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刚刚到达这些国度
从一个最终朦胧的极北之地——
从一个离奇的荒野之地，它崇高地位于太空之外——时间之外。
——爱伦·坡，《梦境》(Dream-Land)[764]
纽约《太阳报》，1844年4月13日；文章标题与配图为“‘维多利亚’热气球”
12 新奇事物的市场
被科学征服
1844年4月13日，美国国家科学促进研究所在华盛顿的盛大活动闭幕两天之后，纽约《太阳报》头版高声叫道：
爆炸性新闻！从诺福克乘坐快车到来！3天横跨大西洋！蒙克·梅森(Monck Mason)的飞行机器的惊天胜利！[765]
大字标题下面的文章惊呼：“一个重大问题终获解决！天空也和大地与海洋一样，被科学征服。”报纸的各栏也夹杂着一片惊呼：“赞美上帝！在此之后，谁还会说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呢？”
这是一桩令人震惊的新闻：横跨大西洋的热气球第一次成功飞行。首席飞行员是蒙克·梅森，一名爱尔兰探险者与科学作家，曾于1836年乘坐热气球从威尔士飞到德国。
这次从英格兰到达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的飞行全靠梅森做的技术改进[766]：用了一个能控制气球高度的装置，包括一根能起到调节压舱物作用的导向绳，还有由藤条和丝绸打造的舵。《太阳报》还登载了另一个著名的科学人哈里森·安斯沃斯(Harrison Ainsworth)的热气球日记，其中详细叙述了这次“令人神往的”旅行面对的技术挑战。这台引人注目的机器被人详细地刻在一幅木刻画上。《太阳报》能对这次飞行进行独家报道，多亏了“在查尔斯顿的一个代理”。这里指的是迅速获取新闻的特殊手段[767]，包括特快列车、信鸽和摩尔斯的电报。
这篇文章以一个让人敬畏的预言结束：“以后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重大事件，现在就想确定是没有用的。”不需要想了，只要阅读与吃惊就行了，而且别忘了给你的朋友们各买一份报纸！
真实的情况是，真正经历了旅行的人只有那些《太阳报》的读者：他们被人带着经历了这段飞行。[768]这整个故事是由爱伦·坡写的一出恶作剧，他在一周前来到了这座城市。但他本人后来说：“在热气球故事中放入的任何元素，都没有与任何航空经验不一致的地方。”[769]他坚持说，其中的任何细节都可能“真实发生”。
一个月后，他在披露这个恶作剧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公众的反应“是一次强烈的轰动，远远超过了自从洛克的‘月球故事’以来任何这类事情造成的程度”。[770]从恶作剧发表那天的日出时分直至当天下午2时，“围绕着《太阳报》编辑部建筑的广场真的被围得水泄不通”。他还援引了一位当时等待“号外”的纽约人的话：“当第一批报纸刚刚进入街道，它们就被一抢而空，让那些报童大赚了一笔。”有些人付出了50美分一份的价格。这个故事被印成单张宽幅的“号外”再次发表。《纽约先驱报》的一位记者对这一“恶作剧尝试”[771]的“轻浮”感到愤慨。而据《星期六信使报》报道，此次《太阳报》大约“卖出了5万份‘号外’”。[772]
对爱伦·坡而言，公众对这一恶作剧的接受让他得到了一些有趣的思考：“更有知识的人愿意相信其真实性，而绝大多数平民阶层反而对整个故事不屑一顾。”[773]他认为这种现象表现了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变：“20年前，轻信是下层群众的特点，而怀疑是富有哲理的人们的突出特点”，但现在的情况完全颠倒了，“智者不愿意怀疑——而且他们有理由这样做”。尽管确实有骗局与虚假的说法，但在这个时代，惊人的发现与发明如此之多，最聪明的方式是先去相信，然后再提出问题。
爱伦·坡的热气球恶作剧是宣告他来到纽约的一张完美名片。当时用来发表惊人新发现的表演与各界对其的争议，正在被整合为一门精美的艺术，也是那虽然混乱却强有力的“宣传、怀疑和相信三部曲”机制的一部分。
当博士们意见不一致时
当爱伦·坡4月6日到达纽约时，运气站在了他这一边。码头下着雨，上岸后，他急忙找了一家公寓，然后回来，为弗吉尼亚打上伞。她上岸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咳嗽”。[774]在他们位于格林尼治街(Greenwich Street)的住所里，有一张像是来自童话中的桌子，他写信告诉玛丽亚·克莱姆，他们晚餐吃的是“你能喝到的最好的茶，又浓又热，小麦面包和黑麦面包、奶酪，精致的茶点，一大盘考究的火腿、两块冷小牛肉，堆起来像山那么高，还有三盘蛋糕……每种东西都多极了。在这里用不着担心挨饿”。
尽管如此，弗吉尼亚那天“夜里还是大哭了一场”，因为想念妈妈和他们家养的玳瑁猫卡特丽娜(Catterina)。他向很快就会来与他们会合的马蒂保证：“我感觉精神好极了，一滴酒也没喝，所以我希望我很快就能摆脱麻烦。”
