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剥掉了一层理性的表面，揭示了无法言喻而又非理性的力。当另一层表面被揭开时，这些力就会被解释为更深层次的机械装置的工具，带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理性。
这篇小说的可读性也很强。自发表以来，这个故事让无数学童恐惧，让成人喜悦。
铁笔
《泄密的心》发表在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主编的《先锋》(The Pioneer)杂志的第一期上。洛威尔是一名出身高贵的马萨诸塞州青年诗人，爱伦·坡觉得他们之间有着“某些共同的看法与品位”。[649]爱伦·坡吹捧这家杂志，称其诞生是美国文学界的新曙光。“在这些自我鼓吹与自卖自夸的杂志生涯里”，他欢呼道，“《先锋》杂志是改革的第一份伟大成果。”他在给洛威尔的信中建议他们成立一个作家“联盟”[650]：一个秘密的辛迪加、协会或者作家联合会，将文学事业放在其创造者自己手中，而不是握在杂志老板和出版社的手中。
《先锋》的第二期发表了爱伦·坡的《丽诺尔》(Lenore)，一首哀悼一个年轻新娘的诗。这一期的另一个特色是发表了纳撒尼尔·霍桑的讽刺文章《梦幻大厅》(The Hall of Fantasy)。爱伦·坡也得到了霍桑的伟大文学家们的想象俱乐部中的一个位置，“这是因为他的想象力，但由于他属于批评家的讨厌集团，因此也有被踢出俱乐部的可能”。[651]
托马斯·C．克拉克(Thomas C. Clarke)是一名富有的戒酒倡导者，也是一家家庭周刊《费城星期六博物馆》(Philadelphia Saturday Museum)的主编。爱伦·坡曾在评论中赞赏他的著作《美国实用知识袖珍博物馆》(American Pocket Library of Useful Knowledge)。[652]1843年年初，爱伦·坡创办自己的杂志的梦想因为克拉克而突然间再次复活。克拉克委托他的朋友亨利·赫斯特撰写了一部爱伦·坡的传记，爱伦坡本人提供了事实素材，其中有许多夸张成分，有些纯粹是瞎扯。赫斯特完成了写作，还附上了一幅很糟糕的版画肖像。爱伦·坡对此发出了妙语：“上帝哦，我确实挺丑的，但还没丑到这种程度。”[653]这部传记将爱伦·坡的种种成就，包括他的诗歌，带到了公众面前。
爱伦·坡想办法让克拉克相信，一份有权威作者加持的月刊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宾夕法尼亚》似乎是一个过分局限于当地的刊名，现在则蒙上了失败的阴影。新的杂志将被命名为《铁笔》，其他的一切都和《宾夕法尼亚》一样，但“现在，它的创办得到了最好的资助，除了刊名之外没有别的变化”。[654]他们计划于1843年7月创刊。
有了克拉克这个合伙人，而且他妻子的健康状况也好转了（“我确实可以说：弗吉尼亚已经差不多康复了，只剩下轻微的咳嗽”）[655]，爱伦·坡重新干劲十足。他将《铁笔》的简章寄给了在华盛顿的F. W．托马斯，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欣喜，因为他可以保证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一个拥有大量资本的合伙人在文学上对自己如此缺乏自信，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完全主导这本杂志的编辑方式了。”[656]
克拉克给了他一半的利润和运营资金；作为回报，爱伦·坡将在第一年为其提供“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他将“以自己的名字和其他笔名尽可能多写，而且寄希望于朋友们偶尔的帮助，直到安然度过杂志初期的第一个阶段”。然而，如果他能控制内容，得到一部分利润，而且他的名字还能出现在发行人栏上，他愿意承受繁重无比的文学劳动。
波托马克河喷发
3月6日，爱伦·坡有关《铁笔》的兴奋已经上升到了近乎危险的水平，这时一个公告出现在公众面前：费城海关换了一位新关长——开尔文·布莱斯法官(Judge Calvin Blythe)。新的一轮职务任命即将到来。
拿到了别人欠他的几美元之后，爱伦·坡立即前往华盛顿。[657] F. W．托马斯为他安排介绍，他会去寻求辉格党官员以及《铁笔》订户们的认可，甚至还想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他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上富勒的城市酒店开了一个房间，并发现托马斯得了充血性热病，躺在酒店房间里，“全身上下都是拔火罐的痕迹和起的泡”。[658]托马斯给了他一封信，介绍他去见罗伯特·泰勒。
随后发生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清楚，但爱伦·坡确实曾在某个时候敲响了白宫的大门。
