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奇和亨利推崇科学与道德理想的“谦虚”与“严格”，这让他们避开了可能激起区域敌对，以及干扰他们联合这个国家“真正的科学家”的话题。贝奇、亨利和他们的大多数同盟认为，科学的非人性和客观性与默许现状（包括白人至上主义）和奴隶制之间并无矛盾，这是对这个时代最紧急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礼貌地”保持沉默的态度。[737]令人吃惊的是，爱伦·坡在他关于文学批评的“科学”方法中也不考虑道德和政治，而将文学作为纯粹的“艺术品”予以评价，这说明他不但与贝奇和亨利的美国知识改革计划一致，而且也与他们在美国前内战时代与“平均种族主义”的共谋一致。
贝奇的“伟大科学工作”
贝奇相信（有些自相矛盾的）保护科学不受政治干预的另一种方法，是将科学非常牢固地固定在政府机构之内，使之可以承受变化莫测的党派冲突和公众的奇异猜测。在费城，他因为杰克逊派政客的逼迫而退出了吉拉德学院和中央高中。在经历这一挫折之后，他在寻找一个稳定且不引人注目的机构，他可以以这一机构为基地悄悄地建立这个国家的科学基础设施。
1843年，在斐迪南·哈斯勒(Ferdinand Hassler)去世后，贝奇的机会来了。哈斯勒是当时美国海岸调查局（U.S. Coast Survey，简称USCS）年迈的主管。USCS从1807年就开始为国防工事建设和商务绘制海岸线地图，但近年来该机构缺少员工、设备和指导方向。在哈斯勒死后，这一被人忽视的联邦机构恰巧出现在贝奇面前。如亨利所说，海岸调查“与这个国家的科学性质紧密相关：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工作，应该交付给一个具有确定科学声誉的人负责”。[738]这简直就是为贝奇量身定制的工作。
贝奇还发动了他的家人和有影响的朋友为他游说以获得这个职位。本杰明·皮尔斯宣布“我将不遗余力地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奋斗”[739]，而且他在波士顿的精英中为贝奇擂鼓助威，得到了约翰·昆西·亚当斯、辉格党参议员鲁弗斯·乔特(Rufus Choate)、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作为费城的海关关长，班克罗夫特曾任命奥雷斯特斯·布朗森和纳撒尼尔·霍桑在海关任职，以及几位有名望的商人的支持。约瑟夫·亨利也动员了他在纽约和新泽西的关系，尽管这意味着放弃他和贝奇曾计划共同编写的自然哲学教科书。
这一活动最终成功了。泰勒总统于1843年任命贝奇为海岸调查局的局长。据亨利说，贝奇“获得了这个国家所有最著名的科学家的支持，内阁因此别无选择”。[740]于是贝奇带着妻子南希在首都华盛顿落户。他从那里着手，将一个昏昏欲睡的政府机构改造为一个强大的全国科研动力源。
贝奇在调查局享有独一无二的权威。他远离公共演讲厅、记者和学院管理者，专注于派遣探测队绘制这个国家的海岸线与港口的地图。他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在现场工作。沿着地势，他和他的探测队不断地扩大仔细测量的三角形网格；他们也做水文数据调查，沿着船舷丢下铅坠线，测量水深和海岸水域下的海床轮廓。[741]
为了使测绘更精确，“他找来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专业人才”。[742]海岸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是从陆军和海军中招募的，许多来自西点军校，包括他的朋友们推荐的学生。本杰明·皮尔斯持续为他提供遵守纪律的哈佛大学毕业生，还有他任性的儿子查尔斯——一位未来的哲学家。“首领”耐心地将科学方法传授给这些青年男子和极少数青年女子，其中天文学家玛丽亚·米切尔(Maria Mitchell)是贝奇的一个远亲，她也在一个夏天参与了测绘，她后来在1847年发现了一颗彗星。这些调查让人们得到了严格的、先进的科学训练和经验，这些都是在美国其他地方找不到的。[743]由此产生了忠于贝奇及其朋友们的一代研究工作者，他们按照自己的严格标准训练这一代人。
