浪漫？
这个浪漫，当然不是恋爱时送情人一朵玫瑰的那种。“浪漫”在英文中写作“Romantic”，它的词根是“Roma”。没错，“浪漫”与古罗马有关。浪漫主义其实是一种激情。法国的种种灾难与黑暗，成为这种美学观念的土壤。浪漫主义用一种虚实结合、真实而又夸张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关怀。
比如籍里科的《梅杜萨之筏》。
一场重大海难，一片单薄木筏，一群等待救援的幸存者，堆成一座“金字塔”。“塔尖”的受难者伸出手臂，向远处呼救，底下则是僵硬的尸体。无助的人类面对汪洋大海，渺小而绝望。
新古典主义绘画强调的是精雕细琢，每一处线条都画得冷静、精确。美是美了，却也像一个被过分修饰的美女。与之相反，浪漫主义关注真情实感，尤其是极强烈的情绪。大悲，大喜，恐惧，焦虑。当生命受到超乎寻常的触动，人的情绪张力就会达到极致。浪漫主义者想表达的，可能也就是在困难和灾难面前，人类迸发出的巨大能量。
《自由引导人民》(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1830年
所以，浪漫主义并不是脱离实际，或者漫无边际。恰恰相反，它关心的是生命遇到重大灾难和危机的时刻，是人的内心。生命被压迫得越厉害，反抗意识就会越强，情绪的反映也就越强烈。这就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基准。
女神戴着的帽子叫作弗吉尼亚帽，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被解放的奴隶都戴这款帽子，它是自由的象征
与古希腊神像一样，画中女神也光着脚。不同的是，这个女神光着的脚踩在了刚刚被攻破的石头壁垒上面。德拉克罗瓦将打仗的写实性和超越战争本身的象征意味结合了起来
仔细看这幅画你就会发现，远处的建筑物正是巴黎圣母院。再仔细些，你就会看到，巴黎圣母院的顶上已经插上了一面三色旗
《梅杜萨之筏》(The Raft of the Medusa)
籍里科(Jean -Louis André Théodore Géricault)
1818—1819年
意公子说
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曾说：“无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帮散漫的文人，他们与德拉克罗瓦一样，在政治黑暗、战争频繁、生命被压抑到极限的年代里，造就了灿烂的文化和自由的精神。当然，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了归隐，德拉克罗瓦选择了反抗。
20 贵族就是矫情
居斯塔夫·库尔贝
Gustave Courbet
1819—1877年
在奥赛美术馆，你会看到很多库尔贝的作品，风景、水果、动物、裸女和他自己。然而，你将不会看到以前艺术家最常描绘的题材——神话和宗教。对此，库尔贝回应道：“我不会画天使，我根本没见过她。”
1855年5月，法国巴黎正在举办一场世界名画博览会，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现场热闹非凡。可是，许多人并没有走进展馆，而是被展馆边上一个孤零零的小棚子所吸引。这个临时搭建的棚子门口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现实主义：库尔贝，他的40件作品的展览”。
库尔贝要向所有人展现自己的“现实主义”艺术。当然，参观这个展也是要掏钱的：一个法郎。库尔贝还附赠一份作品目录。人们纷纷走进棚子一探究竟。很快，巴黎人都知道有一个叫库尔贝的小伙子搞了个现实主义阵营。
现实主义就这样正式出现在大众面前。
库尔贝出生在法国东部的奥尔南小镇，爸爸是葡萄园主，家庭条件比较优渥。他天生机敏，很有主见。一开始，父亲把他送到巴黎学习法律，结果他自己转学画画，没事儿就跑到美术馆临摹大师作品，尤其喜欢卡拉瓦乔和委拉斯开兹。19世纪50年代，法国经历了几次革命动荡，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库尔贝结识了很多文人学者，接触了各种民主和自由思想。他看不起新古典主义，认为那些把精力放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和五谷不分的贵族画像上的人都是装腔作势，而浪漫主义也不过是无病呻吟。
《碎石工》(The Stone Breakers)
1849—1850年
库尔贝下定决心，只画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
1849年11月的一个中午，库尔贝乘着四轮马车经过一个荒凉不堪的山坡时，被两个人吸引，那是两个打石头的工人。其中，老人单膝跪地，两手抡着锤子一下一下敲打着石头，身后站着一个10多岁的少年，双手捧着一大筐碎石，由于重量难以承受，只能抬起左脚暂时顶一下。裤子的背带已被磨断一条，上衣也破了一大块，满是补丁。库尔贝把这两个碎石工请到画室为他们画像，又到碎石场画了些写生稿，最终完成了这幅《碎石工》。