纽约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它的码头吞吐着用来出售的货物和将从伊利运河进军西部的人群。四面八方都是广告牌和卖主的叫卖声，还有运煤车与鹅卵石撞击时发出的喧闹声。这样的噪声让爱伦·坡很吃惊。“就在两个人正在进行极为重要的交易的地方，就在命运依赖于每一个音节、每一个时刻的时候，一切谈话竟然如此频繁地被打断，一次能持续5分钟甚至10分钟”，直到“叫卖蛤蜊和猫鱼的小贩的喉咙被叫喊声、尖叫声、吼叫声压制得暂时沙哑和静止为止”。[775]玛丽亚·克莱姆随后来到公寓和他们会合，这里离安街(Ann Street)的书店、杂志编辑部和印刷厂都不远，看上去远远比最近沿着第十四街(Fourteenth Street)拔地而起的豪宅矮得多，但只要几步路就能到百老汇、市政厅以及“五点”(Five Point)街区附近凄惨的贫民窟。
公寓附近有许多阅览室和图书馆。这座城市的杂志和出版社比美国其他任何城市的都多。除了吵吵闹闹的声响，纽约还有许多值得尊重的科学事业。纽约自然历史学会[776]创建于1817年，其中有许多值得夸耀的、保存极好的动物、植物和岩石的标本收藏。它于1836年收购了距离王子街(Prince Street)不远的百老汇上的一座大厦，并出租给颅相学和园艺学学会(Phrenological and Horticultural Societies)。它以本杰明·西利曼的一次地质学演讲来庆祝自己的创建。该学会的主要导师包括约翰·托里及其助手、植物学家亚萨·格雷(Asa Gray)，风暴理论家兼工程师威廉·雷德菲尔德(William Redfield)，还有约翰·W．德雷珀[777]，他同时在继续他那有关化学、物理学和银版照相方面的工作。1843年，该学会的大厦被收回，但在德雷珀的帮助下，重新在纽约大学的医学院大楼中安家。
然而，呼吁事实和实用性的声音可能会被这座城市的娱乐、轰动新闻和激进科学的噪声淹没。在王子街与百老汇相交的尼布洛花园，人们可以边享用美味边欣赏戏剧、音乐、全景图、科学演讲和著名舞台魔术师安东尼奥·布利茨（Antonio Blitz，即西格诺尔·布利茨）[778]的魔术表演。百老汇的社会图书馆内悬挂着托马斯·科尔的大型寓言油画《生命的旅程》，那里还经常举办关于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演讲。
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向东几个街区，就是宏伟的克林顿大厅，狄奥尼修斯·拉德纳就是在那里开始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的。这座大厅是一个素食者协会、一个女权主义者团体和堪称这个国家最大的智力公司之一的颅相学学会的总部所在地。颅相学学会由奥尔森·富勒(Orson Fowler)和洛伦佐·富勒(Lorenzo Fowler)管理，有许多头骨与半身骨骼的藏品、一个演讲厅、印刷办公室和阅览室。在这里，人们可以学习有关头部隆起、器官和社会改革的知识。在克林顿大厅，业已证实和确立的科学及巩固这些知识的演讲正在与新的理论和体系竞争，后者中有些是不着边际的猜测，另一些是直截了当的欺骗，还有一些则是半真半假的有关末日临近的煽动性说辞。
《纽约的欺骗》的作者声称，这个城市是“江湖骗子们选择的竞技场”。[779]在一场争夺底层大众的竞赛中，“无论他们扮演哲学、慈善事业还是宗教方面的角色，这些江湖骗子越是声称自己无知、无耻甚至邪恶，他们就越能得到更大的权力和资助”。有几家杂志为大众说话，代表他们的利益。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曾发表了西点军校数学家、贝奇的同事、创办了辛辛那提天文台的奥姆斯比·米切尔[780]的通俗天文学演讲稿。《纽约每日论坛报》也发表了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著作的译本。傅立叶寻求在更合理、更有人情味的劳动分配的基础上改革社会（尽管由于美国人对社会问题的敏感，他倡导的各种匪夷所思的改革措施的原文遭到了删减）。
最早的日报是作为宣布商品价格和船只到达的商业公告出现的。[781]爱伦·坡在上面发表了他的热气球文章的《太阳报》则是第一份大版宽幅报纸，阅读它的是那些无力订阅6美分日报的人。自从在1833年创刊，它通过“报童系统”[782]和理查德·洛克的“月亮恶作剧”发展了起来。
另一位恶作剧欺骗者是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即P. T．巴纳姆），他刚成为美国博物馆的拥有者，该博物馆就位于市政厅公园的后面。这座建筑物装饰着旗帜、灯塔用灯，还有一个用于远眺和放飞热气球的屋顶花园。巴纳姆是一个商店老板的儿子，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他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色卷发，大眼睛，大嗓门，喜欢滔滔不绝地胡乱说话。在投身公众娱乐之前，他做过房地产投机生意，并创办了一个彩票网络。