在另外的半年时间里，贝奇则在华盛顿特区离国会山不远的办公室工作：计算，监督地图制作，书写年度报告。协助他的是仪器奇才约瑟夫·萨克斯顿[744]，他是贝奇从费城铸币厂带过来的，担任美国度量衡管理局(Office of Weights and Measures)的负责人，他修理测绘仪器，改进各种洪堡测量手段（气压、磁倾角、距离和时间）的精度。尽管贝奇面对着来自国会许多人明目张胆的敌意（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拨款是一种精英式的浪费行为），但他的家族关系和政治悟性帮助他培养了不少同盟军，与敌人和解。开始时，他预期需要耗时10—12年来完成整个美国海岸线的工作，但他设法扩大了这一任务和年度拨款。到了1848年，美国海岸调查局是美国政府中资金最多的机构，年度预算为40万美元，而且看不到任何资金减少的迹象。
贝奇把美国海岸调查变成了一个“国家科研项目”。[745]在他的指引下，调查局逐步变成了“政府的综合科学机构”，一个研究与训练的稳固基地，一个得到联邦资助但政治上独立的专业部门的典范。[746]
然而，“美国需要的其他科学”仍然暂付阙如。贝奇和亨利认为，取悦大众的全国研究所不是一个交换科研信息、协调各地区工作，或者让真正的美国科学工作者畅所欲言的地方，他们要组建的不是为了取悦大众的科学机构，而是为科学家们服务的基地。史密森的50万美元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
公平的奖励
1843年年底，爱伦·坡在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进行巡回演讲，采用了与其他巡回演讲者相同的路线。他给自己的演讲命名为“美国诗歌”，这是在藐视在《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中取代他的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因为该题目和被爱伦·坡认定为“骗子”的后者编纂的诗集同名。然而，在学会圈子里，爱伦·坡还有其他竞争者。
最令人恼火的是，12月，在爱伦·坡的《杜博·L．迪博士》中讽刺骗子物理学的演讲大师的原型——狄奥尼修斯·拉德纳正好也回到费城来参加一系列圣诞节活动。这位“同性恋色魔”通过在他的表演中加入宗教狂热（和音乐）的方式，压下了有关他的不道德行径的传言。
拉德纳还进一步增加了他的特技效果。他增加了“天象仪”(Planetrarium)——一个由来自俄亥俄州的工匠设计的房间大小的太阳系机械模型，并在演示这一道具时配上了音乐，用管风琴演奏了汉德尔(Handel)的《弥赛亚》(Messiah)。他的“太空望远镜全景”是由一个庞大的魔灯演示的，带有太阳系和1843年的彗星的活动幻灯片，背景音是海顿(Haydn)的关于宇宙的交响乐《创世》(The Creation)。在莫扎特(Mozart)的弥撒曲(Masses)声中，一个庞大的图像卷轴缓缓地展开，描绘了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和耶路撒冷的“运动全景”。