在富勒的酒店里，爱伦·坡还见到了包括杰西·厄斯金·道在内的老朋友。道发现爱伦·坡“在人们的强烈劝说下喝了点儿波尔图葡萄酒，结果显得有些兴奋”。[659]第二天，爱伦·坡给了自然历史学家约翰·柯克·汤森(John Kirk Townsend)一封信和一支气枪。他或许也去见过银版摄影师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走访过一位对密码学有兴趣的宾夕法尼亚州议员，并说服泰勒总统的儿子罗伯特以及新任海军部长亚伯·厄阿普舒尔(Abel Upshur)为《铁笔》写文章。
在爱伦·坡这一连串兴冲冲的活动中，他写信告诉克拉克，说杂志的订单“从政府各部”[660]如雪片般飞来，可能还包括杰西·艾略特海军准将(Commodore Jesse Elliott)。他的疯狂活动正在促进这一事业：“我相信我正在造成一种轰动，它将对杂志有利。”他将会是赢家。“见信后请立即寄给我10美元。尽管我很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向你要钱，但你会发现你会赚回来的，会翻一番。”
据人说：“第二天他一直很沉稳，但从那之后，他有时候会变得很不可靠。”[661]来自费城的医师兼作家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当时也在，还新留了胡须，爱伦·坡称他为“唐先生”。爱伦·坡曾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向一位新闻工作者借钱，英格利希发现他“外表邋遢，形容憔悴”。[662]还有一次，爱伦·坡的身体挺不住了，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英格利希叫来了医师，但痛苦不仅仅来自他的身体，“他（还）因为自己有失检点而难过”。[663]
道请求克拉克带他回家：“他在这里，会让那些想利用总统来沉重打击他的人有机可乘，因此，如果他在费城，我们就可以为他做一些事情，如果他在这里我们就做不到。因为他不明白政治家们的行事方式，也不知道怎样和他们打交道才最有效。他怎么可能知道呢？”[664]结果克拉克无法过来，只得想办法找人把他送上火车，但他们“担心他可能被留在巴尔的摩，在那里他还是无法逃脱伤害”。
爱伦·坡终于还是设法回到了费城。在刮了胡子并且“洗了热水澡、吃了晚饭”[665]之后，他去见了克拉克。“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当一个人见到另一个人的时候会如此吃惊。因为道的来信，他一定认为我不仅死了，而且已经被埋葬了。我看他那个样子，大概他见到了他的曾曾曾祖母也不会这么吃惊。”弗吉尼亚“心中的忧虑甚至比我预想中的还要严重，”他对道和托马斯承认，“她向你们两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克莱姆夫人附笔问安。”
他在对自己的醉酒行为开的玩笑中带着羞愧的意味。他对道的“仁慈和宽容感激不尽，也为他只字不提他反穿斗篷和其他类似的小过失感激不尽”。
他对F. W．托马斯敞开了胸怀：“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的任性，不要相信我当时说过的一切。相信我，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诸多照顾。”他请托马斯转达自己对房东的歉意：“因为我在他的房子里胡闹，请对他说（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如果不是被逼着喝了拉米咖啡，他那极好的波尔图葡萄酒根本不会让我醉成那样。”他还请托马斯给罗伯特·泰勒带了另一句话：“如果他能考虑一下并任命我为检察官，我将加入“华盛顿人”(Washingtonians)——一个军队的戒酒协会。把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他是个好人、而且他也认为自己特别好的年轻人从薄荷朱利酒，以及波尔图葡萄酒中解救出来，这将是值得泰勒先生骄傲的一件事。”尽管爱伦·坡试图轻描淡写地重温那些噩梦般的回忆，但他还是感受得到屈辱。
那个月月底，托马斯告诉爱伦·坡：“总统昨天问了我好些关于你的问题，而且说到你的时候很和善。”[666]此外，托马斯还说：“泰勒的儿子罗伯特曾经听一个你在玩闹时在场的人说到你当时的情况，但我把事情淡化了。”泰勒甚至给布莱斯法官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来推荐爱伦·坡。[667]
但海关关长当时被“成千上万做好了准备并急切地打算谋求一个公职的人包围，尽管他们平时情愿依靠自己的独立努力”。[668]于是爱伦·坡一直没有得到任命。
世界的毁灭
