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中，丽姬娅因病去世了。在一种如同噩梦般的头脑混乱的状态下，她的丈夫再婚了。他的新妻子罗伊娜(Rowena)面容白皙，拥有金色头发，表面看上去与丽姬娅完全相反。他买了一座偏远的豪宅，装修风格很怪异：在八角塔楼的房间里悬挂着摩尔式的窗帘，天花板上吊着一个五边形的香炉。这一阿拉伯式空间[517]在清醒与梦境、物质与精神、生命与死亡之间摇晃、动荡。当叙事者放任自己吸食鸦片并沉浸于对丽姬娅的回忆中时，罗伊娜也慢慢地病死了，人们为她准备好了坟墓。在丈夫整晚的守夜过程中，当奇怪的风、光和声音充斥着房间时，她的那具躺在一张乌木床上的尸体时不时地在“可怕的复活剧”[518]中复活。她的丈夫此刻已处于一种“无以言表的疯狂”状态中，他看着她站起来走近他，但她的身材比生前要高些，生着黑色的头发和眼睛，脸上带有让人难以忘怀的可怖表情；那是他早早离去的爱人——“丽姬娅女士”又一次站在他面前。
在丽姬娅、罗伊娜和那些让这两个女子融合与分离的奇异的装备和仪式中，爱伦·坡把浪漫科学中极端和神秘的统一进行了人格化。像奥斯特、戴维、法拉第和安培一样，也像他们在虚构作品中的对应人物维克多·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以及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绝对之探求》(Quest of the Absolute)中的炼金术士巴尔萨扎·克拉斯(Balthazar Cla?s)一样，爱伦·坡小心地安排着素材，开启了这一转变过程，实现了在物质世界中的精神转换。当笔锋转到魔法和仪式时，这一操作呼应并放大了当代科学的转变，就像从电到磁，从外部蒸汽到内部做功，从不同的元素到难以确认的化合物（其中明显的对抗让位于潜在的认同）。
许多人认为，《厄舍古屋的倒塌》是爱伦·坡最伟大的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一切铺垫都走向了最后一场惊人的崩溃。爱伦·坡将我们带进了那个黑暗、遥远的区域，厄舍的豪宅就在那里。叙事者骑着马接近了这座豪宅，一道裂缝现在这座古老大厦的墙上，也倒映在一座小湖上。叙事者感受到了一种阴郁不祥的氛围，不禁惊叹道：“当我默默地注视着厄舍古屋时，是什么让我感到神不守舍？”[519]就在他考虑这个问题时，他的头脑中充满了“模糊的幻想”。他遥望着湖泊，这让他的恐惧“急速增加”。他被一种奇怪而强烈的气氛压倒了。
在整个豪宅及其周围涌动、弥漫着的，是一种对他们以及紧靠他们的地点来说非常奇特的气氛，与天空中的空气毫无一致之处，但它从腐朽的树上、灰色的墙上、静静的小湖中升腾而起，像是一片令人无法适应的蒸汽或者别的什么气体，它呈铅灰色，沉闷、迟缓、依稀可辨。
如同能传染疾病的瘴气，这种令人恐惧与烦恼的有害气体也压在如今住在这里、叙事者童年时代的朋友罗德里克·厄舍(Roderick Usher)身上。
厄舍因为神经错乱而变得十分可怕，带有“无可救药的鸦片吸食者”才可以感受到的那种烟瘾。他的孪生姊妹玛德琳(Madeline)之前也生了病，越来越虚弱，直至死亡，最终被埋葬在家族墓地的金属门后面。
在一次狂暴的雷雨中，罗德里克疯狂地阅读着一份骑士的传说，以此来愉悦他的朋友。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撞击声，家族墓地的门被撞开了，摇摇晃晃的罗德里克喊道：“疯子！我告诉你，她现在就在那里，门也没有了！”
玛德琳出现在入口处，身上缠绕着血淋淋的床单。她要么是被活埋的，要么是因为雷雨和房子周围那些有知觉的瘴气的共同作用而复活了。
厄舍兄妹拥抱着摔倒在地。叙事者赶忙跳上马逃跑了，在他身后闪耀着“疯狂的光亮”。他看到代表月亮的红色光球冉冉升起，透过一条锯齿形的缝隙闪耀着光芒，那道缝隙在房子的中央越来越宽。房子最终分为两半，沉入湖中它自己的倒影中。
那座房子也反映在罗德里克唱的歌中——“鬼魂萦回的宫殿”。这是他自己和厄舍家族姓系解体的寓言。《厄舍古屋的倒塌》中各处素材都有其暗喻，如倒映在湖中的房子、突然大喊大叫的兄妹等。这篇小说的结构是交错的。开始时描写的要素在结尾时得到了呼应，加速向前发展，远离了故事的中心事件：玛德琳的死亡、埋葬和复活。厄舍的姐妹玛德琳是一条“女性形成的故事线”：她在印刷时有了生命，因为狂热的阅读而被重新注入了生命，而当书页合上时再次消失。
从叙事者对豪宅上每一块砖的沉思，到故事在高潮之处随着房子一起崩塌，《厄舍古屋的倒塌》是一则人物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寓言：一次对构成和分解的冥想。[520]它的“完全无可索解的神秘”就在于，它的诞生就是为了呈现最后的分解。
