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雄心勃勃——你知道
这种激情吗，父亲？你不知道：
作为一个乡下人，我在一个凌驾
半个世界的宝座上画上了记号。
——爱伦·坡，《帖木儿》(Tamerlane)[200]
带有模拟运动机械装置的魔灯幻灯片
4 巴尔的摩的学徒生活
离开西点军校之后，爱伦·坡住在纽约市一间简陋的房间里，用颤抖的手给约翰·爱伦写信：“我没有钱，也没有朋友，我给我哥哥写了信，但他无法帮助我。我永远也无法从床上爬起来了，除了我肺里无边的冷气，我的耳朵在流血，情况还会更糟糕。”[201]但约翰·爱伦对此没有回信。
到了春天，他开始做计划。他曾写信给塞耶上校，请求得到一份“专业操守证书”，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德·拉法耶特侯爵的赏识，在波兰陆军中谋求一个职位。[202]这一请求毫无结果，但在232名西点军校学员中，有131人从他们得到的津贴中各自捐出了1.25美元，让爱伦·坡发表他的诗作。[203]4月，他以《诗歌》(Poems)为名的第三部诗集出版了。
他在题献中把它献给了“美国军校学员”。然而他的同学们很失望：它是“用拙劣的机械方法生产的，绿板装订，劣质纸张印刷，显然是以最廉价的方式成书的”[204]，其中也完全没有收录爱伦·坡在兵营里吟诵的那些讽刺打油诗[205]。他们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中世纪的蒙古英雄史诗《帖木儿》；难懂的天文学幻想长诗《阿尔阿拉夫》，还有相对简短但同样晦涩难懂的其他诗篇，比如《尼斯山谷》(The Valley of Nis)和《被诅咒的城市》(The Doomed City)，它们描述的是受到诅咒的凄惨景观，以及包括经典情诗《致海伦》在内的爱情诗。
但对于这部诗集，来自文学批评界的声音要比他的同学们好一些。费城的《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和《首饰盒》(The Casket)注意到了这部诗集；《纽约镜报》(The New-York Mirror)给出了不温不火的评论，如“语言中的一切都预示着诗的灵感，但它很像被风吹散的西比尔草的叶子”[206]，《被诅咒的城市》中的几行“比书中大多数地方更容易理解”；还有一位评论者称爱伦·坡是“一个有着良好天赋的人”[207]，而且，尽管他承认书中的段落是“一派胡言”，但他仍然认定其作者“很有天赋，并且领先于当前的时代”，《致海伦》[208]开篇的头几行就是明证：
海伦，你的美艳
似昔日尼西亚的小艇。
轻轻地，在芳香的海面，
被困乏思归的流浪人
驶回他故国的海滨。
这种“纯粹的诗歌”段落与批评家们所认为的《十四行诗——致科学》中“纯粹的胡说八道”段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爱伦·坡在“前言”中宣告了他的严肃态度。“在一个美国作家的道路上横亘的巨大障碍”[209]，是人们将其作品与欧洲诗人的作品相比时，往往认为后者令人望尘莫及：“文学如同法律或者帝国，一个已经建立的名字仿佛就是一份终身产业”；在美国，“关注书籍装帧的读者喜欢从封面、书脊看到扉页的最下方，哪怕那里仅仅拼写着伦敦、巴黎或者热那亚的神秘字符”，在他们眼中，这些字符“便等同于许许多多封推荐信”。
然而——在爱伦·坡看来，一些英格兰诗人已经迷失了方向：“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错误地用诗歌来教导道德，而柯尔律治的诗文一味纠缠于元物理学。”[210]爱伦·坡强烈地认为，诗歌需要用特定的方式阅读，如果考究得过分仔细，美感与真实感便都会消失：“诗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如果仔细观察，它的色彩是混乱的，甚至是令人困惑的。”相比之下，“鉴赏家好奇的一瞥”则会略过细节，看到优美的统一体。这一点在天文学中也成立：“直接并且专注地观察的人确实会看到星辰，但只会看到不能发出光华的星辰；而那些不那么精细地考察它的人，则能够意识到星辰对于在地面上的我们有用的一切，即它的光辉与美丽。这就是一个关于‘间接’观察的描述[211]，一个由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描述，并由物理学家兼光学仪器发明家戴维·布鲁斯特强调的现象。”
这一“前言”看似只是宣告了爱伦·坡要在伟大诗人们之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意图，但实际上，它触及了爱伦·坡试图铸就名声的所有3个领域：如果说诗歌瞄准的是“无限的欢乐”，浪漫或虚构作品的目标便是用“有限的感受”呈现“可以感知的形象”，科学则是直指真实。爱伦·坡发表的第一批作品是诗歌，然而他很快就会转向小说创作领域。那么科学呢？他对科学的神往也从来不曾消退。
机械师街
爱伦·坡于1831年春天离开纽约前往巴尔的摩，前去与他病重的祖母（那位坡将军的遗孀）、他的姑妈玛丽亚·克莱姆、克莱姆的女儿弗吉尼亚以及他的亲哥哥亨利会合。爱伦·坡曾经给那里的一位编辑写信找工作，表示他“迫切地想留下定居”。[212]
