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里的灯光暗淡了，一个穿着医生或者传教士服装的男人走上舞台并开始演说。[834]他以对这项新科学的一个常见的讨论作为开始：关于它的已知事实，与最近医学、电学和生理学的发现相一致的是什么，以及仍然存在的神秘之处。
然后他让他的“实验对象”——一个妇女上台，据说她对催眠术特别敏感。他们面对面地坐在椅子上。他让自己的思维充满了“强大的意志决断力，并使之与仁慈的情感结合”。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逐步加大他的手对她的手的压力，直到她闭上眼睛。然后他开始“传递”，小心地将手抬起，转移到她的头顶，到她的指尖，到她的腹部和脚。
他用一系列问题检测她入睡的深度：“你睡着了吗？”“是的，不过，我想睡得更深沉一些。”很快她就进入了“磁状态”。
磁状态下的这个实验对象可以回答问题，服从命令；即使蒙着眼罩，她也能“阅读”书籍或者确定在一间相隔很远的房间里的东西。接着，观众们也被带到舞台上，他们同样也进入了磁状态：有些人平时难以应付的疼痛得到了缓解，有些人看到了远处发生的事情，有些人则在惊醒后完全不记得他们在施术者的影响下做了些什么。
这样的“实验”是在和库姆、埃斯皮、拉德纳做演讲的同一演讲厅中进行的，它们造成的神秘效果可以与带有魔术元素和仪式感的神灯表演相比。尽管要比福音教的复活更受控制，但它们暗示存在着超越普通意义的世界的奥秘。纳撒尼尔·霍桑的《福谷传奇》(Blithedale Romance)以19世纪40年代令人陶醉的乌托邦哲学潮流为背景，其中一个人物曾出席了一次乡村演讲厅中的催眠术表演，看到了这一新科学成为“神秘主义，或者不如说是这个独特的时代的神秘敏感性”[835]的缩影。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一开始认为，催眠术只是在轰动性媒体的宣传下，有些病态思想的一次短暂狂热：“我觉得，当市场和大街小巷需要一次谋杀中的头颅和血淋淋的骨头，或者这种血腥场面的木刻盗版来刺激时，我们聪明的同代人会很容易因为一些让他们感觉非常神奇的东西而惊叹不已。”[836]后来，当回顾这些表演的全盛期时，他发现催眠术确定了“彼此相距遥远的各点之间的统一和联系”[837]，因此是历史上的“新鲜空气”的一部分。
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是一名德国医生，他曾经在欧洲巡回表演——如何让慢性疾病和疼痛“手到病除”。梅斯梅尔与共济会(Masonic lodges)有联系，他声称自己正在发展一种关于吸引与宇宙平衡的牛顿式科学，探讨一种与电类似的看不见的物质，它是由以太携带的，并且在物体中循环。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梅斯梅尔的“治愈法”能包治百病，但其他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荒唐放肆的欺骗。1784年，巴黎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催眠术委员会(Commission on Mesmerism)，其成员包括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梅斯梅尔“治愈法”的疗效（尽管经常是真实的）完全是他的病人的想象。
19世纪20年代，巴黎出现了一个新群体——“磁化者”(magnétiseurs)[838]，他们与“预知未来者”和“梦游者”合作，后者声称能看到遥远的未来事件、阅读那些以他们不懂的语言书写的书籍，而且有时能与死者交流。这股新浪潮不久到达伦敦，那里的医师约翰·埃利奥特森(John Elliotson)利用催眠术降低手术病人对疼痛的感知。[839]催眠术于1829年出现在纽约，最初由西点军校的一位法国教官约瑟夫·迪·科曼(Joseph Du Commun)表演，后来因为脱离了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家庭种植园的法国人查尔斯·普瓦恩(Charles Poyen)的表演而开始火爆。[840] 1836年，普瓦恩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表演催眠术，并提出将催眠术用作维持工厂女工车间纪律的一种方法。自然历史学家兼神秘主义者斯韦登伯格则认为，催眠术是搭在自然世界和精灵与天使的隐藏王国之间的桥梁，他的追随者因此热烈吹捧催眠术。