爱伦·坡用它来检测新的文学公式。《厄舍古屋的倒塌》重新结合了来自哥特故事和神奇故事的元素（这与他早期写的《门则根斯坦》非常相似）、来自《启示录》的预示灾祸的语言，以及来自炼金术的意象：人们认为，在结尾时升起的红色月亮指的是“红色国王”，它标志着炼金术士们“伟大工作”的成就[521]，有些人则把它解释为从肉体的监牢里获得了神秘的解放的灵魂。在这种令人兴奋的“混合物”中，他另外加上了瘴气、大气和实验科学的能量。哥特式庄园的“祖先组合”[522]现在用一个“伏打电堆”（即电池）再次充电。这座房子的周围，曾经满是生机，但现在毒气弥漫，而它在此刻苏醒。这个故事自带强大的艺术魅力，书中不乏绘画、建筑学、音乐和诗歌等领域的知识。这让后人利用多种媒体技术对其进行改编[523]成为可能，也体现了作品强大的生命力。《厄舍古屋的倒塌》激发了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和让·爱泼斯坦(Jean Epstein)在音乐创作上、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和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在电影创作上的灵感。
爱伦·坡也把自己在写作技巧上获得的经验融入用他自己的方法写出的一篇讽刺文章中。在《如何写一篇布莱克伍德式的文章》(How to Write a Blackwood Article)[524]中，他以女作家普绪喀·泽诺比娅夫人(Signora Psyche Zenobia)那充满抱负的口吻，向《布莱克伍德杂志》的传奇编辑请教应该如何撰写一篇类似他的那种活泼、博学的小说。问及的这些小说充满了轰动效果，主人公经常与死亡擦肩而过。它们为《布莱克伍德杂志》赢得了名声，也启发了爱伦·坡，使他写下了情节紧张、激烈的第一人称小说。布莱克伍德先生的方法是按数字顺序描绘的。他告诉爱伦·坡，首先，“让你自己陷入过去从未有人陷入过的困境”：比如从气球上掉了下去，或者掉进了火山口，或者在烟囱里被卡住了；其次，选择一种语气：比如说教的、热情的、自然的、简明的、高尚的、元物理学的，或者超然的；最后，让它充满“博学的气氛”：不时抛出几个来自拉丁语、古希腊语或者德语名著的比喻。
普绪喀·泽诺比娅夫人依照以上公式，写了她攀登钟楼而且（实实在在地）昏了头的经历。结果完全是另一个故事，《时间的镰刀》(The Scythe of Time)——一部哥特式的闹剧，奚落爱伦·坡典型小说中的内容和题材，将阿拉伯式小说推进了怪诞小说的范畴，批评爱伦·坡把方法和按照公式进行的工作推离了正轨，变成了愚蠢的行为。
在人群中消失
在《伯顿绅士杂志》工作了一年多之后，爱伦·坡终于开启了另一个“连载故事”。这是一部以18世纪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有许多对美国西部壮丽景色的描写。他把《朱利叶斯·罗德曼的日记》(The Journal of Julius Rodman)表现为“第一个横跨密西西比诃(Mississippi River)的白人”[525]的日记。和在《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中一样，爱伦·坡再次利用了探险带来的兴奋感。他从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航行（由尼古拉斯·比德尔书写）和华盛顿·欧文的《阿斯托里亚，或者，落基山脉外的企业逸事》(Astoria;or,Anecdotes of an Enterprise Beyond the Rocky Mountains)中得到了灵感，后者是一本由皮毛商人、房地产投机家和鸦片走私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委托撰写的传记。[526]爱伦·坡的头几章就是写对罗德曼及其一队“游客、旅行者”的足迹的追踪。他们沿着密苏里河(Missouri River)溯流而上，走向落基山脉，走进了令人震撼的美景和致命的困境。[527]
罗德曼的“帝国建造计划”在1840年6月第6次亮相后却戛然而止。因为伯顿决定用他的钱投资建造一个剧场，这样身为舞台演员的他就可以在剧场里出演明星角色了。他谨慎地做了一则广告，鼓吹他多年提供的“对于出版方式的最佳投资”[528]，表示它“对有文学气质的绅士们有特别的好处”。
在没有预先告知他的任何读者或者雇员的情况下，伯顿就开始为他的杂志社寻找买主了。
在意识到自己的工作随时可能有所变动后，爱伦·坡也相应地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他制订了自己开办文学杂志的计划：这将是一家与《伯顿绅士杂志》非常相像的高端出版物，但其运作完全由爱伦·坡本人掌控。他印制了杂志简章，并在当地报纸上征求订户。
伯顿大发雷霆——这样一份竞争杂志会让《伯顿绅士杂志》身价大跌。于是他解雇了爱伦·坡，并要求他归还预付的工资。如同彼得·彭杜拉姆一样，爱伦·坡冷静地做出了愤慨的回答：他详细地列举了他为杂志做的工作，那些他未得到报酬的写作，以及伯顿的不义之举，包括“一言不发地”出售杂志社。[529]爱伦·坡傲然离开，“砰”的一声摔门而去。