巴尔的摩彼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人口刚刚超过8万，比费城多几百人，但远远落在纽约的20万人之后。这座城市以其工业而自豪。[213]除了拥有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的造船厂和子弹制造塔（一座大烟囱，熔融的铅从其顶部落下，在冷却的过程中变为粒状霰弹弹丸），它还是这个国家第一条洲际铁路的起点，这条铁路刚好于1830年——爱伦·坡到来之前开始营运，即巴尔的摩—俄亥俄线。
这座城市也以它的文学与科学协会而亮眼，其中70多种期刊和杂志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上架。[214]这里也有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设立的美国博物馆(American Museum)分馆，由皮尔的儿子伦勃朗·皮尔(Rembrandt Peale)担任馆长。与其他美国城市一样，巴尔的摩于1830年多次见证热气球升空。这种气球飞行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科学，例如盖·吕萨克(Gay-Lussac)和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升空是为了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测量大气的化学组成，二是为了刺激。
爱伦·坡一家住在人称“机械师街”(Mechanics Row)的威尔克斯街(Wilks Street)上，邻近费尔斯角(Fells Point)的港口。这所拥挤的小房子距离另一所房子只有几个街区，那所房子的居民包括弗雷德里克·贝利(Frederick Bailey)，后来人们称他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215]。道格拉斯是个奴隶，他的主人把他租给了自己的兄弟，后者又把他租给了一家造船公司。
涉及奴隶制的冲突演变成了重大的国家问题。[216]自从安德鲁·杰克逊于1828年当选总统以来，他用“分赃制”重新定义了总统职务：在政府部门，用忠于他的人更换了原有的高官。他用武力驱逐印第安人的政策为白人定居者提供了廉价土地，而他白人至上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好战呼吁更加剧了一种法律荡然无存的风气，经常引发暴民暴动。杰克逊将自己包装成民主和平民的专制保卫者，而所谓平民指的是白人男性和奴隶主，尤其是他的那些朋友。
1831年，在预言的景象和日食的启发下，奈特·特纳(Nat Turner)领导了一次席卷弗吉尼亚州南安普顿县的奴隶起义，其中60名白人和两倍于此的黑人丧生。南方种植园主由此与北方依赖棉花的纺织厂主和商人沆瀣一气，越发严厉地对待种植园的奴隶们，并发起立法运动，以巩固与扩大奴隶制的要求。
要求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也随着宗教势力的加强而发展。戴维·沃克(David Walker)[217]是一位与非洲卫理公会圣公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有联系的呢绒商人，他于1829年发表了《向全世界有色人种公民的呼吁》(Appeal to the Colou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批判杰克逊的种族理论，呼呼为建立平等的条件而积极地对抗。沃克于1830年突然去世，或许是被毒杀的，但他发起的运动由白人国际法学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阿瑟·塔潘(Arthur Tappan)在纽约延续，他们为废奴运动注入了“第二次大觉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千禧年能量。在对基督迫在眉睫的回归的期待下，这一波宗教热情已经率先席卷了纽约上州。在那些培灵会[218]上，圣灵的到来让人们抽搐、喊叫、哭泣。在西部与南部，渗礼宗的教徒则热情高涨，尽管许多南方福音派教徒压制了福音书中“平等”和“改革”的含义。
马里兰州是南部各州中最靠北的一个。弗雷德里克· 道格拉斯觉得，在巴尔的摩的经历是他暂时躲避种植园恐怖奴役的缓刑期。“与种植园奴隶相比，城市奴隶差不多就是自由人，”他在自传中回忆道，“他们的吃穿要好得多，还能享受种植园奴隶们闻所未闻的特权。”[219]当未被主人分配工作时，他就会抓紧时间学习，他说自己是受到了一件事情的启发：“我怎样才能学会写字呢？这个想法是我在杜金和贝利造船厂(Durgin and Bailey's ship-yard)作为劳动力工作期间产生的。那时我经常看到，每当劈砍出一块可以使用的木料之后，木匠们就会在那上面写下他们打算在船上使用的那部分的名字。”[220]在逃到北方之后，他成了一位作家兼出版商，同时也是废奴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推崇知识与技术进步，还是一位消息灵通的美国种族科学激烈反对者。[221]
