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于1839年出版的《贝壳学家的第一本书》(The Conchologist's First Book)是一部能随身携带、价格便宜的薄薄的书，其中包括几幅对开面的贝壳木刻画。该书的序言和前言借鉴了怀特的书和托马斯·布朗的《贝壳学要素》(Elements of Conchology)。[451]布朗在他的书中公开向法国先行者表示感谢，尽管后来有些人谴责爱伦·坡，说他剽窃了这本书的内容，但一切自然历史的“新”体系都依赖于较早的体系，它们也同样是全世界无数观察者、搜集者和分类学者们（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数目庞大的合作工作的产物。[452]爱伦·坡在前言中感谢了艾萨克·利的“很有价值的公众工作”，以及就这本书给予他的“私下帮助”。
爱伦·坡做了些重大改进。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确定了这本书“在内容安排方面的改进甚至创新之处”[453]：布朗的书是按照拉马克描述的顺序展开的，从最高级或者最完善的开始，然后逐步介绍到更低级、更原始的贝壳；但爱伦·坡采用的是更为广泛使用的方法，即从“较低级”的贝壳开始向上叙述。
爱伦·坡在该书的副标题“带壳软体动物学体系”(A System of Testaceous Malacology)中宣布了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学术进步。“软体动物学”（Malacology，来自希腊语中表示“软”的词）是一门研究柔软小生物的科学，而“Testaceous”的意思是“带壳的”。爱伦·坡写道：过去的贝壳学作品“似乎让每一位科学人都觉得它有根本性的缺点，因为动物和贝壳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在研究其中每一种时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点”。[454]他想不出“任何有效的理由”，不该让一本有关贝壳学（使用普通的术语）的书成为一本有关软体动物学的书。这本书并不是去研究死去的生物留下的遗体的学问，而是描述了贝壳和它们里面黏糊糊的居住者，将贝壳学“从人工描述，提升成一门综合生物学”。[455]爱伦·坡的书不仅仅只是更薄些、更便宜些，而且反倒更加完整，甚至具有超越前人的创新。
与怀亚特不同但与艾萨克·利类似的是，爱伦·坡也在书中加入了对自然神学的思考：“对一个正直而且头脑有序的思考者来说，造物主的一切工作都在他的认知之内，没有哪一部分不可以成为专注与愉快的研究的对象。”[456]他引用了德国博物学家卡尔·伯格曼(Carl Bergmann)的话，后者写道：贝壳是“创世的勋章”，是上帝的设计的最后记录。
首版很快就售罄了，同年出版的第2版加上了“更近期发现的美国物种”，并指出，这本书已经被几所学校用作教科书。这部书全部3个版本的出售数目超过了爱伦·坡一生出版的其他任何著作。它至少为他带来了50美元，让他的饭桌上有了食物。它也让他搭上了艾萨克·利这个关键人物，费城出版社同意出版爱伦·坡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457]就在他试图为他的才学寻找买主时，《贝壳学家的第一本书》的成功，让他有了一些可以夸耀的成果。
除了他的三部诗集，刚满30岁的爱伦·坡当时已是两本非常不同的书的作者：一本是《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一本很好玩、激动人心的神秘小说，其中有大量经验细节和心理透析，但被批判为一次“欺骗公众的尝试”；另一本是《贝壳学家的第一本书》，一本人们广泛阅读的科学教科书，被放入当时出版的最佳研究之列，在一个重要的自然领域内扩展了一个合理的分类。
在费城，公众急切渴盼着有娱乐性的新颖作品，与其相对的是对知识的标准化与对江湖骗子的投机行为的禁止。爱伦·坡刚好位于这两股强有力的潮流的交叉点上，这让他感到如鱼得水。
8 怪诞与奇特的方法
《伯顿绅士杂志》的帮助
1839年5月，爱伦·坡在《伯顿绅士杂志》得到了稳定的工作，这份杂志的创办人威廉·伯顿是一位声音洪亮的英国舞台演员。尽管伯顿曾给过《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恶评，但他还是提出以每周10美元的薪水雇用爱伦·坡，并且要求他“除了偶尔的例外，每天只工作两小时（与作者通信、写评论、为文字布局）”。[458]不过对爱伦·坡而言，这表示出的对他的认可度以及给他的自主性，其实少于在《南方文学信使》时期，但弗吉尼亚和马蒂不能再靠糖浆生活了。
爱伦·坡于是开始撰写评论，但他几乎立即就与伯顿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不准他刊登一篇诋毁一位巴尔的摩诗人的文章。伯顿像长老一样劝爱伦·坡不要“过分严厉”，不要自以为是：“尘世的麻烦已经让你的情绪带上了病态的腔调，你有责任压制这种情绪。”[459]