1837年（当时爱伦·坡还正在考虑《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中的神秘情节），巴纳姆遇见了他在波士顿音乐厅的偶像之一——约翰·内波穆克·梅尔策尔，当时后者正带着他的下国际象棋机器人巡回表演。巴纳姆此时正在宣传他的第一个成功的热点，上面谦虚地标以“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然奇景与民族奇景”——这就是乔伊斯·希斯(Joice Heth)，一个干瘪的妇人，巴纳姆说她过去是黑奴，曾是乔治·华盛顿的保姆，所以已经不止150岁了。希斯抽雪茄，用她口中“我们的国父”的儿时古董来取悦观众。面对怀疑者，巴纳姆拿出了购货发票和一份经过宣誓签发的书面陈述，上面说，全国多位“著名的医师和智者”[783]“检查了这个”活骨架和她随身携带的文件，他们全都一致宣布，她已经161岁了！“而梅尔策尔”这位操办愉悦公众活动的伟大先驱[784]，“则完全赞同巴纳姆丧失人性的奇观，并保证他未来一定会获得成功”：他用断断续续的英语说，“我看出来了，你明白报章的价值，而那是一件伟大的事物。没有什么比白纸黑字的印刷文字更能帮助表演者了”。
巴纳姆不断地让他那些引人入胜的热点登上报纸。他的新奇的热点名单包括巨人、白化病患者、美洲原住民舞者、杂耍演员、魔术师、机器人、填充动物标本、化石和奇形怪状的生物。就像他对乔伊斯·希斯所做的那样，他的着眼点是观众对看到与众不同的人类的热切希望，尤其是那些与他们自己有极大不同的人类。他最著名的表演者之一是查尔斯·斯达通(Charles Stratton)，别号“拇指将军汤姆”(General Tom Thumb)、“有史以来最小的能自行走路的人类”。他实际上是一个侏儒症儿童，但巴纳姆把他的年龄夸大了几十岁，并在他5岁时就让他喝酒、抽雪茄，训练他像成年人一样说话和行动。这里面有些奇人是真的，但更多的是被剥削和被包装成奇怪人类的可怜人。
在经历了4年的环球航行后，美国的探险远征队最终于1842年返回，在纽约港靠岸停泊。让巴纳姆的“科学与音乐宏伟剧场”在征途上取得突破的，是一次深受探险远征队启发的展览。[785]在新闻中，人们对被俘的斐济酋长维多维在远征队船上去世一事有诸多讨论。与此有关的一项可怕计划的消息传出，说人们想要保存他的头颅，供莫顿进行头骨检查。这让巴纳姆在他的博物馆的广告单上添上了一个新奇观，“食人族酋长的首级”。在付过了钱之后，参观者们却发现他们看到的不过是那名酋长的头颅的一个石膏模型。
为了让“斐济热”经久不息，巴纳姆从波士顿的一个演出者摩西·金伯尔(Moses Kimball)那里借来了一个日本新奇物。在把它重新命名为“斐济美人鱼”之后，巴纳姆宣布一位英国科学家即将到来，他就是格里芬博士(Dr Griffin)[786]，伦敦自然历史学会(the Lyc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London)的代理人，最近刚从巴西的伯南布哥州过来。这个著名的博士实际上是巴纳姆的副手利瓦伊·莱曼(Levi Lyman)，他在百老汇的纽约音乐厅(New York Concert Hall)出现，展示了那条美人鱼，但没有提到巴纳姆，后者在那时宣布，他买到了“新奇的生物”，且将在他的美国博物馆里展出。
在“斐济美人鱼”到来之后的那个月，博物馆的门票收入从之前的每周大约1000美元飙升了两倍，达到每周3000多美元。对这位虚假的“格里芬博士”和那条美人鱼的怀疑也确实有，但考虑到科学界存在着如此之大的争论[787]，所以它们本身也变成了吸引公众的一部分。有人说那个生物是活着的时候在斐济群岛被抓的，其他人则声称这是“一个人造产品，而且根据权威论证，美人鱼是根本不可能在自然界存在的”。
巴纳姆摆出了一个任由大家评判的中性姿态。他“只能说”，那条美人鱼“与任何鱼一样，看上去如此真实”。但当他问道：“当博士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该由谁来拍板定论呢？”当然，下面拿了钱的“托儿”就会说：“由你决定。”无论它是“自然形成的还是艺术品”，这个东西都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奇观”。巴纳姆带着美人鱼在全国巡回展出。在南卡罗来纳州，争论甚至引发了一场决斗，他们一个是牧师兼博物学家，另一个是报纸编辑。查尔斯顿的居民担心因此出现“大规模暴力”事件。[788]