而对于爱伦·坡，在巴尔的摩生活，好处是关心他的亲戚们就近在身边[222]，但也意味着贫穷。他的哥哥亨利还记得他们死去的生母，有时会回忆起与她有关的事。爱伦·坡在报界找了些关系，但也染上了大量饮酒的习惯，因此他只能找到一些零散的工作。出于坡将军在战争期间的贡献，他们的祖母获得了一小笔赡养费，爱伦·坡在巴尔的摩的其他族人也过得不错。但在丈夫死后，玛丽亚·克莱姆的运气就变坏了，她只能不定期地做一些教师工作。除了朋友和邻居的帮助，穷人们之间没有社交网。更糟糕的是，1832年，一场霍乱大流行开始出现在美国东海岸，数以千计的人死于非命，每一次与他人的接触和呼吸都会让人担心自己被传染。[223]
爱伦·坡则努力寻求着教师和助理编辑的职位。[224]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曾看到他在一个砖窑里制砖。[225]1831年6月，费城《星期六信使报》(Saturday Courier)公布了一次短篇小说竞赛的结果，他赢得了100美元的大奖，这让他大受鼓舞，从此他也开始创作短篇小说了。《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Baltimore Saturday Visiter)的记者兰伯特·威尔默(Lambert Wilmer)是爱伦·坡的朋友，他认为爱伦·坡似乎是“世界上最努力工作的人之一”，他说：“我随时都会去看他，总是能看到他在工作。”[226]
在机械师街上创作小说的同时，爱伦·坡也在反复思考着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227]：是什么造就了一份成功的杂志或一篇得奖的小说？他的主要文学模型来自爱丁堡的《布莱克伍德杂志》，它有两大重要特色：其一是以第一人称描述危及生命的困境，爱伦·坡称它们为“效果故事”(tales of effect)或者“轰动故事”(tales of sensation)；其二是嘲笑文学时尚和夸大上流社会缺点的喜剧故事，爱伦·坡称它们为“荒诞故事”(tales of grotesques)。
爱伦·坡提交给《星期六信使报》的竞赛作品不是一篇而是5篇小说，风格多样，每篇都取材于他的广泛阅读。它们包括一篇针对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威利斯(Nathaniel Willis)的小说的讽刺短文，讲的是一位在地狱里的君王通过玩牌欺骗魔鬼拯救了自己；还有一篇名为《耶路撒冷的故事》(A Tale of Jerusalem)的寓言，是以“圣经”风格撰写的。
1831年8月，他迎来了一个新的悲剧。由于受到酒精困扰和艰苦生活的打击，他的哥哥去世了，年仅24岁。亨利的死让爱伦·坡与姑妈克莱姆以及小表妹弗吉尼亚更亲近了，他亲昵地称后者为“茜茜”(Sissy)。威尔默有一次来看爱伦·坡，发现他“正在教弗吉尼亚做代数”。在一次散步途中，爱伦·坡和弗吉尼亚碰到了一次葬礼，这让弗吉尼亚“受到了影响，洒下的泪水比丧主还多，她的情绪也感染了爱伦·坡”。[228]
亨利死后，爱伦·坡在给约翰·爱伦的信中以痛悔与怀念的情绪写道：“在漫长的21年间，我称你为父亲，你称我为儿子；可当想到这一切竟然如此收场，我便禁不住哭得像个孩子。”[229]他在短期一段时间里没有了债务，也不想从约翰·爱伦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了：“只有像现在这样，当我在给你写信时意识到我不再需要请求帮助了，我才敢敞开自己的心怀。”然而他也“真正意识到，所有这些‘更好的感情’来得太晚了”。
可是到了11月，爱伦·坡又欠下了80美元。债主敲门时，他再次写信给约翰·爱伦，他早些时日的安宁再次荡然无存：“我陷入了极大的困境，除了你，我在地球上没有别的朋友可以求诉了，如果连你也不肯帮助我，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欠债，我在11天前被逮捕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份债务（实际上是亨利的债务）。”[230]现如今我们找不到爱伦·坡的入狱记录，在巴尔的摩的监狱中，一半的囚犯是因为欠债未还。[231]爱伦·坡在12月再次向约翰·爱伦乞求：“不要让我因为一笔你永远不会在乎的钱而死去。”[232]12月7日，约翰·爱伦终于动笔给爱伦·坡写了回信，并在信封中放了100美元，但直到来年1月12日才想起来寄出。
12月，爱伦·坡在一次短篇小说竞赛中失利，输给了迪莉亚·S.培根(Delia S. Bacon)写的一段感情缠绵的故事——她也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作品是弗朗西斯·培根（她的祖先）所著”这一理论的主要鼓吹者。尽管如此，《星期六信使报》还是在此后几个月间陆续发表了爱伦·坡的小说，最先发表的是《门则根斯坦》(Metzengerstein)——一个哥特式的复仇故事，以及《模仿德国人》(In Imitation of the German)——一匹公马被魔鬼附身的故事。但除了为他造势之外，《星期六信使报》没有付给他任何稿费；这是一份有精神价值的奖励，但令人难以下咽。《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评论道：“我们认为，没有几个美国作家能写出比这更好的作品。”[233]尽管饥饿、疾病和牢狱之灾袭击着爱伦·坡，但他的作品始终有人在读。