与此同时，催眠术的施术者们热衷于使用科学的方法和语言。西利曼的《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曾报道了这个题材；受人尊重的研究人员[841]，如化学家罗伯特·赫尔和约翰·基尔斯利·米切尔(John Kearsley Mitchell)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米切尔是费城的一名医师，曾为弗吉尼亚·坡治疗，而且曾短暂地拥有过梅尔策尔的下国际象棋机器人。催眠术为同时具有精神与物质特征的现象指出了一个理性的经验研究方向，持续激发了物理学新概念的产生，如电磁现象和光的介质以太。[842]然而，它似乎能证实相距遥远的物体之间具有看不见的通感，因此向空间、时间和物质的不变性提出了挑战，而当时科学的共识正是在这些概念上建立起来的。
磁性表演经常看上去如同磁化者、实验对象和其怀疑者之间的一场意念与理性的搏斗，非常具有娱乐性。即使那些未能达到预期的表演也让这种“科学”看上去具有真实性；那些成功的表演会带来更加强烈与奇特的经历，甚至让那些怀疑者承认，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843]一份来自1843年波士顿的手册提到了显赫一时的博兹先生的观点转变：“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狄更斯先生说他在伦敦目睹了艾里奥特森博士的实验，还说如果他对宣称他相信这项科学，而且强烈反对他过去的一切先入为主的看法再有所迟疑，那就是对那位绅士和他自己的不忠。”[844]
在美国，围绕催眠现象的新的理论框架随处可见：约翰·博韦·多茨(John Bovee Dods)提出了一个“电心理学”体系；菲尼亚斯·昆比(Phineas Quimby)的“精神治疗”将一切疾病的来源归结于精神；而促进了新科学和新疗法（包括八边形房屋的治愈作用）发展的纽约颅相学家奥尔森·富勒和洛伦佐·富勒则确信，颅相学和催眠术是“自然的双生兄弟”。[845]类似地，斯坦利·格兰姆斯(Stanley Grimes)在《动物行为学》(Etherology)中说：“催眠术和‘颅磁现象’的事实与大众所承认的电学与磁学现象相互协调。”爱伦·坡赞扬了这一努力的“首创精神和合理性”。
与爱伦·坡一样，催眠术者同样痴迷于经验科学的局限性，以及物质与精神之间、观察与想象之间的朦胧关系。爱伦·坡1844年发表的读起来令人眩晕的《凹凸山的故事》(Tale of the Ragged Mountains)，其背景就是夏洛茨维尔周围的乡村。书中创造了一个跨越几十年、将多个大洲联系在一起的催眠活动，主要人物贝德罗(Bedloe)喜欢在上午服用了鸦片酊后在树林中远足。“在美国叫作‘印第安夏天’”(Indian Summer)的这种奇怪的季节交替时期”[846]——他在散步时进入了一个景象，并且体验了一段在加尔各答叛乱中被杀的英国士兵的生活经历。[847]在一次“蓄电池的电击”下，他的意识离开了身体，回到了“原来的自己”的身上。利用互为镜像的交叉结构，这篇小说表现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心灵交流，在美洲和亚洲几乎没有被压抑的“印第安人”殖民镇压记忆正努力再次苏醒。
来自远方的哲学
爱伦·坡1844年8月在《哥伦比亚杂志》(The Columbian Magazine)上发表了《催眠启示录》(Mesmeric Revelation)。他在其中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奥秘。这篇小说采用了医学文章的形式，与在《纽约解剖报》(The New York Dissector)和富勒的《美国颅相学杂志》(American Phrenological Journal)上发表的病例报告相呼应。但在爱伦·坡的笔下，催眠术还揭示了有关上帝、宇宙和人类痛苦的奇怪真相。
“即使仍然有围绕着催眠术基本原理的疑虑，”他这样开始，“它令人吃惊的事实现在已经几乎得到了普遍承认。”只有“职业怀疑者”才会否认，一名熟练的催眠术者可以将一个实验对象传送到“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中”，它类似于死亡，病人在这种状态下能感受到“超越人体器官感知范围的事情”。
爱伦·坡本人以P的身份出现，是一位“磁化者”，当时正在照顾一个名叫万克尔克先生(Mr. Vankirk)的病人。一天，万克尔克先生感到自己被对“灵魂的永生状态”的忧虑压倒了，就把P找来。在接受催眠的过程中，万克尔克先生阅读了唯心主义哲学家维克多·库赞和先验论者奥雷斯特斯·布朗森[848]的著作，追寻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思维脉络，其间他的“推理及其结论”表达得十分明确。但醒来时他忘掉了一切。