对纽约上州的许多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的追随者来说，1843年在天空中出现了燃烧的彗星，这预示着基督的回归和世界的末日。4月1日，爱伦·坡重新发表了他过去有关肆虐地球的彗星的对话，标题是《世界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他的新序言只能稍微减少人们的忧虑：“当然，对于来自天空的访客，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怕的。”[669]但是，“明天可能会有与它差不多的东西，或者更令人吃惊的新奇事物出现”。
他们一家人又一次搬家，现在到了城北的春园(Spring Garden)，住进了一个“有3个房间的披屋”。[670][671]他仍然计划在7月份推出《铁笔》，并且继续为他未来的杂志征求订户，而且还要争取洛威尔和霍桑为未来的杂志做委托工作。[672]克拉克仍然欢迎他与赫斯特和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前来做客，后者却没有忘记爱伦·坡有关他的胡须的羞辱之词。根据克拉克的女儿的回忆，过去的这“几位好友”现在有些不和：“一天晚上，他们三人很早就都来了，但都相隔很远，避免发生致命的冲突：英格利希在客厅，赫斯特在图书馆，而爱伦·坡和平时一样进了餐厅。”[673]
英格利希随后在一篇题为《酒鬼的末日》(The Doom of the Drinker)的连载小说中发泄了他的怨气。小说将爱伦·坡表现为一个“看上去像个绅士的名士”[674]:“他精湛的分析能力，以及尖锐而表面诚挚的风格，让他成为傻瓜们眼中的厉害人物，但他是在盗用他人的想法，总之，他是背叛和谎言的转世灵童。”格里斯沃尔德牧师也在传播有关爱伦·坡酒瘾发作的流言蜚语，甚至谎称事情发生在当他在《伯顿绅士杂志》工作的时候。谣言甚至传到了巴尔的摩，兰伯特·威尔默悄悄地对一位朋友说：“我注意到他最近的行为很不稳定，这让我感到难以表达的痛苦。”[675]
5月，克拉克很遗憾地告诉爱伦·坡，他现在决定放弃《铁笔》。爱伦·坡一直希望得到的救赎也消失了。
爱伦·坡曾对他的堂兄威廉·坡(William Poe)描述过自己“最近的多次反复”[676]以及他的“疾病和意志消沉”，现在威廉则提醒他注意：“饮酒过度”是他们家族的“大敌”。插图画家菲利克斯·达利(Felix Darley)是被放弃的《铁笔》计划中的合伙人之一，他在回忆爱伦·坡的坚忍风格时说，他“是一位非常优雅、非常有绅士派头的人”，他“总是很有趣，但我觉得，他的思维性格中带有伤感的色彩”。[677]小说家梅恩·里德(Mayne Reid)回忆道，他曾在春园与爱伦·坡和弗吉尼亚“共同度过一些生活中最高兴的时光，那当然也是其中最富于智慧的时光”，尽管“她面颊上的玫瑰色实在太鲜艳、太纯净，似乎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678]
里德也说到了工作中的玛丽亚·克莱姆。“她是这所房子中永远保持警惕的卫士，总是专注于那些静悄悄但持续存在的需要。”克莱姆夫人“是唯一的信使，她在那位诗人和出版商之间跑腿，经常带回来一些令人齿冷的回应，诸如‘文章未被接受’或者‘支票要到某某日才能发出’，而这个日子经常来得太晚了”。在爱伦·坡失业而且前景堪忧的时刻，马蒂的勤俭持家是让这个家庭尚能维持的唯一原因。
萤火虫的闪光
1843年3月，传来了一个大受欢迎的消息。《美元报》(The Dollar Newspaper)主办了一项短篇小说竞赛，优胜者将获得100美元的奖金，“奖金优厚，绝无虚假”。[679]爱伦·坡之前已经把他最新的小说《金甲虫》卖给了格雷厄姆，那是一篇混合了密码学戏剧、昆虫学误导、吟游诗人表演和海盗传说的史无前例的故事。爱伦·坡又把它买了回来，参加了竞赛。
《美元报》于6月14日宣布：100美元的头奖花落《金甲虫》，并称这是“一部巅峰之作”——美元、黄金和巅峰都是在人们心中萦绕的东西[680]；第二名是《银行家的女儿》(The Banker's Daughter)；季军是《为钱结婚》(Marrying for Money)。
《金甲虫》的主角是罗格朗(Legrand)——一名没落贵族，自愿在南加州海岸线以外的苏利文岛（爱伦·坡在陆军服役时曾在该岛驻扎）上离群索居。他在海滨发现了一只奇怪的昆虫，一只金龟子，外壳看上去就像金属，上面还有骷髅头的图案。他用附近的一块羊皮纸碎片把它包了起来。但当他将羊皮纸丢进火里时，纸上出现了字迹：是火焰让隐形墨水显出了真迹。罗格朗赶紧把纸抢救了出来，阅读了这份文件，结果发现了一份加密信息。他有条不紊地破解了这份文件。它引导着他，加上他滑稽可笑的仆人（从前的奴隶朱庇特）的帮助，找到了一份海盗埋葬的旷世珍宝，其中的黄金和宝石价值数百万美元。
《金甲虫》是标志着爱伦·坡的小说背景向美国转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是一个利用自己的智慧，将原本毫无价值的纸张上毫无意义的文字转变为黄金，从而实现了愿望的故事。那张纸本来就像州银行里贬值了的纸币，或者像爱伦·坡的破产宣告书中草草写成的那些“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的东西一样。[681]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将在他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中密切地追踪这一足迹。