作为伯顿的助手，爱伦·坡开始在特拉华码头周围几个内陆方形街区内巡访，这才让他得以初次接触这座城市的知识界。一天晚上，他去剧本作家理查德·佩恩·史密斯(Richard Penn Smith)家中参加该市的编辑与新闻工作者晚宴。伯顿在午夜隆重入场，身后跟着演员和作家。[460]爱伦·坡在此遇见了将成为他终生朋友（偶尔也是敌人）的两位作家：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一位吵吵闹闹的医学院毕业生；亨利·赫斯特(Henry Hirst)，一位律师和苦艾酒爱好者。爱伦·坡与发明家詹姆斯·赫伦(James Herron)讨论铁路连线的新计划，与画家约翰·萨廷讨论木刻技巧。在伯顿的杂志社位于码头街(Dock Street)的编辑部办公室里，爱伦·坡每期在各个栏目中撰写的评论多于12篇。他剖析小说、戏剧、回忆录和游记，几乎囊括了一个绅士所应该知道的一切，包括《优良教养准则》(The Canons of Good Breeding)或者《时尚达人手册》(The Handbook of the Man of Fashion)，工作量远远大于原本承诺的每天两小时。然而，一位全面发展的绅士仍然需要更多的内容。
利用在《伯顿绅士杂志》内的地位，爱伦·坡巩固了他享有的对科学敏锐的名声。他评论最新的科学著作[461]:S．奥古斯都·米切尔(S. Augustus Mitchell)的《现代地理学体系》(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路易斯-切兰·勒蒙尼耶(Louis-Céran Lemonnier)那收录了大批插图的著作《自然历史概要》(A Synopsis of Natural History)[462]，由爱伦·坡在撰写贝类学著作时的老搭档托马斯·怀亚特翻译；亨利·邓肯(Henry Duncan)的《理性的神圣哲学》(Sacred Philosophy of the Reasons)[463]，一部用韵文书写的自然神学教科书。
翻开《伯顿绅士杂志》的封面（上面印着戴着眼镜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便可以看到，爱伦·坡撰写的以“科学与艺术的一章”(A Chapter on Science and Art)[464]为题的系列文章。他从来自美国和英格兰的期刊上阅读的文字为素材，在这个系列中考察了一个时代中的疯狂发现与发明。他讨论了电镀、用硝酸做版画、一个全国“自然科学中心学校”的计划，还探究了一个能把破布转变为书本的新的造纸厂、“有史以来发明的最令人震惊的机器”——从机器的一端丢进一件衬衫，“就可以从另一端看到一本《鲁滨逊漂流记》出现”。
新的发明和发现似乎无穷无尽。爱伦·坡不但把它们作为知识、见解和幽默介绍给读者，还借此将他自己表现为一个多领域的专家，对于大气压、蒸汽机、溜冰鞋和天文墨镜通通可以驾轻就熟。通过他的“科学与艺术的一章”，爱伦·坡跻身于美国第一批科学记者之列。
寻找方法
这类报告似乎可以证明，自然界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解决，从最遥远的星辰的运动，到思维的驱动力源泉。启蒙的承诺似乎成了现实，即利用观察、实验和推理，将世界置于定量与分类的统一网格之内。尽管现实的某些领域仍然比较模糊，但它们似乎最终也会被置于科学定律的管辖范畴之内。
科学信念的根源可以追溯至辉煌的历史岁月。17世纪科学的重要发展以伽利略、笛卡儿和牛顿的名字为标志，哺育了18世纪的探索和百科全书；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工业的发展和各个领域知识的更新都是科学进步的土壤。正是在爱伦·坡所处的年代，在19世纪前半叶，科学首次得到了认真对待，而且不仅仅受到学术界、绅士学者和发明家的重视，还受到了政治家和一般民众的重视。科学理解本身逐步沉积为一种备受赞誉的、越来越有权威的现实基线。
爱伦·坡是许多尝试理解这一巨大变化，并确定科学思想的性质和影响的思想家中的一员。然而，也正是科学的成功，使这一变化难以定义。通过集中关注研究范围，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地质学得以飞速发展。每种学科都有了它自己专门的仪器、语言和问题，它们依然为行内人所熟悉，但非此领域的专家及普通民众越来越无法理解。于是一种担忧在加剧，即知识的整体图像已经崩溃为互不兼容的碎片了。
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现在被视为“科学”的很大一部分知识领域便被统称为“自然哲学”。这一术语暗示，对一切物理现象，都有一个根据单一的因果系统而来的统一解释。但在整个18世纪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一类问题，例如：为动、植物分类是与计算彗星的轨道、测量蒸汽机的输出功率或者定义地质年代不同的学问。到了19世纪初期，统一的自然哲学破碎了。[465]
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833年的会议上，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指出了这个变化。[466]在聆听了一系列高度专业化的报告之后，柯尔律治插话表示：研究人员的工作如此狭窄、相互无关，这很难让人们再称他们为哲学家。当时主持人威廉·休厄尔回答道：如果“哲学家(philosopher)这个术语的范围太广”，则“与艺术家(artist)类似，我们可以发明科学家(scientist)这个新词”。