弗里欧采样器
受到上述这一点评的鼓舞，爱伦·坡将一篇小说发给了《新英格兰杂志》(The New-England Magazine)，称它是一部更大的合集中的一部分，“应该由一个文学俱乐部的11名成员围坐在桌边共同阅读”。[234]他还建议每一名成员都模仿一位著名的文学人物，这样一来，他们对这些小说的评论就将成为一场“关于批判的滑稽讽刺表演”。若读者喜欢，他可以提供整套小说：“如果你喜欢我发来的样章，我将再发来其余部分。”
他将这部合集命名为《弗里欧俱乐部故事集》(Tales of the Folio Club)。[235]每个故事是以不同的风格写成的，但它们都夸大了已经确立的体裁和作者的陈词滥调。《明白无误的损失》(A Decided Loss)的开头是《布莱克伍德杂志》上那类令人透不过气的“轰动故事”。[236]这里的“令人透不过气”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它讲的就是一个男人在怒斥他的老婆时“失去了呼吸”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在到处寻找“呼吸”这个难以捉摸的物体的过程中，他被旅行公车上的一个乘客弄得窒息了，结果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了，打算埋葬他。他被几只猫轻轻地咬着，代替一个被裁定有罪的罪犯上了绞架；后来又被放上了解剖台，即使他连连踢腿也无人理会。一个喜欢做实验的医生用一种“新的伽伐尼原电池”处理了这具被误认为“尸体”的躯体。这个故事狂躁地利用了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关系，遮掩着它阴郁的自传式真相：这是一个受过过多教育的忧郁的男人的自白，整个世界都不在乎那些能危及他生命的侮辱。
爱伦·坡建议发表在《弗里欧俱乐部故事集》中的其他故事则分别以德国幻想故事、圣经寓言和时髦的“银叉子”贵族式小说(“silver fork”novels)[237]为模型，爱德华·鲍沃尔-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的小说和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最初匿名发表的《维维安·格雷》(Vivian Grey)是这些小说的最佳代表。《维维安·格雷》追踪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男子从贫困走向文学界大佬的崛起之路，同时讽刺了伦敦的“狮子们”(“lions”)和“蓝长袜们”(“bluestockings”)，即才子和才女们。
在爱伦·坡的《捧为名流》(Lionizing)[238]中，主人公的事业建立在人们对他令人瞩目的鼻子的赞美上，他写了一篇题为《分类学》(Nosology)的论文，令文学界战栗。
“好作家！”爱丁堡说……[239]
“我们中的某一个！”布莱克伍德说。
“他会是谁呢？”才女夫人(Mrs Bas-Bleu)说。
这是在装模作样地模仿迪斯累里的讽刺式作品，其嘲讽名流的所谓成功就是说他们被“狮子化”，即在一天之内成为文学之王。
爱伦·坡创作这些故事的地点远不如《维维安·格雷》中的客厅那么优雅。1833年，他和他的家庭从机械师街搬进了友好街(Amity Street)的一座狭窄的联排住宅里。从巴尔的摩—俄亥俄线铁路停车场向北出发走过5个街区就能来到友好街。
然而，这种工业区的写作环境与《弗里欧俱乐部故事集》中的文学实验达成了某种奇特的和谐。在爱伦·坡的认识中，文学“体裁”是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一种形式。爱伦·坡将他在接受工程师训练时养成的习惯运用于小说创作中，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分析了较为早期的作品结构，并将这些“公式”运用在他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当中，其结果就是《弗里欧俱乐部故事集》的诞生——它是案例展示的“标本”，是他从自己的产品中抽取的样本。爱伦·坡的第一批小说基于一种与哈泊斯·费里(Harpers Ferry)的标准化制造系统相似的逻辑，这种系统是由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从法国的先例中借用而来的[240]，就像爱伦·坡从欧洲文学借用模型一样。
确认与复制一种体裁或风格的原则并不一定意味着乏味的重复。爱伦·坡对他的“公式”进行了最优化，要么把它们放大为“怪诞的”，要么纯化它们，使之成为更浓缩的形式。当国会就亨利·克莱的“美国系统”——利用联邦政府资助协调道路、运河、铁路和通信的计划举行辩论的时候，爱伦·坡距离第一批成功通往西部腹地的铁路只有几步之遥，而且正在修补美国文学体系的源泉和动力。
不寻常的作者