他们一致同意再进行一次实验：P将在万克尔克先生处于“半睡半醒”状态的时候问他问题。病人梦幻般地清楚地说出了“一连串很有说服力的推理”，以上帝的性质为开始：他既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精神，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物质。物质具有层次，从极大到极小。在极小的极限状态下，物质是一种由原子构成的极为微妙的流体。原子极为微小，达到了“没有粒子的状态，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这种无重量的以太式物质“不仅弥漫在一切事物的周围，而且推动一切事物，因此一切事物都在自己内部。这个物质就是上帝”。[849]这确实是“催眠启示录”。
万克尔克先生解释道：这种“罕见的物质”实在太小，我们的感觉器官无法感知，除非它们形成了“星云、行星、恒星和其他天体”；只有那些（没有普通器官存在的）天使，才能感知它最精细的状态。我们的感官是通过接触宏观物质感觉的，它们适应了地球的大气和实体，但是——
地球上还有许多事物，它们对金星上的居民来说是虚无，而对金星上的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我们也完全无法感知其存在。
但对没有器官的存在，即对那些天使来说，一切不是由粒子组成的物质也是物质；也就是说，对他们，我们所说的整个“空间”都是再真实不过的实体。
他声称，与我们地球人享有适应了我们周围环境的器官一样，金星人也享有适应了他们周围环境的器官。只有天使能感觉到最微妙的物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
死亡改变了一切。“存在着两个肉体，基本的和完整的；分别对应于幼虫和蝴蝶两种状态。我们所说的‘死亡’只不过是一种痛苦的变形”，通过这种变形，我们实现了我们这种存在的“完备设计”，这时我们就不受普通物质的限制了。
P问道：那么为什么必须体验这种不完美的、痛苦的基本生命呢？
万克尔克喃喃地答道：“在没有感官的生命中不可能有痛苦，痛苦是只在有器官的生命中存在的。”
P：但是，遭受这样的痛苦会有什么好处呢？
万克尔克先生：一切事物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这些都是通过比较来确定的。在任何情况下，进行足够的分析便能说明，欢欣只是相对痛苦而言的。绝对的欢欣只是一个想法……地球上的原始生命的痛苦，是天堂里最终生命的极乐的唯一基础。
爱伦·坡的对话是从催眠术方面对“神意论”(theodicy)所做的解读——这个术语是由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杜撰的，用以说明为什么一个仁慈而且无所不能的上帝会允许邪恶和痛苦存在。在爱伦·坡的小说中，受到催眠的病人论证了欢欣和痛苦的“相对的”性质：要得到永恒的极乐，我们就必须首先知道拥有身体的痛苦。
爱伦·坡简单勾画了一个新的自然哲学：对创世、元物理学和生命的系统性解释。他宣称：一切事物都是物质，但物质可以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使它与电、磁或精神无法区分。这是一种阐述了什么是灵魂、精神和思想的力量的唯物主义。上帝本身是与这种包罗万象的微妙的以太无法区分的。受斯韦登伯格关于感官的著作的启示，爱伦·坡认为天意设计的要求是：持续地创造一个其感觉器官适应了周围环境的有器官存在。他们的痛苦，象征对类似毛毛虫羽化成蝶这一变形的祝福。
正如他在到达纽约时撰写的热气球故事一样，《催眠启示录》也是一篇伪装成事实报道的想象作品。但这并非恶作剧，而是爱伦·坡在证明他关于真实的本质的严肃命题。如果他的结论挑战了科学与神学的基本方法和假定，那在这种情况下，神学和科学就必须发生改变。
声名狼藉的“科学浪漫”
也是在1844年，一个对既有科学与宗教而言十分重大的挑战登上了爱丁堡报章：匿名发表的《遗迹》。[850]此后3年这本书再版了7次，如同风暴般席卷了美国和英国的读者。
《遗迹》被称为一种“科学浪漫”。它利用引人入胜的语言和栩栩如生的意象，叙述了太阳系和生命起源的统一历史，将一切科学的当前发现编织在一起。它用一个持续发展的宇宙，取代了本质上静止的基督教宇宙，后者在创世与灭世之间只有微小的调整。书里的这个“进化”是按照最初设定的统一的力学规律展开的。
这一浪漫（或者说小说）开始于星云假说：太阳系是由弥散物质的云凝结成的。[851]这是关于宇宙历史的主要“发展定律”，它认为，“当前太空中天体的形成仍在进行中”，其中在地球的夜空中可以看到的星星正是由星云不断运动凝结而成。[852]这本书进一步详细叙述了地球的历史，从极小的“纤毛虫类”和“微生物”，到越来越复杂的生命形式，地球走过了出现植物、哺乳动物和灵长目的历程，一直到出现人类的“众多国家”。
按照目前依然在发展的物理学与生物学知识，从一个单一生命体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所属的“生机勃勃的部落”在整个行星上进化的历程。这本书宣布：“低等动物的思维和人的思维之间的差别只有程度的不同，而并非根本性质的不同。”[853]书的作者解释道：“生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同一的。低等动物只不过是我们人类这种完美形式的某些不够高级的类型。”[854]