这一对话强调了加强科学的定义和研究者的职业认同的需要，尽管有专业化的多样性。在法国，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了他的“实证哲学”体系，其中解释了现代科学因为历史发展的定律而出现并崛起，它让人类从宗教走向元物理学和经验科学。[467]其他人（包括采取相当不同研究方式的柯尔律治和休厄尔）则从伊曼努尔·康德的工作和追随他的理想主义哲学家[468]那里得到了启示。康德曾认为，知识是将感官数据与概念和模式（如均匀的空间与时间）结合而产生的结果，后者是内置的，或者“先验的”思维的装备。康德还说“自然的理念”（即上帝的存在，或者灵魂的永恒生命）是无法通过科学证实或者证否的，因此在科学限度之外。
在19世纪30年代，哲学和科学的发言人寻求确定一种一切真正的科学共有的单一方法。培根的归纳法哲学值得信赖其主张科学定律根据观察结果而来，这一观点在约翰·赫歇尔1830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研究初探》(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得到了更新，这本书探究了观察与理论推测之间的关系。[469]1840年，休厄尔的《归纳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是从某种类似于康德的先验范畴的“基本理念”衍生而来的，在它们的指引下，事实得到综合，成为定律。[470]这些定律因为能预测新的事实（作为例子，休厄尔后来引用了1846年有关海王星的发现，它的位置是天文学家们根据天王星运行路径的反常现象计算得来的）及其“一致性”而得到证实。所谓一致性，就是它们可以应用于几种不同类型的事实，如引力理论可以解释潮汐、物体下落和行星运动。
在美国，培根的归纳法得到了一种“尝试哲学”的加强，它认为，人们通过简单的推理和观察就能获得知识，包括上帝的存在。[471]包括《布里奇沃特论文集》的作者们在内的自然神学家群体在美国受到了赞扬，因为他们证明了：科学知识尽管屈居于对万能的上帝的崇拜之下，但仍然能与其兼容。他们认为，物质本身是死的、惰性的、被动的，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明来将它们凝聚在一起并赋予其生命。
他们也认为，科学实践体现了新教的美德——对普遍真理的一种纪律严明、谦虚谨慎、自我否定的追寻。在美国，这种整体思想与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的启蒙理想（实用性、有效性、节俭）合并时，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这是驱动发展的一种提升，而且它引导着科学，也与克莱的“美国系统”这类为了工业进步的统一计划相吻合。克莱的“美国系统”规划了公路、运河、铁路和通信系统[472]，将正在扩大的国家疆土结合在一起。
技术创新被视为特别具有“共和国性质”的事情，是科学的一种有用的、非精英主义的表达，提升了全体大众的智力与物质条件。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于1841年在费城所作的演讲中说：“科学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停歇的机械师；而通过她的锻铁炉和工厂、她的蒸汽动力车辆和印刷厂家的印刷机，她正在给予千百万人的东西不仅仅是舒适，还有过去仅有极少数人专有的奢侈。”[473]尽管杰克逊对科学冷眼相待，但约翰·昆西·亚当斯之前统一美国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包括天文台或者“天空灯塔”）的就职愿景仍然有着强大的支持者。
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和约瑟夫·亨利新近结识了一位同盟：本杰明·皮尔斯，一位来自哈佛(Harvard)大学的顽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曾帮助纳撒尼尔·鲍迪奇翻译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当时他们看到，其他国家在科学领域正在大踏步地前进，这一进步的步调是由洪堡、赫歇尔、巴贝奇和阿拉戈这些科学组织者设定的。这些科学家与在柏林、南非、格林尼治和巴黎的天文台密切合作，并与全世界数以百计的观察者保持通信，他们协调了地球上的人们对气象学、物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研究，逐步将自然的各个领域联系了起来。他们的工作以准确的天文学合作和共享仪器为基础，如洪堡的等温线和植物的生物地理分布、巴贝奇对国际标准化的推动以及在“磁场十字军计划”中对地磁现象的每日与季节变化的研究等。[474]