拉德纳称这些小花样使《布里奇沃特演讲》[747]的节目更加丰富多彩——“不用宗教教义”就能展现“自然神学观点”。他提出要“演示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的现代发现，证明宇宙的神圣造物主的存在，并表明其属性”。拉德纳其实没有得到使用“布里奇沃特”这个名字的授权，他却顶着这个名、背靠那些受人尊重的自然神学理论招摇撞骗。与此类似的是，他过去在伦敦的赞助人查尔斯·巴贝奇在其尚有争议的《第九篇布里奇沃特论文》(Ninth Bridgewater Treatise)中也有非常类似的行为。拉德纳设计了这些被修饰得非常绚丽的产品，为的是吸引那些美国家庭，让他们眼花缭乱，从而产生一种已经理解了宇宙的满意而又证明了自身虔诚的感觉，且不必过分开动脑筋，或者听取任何危险的想法。
1841—1845年间，拉德纳的演讲和出版物为他赚取了2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600万美元。[748]尽管爱伦·坡鄙视这些表演的低品位和“江湖骗子”的性质，但一贫如洗的他还是对这样大规模成功捞钱的行为艳羡不已。音乐和机械效果可以遮掩许多演讲者智慧上的不足之处。爱伦·坡认为，《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矫揉造作的装饰降低了杂志的档次，而这些噱头的效果与之类似。只能说，通过噪声、兴奋之情、明亮的灯光和感情丰富的宽慰来迷住群众是何等容易。正如爱伦·坡对此写的那样：“群众的鼻子就是他们的想象力，而这一点，无论任何时候都很容易被暗中加以引导。”[749]
尽管让大众满意并不容易，但这对爱伦·坡而言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许多年来他都在同时为两类读者写作。[750]一篇小说可以用悬念、幽默和震撼让一部分通俗读者高兴，但他同时希望，小说的哲学共鸣和文学技巧最终会被那些好学的少数人承认。他的批评文字能为未来研究他的作品提供地图和钥匙；在他的小说中，他悄悄地把隐秘的寓意、密集的潜台词和自我暗示的笑话藏了起来，以供后来的读者发现与解码。正如他写的那样：“解开一个你自己（作者）为解开这一明确目标编织的网的独创性何在？”[751]
孤独的探索者
那年秋天，爱伦·坡评论了西利曼的《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叙述探险远征队情况的一期特刊。这次远征是爱伦·坡在《南方文学信使》上支持的一项国家项目，《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的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此。[752]除了其中的植物、动物、地质和民族志方面的标本之外，远征队还带回了一位不情愿地跟随而来的斐济酋长，名叫维多维(Veidovi)。[753]在一次炫耀武力的野蛮行动中，两名美国人和几十名斐济人丧生，威尔克斯船长劫持了这位酋长。被劫持的酋长在旅行的最后阶段生了病，并在纽约港去世。船上的博物学家查尔斯·皮克林将维多维的颅骨包装起来，运到了费城，塞缪尔·莫顿把它收藏在了他的“美国各各他山”颅骨库。
在4年的航行期间，威尔克斯遭到了大多数船员的憎恨，而其中的“科学人员”尤其憎恨他，因为他经常阻止他们的研究。返回后，威尔克斯即被送交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罪名是暴虐的指挥与过分使用武力。洗脱罪名之后，他前往华盛顿工作，帮助整理了专利局中的临时样品展示长廊。[754]
1843年7月，威尔克斯按照自己的习惯自封为领导。他增加了展品的解释性说明，重新安排了展品，增加了灯光，禁止吸烟，并用金色字母在长廊入口上方写下了“探险远征队搜集物品专展”的字样。这一展览改造大获成功。[755]参观者排着队，目瞪口呆地看着色彩鲜艳的热带鸟类和花朵，“来自巴西的宝石和黄金与铁矿石；来自秘鲁和智利的铜和银矿石；庞大的贝壳与珊瑚收藏”[756]；还有民族学物品，包括服装、武器和来自太平洋诸岛岛民的颅骨。