克拉克提醒《费城星期六博物馆》的读者注意“这份独一无二的作品，它具有异乎寻常的结构，但无疑是以非凡的智慧创作的”。[682]无数人冲向《美元报》哄抢报纸，原版和再版纷纷售罄。它很快就被改编为话剧。在费城的《每日论坛》(Daily Forum)上，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攻击这篇小说和奖项是“一个预先决定好了的骗局”，并毫无根据地谴责爱伦·坡剽窃。[683]爱伦·坡准备以诽谤罪起诉此人，但以双方握手言和撤回起诉而告终。
爱伦·坡新近的这次名气大爆发让他得以发表了一系列新的小说，再加上一项新的探险：巡回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美国诗歌”。
演讲的宣传工作由一位长头发、专门揭露黑幕的小说家，乔治·利帕德负责。
利帕德的《贵格城》(Quaker City)描写的是费城精英阶层的邪恶欲望和他们对付普通劳动人民的奸计。像许多人一样，他意识到了爱伦·坡对文学的不懈努力，同时憎恶格里斯沃尔德牧师。[684]利帕德称爱伦·坡为天生的诗人，而且他的头脑中“刻着天才的烙印”，很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富首创精神的作家。他喜欢奔放与幻想，他的思想能穿透人类灵魂最深刻的角落，创造庞大、宏伟的梦境，展现犹如身临其境的幻想和非凡的奥秘”。[685]
爱伦·坡在一座人满为患的大厅中发表了他的演讲，另外有数以百计的人“无法入场”。[686]一批“高智商的听众”[687]因为他“强大的分析能力”和“对语言的驾驭”而听得如醉如痴。他在各地巡回演讲：在威尔明顿，特拉华州的戒酒大厅(Temperance Hall)，在雷丁的力学大厅(Mechanics Hall)，在巴尔的摩的怪事大厅(Odd Fellows Hall)，在费城的富兰克林学会(Franklin Lyceum)和费城博物馆(Philadephia Museum)，后者是这座城市的通俗科学与娱乐的最著名的舞台，也是乔治·库姆曾发表了他的颅相学演讲以及魔灯“叠化画面”第一次亮相的地方。爱伦·坡的演讲是走向“一份成功的杂志”的踏脚石，这份杂志“将倾情讨论美国文学的一切高级对象，将由爱伦·坡先生主编、拥有与控制”。[688]
爱伦·坡寻想在波士顿学会(Boston Lyceum)举行一次演讲，但该厅的秘书预测他的“成功概率”[689]很低而不肯答应。爱伦·坡对一些波士顿名人，如爱默生、格里斯沃尔德和朗费罗的攻击，也没有让他在费城得到加分。格雷厄姆委托他对朗费罗的《西班牙大学生》(Spanish Student)发表评论。但后来格雷厄姆告诉朗费罗，因为爱伦·坡的文章实在太严厉了，编辑不得不付钱给他让他不要发表。他在提及爱伦·坡写给他的一张欠条时说：“我认为这份欠条永远不会兑现，而且我怀疑写这张欠条的人是否真的会得到救赎。”这份评判确实是对爱伦·坡的一种谴责。
尽管托马斯·C．克拉克放弃了《铁笔》计划，但他在《费城星期六博物馆》杂志上仍然非常和善地对待爱伦·坡。不过，克拉克于1844年1月不再从事出版业。利帕德试图解释明白爱伦·坡对这座城市文坛的贡献：“正是爱伦·坡先生让格雷厄姆的杂志变成了它于一年前的样子；正是他的智慧让现在这家孱弱、浅薄的出版物在当时具有精致的笔调和思想上的活力。”[690]
《金甲虫》激发了一波认可爱伦·坡的浪潮，但它来得太晚了——费城的门一扇接一扇地在他面前关闭。
11 科学与江湖骗子的征程
前进中的科学
爱伦·坡的梦想是领导一份由并非人格化的普遍标准引导的全国性文学杂志，这个梦想虽然还没有在他的心底死亡，但现在已经被埋葬了。与此同时，其他人为提升这个国家的知识生活的计划正不断前进——那些在国家层次上促进、传播与组织研究的计划，其中取得的一些重大进步，得到了响亮的喝彩，其他的则隐藏在幕后，但将具有重要得多的影响。
1844年4月1日，科学家和政府官员们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排起了队。[691]美国国家科学促进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以一次游行开始了它的第一次公众大会。
约翰·泰勒总统和他的内阁部长们从财政部大厦(Treasury Building)走到了长老会教堂(Presbyterian church)。当他们在长板凳上就座时，海军陆战队(Marine Corps)的军乐队的演奏营造了“庄严的气氛”。乔治城的克莱门特·摩尔·巴特勒牧师(Reverend Clement Moore Butler of Georgetown)做了“切题的祈祷”，此后，“一种结合了风琴与钢琴的新发明的乐器”发出了“美妙的和谐音乐”。
泰勒总统欢迎大家到来。随后讲话的是约翰·W．德雷珀，他报告了由银版照相揭示的太阳光线的作用。天文学家埃利亚斯·卢米斯接着报告了他对1843年的彗星所做的分析。