这丑陋的喧闹和巴纳姆不菲的利润只是因为一条“美人鱼”引起的，但只要仔细检查就会发现，“美人鱼”的上半截身体属于一只猴子，有人把它人为地缝到了一条腌制过的鱼尾巴上。然而，这并非纯粹是一个展览者在试图让人们认为某个造假产品是真迹。巴纳姆推出的不仅仅是标本，而且还有争议。牵扯的人越多、时间拖得越长就越好。在查尔斯·威尔森·皮尔在费城的博物馆里，展示着乳齿象的骨骼这类自然奇观。遵从其父亲的教导，皮尔的儿子们也展示了一个类似于“斐济美人鱼”的样品[789]，但他们指出了样品上的针脚，准确地解释了它是怎样制造的。而巴纳姆的展出则不同，它让观众自己做出判断。[790]
当时，巴纳姆的展览对工人阶级的观众来说，是学习有关自然历史和通俗力学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791]除了赝品和过于轰动的展品之外，这些展览确有奇观和事实：罕见的地质标本，稀有的动植物，化石，天才的发明，有关自然历史、化学和天文学的演示等。人们可以花一张门票的代价，在这一前内战时期科学特殊的表现形式中，通过眼睛以最直接的方式获取知识。在这些展览上，不同意见、争论、推测或者咧着嘴嘲笑都是允许的。
巴纳姆正在发展一种极端形式的“江湖骗术”，贝奇和亨利将其视为他们的科学目标之敌。巴纳姆在广大听众中散布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而贝奇和亨利的目标是专注于科学确定性和只掌握在几个人手中的权威。贝奇和亨利认为，任何在公众中的科学演示都有被拉低档次，成为狂欢、庆祝、欢呼耶稣再生或者发展成市政大厅集会的风险。按照他们的观点，最糟糕的是：巴纳姆鼓励观看他表演的低薪人群认为，他们的意见在有关科学真理的问题上举足轻重。
通过商业文化的扩展、高强度的福音传道和政治运动的频繁争斗，在美国让人相信某种信念的条件正在变化。对信念的许多检测发生在面对面的公众会议上：政治演讲、宗教复兴、科学讲座、舞台魔术灯等。报业是不可或缺的加速器，在纽约让社会潮流的发展达到了无可匹敌的速度。贝奇与亨利寻求如同建筑般坚固的堡垒来对抗这一上升的潮流，而巴纳姆正在愉快地加速这一潮流的发展，并顺流划船前行。爱伦·坡的策略则时而与贝奇相同、时而与巴纳姆相同。由于受到贫穷的推动和饥饿的威胁，他对自己的定位一直飘忽不定——他在写作上对真理的追求一直伴随着闪光和阴影。
机械短评记者
爱伦·坡在纽约的第一份稳定工作，是为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报纸“哥伦比亚谍报”系列(The Columbia Spy)书写“高谭市纪实”系列评论(Doings of Gotham)，负责报道这个城市中的种种八卦、政治事件、商务活动和新奇事物。他看到了一个“充斥着陌生人、一切都被紧张的生活笼罩”的城市。[792]街道“肮脏得令人无法忍受”，而出租马车、公共交通和尖叫着的猫都在折磨着行人。他在整个曼哈顿岛(Manhattan Island)上四处游荡，“为什么？”他问，“我们非要去掉真实名字中的某个音节吗？”[793][794]这个岛上无论是有些地方那“如同岩石般贫瘠的空气”，还是爱尔兰棚户区居民建造的棚屋，都让他感到震撼。乘坐一叶小艇围绕布莱克威尔岛(Blackwell Island)[795]的一次“发现与探险之旅”让他目睹了纽约东区“壮观的绝壁和威严的古树”。他预言：“20年后，或者最多30年后，此时这里的浪漫将不复存在，一切将被船运、仓库和码头取代。”他说对了。
他已经看到，人们正在准备1844年的总统大选。[796]作为总统，约翰·泰勒已经把奴隶制方面的进步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逐步改变辉格党之前小心翼翼地在北方与南方支持者之间保持平衡的做法。得克萨斯州的定居者早在1836年便宣布从墨西哥独立。为了寻求连任之路，泰勒于1844年与那里的定居者签署了一项兼并条约。他向国会提交了这一条约。开始未能通过，但增加了对墨西哥开战并增加一个奴隶州的可能性。紧张的局势愈演愈烈，支持奴隶制的议员们试图阻止在国会辩论奴隶制问题，但约翰·昆西·亚当斯找到了一些绕过他们的“禁口令”的方法，并在众议院中当众宣读了反对奴隶制的请愿书。
废奴主义者和奴隶制的其他敌人都被泰勒有关得克萨斯州的计划激怒了。泰勒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而不冷不热地反对得克萨斯州兼并的亨利·克莱成为辉格党的候选人。克莱的提名利用第一封通过跨州线路传送的电报宣布，这条线路以闪电般的速度接通了辉格党在巴尔的摩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华盛顿特区之间的联系。在得到了安德鲁·杰克逊的祝福之后，田纳西州的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成了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的候选人，而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的叔叔乔治·达拉斯是他的竞选搭档。波尔克拼命支持兼并得克萨斯州。他也承诺要拿下当时还是英国领土和加拿大的一部分的俄勒冈州，以安抚奴隶制的反对者，维持自由州与蓄奴州之间的平衡。泰勒后来退出了总统竞争，转而支持波尔克。