贝奇、亨利和皮尔斯想让美国科学家们也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这些世界范围的网络。[475]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坚实可靠的机构来实施科学研究与训练，而且不允许那些骗子参加，而他们痛切地发现——在美国缺少这样的机构。科学正在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和规模前进，在不断搜集事实，并把它们放置在一个稳定、包罗万象的世界之图上。美国也必须迎头赶上，参加这一运动。
让黑暗可见
1839年，当爱伦·坡和贝奇都在费城时，人们欢庆着照相术的出现，认为这是科学的重大进步。就照相术的第一个广泛接受的形式——银版照相法，贝奇写下了美国最早的报道之一。他的报告于1839年9月发表在费城的《美国公报》(United States Gazette)上，是以这一重大发现的法语宣告为基础改写的。这一发明是巴黎舞台设计工作者路易斯·达盖尔(Louis Daguerre)在尼塞弗尔·尼埃普斯(Nicéphore Niépce)的协助下完成的，能在永久介质中捕捉“由光勾画”的形象。
银版照相法利用了一种经过改装的照相机暗箱，即一个在一端带有透镜的封闭的盒子。在盒子的另一端，操作者插入一块镀银的铜板，上面涂着碘。在对准某个场景之后，“其他的一切都由光来完成”。当铜板被移出并暴露于汞蒸汽中时，一幅活生生的、精细得令人吃惊的画面便以“最不可思议的美丽”显现了。弗朗索瓦·阿拉戈为它的两位发明人确保了一生的养老金，并预期它会在自然历史、考古学和天文学中得到广泛应用。[476]贝奇用足够详细的技术细节解释了这一过程，并让读者自己尝试在想象中创造“一幅图画，其中真实地表现光和影子，而且可以在光的作用下不时发生变化”。[477]
在贝奇的鼓励下，费城的几位同事尝试了这一过程。约瑟夫·萨克斯顿(Joseph Saxton)曾在伦敦做过迈克尔·法拉第的助手，现在于富兰克林学院和费城铸币厂(Philadelphia Mint)工作，与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熟练的金属加工师罗伯特·科尼利厄斯(Robert Cornelius)，后者能制造镀银的铜板。[478]萨克斯顿在铸币厂的窗前拍下了美国的第一幅银版照片，照片中显示的是贝奇的机构基地之一的中央高中。
萨克斯顿和科尼利厄斯与大学教授保罗·贝克·戈达德(Paul Beck Goddard)合作，改进了银版照相法中的化学过程，令照相的曝光时间从以分钟计缩短为以秒计，使迅速拍摄人物照成为可能。[479]通过使用溴化碘作为催化剂，同时利用聚光镜增加光照，科尼利厄斯为自己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自拍照。
银版照相机是第一种与画家的工作竞争的机器。《纽约人》的编辑刘易斯·盖洛德·克拉克看到了由达盖尔的一位学生带来、在纽约展出的第一幅银版照片。他注意到了塞纳河(the Seine)幽灵般的形象，包括“停尸房码头”(Quay de la Morgue)——洗衣妇女正在那里“晾衣服，几乎可以看到，这些衣服正在微风中飘动”。[480]这些形象与英国画家约翰·马丁(John Martin)的圣经题材全景图相似，也与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描写的地狱场景很相似：“‘可见的黑暗’，光的洪流，广袤的空间，以及昏暗、模糊状态下的远景。”约翰·赫歇尔还提及了他在巴黎看到的早期银版照片，其中“每个层次的光和影子都带有一种柔和与逼真，这是一切绘画都远远无法比拟的”。[481]然而，当时正在创作一系列寓言画《生命的旅程》(Voyage of Life)的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对此不屑一顾：“如果你相信报纸上说的每一件事（顺便说一句：如果是真的，这将是很大的一个奇迹），你就会受到它们的引导，认为绘画这门可怜的手艺正在遭受这种让自然自行其是的机器的沉重打击。”[482]
有些人认为，照相术似乎是经验与技术的理想交汇点，实现了这个时代对可观察的事实和通过机器实现的双重信念。这是一种自动方法，似乎不需要人类的解释或者主观见解，它可以揭示并且复制世界上一切肉眼看得到的表象。[483]《布莱克伍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热情洋溢地说：“望远镜是一个相当不公平的泄密工具；但现在，每件事物和每个人或许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见自己的分身。”[484]
有一张拍摄于费城自然科学院的银版照片，是美国的第一批室内银版照片之一，很可能是戈达德的手笔。照片中出现了3个男人，周围是动物的骨骼和展示柜。其中，头戴大礼帽的人很像是颅骨收藏家塞缪尔·莫顿，戴帽子的青年男子是他的学徒约瑟夫·莱迪(Joseph Leidy)，他后来成了一名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历史学家们还认为，照片中右边坐着的那位跷着二郎腿、穿着条纹裤子、神色镇静的人就是埃德加·爱伦·坡。