在音乐表演的点缀下，各个领域的专家登台做了演讲[692]：马修·方丹·莫里中尉论及墨西哥湾暖流(Gulf Stream)，弗吉尼亚的乔治·塔克(George Tucker)说的是“美国的未来发展”，还有关于昆虫学、石化的森林、星云假说、法国与德国的历史流派、“一种电流体”的理论——由总统的儿子小约翰·泰勒(John Tyler Jr.)发表、由“暴风雨之王”詹姆斯·埃斯皮所做的气象学报告，以及曾设计了燃煤炉灶和其他几个不那么有名的发明的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院长伊利法莱特·诺特牧师(Reverend Eliphalet Nott)的演讲，题目为《试论世界之起源、延续时间与终结》(On the Origin,Duration,and End of the World)。
这一活动持续了10天。参加者有“国会议员、陌生人和公民”，其中包括在顶层楼座上就座的“大批女士”。[693]组织这次聚会的政府官员将其宣传为一次“具有最广泛的公众性质”的“智力盛宴”。
正是由于它“广泛与深受欢迎的性质”，许多美国最有成就的科学人当时选择留在家里。[694]40多位科学家与学科带头人，包括约瑟夫·亨利、本杰明·皮尔斯和耶鲁大学教授、《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编辑本杰明·西利曼都拒绝了国家科学促进研究所的邀请。
当读到活动计划时，亨利写信给化学家约翰·托里：“你觉得我以‘泡沫’为题为华盛顿研究所准备一篇在这次庞大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怎么样？人们会不会认为，这个标题与诺特博士即将发表的有关世界起源与毁灭的夸大其词的报告有关，是在反对他的论调？”[695]
创建这个研究所是美国走向对科学的全国性支持的一个大胆举措。但亨利、贝奇和其他科学家们认为，这只是一团泡沫，一场流行一时的狂热，而且方向错误。
酷酷的50万美元
这个研究所回答了一个人人都想被问的问题：有了11筐黄金该干什么？1829年，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的私生子、业余地质学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去世，他把50万美元留给美国政府，让他们“以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名义，在华盛顿资助建立一座旨在增加与传播知识的机构”。[696]1838年，理查德·拉什(Richard Rush)漂洋过海前往英国，去领取史密森的遗赠。
人们根本无法就如何使用这些黄金取得一致意见。一种可能性是实现约翰·昆西·亚当森在就职演说中的那个未能实现的诺言：建立一座全国天文台，一个天空中的灯塔。另一个是建立全国科学大学，这个计划得到了国会以及《南方文学信使》的支持。[697]1840年，爱伦·坡也附和了这个建议，并在《伯顿绅士杂志》上发表观点，称史密森的“整个一生”是对他想做的事情的一个“清楚的说明”：他想要资助的不是一所普通的综合性大学或者博物馆，而是“一个为了科学进步的学院”。[698]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成功启发了美国的研究人员，让他们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一个全国科学促进组织。[699]托克维尔(Tocqueville)认为，围绕着共同兴趣的各个群体的自愿组织“协会的精神”[700]是19世纪30年代美国民主的最关键性质。1838年，创办一个美国科学人的协会的尝试曾被费城的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们阻止了，因为他们对自己作为这个国家最老的科学社会成员之一的地位感到满意，哪怕他们的协会正逐渐走向衰败。在纽约学会，约翰·托里同意“费城人”[701]的意见，即当时时机不对：“在这个国家中确实有许多诈骗行为，足以压倒我们这些谦虚的人。”
尽管有各种不同意见，但用史密森的遗赠资助一个全科学机构的计划依然在范布伦内阁中成形了。计划的领导人是国防部部长乔尔·波因塞特，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世界旅行家、种植园主。与同时代的其他奴隶主一样，他对自己的利益毫不相让，并预期美国拥有的种植园的规模将不断扩大[702]，会进入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这个计划后来由海洋学家马修·方丹·莫里大力推动。
波因塞特是美国南太平洋探索远征队的主要政府支持者。该计划由J. N．雷诺兹发起，得到了爱伦·坡在《南方文学信使》的推动。远征队的7艘船于1838年在查尔斯·威尔克斯的指挥下启航，并在波因塞特的坚持下，有一队科学家和学者参与，包括植物学家詹姆斯·达纳(James Dana)、画家提香·皮尔(Titian Peale)和动物学家兼民族学家查尔斯·皮克林，纳撒尼尔·霍桑提出为这支远征队记录旅行经历的申请遭拒。[703]