这幅画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老贵族们十分不满，资产阶级也嘲笑他。有人指责库尔贝说，怎么能把这种“下等劳动者”带到高贵的艺术里？库尔贝则宣称，他要抛弃几百年来固有的“高雅趣味”，为思想自由而画。后来，库尔贝写信对朋友说，自己被这两位碎石工震惊了。这一老一少，让他不禁有种错觉，好像男孩老后就是那个正在打石头的老人，而那辛苦的老人也正是从男孩一步步到现在这般景象，这种看不见前途的悲惨境况让人痛心绝望。
库尔贝所坚持的写实，不只是把眼睛看到的东西画下来而已，他描绘的现实带有他个人所秉承的一种批判。他想通过这些画让人们看到社会中真实存在的，而又往往容易被忽略的不平等。
另一幅大型寓意画《画室》将他的现实批判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幅作品高3.6米，宽约7米，几乎有一整面墙大小。画中30多个人都跟真实的人差不多大小。正中间放着一张大幅风景画，库尔贝本人正侧仰着头，好像在得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还不时提着笔来随手改两下。他背后站着一个身材柔美的裸体模特，面前则是一个穿着破烂、聚精会神的小孩。
整幅画以他们三人为中心分成了左右两拨人。
小孩左边的是乞丐、商人、工人等老百姓，处在风景画的背面。他们是不懂得看画甚至不知艺术为何物的群体，三五成群，或站或坐，有的还拿着布，好像在谈生意。裸体模特的这边——风景画正面正对着的，是另一个阶层，衣冠楚楚，样貌不凡，其中甚至有一些著名人物，如诗人波德莱尔、评论家尚弗勒里以及哲学家普鲁东。
不是说他只画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吗？难道画室里真的聚集了这么多人？
当然不是。
这幅画原名叫作《现实的寓意：在某个方面决定了我七年艺术生涯的画室的内部》，名字太长，所以简称《画室》。但是，原标题中“现实的寓意”似乎更能表达画面上所暗含的意义。
这是现实，更是寓意。
上学时，老师常会讲到一个词——缩影。《画室》也是一个缩影，是画家身处的法国社会的缩影。库尔贝用自己的主观想象营造了这样一个缩影：在他的画里，有支持他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朋友，也有对此毫不在意的人，而更多的，则是贫苦百姓，他们对艺术一无所知。
这是库尔贝虚构的画面，但这的确是当时法国最真实的生活。
在写实方面，库尔贝比卡拉瓦乔和委拉斯开兹都更进一步。卡拉瓦乔是用现实世界里的人来画宗教，为教堂服务，要画天使和众神；委拉斯开兹的作品里则多为王室贵族。
库尔贝始终追求的是真实，而不是好看。他当然没见过上帝，没见过大地之母盖亚，他唯一能了解到的，就是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生的，而妈妈是妈妈的妈妈生的。简单来说，繁殖这件事由女人来完成。于是，他画了艺术史上最与众不同的《世界起源》。画布上，只有一个女人下半身的大特写，没人知道这个“人类之母”到底长什么样子。
《画室》(The Painter's Studio A real allegory summing up seven years of my artistic and moral life)
1855年
库尔贝所要强调的是：这是人的世界，不是上帝的世界。
世界之源应该是来自人类，来自女性，甚至来自女性生殖器，这就是他对生命的思考。可以说，库尔贝是杰出的画家，但更重要的是，他将他对社会的思考凝聚在他的写实画作中。毕竟，现实本身已经包含了足够的寓意。
自画像《绝望的男子》(The Desperate Man, Self-portrait)
1843—1845年
意公子说
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库尔贝出现之前，艺术作品的题材几乎没有太大变动，神话和宗教始终是被广泛描绘的主题。但是，从库尔贝开始，艺术不再是故事的艺术，而是现实的艺术。正如法国评论家所说：“没有库尔贝，就没有马奈；没有马奈，便没有印象派。”
因为他，后世的艺术家不再把眼光望向几百年前的故事，而是开始真正用心去观察自己所生活的世纪。
21 粒粒皆辛苦
让·弗朗索瓦·米勒
Jean-FranCois Millet
1814—1875年
尽管农民这个群体如此重要，千百年来，他们却很少有机会成为艺术里的主角。
1849年秋，一个露水未干的清晨，米勒上了一辆马车，永远离开了巴黎。
枫丹白露森林入口处的巴比松村风景优美，背后是大片森林，有潺潺流水，前面则是无际田野，闻得到嫩嫩青草的香气，听得见蝉鸣鸟叫。米勒在巴比松定居，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