《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于1833年6月宣布要召开另一场有奖竞赛，这给了爱伦·坡一个检验他的“公式”的机会。评判员之一是约翰·拉特罗布(John Latrobe)[241]，即美国首位专业建筑师本杰明·拉特罗布的儿子。本杰明参与设计了美国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的国会大厦(the Capitol)、白宫(the White House)，费城国尼银行(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以及在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的大批建筑物。约翰·拉特罗布也是西点军校的学员，后来对蒸汽机进行过技术改进，他在巴尔的摩—俄亥俄线铁路担任律师和顾问。另一位评判员是医师J. H．米勒(J. H. Miller)，他同时也是巴尔的摩华盛顿医学院(Baltimore's Washington Medical College)的创建人。第三位评判员是38岁的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John Pendleton Kennedy)，前海军军官和小说家（后来由于听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演讲而转变为废奴主义者），他的《燕子谷仓》(Swallow Barn)发表于1832年，为南方种植园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景象。他即将成为国会议员和海军部长，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考虑选择他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
这三位评判员都很关心国家的改善和理性的改革。加入了辉格党(Whig Party)的他们坚持由睿智、道德高尚的精英领导一个强大的美国联邦政府。出于对杰克逊“民主共和主义”的回应，辉格党于19世纪30年代崛起，带有地方主义倾向，强烈支持奴隶制。拉特罗布和肯尼迪参与了巴尔的摩—俄亥俄线铁路的路线制订，二人也都将帮助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收获他的电报发明的联邦专利。
他们都是美国创新的倡议者，都拥抱科学知识，懂得欣赏爱伦·坡将科学的敏锐、古典的学识、机智和大胆的想象相结合的创举。据拉特罗布称，爱伦·坡送交的小说集“远远超过了、遥遥领先于任何其他作品”，这让他们“毫无疑问地选定将一等奖颁发给它的作者”。[242]他们把爱伦·坡的古典诗歌《罗马大圆形竞技场》(The Coliseum)评为诗歌组的第二名（但爱伦·坡本人认为，这只不过是要避免两次给他一等奖）。他们仅有的困难是，应该在他的几篇小说中选哪一篇作为冠军。
评判员们请爱伦·坡来到他们的办公室。拉特罗布对这位同为西点军校学员的作家很感兴趣，因为“他身板保持挺拔，一看就知道受过军事训练”。[243]爱伦·坡“穿着黑色衣服，他的礼服大衣一直扣到领口，在那里与黑色的支托会合，几乎到处都有同样的磨损”。尽管他的衣着已经不时兴了，“但此人有种气质，让人无法批评他的服装”。他们认为他全身都闪耀着尊严：“他全身上下都带着绅士的风度。”
拉特罗布被爱伦·坡的想象力迷住了：“从他的外表判断，世界对他非常严酷……然而，他的外表被遗忘了，因为他似乎忘记了他周围的整个世界，只因为疯狂的幻想、逻辑的真实、数学的分析和事实的美妙结合着、流淌着，形成了一种奇异的混合体。”[244]“爱伦坡似乎拥有一种让人将他本人与任何他正在描写的事物相联系的能力，”拉特罗布被这种能力深深地触动了，“他当时向我描述了一次飞向月球的旅行，我想，他打算将它们形成文字，兼具最细微的真实细节的准确性和可以视为物理现象的真实性，他的这种想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乎就像他本人刚刚从这样一次旅行中归来一样。”
评判员们最终将一等奖颁给了《瓶中手稿》(MS.Found in a Bottle)[245]，这是一个真实得扣人心弦的海难故事，讲述了主人公与传说中的鬼船和“飞行的荷兰人”(Flying Dutchman)号的一次奇妙邂逅。主人公是一位从苏门答腊岛扬帆出海的科学家，他充满了怀疑精神，只相信自己的感官。在一次海难之后，他登上了一艘由非人水手们驾驶、由“看上去离奇古怪的仪器和腐烂的海图指引”的船。这些非人水手们正在执行一项模糊难言的使命。当这条船接近一个可怕的旋涡时，他“正在获取某种令人兴奋的知识——某个从未披露的秘密，获得它就意味着毁灭”。
这部小说的力量来自绝对的真实性和似乎是超自然的疯狂事件之间的对比，很像极地探索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在阿尔卑斯山(Alpen)上的追逐之间的对比。它将哥特式的故事从豪宅移向自然的极端条件下。爱伦·坡以其娴熟的笔触和科学的语言及概念描述故事中的灾难，给读者带来了可怕的身临其境之感。
多亏了这奋力一搏，爱伦·坡现在有了可以安抚债主的50美元，也获得了强有力的新同盟。但他的生活仍有危险。他在沉默了两年之后，给约翰·爱伦写信道：“死亡——因为缺少帮助而造成的彻底死亡。”[246]