爱伦·坡确实会留络腮胡子，与科学院的成员过从甚密，与莫顿也相交甚笃，关系好到可以在后来的一篇小说中奚落他。不过，无论照片中的那人是不是爱伦·坡，或者更可能是某位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热爱科学的人士，他都无疑处于美国的“银版照相热”的中心。[485]
1840年1月，爱伦·坡写下了美国最早的对照相术表达赞赏的文章之一。在他的笔下，银版照相术是“现代科学最重要，或许也是最不寻常的胜利”。[486]但他的描述超越了认为照相术是捕捉自然的经验表面的忠实工具的评价，而是更加强调其庄严的、异乎寻常的效果。
爱伦·坡认为，银版照相术这种微微闪光、活灵活现的怪诞品质，说明了有关“真实”的一种更为深刻的结构：
事实上，与任何手工绘画相比，达盖尔类型的铜版表现形式的精确度强了无限（这个词语的使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倍。如果我们利用一台高倍显微镜检查一件普通的艺术作品，它与自然相似的一切痕迹都将荡然无存。但对照相画面的最精细的检查只会揭示更绝对的真实，即照相画面是一个对于它所代表事物的完美等同物。照相画面中，阴影的变化、线条的粗细与空间远景的渐变都反映了真实情况本身，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完美境界。
银版照相术拍摄的图像说明，它的感知水平在人的眼睛通常能看到的极限之下。使用显微镜检查这样的图像，则会暴露一个更接近真实的隐藏层次。一块放大倍数更高的透镜或许能揭示另一个层次，或许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帘子卷起来，后面是另一层帘子……奥秘无穷。
爱伦·坡也揭示了银版照相术暗含的哲理：利用光的行为，产生相对于人类艺术更加“无限准确”的图像，这一点毫不逊色于“神迹”——“在这个例子中，视觉本身的源泉在于其设计者。”他以一个预言作为结束：这一技术带来的后果将超过“最具想象力的人的最狂野的预期”，这种光学装置的效果“还远远没有呈现在我们眼前”。好像要证实爱伦·坡的预言一样，就在那一年，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到纽约大学的约翰·W．德雷珀[487]，就在纽约与塞缪尔·莫尔斯一起做了照相实验，他们为月球拍摄了一张银版照片，以惊人的鲜明对比揭开了月球上的阴影和陨石坑的神秘面纱。
爱伦·坡的文字转变了银版照相术在大众心中的地位，将它从一种科学家们热烈接受并用以捕捉世界的凝固与可视表面的技术，变为一条魔法走廊，它打开了通往一系列无法想象的（而且在当时无法看到的）充满进一步可能性的大门。这种固定视界的机器证明了可见的真实只不过是第一层幕布，是在走向“更绝对的真理”的道路上的一个驻足点。在爱伦·坡的笔下，机械与物质手段开始解锁神秘。
一台活着的神秘机器
当肖像画室仅在费城和纽约开张，而流动的“银版照相师”却可以给人提供更便宜的替代品时，照相术很快就变成了很受大众欢迎的艺术。[488]于是，像许多技术和科学创新一样，它在公众生活用途、商业目的和可控的科学目标之间不断移动。类似地，尽管爱伦·坡在大众出版社撰写文章，但他也从内部了解了科学改革者的计划。凭借作为陆军军士长的经验、在西点军校所受的训练，以及不间断的科学阅读，爱伦·坡在普通大众眼中成了一个地位较高的公众人物——可以第一时间宣告、倡导大众接纳科学家们的方法。
他的声音甚至帮助了贝奇和亨利“镇压江湖骗子行为”的事业。《亚历山大信使周报》是一家家庭报纸，爱伦·坡在那里开辟了第二职业，揭穿了当地一个“天气预报者、星辰解读者与命运预测者”的真面目。以一道厉声怒喝般的《江湖骗子！》(A Charlatan!)为标题，他严厉地抨击了这位“预言家”的书，说它是“一份垃圾小册子”[489]和一次“对公众明目张胆的欺骗”（这也正是伯顿用来批判《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的同一短语，爱伦·坡曾对此十分不爽）。
为了对大众科学进一步做出贡献，爱伦·坡在《亚历山大信使周报》上创办了一个通俗专栏，叫作“分析能力训练”。[490]这并不是他的即兴创作，而是为了声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严格的猜谜方法”。他提议，“我们或许（甚至可以说绝对）可以给出一套规则，通过它们，几乎可以猜出世界上任何（优秀的）谜语”——暗指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Champollion)近来对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破解。
爱伦·坡由此将轻松的消遣与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理念之一——方法结合起来，将破解密码上升至有关“科学威严”的高度。下个月，一位读者说他是在虚张声势，并给他寄来了一段密码[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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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9? 9 2ad; as 385 n8338d—? ? sod—3—86a5:—8x 8537