《遗迹》将星云假说置于中心地位，这让该理论受到了大众新一轮的仔细检查。尽管这一理论的初创者之一拉普拉斯被怀疑为无神论者，但威廉·休厄尔认为这一假说是神圣创世的一个证据：太阳系或许是星云气体形成的，但休厄尔问道，“除了某种设计与智慧”，什么能具备这一过程呢？[855]1837年，格拉斯哥天文学家约翰·普林格尔·尼科尔的《天堂建筑观》(Views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eavens)进一步普及了这一假说。他赞扬拉普拉斯，说他揭示了“这一最初的创世思想，创立了我们的社会体系，并规划与限定了它的命运”。[856]尼科尔用这一理论支持一项有些含蓄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激进计划。约瑟夫·亨利对它“准确地叙述了太阳系的构成现象”[857]而欣喜，并认为这一假说是“对于神明在构建宇宙时采用的过程宏伟但方法简单的描述”。就连神学杂志《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也大胆地说：星云假说可能是“宇宙的正确理论”。[858]
然而，《遗迹》这本新书也把星云假说带到了危险的边缘。因为它直接将这一理论与唯物主义的转化理论联系了起来，认为生命是自发地通过普通物质和电的相互作用出现的。至于证据，它提到了安德鲁·克罗斯(Andrew Crosse)的实验[859]，其中，微生物似乎是通过在硅酸钾和硝酸铜上通电产生的。在更新18世纪的自然神论时，这本书强调，创世是一个遵守有关发展的统一定律的“持续过程”，迄今仍未结束。作者大胆地“推测”，当前存在的人类正在为“向更高级的人类发展”[860]做准备，那将是一个在组织上优于我们的物种，其感觉更灵敏，在使用装置创造和艺术创作上更强大[861]。
《遗迹》将分散与专科化的各门科学汇集在一起，重写了宇宙的故事。上帝不再积极参与创世的每一个直接时刻；取而代之的是，很久以前便已经设定的定律随着时间逐步展开，按照一个分阶段揭示的复杂程序展开每一个新篇章。在地球上，个体灵魂为求得救赎的斗争不再作为主要剧情，取代它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同“物种”与“生命”为实现进步的目标进行的努力。
即使自然中最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服从“统一定律”，这一理念是由颅相学家乔治·库姆、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极力推动的。而更为激进的是数学家兼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他在未经邀请的情况下，在《布里奇沃特论文集》系列中自行添加了有关自然神学广大领域的《第九篇布里奇沃特论文》。为了解释自然中规律性变化的出现，巴贝奇利用了他自己的计算机器（正是爱伦·坡拿来与“梅尔策尔的下国际象棋机器人棋手”相比的那台令人吃惊的机器，尽管他自己认为它不如下国际象棋机器人）的例子。巴贝奇能为他的机器设定程序，让它在一系列印刷的数字中做出人意料的跳跃。他认为，利用同样的方式，对于自然界中某个看上去是“奇迹”且令人吃惊的新颖现象，可以将其理解为我们尚未掌握的一条宇宙自行预先设定的力学定律。
《遗迹》赞赏性地引用了巴贝奇的书中的内容。[862]一位美国批评家认为，《遗迹》是“为建立宇宙的力学理论而在现代做出的最了不起的尝试”。[863]但因为这样的论证将创造物种的能力置于宇宙本身的定律之内，它们或许很难与无神论相区别。耶鲁大学化学家、优秀编辑本杰明·西利曼抱怨说：在英格兰，书中所有的错误都被“上层阶级全盘接受了，他们认为，一切做出了大胆的宣告而且具有迷人风格的事物都是福音”。[864]他发现这本书“在宗教和哲学方面”传播了“虚假”信息。
对《遗迹》在美国的第二版，出版商威利和普特南(Wiley and Putnam)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决定，在其中新加入了一篇由公理会牧师乔治·奇弗（George Cheever，爱伦·坡曾评价他的诗歌是“无法否认的平庸之作”[865]）撰写的前言。实际上，奇弗在“前言”中奉劝读者漠视那些他们要付出高价去阅读的论证，让读者预先认定该书为“显然是要用定律将上帝从他自己的世界中排除”的一个“精心策划的尝试”。[866]波士顿的《北美评论》的编辑弗朗西斯·鲍恩(Francis Bowen)将该书的“真正性质和倾向”[867]视为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原子论的重现。纽约大学的希腊语教授泰勒·刘易斯(Tayler Lewis)将它总结为“彻底的无神论，而且是冷漠无情、麻木不仁的无神论”。[868]