巴比松的环境很像米勒的故乡——那个春耕秋收、颗粒归仓的诺曼底农家。在那里，米勒的童年简单而快乐。23岁，米勒来巴黎学画，受尽城里人排挤，作品也被沙龙拒之门外。为了融入城市人的圈子，他不再画乡村题材，开始接订单，给有钱人画肖像。为了讨生活，他只能放弃对艺术理想的追求，按照别人的要求作画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偶尔还要画一些裸女来讨好客户。
妻子去世后，米勒心灰意冷。他意识到，强迫自己去接受那个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世界，是再痛苦不过的事。在悲痛绝望中，他离开了巴黎。
虽然自己要一边画画一边耕作，但此时此刻，米勒才真正开始做回自己，画自己喜欢的画。他重新捡起自己喜爱的题材——农民和乡村的生活。他画男人们筛谷子、锄地、砍柴、捆干草；画女人们缝纫、洗衣、哄孩子。
1857年，米勒来到巴比松的第8年，他画了《拾穗者》。
秋天，麦子刚刚收割完毕。一望无际的田野上，三个农妇在拾麦穗，腰弯得很低很低。她们并不是大把大把地去抓，而是用拇指和食指去捏，一粒一粒去收集田野里剩下来的麦子。捡一个上午，至少能给家里多补半斤面粉。对农民来讲，这真的很有诱惑力。
我们几乎看不清她们的脸，可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记住她们，记住这幅画。
有人说，《拾穗者》是米勒对剥削者和地主的控诉，你看，地主骑着马督促着雇农收割他成山的麦子，农民却在这里辛苦地捡遗穗。但是，地主完全不是这幅画的重点，这幅画的主角就是吃不饱的农民，她们为了一点点麦子弯下腰，这个场景也许令人伤感，可它的目的却并不是批判和控诉，而是纯粹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出于深深的敬意。
从整个画面的构图到大地色系的配色，人们会感受到一种宁静而非悲愤，因为米勒更想表现的是农民本身对粮食的珍惜和敬意，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对故乡有感情。
面对大地，人必须谦卑。
这是一种隐忍，同时也是一种尊严，超越了任何政治隐喻。米勒自己讲过：“一个搞艺术的人干预政治是不明智的，艺术就是艺术。”
当然，米勒依然很苦。贫病交加不说，艺术上，他依然得不到主流的认可。和前一次不同，米勒并没有中断自己的绘画，在饥寒交迫、病痛折磨和不被认可的辛酸里，他画出了旷世杰作《晚祷》。
画面中，夫妇二人在田野上工作了一整天，收割了半袋土豆。夕阳西下，光从地平线直射过来，远处教堂忽然响起钟声，在空旷的大地上回荡。男人脱下了帽子低着头，女人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两个人在钟声里安静地祷告。
在《晚祷》中，米勒截取的不再是农民日复一日的劳作，而是他们放下农具，停止耕作的场景。即使工作了一天只收获了半袋土豆，他们也依然感谢土地的赠予。对生活、对土地都怀有敬意，这就是最平凡、最真实的农民。祷告这个动作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里却成了最美的一个瞬间。
一位学艺术的朋友曾经跟我讲，据统计，全世界流通最广的一幅画，其实是《晚祷》。我当时很诧异，居然不是《蒙娜丽莎》，不是《向日葵》。后来一想，我觉得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米勒的画，让人“回归”。
当我们内心对土地的感情被唤醒后，人会变得柔软、谦卑。对土地的情感，超越了身份、职业和时间。在米勒的画里，有最远古的人对大地、对自然、对生活的感念。
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记不起人类还有这样的情感了。
意公子说
19世纪20年代，法国经历了工业革命，工厂里都是轰隆隆的机器，生产效率提高了好几倍。有钱人到处圈地建厂，工业的风头完全盖过农业。可是这时，米勒却反过来，关注那些好像已被时代抛弃的农民，认认真真地描绘平凡的人和平凡的生活。其实，谁也没有被时代抛弃。日新月异的世界，人始终拥有机器所无法超越的情感。当回归到平凡的生活，那些骨子里深藏的的爱与谦卑，所蕴藏的能量才是身为人最珍贵的一切。
22 今天中午吃什么好？
《播种者》(The Sower)
1850年
《拾穗者》(The Gleaners)
1857年
《晚祷》(The Angelus)
1857—1859年
奥古斯特·罗丹
Auguste Rodin
1840—1917年
即使你不了解雕塑艺术，也一定见过罗丹的《思想者》。它常常被当代人恶搞，这个浑身一丝不挂的男人撑着下巴，眉头紧锁，仿佛遇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他到底在想什么？