那年夏季，失业了的爱伦·坡写了《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讲述这座城市中一种噩梦般的景象。故事的叙述者一直在观察从他的咖啡厅窗前经过的人群，根据他们的衣着、表情和动作习惯为每个人分类，从体面的公司的上层职员和端庄的年轻姑娘，到衣衫褴褛的工匠和疲惫不堪的工人：城里的妇女、运煤工人、清洁工、手风琴演奏者、耍猴的和沿街卖唱的人。[530]爱伦·坡像在他的贝壳学中对待贝壳和软体动物那样，对所有人进行分类与描述。只有一个人无法被收入爱伦·坡的分类系统：一个老年男子，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绝望的、“气质绝对独特的”深受困扰的表情。
叙述者于是冲动地从他的临时观测站里跳了出来，跟在老人后面，走过城市黑暗的迷宫，经过酒馆和罪恶的巢穴。黎明时刻，他与他追踪的对象面对面站立，后者的目光透过了他的身体，没有看他。“‘这个老人，’我最后说，‘是深层次犯罪的天才。他不肯让自己独自一人。他是人群中的人。'”
这个异常的标本既是普通的“典型”，也是独一无二的“天才”，超越了社会分类。绝对孤独但同时也被人四面环绕，他有一颗“不让他人解读”的心。[531]
这时的爱伦·坡31岁，他已经成为一个工作极为努力的编辑、思想深刻的批评家、非同寻常的诗人和小说家，以及一名博闻强识的科学作家。现在，在这个充斥着交易、发明、宣传和向西扩张计划的城市中，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只能随波逐流。他确信，这个国家需要他的服务（他独具特色的声音和独一无二的批评家的眼睛）来发展真正的文学，镇压那些冒充者。如果没有哪家杂志肯雇用他，他只好创办自己的杂志。
9 高处不胜寒
文学帝国的普遍兴趣
在与《伯顿绅士杂志》断绝关系后，爱伦·坡便开始构思他自己理想的出版物风格。经过深思熟虑，他得出的计划是创立一个与费城当前的启蒙理想一致的杂志，它要传递理性、普遍性和不牵涉个人思想的理念，同时要与塑造新的民族文化的驱动力一致。他将在美国文学战线上做出与贝奇和亨利希望为美国科学所做的同样的事情：运用严格的标准，加强活跃在不同地区的文学家之间的纽带，并且努力专注于创作与欧洲作品同样优秀的作品。
爱伦·坡决定将他计划中的杂志命名为《宾夕法尼亚》(The Penn)，用来向宾夕法尼亚州宽容的创建者致敬。他给杂志写了一页简章——一份文学独立的宣言。[532]
《宾夕法尼亚》将坚持并保卫“一个绝对独立的批评界”的“权利”。它将终结对英国模式和当地偏见的盲目服从。它将不受鼓吹系统操作的影响，永远不向“作家的虚荣与过时的偏见”或者“杂志中错综复杂而又匿名的伪善言辞”让步。它将打击“那些有组织的文学派系的傲慢，这些派系在一些主流书商的支持下，如同制造噩梦一般炮制着对美国文学界和制造业的一揽子伪舆论宣传”。这份以费城为基地的杂志承诺，它的“机械执行力”将超越纽约的《纽约人》和波士顿的《北美评论》。
爱伦·坡认为，《宾夕法尼亚》应该成为一个无所畏惧的独立讲坛，支持统一的、真正的美国文学，为这一文学帝国不偏重于任何特定区域的普遍兴趣而“服务”，“将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真正的读者群”，从而登上全球的舞台。
爱伦·坡随后把这份简章印了一叠，给他在纽约、马萨诸塞州、俄亥俄州、密苏里州、马里兰州、乔治亚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朋友和支持者们都寄了过去。《费城公报》(The Philadelphia Gazette)的威利斯·盖洛德·克拉克很高兴地看到爱伦·坡“统治了他自己的领域，在那里，他的才华和真正高雅的品位不会受到卑贱而麻痹的联盟的束缚，必将完全发挥作用”。[533]年轻的费城出版商乔治·雷克斯·格雷厄姆(George Rex Graham)赞扬爱伦·坡“作为一位极有能力、精力充沛、公正无私的批评家，具有令人嫉妒的卓越才华”（虽然“多少有些过分尖刻”）[534]，并希望他能成功地“出版自己的刊物”。
与他为自己在西点军校取得学员资格时一样，爱伦·坡这次也亲自前往各处游说。约瑟夫·霍普金森法官(Judge Joseph Hopkinson)认可《宾夕法尼亚》“尽可能在费城集合文学人才，并以科学和天才的作品名震遐迩”[535]的雄心壮志。费城的《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连续36天刊登这份简章，并在9月指出了订阅名单上“持续增加的名字”。[536]
当时包括雕刻师约翰·萨廷和画家托马斯·萨利在内的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工匠们，经常在板栗街附近的第六街(Sixth Street)上的福斯塔夫酒店(Falstaff Hotel)[537]聚会。一时间，《宾夕法尼亚》的创立成了他们广受关注的事件。爱伦·坡的圈子里包括两位新近移居费城的人物：过去曾是海军军官的记者杰西·厄斯金·道(Jesse Erskine Dow)，他写过一篇海上生活的回忆录，爱伦·坡将其发表在《伯顿绅士杂志》上；小说家F. W．托马斯(F. W. Thomas)则是爱伦·坡挚爱的哥哥亨利的朋友，他以忠诚、机敏和睿智，弥补了爱伦·坡的自负和在重大机遇面前缺乏眼光的不足。