对美国海军缴获物的这次壮观的展出证明，这次远征的巨大花费和复杂工作物有所值。它让大众对其中搜集的物品进行排名，以此迎合这个国家认为自己的技术在快速发展与超人一等的感觉：“走过国家展览长廊，我们以超过火车的速度跨越了太平洋，并检查了它们的各种产品，以及野蛮人的相对智力。与更先进但同样野蛮的斐济人相比，新荷兰人的落魄更为突出。”[757]在以后的10年间，每年来参观这一展出的人数都多于10万。它变成了证明政府未来在科学研究与殖民扩张方面开支合理的凭证。[758]
随着公众对这次探险的赞赏不断高涨，爱伦·坡为他的朋友J. N．雷诺兹寻求公正，后者一直梦想着这次远征，却因为威尔克斯的行为而被剥夺了上船的资格。爱伦·坡在自己的作品中感谢“许多有能力而且值得尊敬的绅士”[759]加入探险队的科学家队伍，但他因为“一次可耻的欺骗”而震怒，因为它让“最初设想了这次探险并使之登峰造极的人完全无法参与这一事业”。他将雷诺兹描绘为一个有远见的人，但悲剧性地走在时代的前面。尽管自吹自擂的威尔克斯试图占据这一荣誉，“但这次胜利的远征”应该作为“雷诺兹先生的远征”而被世人永远铭记。
爱伦·坡觉得雷诺兹是一个与自己有着类似精神的人，一个大胆的、富于想象力的探险者，但他的勇气和辛苦未曾得到奖励。在费城，爱伦·坡的文学努力既未能让他摆脱贫困，也未能让他创办全国性杂志的计划成功，即使是一个他曾向洛威尔建议的、由一个“联合小组”[760]领导的杂志也没有成功。上述这样的一个组合或者说阴谋集团与此时这个国家最活跃、最有雄心壮志的研究人员的组织非常相像，后者为保证联邦政府支持全国性科研机构的计划已经开始取得成功。贝奇现在在华盛顿特区，执掌海岸调查局，这是实现他和亨利的从上至下、中央协调的全国科学机构愿景的重要一环。国会已经批准为塞缪尔·莫尔斯拨款3万美元，并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敷设一根实验性电报线。[761]尽管那些学科带头人对国家科学促进研究所不感兴趣，但该研究所在公众中间的努力还是让他们深切地感到，需要建立一个由科学精英塑造与领导的美国科学协会。
爱伦·坡不断进行极有独创性的文学实验，不知疲倦地报告和分析，为发展和壮大美国文学界不遗余力地参与各种活动……所有这些辛苦与发明证明了些什么呢？会有人铭记其中的任何东西吗？他创办全国性杂志的计划撞了南墙，他在华盛顿和费城海关的竞争惨遭失败，他甚至几乎无法维持他的姑妈和疾病缠身的妻子的生活。
一个在爱伦·坡位于春园的家附近长大的女孩回忆，她曾见到他穿着一件西班牙斗篷，带着“严肃而若有所思的表情”沿着第七街(Seventh Street)走进城市。尽管“只有30岁出头，但他看上去像个中年人。[762]对邻居们来说，他的名字几乎毫无意义”。
1844年4月，他不得不离开费城，离开这个曾经把如此撩人的可能性展现在他面前的城市。他将带着弗吉尼亚离开费城，前往纽约。尽管他的家庭当时很贫穷，甚至达到了挨饿的程度，但这个国家正在进入扩张阶段。约翰·泰勒正在准备竞选总统连任，他认为这个国家的进军方向是：吞并得克萨斯和俄勒冈，边界直抵北纬54°。
现在爱伦·坡必须重新考虑他曾在费城抱有的希望，即获得一个安全的、有权威的地位，并影响那些在文学、哲学和科学领域举足轻重的人对重要问题的态度。他已经无法复制一条贝奇式的成功之路。在前往纽约时，他的人生之路正在靠近另一个对美国科学的贡献相当不同的人的轨道——P. T．巴纳姆。
爱伦·坡此时准备用新的方式让人们注意到他的写作和想法，即使这意味着走出讽刺的“怪诞”，进入直截了当的恶作剧。他将继续认真地追求他的小说、诗歌和批评方面的高目标，并进一步推动他研究的哲学和科学的理论化。但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像纽约那样，为获取名声提供更多的机会。
1846年前后的爱伦·坡（微型素描）根据约翰·A．麦克杜格尔摄像所绘
拉塞尔广场和贝德福德广场爱德华·沃尔福德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