到了5月，爱伦·坡在纽约看到了“‘波尔克屋’、波尔克鲜蚝酒窖”，还有“波尔克帽子、手套和手杖”，“它们”已经在对付那些支持克莱的竞争对手们。当竞选活动进一步展开时，爱伦·坡担心“最近扰乱了费城的暴徒混乱”[797]也会在这里爆发——由“当地美国人”（英国裔盎格鲁定居者的自称）发起的、反对自由非洲人和爱尔兰人的种族暴乱。
爱伦·坡追踪了纽约期刊的共性，也注意到了小说家纳撒尼尔·威利斯创办的《新镜报》(The New Mirror)[798]。夏末的一天，玛丽亚·克莱姆出现在《新镜报》的办公室，“说到爱伦·坡生了病，她的女儿则是一个确诊的残疾者，他们的处境如此艰难，于是她只好”自己揽下了家庭的重任。[799]
她的时机选择得刚刚好，因为刚创办的《晚镜报》(Evening Mirror)急需编辑，以扩大两份日报的编辑阵容。爱伦·坡再次接受了15美元的周薪，担任“机械短评记者”，负责“发布新闻、凝聚陈述、回答读者来信、关注趣闻”。正如在里士满和费城一样，在他关注的众多领域中，都少不了科学发展：他曾写文章为约翰·W．德雷珀的一项利用照相技术研究植物特点的工作辩护，[800]他也叙述了提供给奥姆斯比·米切尔主管的辛辛那提天文台的大型望远镜的制造进度。正如“罗斯伯爵威廉·帕森斯(Earl of Rosse, William Parsons)即将完工的庞大仪器一样”（指那台正在爱尔兰建造的一台54英尺长的望远镜，用于观察星云）[801]，利用它得到的观察将带来“一些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人类或许因此会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天使”。
尽管这是一项稳定的工作，但对于“曾经担任几份月刊首席编辑”的爱伦·坡来说，“坐在编辑室一角的一张桌子旁边，只能随时准备接受任何形式各异的工作，这无异于一次降职”。但爱伦·坡“夹起尾巴”努力工作，威利斯看到了爱伦·坡是“如何决绝地、非常愉快地做好了接受任何建议的准备，如何准时、勤奋、可靠”，而且“高高兴兴、全心全意地工作”，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02]
爱伦·坡白天在纽约的出版中心勤奋工作，晚上则在家里热情洋溢地创作新小说，他让自己的神经中枢适应了一个超负荷运转的媒体环境。与费城相比，纽约的报纸生产周期更短、更吵闹、更有致命的紧迫感。廉价报纸要想活下去，就得每天大量出售，而要保证这样的销售量，就必须时时追踪具有轰动性的新奇事件。这无疑像在其他出版物的座位下面点了一把火。
围绕文学界的世仇、名人和人身攻击的恶劣文化，也在纽约的文学圈子里扎下了根，部分原因是受到了爱伦·坡本人在里士满和费城搅起的冲突的影响。[803]声誉不仅可以通过鼓吹和转载暴涨，也可以通过侮辱与抨击暴涨。有一次，威利斯拒绝对一位批评家对爱伦·坡的抨击做出回应。“我对查尔斯·布里格斯先生(Charles Briggs)作答将会成就此人，”他说，“在我们这个不完善的国家的转型时期，声名狼藉也是一种光荣”。[804]
在《新镜报》，爱伦·坡还受到了一个自称“青年美国人”[805]的雄心勃勃的作家集团的注意，他们紧紧追随当代欧洲的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埃弗特·戴金克是一个思想崇高的记者，生着一头纤细的金发，留着范戴克(Vandyke)绘画中的人物式的胡须。在他的领导下，“青年美国人”这一作家集团将他们的愤怒向模仿英国的“新潮”小说（也叫“银叉子”小说）的那些作家倾泻，尤其是向《纽约人》杂志及其编辑刘易斯·盖洛德·克拉克，他好用奢侈的宴席招待他的作者们。当克拉克和《纽约人》模仿欧洲时尚时，“青年美国人”呼吁正经的美国题材：“乡村生活的图像，城市中男人的图像。”[806]科尼利厄斯·马修斯的诗《瓦肯达》以印度传说为基础，哈里·佛朗哥（Harry Franco，查尔斯·布里格斯的笔名）的《大和小》(Big and Little)描写纽约市各色人等的生死，都是对这种呼吁的回应。
最初，这一作家集团与杰克逊派在北方的分支结成了同盟，戴金克是《民主评论》的文学编辑，该杂志是由约翰·奥苏利文(John O' Sullivan)主持的，正是他创造了“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这一口号（爱伦·坡称他是一头“蠢驴”[807]）。然而波尔克1844年反知识性的运动，以及对美国文学需要联邦支持的承认都把他们推向了辉格党。