彼时，约翰·爱伦本人已是疾病缠身，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自己的卧室内，“因为水肿而痛苦万分”。爱伦·坡最后一次前往里士满看望他时，差点被拒绝进入摩尔达维亚豪宅，但他还是闯了进去，从第二位爱伦夫人身边冲向了约翰·爱伦的卧室。据当地坊间传闻，在卧室里，“约翰·爱伦先生举起了手杖。他威胁道：如果爱伦·坡来到他的手杖攻击范围之内，他就会动手打人。他命令爱伦·坡出去，于是爱伦·坡退了出去，而那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247]
拥有8座房子、多座种植园、几十名奴隶和几百万美元的约翰·爱伦最终于1834年3月27日去世。[248]他在遗嘱中给第二位爱伦夫人为他生的儿子们留下了可观的遗产，给自己的三个私生子女的少一些，然而没有给爱伦·坡留下任何东西。这位孤儿终究彻底与他脱离了关系。
爱伦·坡写信给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请求他帮忙找一份教师工作。但是当肯尼迪邀请他前去吃饭时，爱伦·坡承认道：“（这份邀请）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无法前去，原因是没有合适的服装，这一点令人极为难堪。”[249]他没有了最起码的经济能力，更不用说保留资产阶级的体面。肯尼迪回忆道：“我发现他正在挨饿，我给了他衣服，让他可以随时到我的餐桌上吃饭，还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来我这里骑马锻炼。事实上，是我把他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250]
“贝蕾妮丝”实验
肯尼迪“父亲式”的支持为他敞开了另一扇大门。托马斯·W．怀特(Thomas W. White)是来自里士满的一名印刷厂厂主，开办了一名新月刊——《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由于肯尼迪的大力推荐，怀特委托爱伦·坡撰写评论及宣传文章。
怀特同意考虑发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爱伦·坡给他寄去了自己震撼人心的《弗里欧俱乐部故事集》的续篇《贝蕾妮丝》(Berenice)——又是一篇“轰动故事”。爱伦·坡认为它可以与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和刊登在伦敦的流行杂志《新月刊杂志》(New Monthly Magazine)中的《疯人院中的手稿》(MS. Found in a Madhouse)相媲美。
若用法国精神病学家艾蒂安·埃斯基罗尔(Etienne Esquirol)最新宣布的术语来表达，《贝蕾妮丝》将读者带入了一位罹患“偏执狂症”的神经质学者的世界中。[251]主人公越来越病态地迷恋着妻子（也是表妹）的牙齿：“但愿我从未见到过它们。”[252]他的妻子贝蕾妮丝也一定会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她在深夜接受了恐怖的牙医治疗，遭受了命运的可怕摆布。这篇小说传达了一个不受监控的智能体存在的阴暗状态——只依靠自己的执着生存。这个故事也是爱伦·坡早期令人不安的作品之一。
爱伦·坡向怀特承认，《贝蕾妮丝》的主题“实在太可怕了”，他也曾犹豫过是否要发表这个作品。[253]然而，他还是寄出了这篇小说，不是因为其中的内容，而是将其“视作自己写作能力的标本”，作为他的通俗文学理论的一个验证。
他自信地解释道：“一切杂志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所有那些赢得了声誉的杂志都得益于与《贝蕾妮丝》性质类似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将“滑稽被提升为怪诞，令人担忧的故事色彩晋级为可怕，俏皮的夸张发展为滑稽模仿，怪异铸造了离奇和神秘”——这些也都是可以附在《弗里欧俱乐部故事集》上的标签。他说，《贝蕾妮丝》是经过有效市场研究的成果：“我谈到的文章是否品位低下，这一点无关紧要。要欣赏它，你就必须阅读它，因为人们总是热切地追求这些东西。只要你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它们是会被其他杂志和报纸转载的文章。”这建立了第一次刊载这些文章的杂志的声誉。
爱伦·坡所描述的，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与地点，杂志和作者获得成功的所需条件。要想提高一家杂志的档次，就要发表震撼人心、令人难忘的作品（哪怕它令人害怕或者品位低下），并寄希望于其他杂志和报纸的转载、讨论甚至争论。[254]若按照一种我们今天熟悉的社交媒体的点击量逻辑，以及关注度和转推经济的逻辑，一段文字的价值就在于有多少其他文字在谈论它、引用它或者复制它。
爱伦·坡声称：不仅任何作品都是如此，“独创性是作品的精华，必须极为注重风格，还要在写作时痛下功夫，否则它们就会沦为浮夸和荒唐”。综上所述，《贝蕾妮丝》是一个构思巧妙的、罕见的因此也是有价值的商品。爱伦·坡声称自己掌握了此类创作的一般规律，并愿意为了怀特的利益而使用。