这本书也让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争先恐后地做出了回应。查尔斯·莱伊尔谴责它；约翰·赫歇尔将他1845年在BAAS上的讲话用于对它的批判；地质学家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警告道：“如果这本书是正确的，那些清醒的归纳法将会徒劳无益；宗教将是个谎言；人类的定律将是愚蠢的一团混乱，也将是不公平的基础；道德将是废话。”[869]
在美国，纽约大学的医师兼地质学家詹姆斯·达文波特·惠尔普利(James Davenport Whelpley)拒绝接受这本书的“虚假结论”，并嘲笑它：“人是慢慢地从猴子演变而来的……在星云假说的后面加上了一大堆类似的荒谬绝伦的东西，最终仅仅以水蒸气作为结尾？”[870]
《遗迹》作者一直处于匿名状态，这也使其得到了保护，同时也增加了围绕这本书的诸多讨论。读者从各个方面猜测它的书写背景，探讨如何解释它的目标。《遗迹》的作者到底是一个江湖骗子、一个业余爱好者、一个煽动分子，还是一个想通过匿名来自由自在地发表他或者她的真实观点的正牌科学家？
正如爱伦·坡曾经询问过有关“辛格姆·鲍勃”的种种情况一样，大西洋两岸的读者们也在热切地追问：“谁写的？谁能说出来？”他们不断跑去抢购重印本。查尔斯·布里格斯的文学新周刊《百老汇杂志》评论道：“多么令人佩服的计算；数以百万计的廉价书……必定很快就被一抢而空。”[871]就连巴纳姆也很难做得更好。
对于这一“科学浪漫”，美国给出的最早的评价之一出现在1845年2月的《美国评论：辉格党政治、文学、艺术与科学杂志》(The American Review:A Whig Journal of Politics,Literature,Art,and Science)上。
同期发表的还有一首令人吃惊的新诗，它也在探讨生命与死亡的奥秘。它的作者也是匿名的，签署的是一个假名。与《遗迹》一样，这首诗在当时立即造成了轰动。谁写的？谁能说出来？
《乌鸦》让爱伦·坡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13 神奇之人
不再默默无闻
1844年的后几个月，爱伦·坡是与弗吉尼亚和马蒂一起在曼哈顿西侧靠近第八十四街(Eighty-Fourth Street)的一座农家房屋中度过的。当时他正全神贯注于一首他在费城与狄更斯（他最近的一本书也以一只训练有素的乌鸦为主角）会面之后，就开始创作的诗歌的复杂韵律的构建。他或许也曾在图书馆和公司思考过这个主题，那里有一座庞大的雅典娜胸像，俯视着学者们和他们的书籍。在1844年年底，他向诗人威廉·华莱士宣布：“我刚刚写下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篇。”[872]
“真的？”华莱士说，“那成就可不小。”
“想不想听听？”爱伦·坡问。
“那还用问。”华莱士说。
于是，爱伦·坡以他的最佳状态，读起了那首很快就会闻名一时的韵文……读完以后，他转向华莱士，等着他的赞赏。
这时华莱士说：“爱伦·坡，这诗真好，不同寻常。”
“好？”爱伦·坡不屑地说，“听了这首诗，你就只能说这么一个字？我跟你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篇。”
在乔治·雷克斯·格雷厄姆不肯买这首诗之后，爱伦·坡以10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新近创办的《辉格党杂志》(Whig Journal)。辉格党这次做了个好买卖。在这家杂志“摇摇欲坠”的纳苏街(Nassau Street)办公室[873]里，长头发的编辑乔治·科尔顿(George Colton)在“付印之前”把它读给一组见证人听，而且——“当他以雄辩式的效果结束了最后的叠句之后，他以撼动了他满头淡黄色的头发的强音宣告：‘这太惊人了，实在太惊人了！'”
很快，《乌鸦》也让其他人叹服。它发表于1845年1月底，首先于1月29日出现在《晚镜报》上，不久以后出现在《辉格党杂志》的2月刊上。[874]它在《辉格党杂志》上位于两篇文章之间，一篇是催促成立科学专家技术委员会来评估专利申请的文章，另一篇是戴金克有关1845年的文学形势论述的文章，其中特别提到了爱伦·坡过去的作品和即将出版的作品。
从头几行起，这首诗错综复杂又引人入胜的诗节就显示了它的魅力：
从前一个阴郁的子夜，我独自沉思，慵懒疲竭，
沉思许多古怪而离奇、早已被人遗忘的传闻——
当我开始打盹，几乎入睡，突然传来一阵轻擂，
仿佛有人在轻轻叩击，轻轻叩击我的房门。
“有人来了，”我轻声嘟喃，“正在叩击我的房门——
唯此而已，别无他般。”
哦，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萧瑟的12月；
每一团奄奄一息的余烬都形成阴影伏在地板。
我当时真盼望翌日；——因为我已经枉费心机
想用书来消除悲哀——消除因失去丽诺尔的悲叹——