正如同辉格党支持保护美国制造业的关税政策一样，“青年美国人”赞成用国际版权保护美国文学，这也和约瑟夫·亨利为美国科学寻求保护一样。美国法律没有涵盖外国作者的作品。因为没有义务对来自国外的作家付费，所以印刷商不受法律惩罚地出版了狄更斯、斯科特或者爱德华·鲍沃尔-利顿著作的盗版（同样也有那些科学著作），大量印行这些价格极低的图书。美国本土作家的作品却印刷量比较小，因此必须定价很高才能获得利润。读者们面临着选择：阅读著名的英国作家的廉价盗版书，还是昂贵的不知名美国作家的作品。[808]那些廉价的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却让本国不知名作家的昂贵的书籍面临灭顶之灾。
杂志生产中的“剪切-粘贴”习惯也让美国作者们难以建立被世人承认的身份。科尼利厄斯·马修斯为人诚恳、友善，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戴着眼镜，人们普遍认为他有一点愚笨，但他对这种“虚假、无法无天的状态”[809]感到很痛苦。“剪切-粘贴”则“往往会搅乱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泯灭那些使我们之为我们的特质和特性”。一项国际版权将让作者能更有效地控制他们自己的作品和职业生涯。马修斯是戴金克喜欢的那种人。当时计划在1月创办一份新周刊《百老汇杂志》(The Broadway Journal)的哈里·佛朗哥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也是他们的战友。
当爱伦·坡刚来到纽约时，“青年美国人”重视他过去在批评界中具有的地位（反对文学帮派和鼓吹），想立即拉他入伙。当时爱伦·坡对此也一拍即合：他曾帮忙为《费城星期六博物馆》撰写过自传，现在那篇自传经过洛威尔改头换面，成了他的作品的一份新前言，又加上了新的板画肖像和对他的诗歌、小说与批评文章的评价。他已经摆出姿势照了一张银版照片（而且至少还会再摆5次）——他是最早用照片塑造自己的公众身份的作家之一。[810]
然而，就在爱伦·坡步入纽约的宣传机器之际，他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小说，《辛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The Literary Life of Thingum Bob,Esq)，无情地讽刺了这台机器。辛格姆·鲍勃(Thingum Bob)是由斯慕格市一位理发师养大的，这位理发师经常为编辑和诗人刮脸。鲍勃写了一个对句，赞扬他父亲那可申请专利的理发方法，即有助于恢复精力的“鲍勃神油”，结果因此一跃登顶文坛巅峰。作为他所获成功的加冕礼，他成为一份相当于“由整个国家的文学整合而来”的期刊的总编和拥有者。
爱伦·坡的小说狠狠地抨击了获取文学声誉的诡计：巧妙的剽窃、相互吹捧、高调攻击、有意激起争议、政治机会主义，同时也嘲讽了爱伦·坡自己曾最珍视的雄心。辛格姆·鲍勃散布了自己的小说将要引起轰动的无根据的流言蜚语，为人们接受他的小说铺平了道路：“这些询问是特别针对我们的[811]，在这里，在北方——‘谁写的？’谁干的？有谁能说说吗？”一个如此“辛格姆·鲍勃”式的宣传策略。
在《新镜报》，爱伦·坡写了一篇揭露P. T．巴纳姆带到美国的一种新娱乐“瑞士敲钟人”（实际上来自英格兰的兰开斯特郡，他们曾在尼布洛花园和协会图书馆表演）的滑稽文章。[812]利用“许多大小各异的钟”，这7个留着胡须的男人演奏了“最甜美的音乐”。爱伦·坡的文章揭露，他们是“由精巧的机械装置”[813]驱动的，使用的是“与操纵电磁电报相同的能量”。他解释道，“通过隐藏的导线，一个放在舞台下面的电池可以与他们中的每一个交流”“由控制整个装置的技艺精湛的音乐家兼机械师发送引导与指引他们”的脉冲。这也是解释梅尔策尔怎样控制他的下国际象棋机器人的主要理论。
尽管爱伦·坡在《新镜报》地位依然低下，但他因此可以置身于纽约文学时尚气氛的中心。他能指出控制纽约媒体的混乱喧闹的隐藏的暗线，尽管他也开始为自己的作品使用它们。
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时代
爱伦·坡在1844年的创作效率是无与伦比的：总共发表了12篇小说。[814]尽管他过去的小说背景经常是伦敦、巴黎、威尼斯、哥廷根或者地图上找不到的模糊区域，但他现在更喜欢以美国为背景。新的小说记录了在波尔克-克莱的大选期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其中表现刺耳的沙文主义和对扩张的渴望。它们也是对那个时代的工业和国家的老一套歌颂的回应：
穿过沉重的织机，梭子在高速飞行，
织就一张多色的大网，色彩旖旎。
这里，滑行的盒子如同流星般狂奔，
有力的运动将各州结成一体。[815]
在这个时期，爱伦·坡的许多小说讽刺了对美国的独创性和发展的这种狂喜。《山鲁佐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The Thousand-and-Second Tale of Scheherazade)是一篇新的《一千零一夜》，它将现代技术的壮举夸大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在故事中，美国被表现为“一个最强大的魔法师们的国度”[816]，他们能把自己的声音从地球的一端送到另一端（电报），能引导太阳制造图画（银版照相），能降伏“一头庞大的马，它的骨头是铁，它的血是沸腾的水”（蒸汽火车）。