他们也加入了在国会大厅酒店(Congress Hall Hotel)和丰饶角餐厅(Cornucopia Restaurant)的聚会。这是一群吵吵闹闹的人，但爱伦·坡并不太在意伯顿散布的有关他酗酒的谣言。
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声称自己“从来没有喝醉酒的习惯”，尽管在里士满，他曾在“南方的欢乐宴饮精神的诱惑下”败下阵来。[538]而从1837年起，他在4年间“不再饮用任何形式的酒精饮料”，尽管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当他离开伯顿之后不久，当时他喝了点儿“苹果酒，希望以此缓解紧张的情绪”。
F. W．托马斯和杰西·厄斯金·道当时都来到了费城，为辉格党工作。1840年是总统选举年，由杰克逊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和辉格党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竞争，后者是1812年战争中蒂珀卡努战役(Battle of Tippecanoe)的老英雄。尽管哈里森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但他能跟杰克逊一样，扮演人群中那个淳朴热情的人。与他不同，范布伦在面对持续的经济不景气时显得冷漠、淡然处之。哈里森的竞选伙伴约翰·泰勒(John Tyler)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联邦主义者，对他的任命增加了辉格党在南方的得票率。
随着“分赃制”的实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伙伴可以在该候选人赢得大选后得到一份令人垂涎的政府职务。尽管爱伦·坡通常避免参与政治，但他还是在1840年5月与F. W．托马斯和杰西·厄斯金·道一起参加了一次哈里森的选举集会，结果是他们在这次集会上遭到了“一些范布伦支持者”[539]的石头和砖块袭击。哈里森和泰勒最终在政治角逐中获胜，而爱伦·坡也牵涉其中，这就让他为《宾夕法尼亚》开展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辉格党的色彩，具有用理性、程序化的权威来克服地方差异的目的。
到了那年年底，他几乎已经有了1000个订阅者。他特别看重尼古拉斯·比德尔的支持。比德尔也是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的关键赞助人，他在科学和治国方面的工作体现了辉格党的愿景：一个由明智的精英领导的强大、巩固的美国。比德尔的住所叫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是部分由威廉·拉特罗布(William Latrobe)设计装修的豪宅。爱伦·坡曾带着一份简章和一本他的故事集前往比德尔家中拜访过他。这处府邸位于特拉华河畔的一座巨大的风景园林中，是比德尔在银行战争之后退休的养老地。爱伦·坡邀请比德尔为《宾夕法尼亚》的第一期写一篇文章：“（这样一来）我就会立即受到人们的尊重，我指的是在人们心中最关注的领域中有了社会地位。这样人们就会知道，你对我的成功并不是漠不关心。”[540]爱伦·坡的魅力和学识赢得了这位年迈的银行家、科学热爱者和美国的尊贵保卫者的心——比德尔答应了，并订阅了4年的杂志。[541]
尽管爱伦·坡的杂志与广泛强调民主的美国持有相同立场，但大家还是经常看到它满不在乎地声称它是精英人士所特有的。它将提出“一种自行制定的批评原则，只用艺术的、最纯洁的规则指导自己，并且分析与敦促这些规则的应用，不受任何个人偏见的影响”。[542]在看到了爱伦·坡创办一份文学刊物的计划之后，他的一位支持者热情地说：“我们的国家将变得非常强大；但如果它的机构会永久长存……许多人的思想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启蒙。”[543]《宾夕法尼亚》是一个与亨利和贝奇进行的“镇压江湖骗子行为”非常类似的计划。这位支持者还说：“我很高兴地得知，你想要掀翻那伙骗子！”
救生圈
12月，爱伦·坡因为“重病”[544]而行动不便，《宾夕法尼亚》的创刊势头有所放缓。1841年1月，他重新开始了努力，他告诉托马斯·怀亚特，他与一位经纪人和出版商谈妥了“一项极为有利的安排”[545]，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新刊物于3月1日印出来了。
但就在2月4日，费城银行停止了纸币与白银、黄金之间的兑换，冻结了这个城市的货币供应。这是另一次恐慌。南方银行也照此办理，让费城的商业活动几乎完全停止。“即使溢价很高，也很难拿到钱。”[546]另一家杂志的拥有者说。《宾夕法尼亚》拥有很少有人拥有的前景：“非常优秀的订阅者名单”和“公众普遍的良好祝愿”。[547]然而，鉴于“当前一切与货币相关事物的混乱状态”，只有“疯子”才会在此时创刊。因为没有资金租用印刷机和雇用印刷工人，爱伦·坡只好暂时停止他独立管理自己的杂志的美梦。