因那被天使叫作丽诺尔(Lenore)的少女，她美丽娇艳——
在这儿却默默无闻，直至永远。[875][876]
《乌鸦》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将复杂的韵律感与鲜明的、神秘的戏剧性结合。一位孤独的、失去了亲人的学者有了一位来访者：一只受过训练，能重复单词“永不复还”的黑色鸟儿。它用沙哑的声音反复说出这个显得有些病态的词，回应那位学者越来越激烈的质问：这只鸟儿是来自精灵世界的一个信使吗？它带来了诗人死去的情人、失去了的丽诺尔的信息吗？或者说，它只是一只没有思想的野禽，重复它受训说出的词语，却根本不知道其中的意义？
在所有18个诗节中，这首诗以半机械式的相同节律令人迷醉——每当出现一个新的转折时都给出更狂野的诉求和更大胆的韵律。那只鸟儿一直都在，它刺穿了诗人的心，拒绝离开。在书房中摇曳的灯光下，随着紫色的窗帘在香料的熏烤下发出的清香，那只鸟儿没有给诗人任何东西，只有一个令人疯狂的叠句：“永不复还。”它扭曲着成为一种拒绝，一个预言，一种折磨：某种痛苦和没有回答的喊叫的永恒的影子。
那乌鸦并没飞去，它仍然栖息，仍然栖息
在房门上方那苍白的帕拉斯半身雕像上面；
而它的眼光与正在做梦的魔鬼的眼光一模一样，
照在它身上的灯光把它的阴影投射在地板上；
而我的灵魂，会从那团在地板上漂浮的阴暗
被擢升么——永不复还！
《乌鸦》的作者一栏所署的名字是一个笔名夸尔斯(QUARLES)，一位17世纪英格兰诗人[877]的名字，他凭借神秘的象征性诗歌闻名。
在《每周镜报》(Weekly Mirror)中，伴随着《乌鸦》发表的还有威利斯的崇高赞美：“这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发表过的‘逃亡诗歌’中最特别的例子。它微妙的构思、大师级的独具匠心的诗律，以及始终如一的想象力和‘诡异性’，都是在英语诗歌中无与伦比的。”“诡异”是当人们阅读这首诗时能抓住的一种打赌般的感觉，是一直维持着的一种大胆的恫吓。而这首诗通过满足复杂的节奏和韵律计划来提高赌注——部分以伊丽莎白·巴莱特(Elizabeth Barrett)的《杰拉尔丁夫人的求婚》(Lady Geraldine's Courtship)为模型[878]，尽管“提高赌注”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每个诗节都加上了细微的差别，以增加叙事者的问题的强度。那只黑色的鸟儿从“夜色中的冥王星的岸边”归来，不祥地驻足在一座全白的雅典娜——被广泛用作基督教的象征的希腊智慧女神的胸像上；它黯然比对着启示的希望与只有“透过玻璃”看到的事物。文学学者贝琪·厄吉拉(Betsy Erkkila)[879]曾经提出，这首诗也在挖掘一个种族意象：纯白的女性的气质和理性遭受了黑色的兽性入侵者的威胁。这只乌鸦或许也体现了无论个体或者民族，对于被压制者归来时的某种惭愧与羞耻感。
这首诗将知识（以雅典娜、学者的书籍体现）与未知及无法知晓的事物并列。这只奇怪的生物想要对来世、对自然和本能的极限、对训练它的人披露些什么知识？这只鸟儿是否有思想？或者说，它根本没有思想，只不过是机械物质？“永不复还”意味着难道说话者再也见不到恋人丽诺尔了吗？或者说，这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人类是否有一天能解开这些奥秘？
最重要的是，这首诗的旋律抓住了读者的心，让他们沉迷在它魔咒般的罗网与似乎有什么启示在一点点显现的期待之中。在《百老汇杂志》的办公室中，演员詹姆斯·E．默多克(James E. Murdoch)即席朗诵了这首诗，一位在场者认为：这是“我生命中最值得珍爱的记忆，我听到了如同银钟轰鸣般的嗓音朗诵的这首不朽诗篇”。[880]
它很快就给纽约各大报纸带来了一片震撼：2月3日，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每日论坛报》赞扬它是“一首可以丰富《布莱克伍德杂志》的诗歌”[881]；《纽约清晨快报》说它“可能在当代诗人圈的竞争中无可抵挡，除了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诗作可与之在大奖上一较高下”[882]。它不仅是技巧上的壮举，也是一种奇观：“作为一首诗歌，它的新奇程度已然如此，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它是一个奇迹。”
爱伦·坡的名字很快便家喻户晓。《乌鸦》不仅让他早期的诗歌重见天日，而且证明了他当前给出的那些批评多么有价值。《百老汇杂志》的编辑查尔斯·布里格斯在给洛威尔的信中写道：“你将在本周的杂志中看到爱伦·坡写的一首辉煌的诗篇，我认为你会喜欢这首诗。你将看到，它是按照他心目中的诗歌的理念构建的。这是纯粹的美好，完全不受说教和感情的影响。”[883]
它在全国范围内被几十次转载。无数模仿它的作品证明了它的影响力。[884]《猫头鹰》(The Owls)警告饮酒的危害：