1840年，当来自远征队的早期标本开始运抵华盛顿时，波因塞特建议将史密森的礼物用于资助一座国家博物馆。这样一座“国家陈列室”可以存放与展示远征队的标本，以及来自国家调查和地方收集者的岩石、植物和动物。而它将被置于国家科学促进研究所的控制之下。
包括国务院官员和财政部长在内的政府官员起草了拟议中的国家科学促进研究所的宪章。波因塞特担任所长，另一位所长是詹姆斯·柯克·波尔丁，他也是爱伦·坡的早期支持者之一，现在是范布伦的海军部长。总统和副总统也在其中有正式职衔。
尽管有这样一个通过政治任命的委员会，正在到来的1840年大选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研究所的理念的脆弱性。[704]这批政治家（许多带有强烈支持南方与杰克逊的标志）会不会以政治忠诚为基础奖励或者拒绝研究人员？新一届政府也会支持这个研究所吗？
事实证明，对这个研究所卷入政治因素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随着范布伦于1840年被辉格党人哈里森击败，波因塞特退休返回了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当探险远征队的船只于1842年返回纽约港口时，研究所的秘书，国务院的职员弗朗西斯·马科(Francis Markoe)接管了研究所。他开始在华盛顿的专利局大厅(Great Hall of Washington's Patent Office)——现在的美国国家肖像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随意安排放置探险队带回来的丰富多彩的鸟类、植物、石头标本和民族学物品。马科也开始为研究所计划一次全国大会，希望能让该所更容易获得史密森的黄金。
研究所的组织者放弃了任何与欧洲的类似组织如BAAS在“广度与深度”[705]方面展开竞争的希望。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目标仅仅在于“搜集”与“传播”“美国人在美国各地的智慧、科学成果和实用观察”。加入研究所的门槛放得很低，任何“有意”“贡献或者得到有用的信息”的人都可以加入。尽管这个研究所很受公众欢迎，但马科认为，该所的成功取决于那些声名卓著、有所建树的研究人员的支持。他邀请了几十位这样的研究者参加大会。他特别呼吁美国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logists and Naturalists，简称AAGN）[706]的成员与会。AAGN由各州地质调查的资深人员组成，于1840年在费城的富兰克林学院召开了第一次集体会议。
马科知道，AAGN计划于1844年5月再次在华盛顿集会。他希望能说服他们放弃这次集会，或者在4月与国家科学促进研究所联合集会。然而他心中显然想要做点儿比AAGN通常的工作“更受欢迎的事情”。[707]探险远征队的植物学家詹姆斯·达纳感到，AAGN应该在“没有乐队的支持下，以更科学的方式”[708]集会并分享他们的发现。有些研究人员也担心，国家科学促进研究所更关心的是宣传科学，而不是从事科学工作；贝奇认为，在美国人中，“鼓吹科学的人有从事科研的人的50倍之多”[709]。
约瑟夫·亨利认为，这个研究所不适于“决定具有严格科学性质的问题”，因为它“主要是由业余人士和政治家控制的”。[710]达纳认为，即将召开的AAGN会议的谦虚让研究所的浮夸相形见绌：“如果我们有正常的出席人数、安静务实的会议风格，并讨论真正有价值的主题，则由此而来的具有独创性的问题将让所有其他的一切，例如低音鼓什么的，全都成为背景板。”[711]
亨利当时很气恼地在想，“一旦伪科学发生了雪崩”，“研究所在自己身上堆积的那些大量洪积物”会出现什么情况。[712]国家科学促进研究所大批量网罗人才的演讲、豪华的仪式、由政治家确定的工作方向，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江湖骗子的意味，与他心目中认真计划、自我导向、清醒严格的研究所风格完全不同。
行骗流行病
尽管贝奇心中同意亨利的看法，但他也是一个比较精明的政治家，不会去斥责这个可能会赢得史密森的遗赠的组织。反之，他利用大会给他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在美国的缺失》(The Wants of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的纲领性演讲，其中直言不讳地反对该研究所目前的方向。他告诫人们，如果一个科学协会未能清楚地认清美国需要的是科学“工作者”而不是科学“鼓吹者”，则不要“贸然”跟随这样的组织“大步向前”。[713]“我们需要更多的行动，而不是每年通过那些激动人心的手段煽惑人心。”他坚持认为，“除了一个能镇压江湖骗子行为，而不是对待我们如同猎获物一样束缚着手脚的协会”，这个国家不需要任何其他科学协会。