他提出建议，每个月为《南方文学信使》提供一篇新小说：“无论选材还是表现方式，这些小说中将没有任何两篇有丝毫雷同。”结果不言自明：“如果有任何效果，它都会通过杂志的发行量显示，这是比人们对于其内容的评论更好的估价。”
爱伦·坡接受了人们批评他的小说的可能性，将它转化为关于如何建立杂志的声誉的论证，并以一个赌约作为结束。他拿出了他的作品，用它们作为招牌和赌注，以此来证明一种商业主张，让它们成为一个精心准备的实验的对象。
1835年6月，怀特询问爱伦·坡是否可以来里士满工作，爱伦·坡立即接受了这个提议。[255]他宣称：“我确实渴望在这座城市安居乐业，没有什么比这样做更让我欢欣鼓舞的了。”[256]
于是，他告别了他的姑妈和表妹，带着可以迅速实施的计划离家。约翰·爱伦已经去世，26岁的埃德加·爱伦·坡现在或许终于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在这座他童年生活过的城市里找到一个位置了。
5 里士满：摸得到的模糊
浪子回头
托马斯·W．怀特是一位气质温和的男子，圆脸，留着一头卷发。他具有创办《南方文学信使》的手段与能力，但总是怀疑自己的判断。他不得不依赖投资人的建议，他们中许多都是在南方知识分子和政治圈子里知名的人物。[257]当爱伦·坡到来时，怀特仍旧需要他们的建议和帮助，尽管他已经做好了否决爱伦·坡每一个决定的准备。
怀特将《南方文学信使》视为“学会运动”的一部分：一个思想高尚但形式通俗的载体，以提高他所在的城市、州和区域的知识水平。文学进步类似于经济发展，他认为：“就像一条铁路对于农业劳动的作用一样，一份杂志能够改进思想。”[258]但他也抱怨道：“在华盛顿以南只有两份文学期刊。”
怀特急切地发表来自新创办的弗吉尼亚历史和哲学学会(Virginia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报告，希望通过刺激一次运动，来为老自治领建立文学与科学氛围。[259]“难道除了政治之外，生活中就没有其他值得关心的事了吗？”他想让《南方文学信使》帮他的区域参与国家的发展，“通过相互亲善与友好的纽带，确保北方与南方永远亲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260]
这一全国性的使命意味着，怀特和他的编辑们必须谨慎地避免在文中出现与“有争议的神学”和“政治”话题——尤其是奴隶制相关的内容。废奴主义当时正在积蓄能量，进一步巩固奴隶制的运动也同样如此。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和巴尔的摩，担心黑人竞争的白人工人们发动暴乱，攻击自由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并受到了预见到南方货物价格提高的工厂主们的鼓励（有时候甚至会得到来自他们的津贴）。[261]有关奴隶制的争斗正在两极分化，生死冲突将会以内战(Civil War)的形式爆发。
怀特不希望他的杂志被人当作支持奴隶制观点的载体而遭到蔑视。《南方文学信使》只会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接触这个题材。它偶尔会发表一些支持非洲殖民化的作品（将自由黑人送往非洲，废奴主义者认为这项任务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中间措施）。很不寻常的是，它于1836年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评论了两本为这一“奇特制度”[262]辩护的书：其中一本是《因为北方废奴主义者的叛国罪和狂热，南方被证明无罪》(The South Vindicated from the Treason and Fanaticism of the Northern Abolitionists)，后来被证明是威廉·德雷顿(William Drayton)的作品；另一本是纽约小说家詹姆斯·柯克·波尔丁(James Kirke Paulding)撰写的《美国的奴隶制》(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这篇文章极有可能是由小说家、法官和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法学教授纳撒尼尔·贝弗利·塔克(Nathaniel Beverley Tucker)撰写的，其中声称奴隶制改善了非洲人的状态和性格。正如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所说的那样，该文认为，奴隶制并不见得是邪恶，而是一种“积极的善”[263]。