爱伦·坡在《与木乃伊的对话》(Some Words with a Mummy)中同样逆转了时代的局势。[817]这篇小说书写了一些他在费城认识的人物：盗墓的“埃及古物学者”乔治·格里登，还有种族科学家兼颅骨搜集者塞缪尔·莫顿，爱伦·坡嘲讽地将莫顿刻画为“波诺纳博士”（Doctor Ponnonner，他习惯说“以名誉担保”来为自己的古怪理论辩护）。在他的房间里，波诺纳把一个伏打电池与格里登提供的一具木乃伊相连。他们由此复活了法老“阿拉米斯塔吉欧”(Allamistakeo)——不难理解，法老因为死后受到骚扰而很烦恼。
格里登和波诺纳只好屈尊，向这位非洲国王解释了“古埃及人在科学的一切特定方面相对现代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明显落后”。法老则以埃及在化学、天文学、自流井、蒸汽能和建筑学方面的知识为证据，驳斥了他们的夸口。看起来，埃及人所缺少的仅有的“现代发明”是民主和庸医，故事中的法老把这两项创新置于同等地位。美国式实验或许会被证明是一个幻想，或者是“全然的错误”。[818]
爱伦·坡于1844年创作的小说发掘出了美国在“伟大时代的进展”中的矛盾与伪善。在《你就是凶手》(Thou Art the Man)[819]中，英雄查理·古德费罗(Charley Goodfellow)看上去“开诚布公、富于男子汉气概、诚恳、性格温和而且心怀坦荡”[820]，这些都是当时先驱的美德，他却可以在杀人之后扬长而去。《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The System of Doctor Tarr and Professor Fether)叙述了对一个疯人院的探访，那里引入了一种新的、人道的、仁慈的“抚慰疗法”[821]，结果却发现，住院的病人正在按照非常混乱的《扬基之歌》(Yankee Doodle)旋律控制那个地方。这个小说系列经常突出描写这类令人吃惊的扭曲。
读者们要求看到（而且，有些矛盾地期待着）新奇与令人吃惊之处，推动虚构作品进入一个充斥着惊悸感的文学世界。[822]《离奇天使》(The Angel of the Odd)是爱伦·坡在1844年创作的又一篇奇妙之作：在“这个时代的过度轻信”之严重影响下，人们很容易相信那些发明和稀奇古怪的事情。“最近，这些‘古怪事件’的迅速增加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极为离奇的自然事件。”[823]叙事人这样说。在从萧条到繁荣的纽约，规律是例外，唯一能肯定的是“古怪事件”带给人们的惊讶。
混乱中的推理
在这些充满了反转、双关、愁苦的幽默和偶尔有些恐怖难懂的滑稽小说中，爱伦·坡探讨了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自然是可以预测的、有序的吗？有没有可靠的方法弄清这一点？或者说，是机会在统治着宇宙？他随后以C．奥古斯特·迪潘为主角的侦探小说与这样的问题狭路相逢。
在1844年的年终选集《礼物》(The Gift)中，爱伦·坡发表了他的第三篇迪潘式推理小说，《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与头两篇一样，它也反映了很多古怪事件背后的隐秘设计。他的《莫格街谋杀案》强调的是在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关的现象背后有条不紊的逻辑，尽管它们是“多种多样”“变化百出”的；而《玛丽·罗热疑案》则专注于概率推理。它以迪潘的观察结束：没有理由假定两个类似的事件必然有相同的原因。“事实中最细微的不同”也可能让两个看上去完全一样的事件的走向彼此相背。[824]
“机遇论”或者“概率论”开始改变其意义和含义。最初，基于机遇论或概率论的调查形式被用于补偿知识的有限性及不确定性，并降低天文学观察的误差。在这期间，爱伦·坡提出了一个将在今后几十年间在自然科学中广泛传播的理念，即机会或许不仅能解释人类错误，而且也是自然本身结构的一部分。在《玛丽·罗热疑案》中，爱伦·坡在讨论“概率论”的同时指出：“根据现有的事实，得出对于发生的事件的想法，已经不再是哲学了。人们已经承认，偶然事件是自然基础构造的一部分。”[825]