然而，此时在他工作过的上一家杂志社，出现了一个新的编辑职位。《伯顿绅士杂志》找到了买家——乔治·雷克斯·格雷厄姆，尽管他还不到30岁，但他已经拥有了《星期六晚邮报》和《首饰盒》。他看上去和蔼、聪明与精明，此前当过律师。他斥资3500美元，从伯顿手中买下了《伯顿绅士杂志》及其3500名订阅者的订阅名单。1841年1月，他将《伯顿绅士杂志》与《首饰盒》合并，并给新杂志起了个新名字：《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Graham's Lady's and Gentleman's Magazine)。[548]它将以“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风格”，配以“最优秀的雕刻家”约翰·萨廷的铜板雕刻，以及乐谱和“颜色精美的”时装图样。[549]
格雷厄姆雇用爱伦·坡来担任评论编辑，允诺给他一份体面的工资：年薪800美元。尽管伯顿曾经看轻他的价值，对他多有挑剔，但格拉厄姆清楚地知道爱伦·坡的能力：“作为一个严格、公正、没有偏见的批评家，爱伦·坡先生的笔力在美国无人能及。”[550]
威廉·亨利·哈里森竞选总统获胜，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政府任命。不幸的是，哈里森在他冗长的就职演说期间感染了风寒，于就任后一个月左右便去世了。他的竞选伙伴，弗吉尼亚人约翰·泰勒就这样突如其来地被推上了总统的宝座。爱伦·坡的朋友F. W．托马斯和杰西·厄斯金·道选择在华盛顿安家，参与“政治分赃”。与此同时，爱伦·坡则将他自己的公民抱负从《宾夕法尼亚》转移到了《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上面：有了他“作为评论编辑的进一步加持”，《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就可以得到“值得国家文学界赞誉的工作支持，跻身美国人民与作家为之骄傲的出版物之列”。[551]
这样一个职位就像是抛给爱伦·坡的救生圈。爱伦·坡在这个新杂志上发表的第一批小说之一《大旋涡历险记》(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om)是对《人群中的人》展现的绝望的回答。[552]这篇小说也以一位观察者突然闯入一种危险的旋涡式的现象作为开端。但这一次，观察与理性带来的是安全与保证。
站立在一座高踞于挪威海湾之上的绝壁上，一位白发渔民回顾了一次命定的航行。在这次航行中，他误读了潮汐信号，结果发现自己的船陷入了一个大旋涡：流向外海的潮流与流向内陆的海潮相遇时产生的毁灭性旋涡。
当他的船在旋涡的外缘旋转时，船的速度加快了。爱伦·坡当时通过流体力学知道，这种现象一般出现于两股方向相反的水流相遇时。若按照数学方式叙述，这一现象表示每一点与中心之间的距离反比于它的旋转速度。换言之，当旋转中的船靠近中心时，它的速度接近于无限。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在数学上是必然的。[553]凝视着旋涡的中心，这位水手“对于上帝神力的神奇展示”感到无比敬畏。他想象着，“以这种方式死去是何等壮丽的一件事啊”。爱伦·坡详细地叙述了这个渔民对这种无限力量的施展的种种反应，记录了他的各种极端情绪的反复变换，这正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描述的那种天威作用造成的“敬畏、恐惧与赞美”。[554]
当冉冉升起的明月将它的光芒洒进深渊时，随着奔放的激情和雷鸣般的声响，这个渔民达到了一种超然的精神状态，他的心灵被一种“最深切的好奇心占据”。就在一道月光切开了如暴风雨噩梦般的黑暗的那一刻，他看见了“一道瑰丽的彩虹，如同伊斯兰教徒所说的那座狭窄而又摇晃的桥，它是时间与永恒之间的唯一通道”。
他努力鼓起勇气和力量，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观察”：比较大的物体向旋涡的漏斗口落入的速度最快；圆柱体比同样大小的其他物体下落得要慢。
他把自己捆绑到一个大桶上，然后以违反常识也违反求生本能的“理性”，跳进了大海。
他的小船一头“扎进了海水下面泡沫翻滚的混乱之中”，他则一直在旋涡边缘旋转，直到大旋涡慢慢平静下来。他沿着圆形轨道前进，终于从对这一切感到恐怖又赞叹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变成一个抱着求生欲望的观察者。当他的同伴终于把他拉上岸时，他变得如同一个“灵魂来自神秘异国的旅行者”。他“乌黑的”头发也变白了。