但那头看上去如此孤独的猫头鹰说出了那个词语，而且仅此而已，
我很快就将一口威士忌倒进
桌上的茶杯里，这也是我之力所能及，
我邀请他前来痛饮，说美酒在等待知己——
但那头猫头鹰摇晃着脑袋，看向地板上的那杯威士忌，
显然是在说：“后会无期！”
《新世界》刊登了《一个愿景》(A Vision)，其中说纽约的杂志“被人格化了”。按照爱伦·坡的《乌鸦》的方式撰写的《瞪羚》(The Gazelle)的作者是一个“15岁的新晋少年诗人”。“《火鸡》(The Turkey)模仿的是《北美夜鹰》(The Whippoorwill)的风格。”一位家住伊利诺伊州昆西市的律师将《极地之猫》(The Pole-cat)转发给他的同事亚伯拉罕·林肯，后者生硬但倔强地评论道：“我从未读过爱伦·坡的《乌鸦》，但我清楚地知道，读者对于模仿作品的兴趣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原作的熟悉程度。喜欢自我思考的那只极地之猫却认为自己有几分姿色，这能令人开怀大笑几次。”[885]
人们以“极大的好奇心，希望看到这首美妙诗篇的作者”。爱伦·坡戏剧性地进入了纽约的沙龙。在卡洛琳·柯克兰夫人(Ms. Caroline Kirkland)的家中，他遇见了“纽约的文人，他们过去谁也没见过爱伦·坡”，他威严的举止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886]当爱伦·坡步入医师约翰·弗朗西斯(John Francis)家中的聚会场所时，他“面色苍白、身材消瘦，看上去是一个极为严肃的人。他黑色的服装和庄重的气质，加上弗朗西斯医生隆重庄严的神情，令人不安，随即全场静默，而在一瞬之前，那里还是一片谈笑风生”。[887]弗朗西斯宣布了大家眼前站立的这位陌生人的身份：“《乌鸦》! ”话音刚落，爱伦·坡“缓缓地微微躬身，带着僵硬的、看上去几乎是不祥的表情，又好像在得意扬扬地接受这个突然抛到他身上的荣誉”。
诗人伊丽莎白·奥克斯·史密斯(Elizabeth Oakes Smith)是在《乌鸦》作者的身份揭晓之前，聆听查尔斯·芬诺·霍夫曼(Charles Fenno Hoffman)朗诵这首诗的。它给她的触动实在太大，以至于她“站起身来，边走边对霍夫曼说：‘这就是埃德加·爱伦·坡本人。'”霍夫曼总结了这首“天才之作”的内在：“这是绝望中忧思的智慧。”
这首诗也渗入公众的头脑中。据史密斯说，爱伦·坡告诉她：“人们真的对我的《乌鸦》议论纷纷。我昨晚去了剧院，那位演员也引用了‘永不复还’这个词，它确实增添了那部剧的感情力量，而观众也立即（在这样说的时候，他看上去实在非常高兴）非常明显地接受了暗示。”[888]
到了1845年3月，爱伦·坡和他的“乌鸦”已经像辛格姆·鲍勃和他的头发药膏“鲍勃神油”一样被歌颂和吹捧了。这就像一首非常有诱惑力的被反复重复的歌曲，甚至还可以模仿它来写药皂的广告语，就像《懦夫，爱伦·坡著》(The Craven:BY POH)中所说的那样：
从前一个阴郁的子夜，当被耕耘和照看弄得精疲力竭时，
我思索着人往往会进行的欺骗和诡计，
很快我就落入了一个似乎在清醒与幻梦之间的状态，
这时我的心灵之目看见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在伪造肥皂——
是的！伪造古尔戈(GOURAUD)举世无匹的药皂；
“……懦夫，你现在放弃吧，
永远不要再伪造我的肥皂或者药粉！”
懦夫说——“再也不了！”
那位喜欢夸大其词的“F．菲力克斯·古尔戈医生”(Dr.F.Felix Gouraud)就在爱伦·坡家附近出售他“无与伦比的精制药粉和神奇的古希腊染发剂”。[889]为了提醒顾客们不要上假冒伪劣产品的当，古尔戈改写了爱伦·坡的诗，用来推销一种专利药物，这是19世纪的典型销售小花招。
尽管爱伦·坡出售这首诗只得到了10美元，但它实际上是一份无价的名片。在给他的老朋友F. W．托马斯的一封信中，爱伦·坡雀跃地说：“《乌鸦》的反响真不错，托马斯。我写它只是为了表达大干一场的目的，就像我写《金甲虫》一样，你知道。但这只鸟儿居然赢了甲虫。”[890]
他就是“青年美国人”
纽约的宣传系统对《乌鸦》的精彩亮相进行了充分准备。在它发表的仅仅两周前，洛威尔在《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上发表了爱伦·坡的一份光彩夺目的传记。他认为，爱伦·坡是解决“青年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的关键人物，这个问题就是：缺少真正的民族文学。
洛威尔说，像他所有的同代人一样，爱伦·坡深受当时各种“不正常状况”之害：美国文学界是毫无规矩的一盘散沙；波士顿、纽约或者费城的文学作品要比“用德国的不同地区方言写成的作品区别更大”。[891]作为有可能是“对想象力丰富的美国作品最具鉴赏力、最有哲学家特点、最无畏的批评家”，爱伦·坡有能力铸就真正的民族批评，并为真正的美国文学之路奠定基础。他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份他自己的杂志，可以在其中展示他的批评能力”。当前，“他已经切削了足够的石块，可以用于建设一座永世长存的金字塔，但只能随意地把它们丢得到处都是而无法认领”，只能让它们散于全国的各家期刊中。