95:37od:o—h—8shn 3a sqd?8d—? ?—og37—8x853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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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38 ?95
爱伦·坡声称他是在那天上午报纸版面付印之后才收到的信息，这一挑战对他“毫无难度”：
谜语
我是一个由10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我的第1、第2、第7和第3个字母组成的单词对农民很有用；我的第6、第7和第1个字母组成的单词代表一种有害的动物……我的整体可以用来形容一个聪明人。
这一谜语的终极谜底是“节制”(temperance)，次级谜底是“团队”(team)和“老鼠”(rat)。
其他读者也开始参与这种游戏。爱伦·坡接二连三地解出了他们的象形文字谜语，一周又一周地把他们的问题的答案公之于众（标题为：“我们的谜语又来了”“又是谜语！”）。爱伦·坡如今的定位不再是“犀利的骗子揭发者”，而是“聪明的大众娱乐者”，与过去梅尔策尔用他的下国际象棋机器人所收获的结果非常相似——积累了一批热情的读者，只不过他用的不是神奇的机器，而是一种解码的“严格方法”和“普遍准则”。一些读者指责爱伦·坡在“插科打诨，或者更委婉地说，是在糊弄人”，因为“那些谜语都是我们自己写的，谜底也是我们自己精心设计的”。[492]但爱伦·坡坚持认为，密码学与伪造品或者魔术都没有关系，破解密码“涉及分析的普遍准则”。[493]有些读者觉得这种表演不可思议，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对大众的欺骗，这种“争论随着奇迹的增加而愈演愈烈”。[494]
爱伦·坡也看到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骗子，以及那些作为骗子的秘密伙伴、试图推动科学以简单但不可靠的形式发展的“科学人”。他们正在共同编织娱乐与科学、怀疑与确信的现代网络。那些成功地揭露了那些江湖骗子的伎俩的人，才是真正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人；那些最擅长欺诈的人，正是那些最了解欺诈的运作方法的人；在报章上和演讲厅里有关科学断言的争议，是围绕着“应该以哪些方法与标准为根据，去相信谁和哪些东西”而展开的对话。
这是一个神奇的新时代。“事实很明显：科学日复一日开发出来的简单的真理，要比最疯狂的梦境更为奇怪。”[495]爱伦·坡这样写道。“方法”是为了得到确定性而提供的一种普遍工具，但爱伦·坡看到的是，人们很容易过分地使用某种普遍工具，甚至不恰当地应用它，或者更多地将之神秘化而不是简单化。爱伦·坡在为《伯顿绅士杂志》写的一篇题为《商人彼得·彭杜拉姆》(Peter Pendulum,The Business Man)[496]的小说中试图调整大众对方法的痴迷。这篇小说以一张名片开始：
我是一个商人。我是一个有条理的人。方法确实很重要。但我从心底里最鄙视的人，无过于那些怪异的傻瓜，他们在不理解方法的情况下侈谈方法；他们严格地执行方法的表面形式，却背离了它的精神实质。这些家伙们总是以他们称之为最有序的方式，做那些最离谱之事。
与他鄙视的人不同，这位富兰克林的门徒将方法应用于普通的事情上。在他的“准确与准时的一般习惯上”，他的一切行为都“如同钟表一样准时”。无论是打架斗殴，还是养猫出售给公众捕猫人，他在轻率的快速致富计划中表现了“对系统和规则的积极态度”。爱伦·坡后来在一部有关“行骗”、小骗局和欺诈方法的讽刺手册中写道：“行骗被认定为精确科学之一。”[497]科学方法本身并不能保证善良和真理，就连获益也无法保证。
爱伦·坡也利用讽刺作品来指出方法、机器与美国扩张的野蛮之间的关系。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The Second Seminole War)从1835年起就一直在持续，其中部署的美国陆军，强迫佛罗里达的部落离开他们的土地，为白人殖民者腾出空间。在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和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总统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漫长、血腥但没有确定结果的对抗。1839年8月，爱伦·坡发表的小说《被用光的人》(The Man That Was Used Up)，刻画了主人公约翰·A.B.C．史密斯准将(Brigadier General John A. B. C. Smith)的人物肖像。他在与博格步和基卡普部落(the “Bugaboo and Kickapoo” tribes)[498]的战斗中成名。这位准将因他圆润的嗓音和对美国“机械发明的迅速前进”的热情而闻名一时。“我们是神奇的人民，生活在一个神奇的时代，”这位内战前就热衷于技术的家伙宣称，“到处都是降落伞和铁路、诱捕陷阱和弹簧枪！我们的蒸汽船在每一片海洋上航行。”他看到了“最神奇”“最有独创性”“最有用，真正最有用的机械发明”如同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