维希(Vesey)叛乱是发生在1822年的一次密谋，有人试图在查尔斯顿解放成千上万的奴隶，但遭到了挫败。在此之后，南方精英们的看法变得更为强硬，支持奴隶制的论证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与此同时，无所不在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则基本上无人质疑，即使许多反对奴隶制的人们也这样认为。无论是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时还是后来，爱伦·坡基本上都会避免提出有关奴隶制的观点，龟缩于文学批评家特伦斯·惠伦(Terence Whalen)曾经称之为“平均种族主义”(average racism)[264]的界限之内。“平均种族主义”是前内战时期北方与南方的白人的普遍态度。与托马斯·W．怀特及其他所有美国白人一样，爱伦·坡是以各种方式存在的奴隶制度和种族排斥制度的受益人。1940年，一位记者在巴尔的摩法院(Baltimore Court House)找到了证据，证明了在1829年，时年20岁的爱伦·坡作为玛丽亚·克莱姆的经纪人，出售了一个21岁、名叫爱德温(Edwin)的男性奴隶，买主则是一个名叫亨利·里奇韦(Henry Ridgway)的“劳动者”，爱德温在一份城市卷宗中被登记为“有色人种”。[265]这笔40美元的售卖账单意味着，凡是牵涉此事的白人都是支持奴隶制的反人道共犯。
美国社会秩序如此僵硬地规定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两极分化，这一点深深地铭刻在爱伦·坡的想象中。他的一些小说包含有关非裔美国人的粗鲁刻板形象，他有时候会用光明和黑暗的意象描绘理性与无知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对立。可以与这种做法产生共鸣的是一种偏见，即“非洲的存在是一种可怕的另类”，这种偏见也支撑着处于非裔美国人之上的脆弱的白种美国人身份。正如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所写：“对于美国非洲主义，没有任何美国早期作家的重要性能逾越爱伦·坡。”[266]
然而，尽管爱伦·坡的作品经常与他那个时代的种族（以及性别和阶级）的层次结构呼应，他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在“政治划分”背后的暴力、威胁和恐惧，以及当它们被强力实施时的残酷。作为一个永恒的旁观者，他在作品中不断颠覆、颠倒着虚伪和不公正的等级制度。尽管爱伦·坡基本上避免公开发表政治言论，但他同情受压迫者和疯狂的人，并认识到，即使是那些人们普遍认为具有理性和美德的人，也会受到“有悖常理”和破坏性冲动的驱使。爱伦·坡远非一个南方事业的信徒，也不是对美国的短处视而不见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呼吁万事万物都应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倡导者。但对于想象眼下这个世界未来某天会崩塌或者迎来末日天启式的灾难，他抱有惊人的乐趣。
提高水平
《南方文学信使》的办公室与爱伦·坡在缅因街的童年家园只有几条街之隔。一开始在这个办公室工作时，他最关心的是美国文学和相关学术的状态。他尽职尽责地执行着怀特的启蒙计划，他的评论催促着教育改革和政府资助办学。
他倡导出版有关通识教育的著作，例如，他赞扬约翰·W．德雷珀(John W.Draper)的《化学和自然哲学课程导读》(Introductory Lecture to a Course of Chemistry and Natural Philosophy)。[267]德雷珀是一名精力充沛的青年物理学教授，从英格兰来到弗吉尼亚的汉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Sydney College)，接连不断地为读者介绍着化学、光学、拉普拉斯的天文学、力学和生理学领域的新发现。德雷珀常常在讲台后面连蹦带跳地给学生们科普：“与过去一千年相比，最近的半个世纪为人类增加了更多的知识。”他和他的同代人“在科学家们发现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的前夜战栗”:“我们可以感知到，它就是一切流体中最细微的光本身的分子。我们几乎可以察觉到它们的各个面和顶端，可以真正控制、规范与安排一道日光的组成部分！”德雷珀将很快进入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领导自然科学的教学，并在照相研究中驾驭日光。
爱伦·坡对受大众喜爱的，由英裔爱尔兰人科学与力学讲师狄奥尼修斯·拉德纳(Dionysius Lardner)撰写的《美国实用知识宝库与年鉴》(The American Almanac and Repository of Useful Knowledge)和《橱柜百科全书》(Cabinet Cyclopaedia)不吝赞美之词。他发现《医学与物理科学西方杂志》(The Western Journal of the Med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对于辛辛那提非常有价值”[268]，并将它推荐给了由耶鲁(Yale)大学化学家本杰明·西利曼主编的《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作为当时在几个城市同时出版的唯一的全国性科学杂志，《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曾发表过大批“具有普遍与实用意义”而且“文笔流畅的纯科学类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