过去，科学方法从来没有得到这样一种戏剧性的、令人崩溃的认同。在混乱之中，那位渔民采取了一种充满激情却坚忍克己的超然做法，而这正侧面反映了在爱伦·坡那个时代，科学作为最高成就之一所推崇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让他能观察重要的事实，而且能像培根一样，发现建立在事实背后的定律并接着采取行动。在这里，超然没有像在《人群中的人》那样带来可怕的孤独，它带来的是救赎。[555]
如同那位渔民的大桶一样，《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让爱伦·坡走过暴风雨。这个职位不但为他、弗吉尼亚和马蒂带来了物质方面的稳定，而且给他的虚构作品和文学批评计划提供了一个拥有广大读者的平台。他可以安慰自己：《宾夕法尼亚》的发行只不过是被推迟了而已。格雷厄姆甚至答应支持他的这个探险。当然，是在《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顺利发行之后。
批评的科学（我们要说这是“科学”吗？）
在《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上，爱伦·坡一篇接一篇地发表他的小说、诗歌，以及对时下出版的文字时而强烈赞同、时而无情批判的评论。他在评论一篇当时大受美国作家欢迎的讽刺文章《赫利孔山的江湖骗子》(The Quacks of Helicon)时宣告，“作为文学家，我们是一群数量庞大、不停游荡的骗子”[556]；他给出了自己公正的判断，作为在“吹捧系统”之外的人与圈内人展开“对抗”。他也将自己的判断应用在通俗科学文字上。他把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科普作家布鲁厄姆勋爵(Lord Brougham)比作柯尔律治，认为他如果“满足于少做些尝试，则或许能做到很多事情”；布鲁厄姆的文章[557]“不成体系”，有些像“江湖骗子”；如果这些文字由“健在的众多学者中的某一个来操刀，它们定会好得多”——这些学者中应该也包括爱伦·坡本人。
他认为，可以给大众带来更多实用价值的作品，应该是诸如西点军校毕业生、大学教授罗斯威尔·帕克(Roswell Park)写的《人类知识全论》(Pantology)这类作品。这一有关人类知识的系统巡礼是一本“有关一切事物的科学”[558]，是对急速增加的各科学分支的综述[559]，而且可以随身携带。回想起他自己与贝壳学“无穷无尽的、不稳定的，因此让人烦恼的分类”所进行的苦战时，爱伦·坡非常赞赏《人类知识全论》，说它是一部探索者的指南，能指导人们穿越闪电般快速变化的科学。“对于人类的一般知识，它的作用相当于世界地图对地理的作用。”
1841年11月，爱伦·坡更新了他曾在《南方文学信使》开始的“亲笔签名”(Autography)专栏，由此大大改善了他作为美国文学批评家的形象。文章中嵌入了带有作者签名的木版画，用以分析他们的性格和作品。文风通常是幽默的，有的是对作者的赏识，有的是尖锐的批评。他利用了正在兴起的名人崇拜热，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颅相学和其他性格分析方法的狂热（爱伦·坡告诉一位朋友，当他让颅相学家检查他的头颅时，“他们说我属于一个言行特别狂妄的物种，具体的话语我羞于重复”）。[560]这一系列文章引起了轰动，纽约《新世界》(New World)的编辑甚至从爱伦·坡那里借来了原版木刻，以便转载。[561]
然而，波士顿人对爱伦·坡对美国文学肆无忌惮的评论颇有不平之意。爱伦·坡曾经批判过前一神论牧师、先验论派领袖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爱默生试图唤醒听众意识到他们独立的个性及其在“灵魂世界”中的重要性。爱伦·坡认为，爱默生“是一群绅士中的一个”，但对这样的绅士，爱伦·坡“完全无法忍耐，因为他们完全是为了神秘主义而成为神秘主义者”。[562]关于另一位先验论者奥雷斯特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爱伦·坡说：“他在作品中如此一心一意地向他的读者灌输那些重要的真理，但他未能完全成功地说服自己相信这些真理。”[563]然而，爱伦·坡对波士顿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是他谴责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剽窃。朗费罗是人们热爱的诗人，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爱伦·坡说：“他的优良品质都是最高档的，他的罪则主要是那些矫揉造作和模仿，这种模仿有时几乎相当于偷窃。”[564]
作为回应，《波士顿每日时报》(Boston Daily Times)批判了爱伦·坡的“教条主义、个人主义和其他同样咄咄逼人的主义”[565]；说他是“文坛独裁者”，一个自封的“美国作家的审查总长”。批评家埃德温·惠普尔(Edwin Whipple)也批判了爱伦·坡的“文学批评家”形象：“我们与其说爱伦·坡先生的批评是正确的，还不如去向新西兰人请教基督教的正确观点。”