亨利和贝奇谨慎提防任何对公众开放的科学娱乐，担心人们会用壮观的场面牺牲科学的严格。他们也坚持认为，在美国，任何类似英国协会的组织都绝不应该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民主化团体。BAAS会议是对公众开放的活动，在整个英国吸收成员。参与度较高有利于得到资金，但亨利指出，当“人人都可以自由地交流”[714]的时候，业余爱好者、一知半解之人和“目光深邃的专家事实上都被拉到了同一水平”。然而，BAAS自行选择的领袖能持续把握它的总体方向；“成员们组成的庞大整体在管理这个机构方面没有任何选择，而在这方面，这个团体与国家的政府一样，是贵族的。”
尽管亨利坚信美国的共和党理想，而且也坚信，科学的倾向是“正确意义上的共和主义”[715]，但他认为，任何美国的科学组织也需要“贵族化”，实行从上至下的监督，不然它们遭到江湖骗子和科学平庸分子接管的风险比在其他国家要大得多。他对本杰明·西利曼的《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感到很恼火，因为它发表了许多牵强附会的电学和生理学理论。[716]当塞缪尔·莫尔斯就有关电报的一些问题联系他时，亨利警告道：“许多人认为，电磁电报只是与持续地被带到公众面前的许多荒诞计划相关的。”[717]亨利认为，一个美国协会必须只接受那些“曾经在实验工作中学习过的人”，就像他曾经艰辛地在金属加工行业做过学徒一样[718]；否则，“三四流人物很快就会掌控大权，让整个事业流产，从而贻笑大方”[719]。
亨利和贝奇认为，江湖骗子们不仅隐藏在演讲厅和通俗报章中，而且也在他们的同事中间。当时，通过有关气象学的通俗演讲和一本题为《暴风雨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torms)的著作，詹姆斯·埃斯皮为自己赢得了“暴风雨之王”的称号，而他正是亨利和贝奇在富兰克林学院的朋友。埃斯皮认为，暴风雨是由于靠近地面的热产生的，它迫使水上升并形成云；然后，水汽遇冷凝结并落下，这就是雨。这是他用自己的“成云器”(nephelescope)证明了的理论，成云器是一种能在茶壶中形成暴风雨的装置。他提出了一种能解决折磨着西部定居点的干旱的方法：他相信，只要在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s)以外放火，就可以在西部降雨。这是人为改变气候的第一批计划之一[720]；幸运的是，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尝试。
贝奇表达了他对埃斯皮为解决西部干旱采取的“奇怪途径”的保留意见，亨利则担心埃斯皮“不够谨慎”。[721]本杰明·皮尔斯对埃斯皮“洋洋自得的态度”甚为惋惜，并认为，“哪怕是‘暴风雨之王’，美国也不会容忍他们”。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将埃斯皮诊断为“有条理的狂热症患者”，还说，根据颅相学，“他那象征自尊的器官的大小已经膨胀到了甲状腺肿大的程度了”。（爱伦·坡则质疑这位气象学家的首创性：“罗杰·培根已经预言了埃斯皮教授的理论的首要部分。”[722]他在1846年写道。）在美国吵吵闹闹的公众圈子内，有利可图的题材和在有争议的题材上“招摇的表现”[723]可以激发轻率的赞美、危险的热情和嫉妒。埃斯皮的朋友们对他的否定说明，尽管有一个建立在坚实的科学上的背景，而且处身贝奇、亨利和皮尔斯等人的封闭科学小圈子内，一个人的自负完全可以带领他在远离科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亨利特别痛恨一个人，这个人在19世纪40年代将成为任何人都比不上的美国头号科学演讲大师。他就是狄奥尼修斯·拉德纳。正是这个家伙，在1837年的利物浦BAAS会议上挑战了亨利。[724]生于都柏林的拉德纳是英国国教的信徒，但致力于传播力学和自然科学。他在伦敦创建了一家成功的科学出版公司，由此成了演讲圈子中的常客，并通过对计算机器大唱赞歌来讨好查尔斯·巴贝奇。在布鲁厄姆勋爵的支持下，他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教授。
作为一个颇有诱惑力的演讲者[725]和目标广泛的花花公子，拉德纳与一名已婚女性生了一个私生子。他的另一个情妇玛丽·希维赛德(Mary Heaviside)的丈夫是一名龙骑兵上尉，曾在巴黎痛打了拉德纳一顿。拉德纳与希维赛德于是跑到美国定居。在费城遭受冷遇之后，他们搬到了纽约。1841年，拉德纳开始在克林顿大厅(Clinton Hall)和尼布洛花园(Niblo's Garden)就天文学、电磁学、蒸汽机和地外生命发表演讲。