一位在他的房间等着采访他的记者不小心踢到了一个包袱，包袱里立马传出微弱的人声，似在讨要腿、胳膊、假发和牙齿。仆人庞培(Pompey)进来把这些部件组装成一个锡人，并把一个“看上去多少有些古怪的机器”塞进了这个锡人的嘴里。随即，记者听到这个锡人以史密斯“那富有旋律和力量”的嗓音吼叫了起来。
约翰·A. B. C．史密斯准将在与博格步部落作战时被剥了头皮、肢解并刺瞎了眼睛，博格步部落代表的是一种夸大的恐惧。现成的零件把他做成了一个新的人，像三角形一样规整。爱伦·坡的小说表现了这个“被自我造就的人”，这个自由公民和杰克逊式民主的英勇的边陲斗士，本身却是通过宣传、演戏的才能和奴隶劳动来支撑着的一个脆弱的奇妙装置，这是机械化文明进程中残酷的一面。[499]
爱伦·坡那时已理解了大众被新发现和新发明激起的兴奋，科学进步给社会和自然界带来的秩序，以及它与普遍的真实结合，并开始形成驱逐反常、超自然与神话的越来越强的力量。然而在费城，他正在进行用科学的手段来剖析自己的方法实验：用理性拷问理性，并考察它隐藏的阴影。除了他为伯顿所做的工作和在《亚历山大信使周报》的工作，他还在准备一个短篇小说集——在他的《弗里欧俱乐部故事集》的基础上加入新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小说，组成一本新的小说集。
爱伦·坡计划中的小说集的标题是《怪诞故事与阿拉伯式故事》(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指的是两种偏离了常识性真实的故事。“怪诞故事”通过夸张的文学和社会的习俗达到喜剧的效果。“怪诞”这个词最初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洞穴画石壁上脱落的扭曲的面孔。[500]“阿拉伯式故事”打开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梦幻王国大门，人们在其中可以感知与驾驭超自然力。[501]浪漫批评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将“阿拉伯式”文学描述为在多样化的风格和形式之间无法预测地变换的作品。这个词也指东方文学塑造的意象：《一千零一夜》(The Arabian Nights)的神奇，伊斯兰手稿和波斯地毯华丽的同心框架，令人陶醉的香水药剂，重复的音乐韵律和一个从东方飘来的华丽的、模糊的想象。
一名评论家后来赞扬爱伦·坡的这部小说集，称其为“出现在魔灯中的一系列色彩丰富的关于发明创造的图画”。[502]这一形容十分恰当：爱伦·坡的文学机器投射着真实的图像，它们被放大、夸张、扭曲，却能揭示真实。这些是检测它的力量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品。但在相隔如此之大的不同层次上的变换也要求他理解多种方法：文学的、技术的、理性的和想象的。它们是在“真实中工作的科学人”用来给大众编织稳定的真实基线的工具。
激情四射的实证主义
19世纪初期，最著名的科学形象的建立，依赖于观察、分析和分类，以及对自然机器中各个相互关联部分的剖析与重组。然而，这一安全与清醒的理性图像的镜像，是一对危险的、有独创性的疯狂猜测的孪生姊妹。在这些年间，一股哲学的逆流在科学中发挥着作用，它专注于有机的整体、美学的反映和想象，爱伦·坡异乎寻常地乐于接受这门学问。
Naturphilosophie（德语，意为“自然哲学”）以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为先驱，他是哲学家G. W. F．黑格尔(G. W. F. Hegel)和浪漫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在大学时的室友。这一学派激烈地反对牛顿和启蒙运动关于“宇宙是稳定的、机械的”之观点。它假定人的思想和自然界来自同一个潜在的原则或者力，即“世界的灵魂”或者“绝对性”。这个创造性的力通过分裂和让自己产生差异而发展，始于物质与意识的分离，以此形成宇宙中的一切实体。谢林认为，自然哲学的任务是利用观察、实验和推理，在自我意识中重新发现思维与世界最初的统一。[503]
谢林提出了一个研究计划，研究可见力之间的关系，以便揭示将它们全部统一在一起的原理。然而单靠观察和数学分析并不足以解锁自然的奥秘，还需要一些指导思想，比如体现在活体生物、无法以实物衡量的流体（光、热、电、磁）中的原型模式。象征性、诗歌和自然的“象形文字”可能会为世界的形成过程提供进一步的深刻见解。