不知怎么回事，爱伦·坡逐渐对波士顿，这座他出生的城市出现了奇怪的“过敏反应”。这是由朗费罗、《北美评论》、爱默生和先验论触发的，源于他遭受的严厉评论：《波士顿理念》(Boston Notion)曾经嘲笑他的故事集是一锅“胡言乱语的大杂烩”，其水平“跌到了报纸上那堆垃圾货的平均水准之下”。[566]而或许更加深刻的原因是，他第一次逃离约翰·爱伦的家时因没有在波士顿受到欢迎而导致的自尊心受伤。
然而，尽管爱伦·坡曾批评过朗费罗，但他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些的诗人的赞美也绝不含糊。类似地，在对先验论的嘲讽下也隐藏着爱伦·坡与其非常亲密的关系。与爱默生、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玛格利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和其他当代作家一样，爱伦·坡也对个人与大众的紧张关系、民主和工业之间的矛盾影响，以及后康德理想主义的泛神论颇为不满。爱伦·坡的宇宙学作品《尤里卡》，与爱默生的《论自然》(Nature)、《圈子》(Circles)有许多共通之处，如都论及自然和人类的神性、感觉的创造性，以及自我超越，爱默生称之为“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567]但爱伦·坡对爱默生暗示式的说教风格颇不耐烦，对他坚信广阔的个人有能力拥抱并更新宇宙这一观点有所怀疑。贫穷与不幸再次让爱伦·坡的乐观主义受挫。他开创了美国浪漫主义的一个更加黑暗的潮流，像纳撒尼尔·霍桑一样，确信人类具有难以悔改的堕落倾向。[568]
1842年4月和5月，爱伦·坡用整整几页纸的篇幅表达了对霍桑的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Twice-Told Tales)的欣赏，但他赞扬的不是书中的道德说教，而是它的美学力量。他将这部作品置于“艺术的最高点”，认为它是“具有非常高尚的层次的天才的艺术”。霍桑认可爱伦·坡的观点，即短篇小说是表现一位作家能力的最佳领域：在它狭窄的空间、语调、事件和风格之内，只能通过作者的安排得到“某种独一无二或者单一的效果”。霍桑在其中使用了一种纯粹的、有力的风格，它使故事的“每一页都闪耀着高超的想象力”。凭借平静、忧郁的语调和“具有暗示性的强有力暗流”，这些小说获得了爱伦·坡可谓最高的褒奖：“作为美国人，我们为这本书感到骄傲。”[569]
1842年年初，他以一篇《绪论》(Exordium)开创了《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的评论版块，文中详细地给出了他为美国批评界做出的规划。他评论道：期刊出版社终于“开始承认批评科学（我们要说这是‘科学’吗？）的重要性。[570]一个基础扎实、受到广泛接受的批评界可以如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取代那些轻率意见的地位，这些意见其实早已开始制造它的代替者了”。
长期以来，美国评论家都在“屈从的完美闹剧”中追随英国人的判断。最近，他们已经开始倡导一种“国家文学”，它表现的是美国的背景、人物和风景，就好像“整个世界并不是唯一适合文学历史的舞台”。评论家们现在发现，他们自己“更加喜欢，或者假装更加喜欢一本愚蠢的书，因为（当然如此）它的愚蠢是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造就的”。但是爱伦·坡在调查“批评界的人员和领域时”看到了一种更为严格、更有原则的方法的迹象，它的基础是自然原理，而不“仅仅是一个波动的、传统的教条体系”。
他担心这一批评界的新浪潮可能仅仅释放了一个“普遍化的疯狂精神”。[571]这是他对爱默生提出的模糊的“综合科学”[572]的看法，爱伦·坡说，它“当前的角色似乎是没有卡莱尔的卡莱尔”。在爱默生的帮助下，托马斯·卡莱尔于1836年首先在波士顿发表了他的小说《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这部作品是对一位虚构的德国学者迪奥赫内斯·托伊费尔斯德罗克(Diogenes Teufelsdr?ckh)的思想及其穿衣哲学的笨拙的、支离破碎的、不很认真的复述。爱伦·坡1840年的文章《家具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urniture)是有关室内设计的一篇颇有闪光点的论文，其中引用了《衣裳哲学》中的不少内容。但他认为，卡莱尔令人费解的说教风格是对文学批评的一种不良影响。
爱伦·坡寻求将“文学批评仅局限于对艺术的评论”。[573]他宣称，批评应该从一部作品本身的价值出发，根据它作为“艺术品”的“性质”加以判定。爱伦·坡认为，评论者应该把作品可能鼓吹的任何道德、作者的生活或者性格、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抛到一边，而仅仅关注其形式性质：韵律、节奏、色彩、形式、和谐、想要达到的效果和为此采取的手段。