拉德纳在演讲时也“广泛”地使用了“华丽的图解”[726]、魔灯、“氢氧”灯的显微镜和实景模型——由达盖尔发明的一种颜色生动、背光照明的显示方法，能产生有深度、运动和变化的图像。当他逃往美国的原因被披露以后，新英格兰地区的报纸一片哗然：拉德纳曾经“摧毁了一个幸福家庭的平静”[727]，但“那个恶棍不但没有被整个体面社会驱除，反而能接到邀请，发表一系列演讲”。亨利在给托里的信中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同性恋色魔’狄奥尼修斯·拉德纳博士在纽约事业有成。我想现在是你离开的时候了。费城人有理由发出吼声，他们没有给他好脸色看。”[728]
尽管美国的科学带头人们对拉德纳很不齿，但他营造的大场面能刺激多重感官，也非常容易消化，极受大众欢迎。他从克林顿大厅出发，一路到波士顿、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的学会发表演讲。在费城，他让一千多名听众大为欣喜。喜欢炫耀自己法学博士称号的拉德纳出现在爱伦·坡的一篇幽默小说《一周三个星期日》(Three Sundays in a We e k)里，“正是杜博·L．迪博士(Doctor Dubble L.Dee)，骗子物理学的演讲大师”[729]，他发表的看法是愚蠢人物的福音。在约瑟夫·亨利看来，拉德纳是一个双重威胁：他不但是一个道德上的恶棍，也是一个使科学简单化的江湖骗子。
然而，拉德纳豪华的大场面证明了美国听众对了解科学是何等饥渴。如果真正的科学家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擅长戏剧性表演的人就会趁机蜂拥而入。
纽约医师戴维·梅雷迪斯·里斯(David Meredith Reese)具有与贝奇和亨利类似的精神，在他出版于1838年的《纽约的欺骗》(Humbugs of New-York)一书中，他把江湖骗子行为确定为一种政治与道德危机。他叹息道：纽约人“吞吃了成千上万名国内外庸医让他们与半边莲、辣椒一起服用的假药……而现在又同样急急忙忙地拜倒在颅相学和动物磁学的脚下”。[730]江湖骗子们“装出一副知识渊博的样子”，他们只需要“责难现存的一切体系”或“批判学校教授的一切知识”，就能找到“一大堆弟子”。尽管纽约是疾病的发源地，但这种疾病其实是全国性的。因为新的科学计划经常与激进的政治和道德改革结盟，里斯的慷慨陈词针对的是政治和宗教运动，以及“伪科学”体系。他宣称，“无论支持罗马教皇派还是反对罗马教皇派，他们都在欺骗公众”[731]，而一旦“极端禁酒派”企图禁止一切酒精饮料，他们就反而成了公众的祸害。
只是在后来占据了全书四分之一篇幅，题为“极端废奴主义”(Ultra-Abolitionism)的一章中，里斯论证的全部内容才清楚地得到了表达。这位医生宣称，反奴隶制运动已经超出了“老学派的杰斐逊、富兰克林、拉什和约翰·杰伊(John Jay)”[732]信奉的那种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模糊的希望。里斯认为，那些谴责奴隶制，认为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罪恶并对其采取极端行动的废奴主义者，全都违反了“圣经”（其中包括可以接受的奴隶制的例子）和“公民权利”（因为奴隶是公民的财产）。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是密苏里州的伊利亚·洛夫乔伊(Elijah Lovejoy)，他曾在支持奴隶制的一群暴民面前挥舞一支步枪，结果被杀。里斯声称，反奴隶制社团(Anti-Slavery Society)是“困扰教会或者国家的最大欺诈团体”。里斯认为，这个时代的最大骗局，同时也是对共同福祉的最大危险，并非颅相学、水疗、专利药物，甚至也不是天主教，而是废奴运动。
面对美国政治的不稳定状态，贝奇和亨利确信，科学的存活依赖于尽可能远离奴隶制这类有争议的问题。他们表达的对江湖骗子的敌意，有一部分是对那些可能燃起激情的“公众”问题的敌意。除了认可新教与自然神学的共同背景[733]外，他们在其科学中基本排除了明显的宗教主张和争议。在19世纪40年代，他们温和、谦虚的立场也意味着科学试图远离对工人与妇女权益的改革，以及会越来越造成分裂的奴隶制问题和为了支持奴隶制而组织起来的种族科学。[734]出于对可能令公众不安和在脆弱的研究人员社团中引起分歧的恐惧，贝奇和亨利基本上不涉足奴隶制相关课题。
这种谨慎完全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奴隶制。黑人与白人或许有一天会通婚，或者会共享同样的政治权利，亨利对这种想法是感到困惑的。他们的亲密同盟，哈佛大学数学家兼天文学家本杰明·皮尔斯更是明确、公开地支持奴隶制。[735]无论贝奇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如何，它都没有影响他与未来的联邦党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之间几十年的友谊，他与种族科学的顽固支持者路易斯·阿加西斯[736]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