在洛威尔的文章中，爱伦·坡在过去发表的零散作品看上去有很完整的归类[892]，爱伦·坡是一位有地位的作家，还附上了爱伦·坡的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肖像。爱伦·坡的朋友斯诺德格拉斯认为肖像与他本人相似程度颇高，但“缺乏爱伦·坡先生那特有的紧张表情”。[893]特别地，洛威尔对爱伦·坡的诗歌进行了大篇幅解读，并指出他独特的分析技巧不仅是他的文学批评作品的突出特点，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也同样如此。
洛威尔写的传记吸引了其他批评家的注意。玛格丽特·富勒过去是爱默生的《日晷》(The Dial)杂志的编辑，此时在纽约，她注意到了洛威尔“坦率、诚恳”的文章[894]，并赞扬了爱伦·坡的两首诗，《闹鬼的宫殿》(The Haunted Palace)和《致海伦》，因为其中带有“如此不同凡俗的思维之美和感情，让我们或许应该期待这样一个蓓蕾将会绽放出带有甜美温柔光彩的玫瑰”。戴金克提醒《清晨新闻》(Morning News)的读者们注意这个美国文学界新近发现的新星：“无论他的名字什么时候被提及，总会伴随着‘他是个非凡人物，是个天才人物’这类评论。”[895]戴金克认为：尽管很少有人“真正知道他到底写了些什么，但人们能在他默默无闻的时候就感觉到他的影响”。
《乌鸦》拉开了纽约文学的幕布，爱伦·坡登台了。戴金克欢迎他[896]，认为他是一个能区分真正的新颖独创作品与“平庸”文学作品的文学批评家；认为读者们应该注意爱伦·坡对杂志上猖獗的剽窃行为做出的调查行动——“美国克里比奇”(American Cribbage)。“青年美国人”认为，人们对“国外的”作品评价更高；而波士顿的一家杂志却只是在《钱伯斯的爱丁堡杂志》(Chambers' Edinburgh Journal)转载了《失窃的信》之后才予以转载。戴金克给出的事实——这一篇由美国人创造的小说“在美国吸引的注意远远低于在国外”[897]，更是证实了青年美国人的观点。
爱伦·坡也参与了“青年美国人”的事业。[898]在《杂志监狱的一些秘密》(Some Secrets of the Magazine Prison-House)中，他揭露了“可怜虫作者”面对的剥削[899]：低得可怜的薪酬，对出版缺少发言权，过高的利润被装进了出版商的腰包，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一家出版社。由于没有国际版权法，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不得不为杂志和评论社服务”，它们的拥有者一直在转载作品而不说明出处，最多会给原作者少量施舍——也只是为了表面上过得去而已。“因为让我们这些像可怜虫一样的作者完全挨饿是行不通的（或许他们确实想这么做）。”美国文学要想蓬勃发展，需要联邦政府的有力支持，这与任何成长中的产业情况相同，与新生的科学相同，与正因为政府的专利法而获益的技术发明相同。
封为狮王！
爱伦·坡与“青年美国人”这一文学组织结成了同盟，这使他不得不调整了某些立场。他曾在《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上严厉批评了科尼利厄斯·马修斯的“散文风格”及其长诗《瓦肯达》，但现在他收回了对科尼利厄斯·马修斯“放肆与轻浮的批判”[900]，称这只不过是个“笑话”。此外，他以赞扬的口吻评论了科尼利厄斯·马修斯在伦敦的朋友理查德·霍恩(Richard Horne)的长诗《猎户座》(Orion)[901]，因为霍恩是丁尼生的圈子中的成员之一；他也对科尼利厄斯·马修斯的另一位英国盟友伊丽莎白·巴莱特大加赞赏。霍恩沉重的道德说教让爱伦·坡有训人上瘾的负罪感，而爱伦·坡对巴莱特时而热情洋溢，时而苛刻要求，这种变幻莫测的态度不禁让她感到困惑。
无论这些妥协有什么样的代价，1845年，“青年美国人”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让爱伦·坡的职业之路向前发展。戴金克邀请他为威利和普特南的美国书籍图书馆(Library of American Books)出版一部新的短篇小说集。[902]更让他兴奋的是，作为《百老汇杂志》的共同编辑和“第三位次的财务拥有者”，爱伦·坡加入了布里格斯和他沉默的合伙人约翰·比斯科(John Bisco)的组合。至此，爱伦·坡终于重新坐上了编辑的宝座，成了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新杂志的大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