自然哲学曾经被称为“浪漫科学”。在爱伦·坡刚开始职业生涯的那几年，浪漫诗歌一直在强调一个处于发展状态的世界。正如华兹华斯所说的那样，灵魂受到影响，与“某种即将到来的永恒事物”[504]相互调合。谢林的工作把诗人歌德、席勒和诺瓦利斯的猜测与渴望带进了经验科学和理性科学的领域中。自然哲学向自然的实证研究注入了蓬勃的美学生命力。它让研究人员的感觉、情感、肉体和灵魂[505]卷入了一场力量交替、逆转与转变的旋风之中。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谢林的著作根本不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毕竟它们一点儿都不神秘。不过，经常带有神秘面纱的自然哲学也哺育了严格的研究。[506]1820年，丹麦物理学家兼诗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Hans Christian ?rsted)发现可以把电转变为磁。法国人安德烈-玛丽·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证明，这种转变也可以沿着另一个方向进行，并得到了电磁相互作用的定律。后来，迈克尔·法拉第和在美国的约瑟夫·亨利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解剖学家洛伦兹· 奥肯、杰弗里·圣-希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和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猜想，在各种可见物种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单一的理想动物形式。尽管许多人认为亚历山大·冯·洪堡是实证主义和事实搜集的伟大倡导者，但他也受到了谢林的信念的启示，即认为宇宙是自然的多样化形式的统一，它将通过艺术和科学再次实现。
大多数美国科学人漠视了自然哲学模糊的推测，认为它们与实际应用的关系很小。但爱默生和那些先验论者通过卡莱尔、柯尔律治、杰曼·德·斯达尔(Germaine de Sta?l)、维克多·库赞和化学家兼诗人汉弗里·戴维的翻译和总结知道了谢林的工作。[507]爱伦·坡也熟悉浪漫科学和浪漫哲学的断言和野心，并在各种地方提及康德、“狂放的费希特泛神论”，“尤其是谢林主张的同一性学说”。[508]
在《伯顿绅士杂志》工作期间，爱伦·坡也考虑了汉弗里·戴维所做的观察：如果像古希腊卫城(Acropolis)这样的古代建筑让我们惊叹过去的那些“艺术家的天才”[509]，我们就应该更加赞美“那些标志着地球上革命的自然界的宏伟纪念碑”[510]。这是在暗指居维叶的地质理论，它用洪水、地震、气候变化这些“颠覆性的”自然灾害解释了物种的灭绝。[511]
爱伦·坡呼吁人们注意，上帝的崇高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位造物主，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位毁灭者。地球有着一个“大陆崩溃为岛屿，一片土地诞生，另一片土地被毁灭”[512]的历史，而我们“眼看着在过往的历史中留存下来的坟墓中间，新的世代在崛起，秩序与和谐在建立；我们先辈的那些坟墓，似乎就是埋葬着昔日生机勃勃的世界的大理石或者岩石”。爱伦·坡认为，大地上的峭壁和山谷证明了造物者的狂暴，造物主会受到暴乱的情绪波动的影响；地球本身既是“造物主创造的生命与美好的系统，也是造物主造就的混乱与死亡的系统”。
与自然哲学的支持者一样，爱伦·坡看到的是一个由两极分化的力量赋予了崇高生命力的自然：吸引与排斥、正能量与负能量、光与暗，全部在有序与混乱之间持续运动。正如观察、计算和推理一样，诗歌和直觉都可以是破解其设计的方法。
阿拉伯式操作——《丽姬娅》和《厄舍》
耐心的实验和与上述可怕的、两极分化的力量的结合，体现在爱伦·坡的《怪诞故事与阿拉伯式故事》中，该书分为两卷，于1840年由利与布兰查特出版社(Lea & Blanchard)出版。评论家们发现，这部短篇小说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强大智者的思维的有趣流露”[513]，具有“生动的描写，丰富的想象和众多发明”[514]，这些故事捕捉到了“人类受到轮番影响的光明与黑暗、美德与罪恶”。一位伦敦批评家曾抱怨，在庞大的画面上展开的《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到处耗费着过多的笔墨”。[515]与此相反的是，在他最值得让人记住的这些短篇小说中，爱伦·坡使读者对一种单一效果的兴趣持续上升，这得益于他将强有力的诗歌象征手法应用于虚拟作品中。这是一些像避雷针那样带着电的故事。
在《丽姬娅》(Ligeia)中，爱伦·坡想象了一个美丽、任性而且极为博学的女子，她的研究领域围绕着“身份认定”这个永不过时的概念。丽姬娅身材修长，生着黑色的卷发和黑色的眼睛，这说明她可能带有东方血统，或者可能是有着非洲血统的“克里奥尔人”[516]，就如同迪斯累里笔下的犹太人女主人公一样；但她的丈夫——小说的叙事者竟无法想起他是在何时何地遇到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