罗丹选择学雕塑，是因为他买不起颜料。
虽然罗丹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不过这并不能改善他家的条件。罗丹的姐姐外出打工，赚钱供罗丹学艺术。他先是上了巴黎美术工艺学校，之后报考了世界四大美术学院之一的巴黎美术学院。可是，巴黎美术学院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罗丹，校方认为，罗丹并不能真正领悟古典雕刻之美，评价说：“此生毫无才能，继续报考，纯属浪费。”
就在他屡次落榜时，家里传来了姐姐的死讯。罗丹崩溃了。心灰意冷之后，他进了修道院。欧洲的修道院有很多作用，其中一个就是“隐修”，这和中国的寺庙、道观有点像，在一个与尘世隔绝的地方，放下欲望，一心侍奉神明。
讽刺的是，修道院院长看出了罗丹的艺术能力，鼓励他“还俗”，回到俗世中去。于是罗丹到意大利游学，专门去观摩了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从中收获了颇多感悟，也感受到了从人体本身去表现精神的雕塑使命。
《思想者》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雕像，它只是罗丹《地狱之门》中的一个人物。《地狱之门》这个大工程是法国政府在1880年委托罗丹为即将动工的法国工艺美术馆的青铜大门做的装饰雕刻，罗丹用了30年才完成。它有两层楼高，大概两个三人沙发连起来那么宽，对于参观者来讲，单是尺寸，就足够震撼。
这个作品灵感来自但丁的《神曲》。在《神曲》地狱篇，但丁从地狱之门进入了地狱，看到9层地狱里各种身负罪孽的人遭受折磨和惩罚的场景。这道“门”上刻画了186个形象。这些形象各不相同，但都是人在痛苦挣扎时的表现。他们来到地狱门口，接受最后的审判。如果仔细看每一个形象，他们的痛苦真的是很外化的，可是如果仅仅雕刻得真实，除了让人恐惧，并不会有太多回味，大不了就跟看个恐怖片一样，今天吓到你，明天你就忘了。
《地狱之门》最精彩的部分还不是那些扭曲痛苦的形象，而是这个在群像里显得冷静、矜持的“思想者”。他坐在地狱之门的门楣中央。
这个男人是谁？
一身肌肉，看起来很结实，手和脚都很大，皮肤也很粗糙，想必应是个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人。他的左手耷拉在左腿上，右手撑着头，可是也搭在左腿上。两只手放在同一条大腿上，这姿势肯定很不舒服。但罗丹这样雕，是为了让一个坐着的雕塑看起来不那么死气沉沉。这个男人处在一种不平衡的姿态里，因而有了种动感。仿佛此刻，他已经忘记了身体扭曲所带来的不适，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
首先，他的位置决定了他心里的指向。他坐在地狱之门上，看着下面受尽折磨的100多个生命，面对的是人间。但是，一旦大门打开，往里走一步就是地狱。所以，他正处在人间和地狱的交界，处在生死的交点。这时，再来看他的一丝不挂就很有意思了。没有衣服，就没有任何标识，你看不出他是谁，他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他褪去所有生命中的附加物，“质本洁来还洁去”。不过，这跟佛家讲的“了无牵挂”又不同，面对死亡，他却不断在思考。
当然，我们无法给出答案或者进行揣测，说人们面对眼前的人间和背后的地狱时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一念地狱，一念天堂；一念生，一念死。所有被称为二元对立的事物有时并不会有太明晰的分界线。如果站在交界处的是我们，我们又会想什么呢？
也许，完全理解了死亡的本质，我们才会了解生命的含义。因为这个巨大的命题，思想者的思考，永远都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意公子说
罗丹的《思想者》超出了但丁《神曲》地狱篇的文学范畴，它早已拥有了更普世的价值。米开朗基罗等前辈的作品强调静止中的张力，但罗丹雕塑最大的特点却在于动中有静。表面看来，人物处在一个不平衡的姿态动态里，但事实上他却掉进了一个永恒的刹那，而且将不会再从那个状态里解脱出来。换句话讲，他完全安静了。罗丹把雕塑的动静关系完全改变了，这种向内迸发的精神，感染着每个看着雕塑的人。
艺术史到了这个时候，有了一个难得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笔触、色彩运用或构图等技法上，更在于艺术家的观念。他们从神话、宗教遥远缥缈的幻想里彻底挣脱出来，用颜料去描绘活生生的劳动人民、底层群众，这是现实主义了不起的地方。
《地狱之门》(The Gates of Hell)
1880年
《思想者》(The Thinker)
18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