一方面，爱伦·坡运用了维克多·库赞、杰曼·德·斯达尔和本杰明·康斯坦特(Benjamin Constant)那些来自康德、席勒和施莱格尔“为了艺术而艺术”[574]的理想主义理念。另一方面，他正在为一个“客观的”甚至是“科学的”（“我们要说这是‘科学’吗？”）艺术分析建立根据。例如，作为诗歌分析的指南，爱伦·坡写了一篇技术性极强的文章——后来扩充为《诗律阐释》(The Rationale of Verse)，通过对“长短格”“扬抑抑格”和“六音步”的详细剖析，解释了诗歌节奏的“法则”或者说韵律学。他宣称，对于诗歌韵律的欣赏是普遍的，它不属于任何区域、种族或者时代[575]；我们有和古希腊人同样的耳朵，“而且，雅典的钟摆将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的钟摆以同样的方式振荡”。
在文章中，爱伦·坡将文学批评的任务定性为对作品的中性分析，要将它们视为纯粹的“艺术品”，反对一些人对批评的中心任务可能有的其他想法：他们觉得，文学作品应该在真理、争议和公共利益的问题上表明立场。爱伦·坡的原则是禁止任何将“纯粹的诗歌”与道德或者政治混淆在一起的做法。与当代科学改革者非常相似的是，爱伦·坡将政治放到一边（无论是对改革，还是对地区冲突，甚至是对废奴这样的全国性事件），而只是提出批评意见——不偏不倚的、普遍的，并声称自己不参与任何派系纷争。
观察的必要性
爱伦·坡也在他最有影响力的小说《莫格街谋杀案》中展示了非凡的分析能力，这是他在《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第一部现代侦探小说。他引入了C．奥古斯特·迪潘这个人物，一位气质特异的神秘天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和其他理智且古怪侦探的原型。
这篇小说援引了一段托马斯·布朗爵士（一位17世纪的古怪学者）有关神话的解读[576]作为引言[577]，随后从颅相学知识的角度切入，开启了整个故事[578]。他假设存在着一种器官，它的功能是分析，即把“思维分解成要素”。这种精神能力与有些人所相信的不同，它并不反对想象或者理想的构建能力。他认为，分析和创造涉及同样的精神过程。如同在一面镜子里，它们只是简单地朝相反的方向运动：从一个复杂的构成体分解成元素，或者由元素形成一个复杂的构成体。然而，分析的特点只能通过行动显示；人们“只能通过它们的效果”加以评价。
叙事人的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来自一个在艰难时代没落了的贵族家族，他的工作就是向读者诠释分析的方方面面。叙事人是在巴黎的一家书店第一次遇到迪潘的，当时两人正在努力寻找同一本罕见的图书。出于对晦涩的学识与难解之谜的共同热爱，他们一起搬进了一所“年久失修的怪诞豪宅”。白天，他们拉上百叶窗，一起阅读与谈话。晚上，当“真正的黑暗”降临时，他们在外面长时间地漫步，“在这座人口众多的城市的狂乱灯光和阴影中，寻找沉静的观察所能给予的无限的精神兴奋”。
在一次这样的探险中，迪潘说出了一个词组，打破了长时间的静默。让他的朋友觉得有趣的是，这个词组竟也完美地表达了他在那个时刻的思想。迪潘解释道：
近来，观察已经成了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你带着任性的表情，眼睛一直看着地面，扫视着人行道上的孔洞和车辙（所以我注意到你一直在想着那些石头），一直到我们走进那条用重叠的铆接石块铺成的拉马廷小巷。在这里，你的表情变得明媚喜人。而且我看到你的嘴唇在嚅动，而且毫不怀疑你低声说出了“切石术”(stereotomy)这个非常做作地用于这种路面的术语。我知道，当你对自己说到“切石术”时肯定会想到骨骼，也一定会想到伊壁鸠鲁(Epicurus)的理论，因为不久前我们刚讨论过这个题材。当时我对你说到了这位尊贵的希腊人模糊的猜想在后来的星云宇宙起源论中得到了多么异乎寻常的证实，但没有受到多少注意。我也知道，你无法避免让你的目光上移，遥望猎户座(Orion)的庞大星云。你确实向上看了；而且我现在肯定，你的所思所想皆在我的掌握中。
迪潘这一番令人惊讶的基于“明显的直觉”的推理，通过他的朋友的表情与行为得到了证实。这也恰巧触及了当代技术、实验科学和古代哲学交汇的关键点。通过他有关“猎户座的庞大星云”[579]（星云是一种天体，人们认为是星云假说的有力支撑）的说法，爱伦·坡也提出了他的宇宙学理论，该理论追踪了一系列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恒星和行星的相关论述。通过苏格兰天文学家约翰·普林格尔·尼科尔1873年的科普著作，将星云假说与唯物主义理论联系起来，该理论认为，生命与思想，包括迪潘在小说中展示的典型理性，都是从更早、更原始的形式发展而来的。[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