这种认为机会是自然基础结构的一部分的想法，可以一直追溯到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他们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微小粒子之间偶然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相互作用是因为偶然发生的“突然变化”而让原子按照新的路径运动触发的。卢克莱修的《事物的本质》[De rerum natura(The Nature of Things)]用罗马读者可以读得懂的韵文说明了他的宇宙学；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植物园》和《自然之庙》则为18世纪的自由思想家更新了这种理念。19世纪初，达尔文的唯物主义宇宙学在美国有广大的热情读者，尽管有些人担心其中带有的无神论或者泛神论内容。“我们看不出……达尔文元物理学的那位学者怎样才能阻止斯宾诺莎(Spinoza)的信条的传播。”[826]一名神学家对人们警告道。化学家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827]于1844年逝世，人们对他的“原子论”做出了新的赞扬，而卢克莱修的诗的4个新的翻译版本出现在1799年之后，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译本出自约翰·梅森·古德牧师(Reverend John Mason Good)[828]的手笔，它启发了爱伦· 坡，让他与珀西·雪莱、玛丽·雪莱、霍桑和梅尔维尔一样，将生命与思维的含义理解为机会相互作用的副产品。
伊壁鸠鲁关于宇宙受到机会控制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与自然神学教徒的观点格格不入的，后者确信，自然是遵照一个仁慈的神明维持的可以预见的定律运行的。然而，在纽约的简陋办公室和小巷里，一次微不足道的邂逅便有可能带来辉煌或者毁灭，出现在那里的爱伦·坡有理由认为，区分胜利者与失败者的仅仅是运气而已。1844年，美国各州正在引进以或然性推理为基础的统计科学，用来追踪人口并制定决策。最初，统计学是在纽约有许多读者的《亨特商人杂志》(Hunt's Merchants' Magazine)中，作为商人们使用的工具被提出，爱伦·坡称其为“商业问题的绝对权威”。[829]统计学能帮助身处不断扩大的经济市场中的人们掌握各种手段。而在《玛丽·罗热疑案》中，迪潘则运用了或然性推理，发现了一次残酷罪行的起因。[830]
在爱伦·坡1844年发表的《失窃的信》中，迪潘再次现身，并在断案时采取了一种更具心理学特色的方法。为了挫败一个淘气的牧师用一封有失体面的信件讹诈女王的阴谋，迪潘进入了他的对手的思维。他为此还叙述了一个男孩的故事：男孩总是会在猜测游戏中取胜，原因是他能做出和他的对手一样的面部表情，然后等着看，在他自己的头脑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感情”。[831]与此类似，为了预测（或者重建）那个牧师的行动，迪潘必须与他共情，与他一起思考和感觉。
爱伦·坡鲜明地将这种直觉方法与警察狭隘的经验方法进行了对比。那位警长知道信件在牧师的房间里，他检查了每一个可能的角落，翻遍了一个又一个抽屉，用“最强大的显微镜”一一放大查看了房子里所有的连接处和裂缝。他的手下甚至在整座房子的外表面上画出了网格，检查了“每一平方英寸”。但他们什么也没发现。
迪潘认为，这种“检查、探测、用显微镜搜寻、把建筑物表面分成网格”的做法，只不过就是在运用“人的智慧所能提供的一套狭窄的理念，那位警长在执行公务的长期经历中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警长假定，那个牧师会像大部分人那样，把那封信藏在哪个人们通常不会注意的地方。但迪潘知道，这个牧师同时是一位数学家和诗人，这与迪潘本人以及爱伦·坡很相像。通过调整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应这位与众不同的牧师的思维方式，迪潘就知道，要到明显的地方寻找这份折叠起来的信件。
“进入”对方的思维和情感，将自己代换为对方，迪潘的这种共情方法[832]很难与当时的知名科学人倡导的客观性，或者说超然的、与人性无关的观察一致。对一个严格划定界线的空间进行测量、分解、计算与绘图，这是爱伦·坡在西点军校学习的方法，也是贝奇此时在海岸调查局使用的方法。[833]
迪潘认为，这样的方法只能发现由世俗的智慧隐藏的简单事实。他抱怨道：“那些数学家争论时从其有限的知识出发，通过习惯式的论证，就好像它们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像这个世界就应该如此一样。”
爱伦·坡让迪潘担任他自己的代言人，抨击正在兴起的经验科学与数学科学。它们并非错误，只是过于狭窄，侮辱性地将造物主的智慧与一个笨拙的官僚的智慧混为一谈。
催眠启示录
据一项人们当时正在纽约狂热讨论的新科学（催眠术或者“动物磁学”）的支持者所说，知识的边界每天都在拓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