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邀在社会图书馆[903]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小说，独创性和消除寂寞的良药”[904]。威利斯承诺这将是一次文学解剖课：“爱伦·坡先生的批评利刃”已经让许多作者面对一种命运，“就如同被斩首的罪犯——直到脑袋落到手上，他才知道自己的头已经掉下来了”。[905]
爱伦·坡的演讲抨击了“圈内人的有害影响”[906]，波士顿尤其是包括格里斯沃尔德和朗费罗在内的文学商贩和思想传播者在这个国家的主要活动区域。戴金克在爱伦·坡的“诗人创作”原理与黑兹利特(Hazlitt)和柯尔律治的那些原理之间进行了比较，说爱伦·坡的做法与“一个老练而坚决的人用锋利而且实用的尖刀对付可怕的伤口时相同”。[907]《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评论员（或许是霍勒斯·格里利）称赞爱伦·坡的“批评锋锐无畏”。[908]
波士顿人当时就没那么高兴了。《阿特拉斯》(The Atlas)认为，“看狗跳舞或者猴子翻跟斗”也强于去听如此鲁莽的批评。[909]他们奚落爱伦·坡，说如果“把他这样的货色摆到波士顿听众面前，他们会立刻对他喝倒彩”。《波士顿晚报》(Evening Transcript)的编辑柯妮莉亚·威尔斯·沃尔特(Cornelia Wells Walter)为这位“所谓的批评家”雕刻了一块墓志铭：“他的名字是爱伦·坡/他的生命是灾难/……回音，回答，说吧——‘呸！'”[910]
在《百老汇杂志》，爱伦·坡重新出版了他过去的那些小说和诗歌，把他过去的作品这些散落的“石块”筑成辉煌的文学“金字塔”。它将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又或者只是一座纸牌屋？
在文章中，他对朗费罗发起了一轮新的攻击。作者之间的辩论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宣传噱头，经常以同事之间的比武，或者像默默无闻的大卫(David)为了出名挑战膨胀的哥利亚(Goliath)这样的形式开始。但这种比武很容易走向失控：感情受伤、清誉受损，随之而来的是法律诉讼与决斗。[911]当爱伦·坡还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时，他便是这样做的第一批美国新闻工作者之一，策划了如同爱丁堡的《布莱克伍德杂志》在发展时期的那种文学争斗。《新世界》的帕克·本杰明(Park Benjamin)在纽约选择了这种行为[912]，结果争斗很快便扩散了。由于作者人数众多，相互之间的各种关系十分复杂，星星之火便可能造成燎原之势。现在，爱伦·坡亲手把这火焰拨弄得更大，更旺。
在《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时，爱伦·坡便指出了朗费罗和丁尼生的诗歌之间模糊的相似之处。1845年1月，朗费罗出版了由不甚知名的一些诗人的作品组成的一部诗集——《漂泊者》(The Waif)，其中许多作品未署名。爱伦·坡怀疑其中一些诗作是朗费罗本人水平较差的作品，并质问朗费罗为什么没有加入洛威尔的任何诗歌（这是一个很古怪的质疑，因为洛威尔已经出名了）。[913]作为回答，《晚镜报》发表了一封信，署名“乌提斯”(Outis)，为那位更年长的诗人辩护，反对爱伦·坡提出的指责，同时争辩说，一些模仿，是想象力自然工作的一部分。
战火在爱伦·坡和“乌提斯”之间爆发，后者可能就是爱伦·坡自己。正如巴纳姆在报章上发明了代言人来攻击他的“斐济美人鱼”一样，或许爱伦·坡分饰争议双方，引起了一场混战，而这只是为了提出那个从来没有人想到要问（除了他）的问题：谁是美国诗歌的最佳代言人，是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朗费罗，还是后来者爱伦·坡？爱伦·坡的编辑威利斯将这样的争议视为一个对提升名声有促进作用的工具，而且确信，这样一场在爱伦·坡与朗费罗的保卫者之间的“马上对决”将“最终让朗费罗得利”。[914]
4月，“朗费罗之战”在《亚里斯蒂安杂志》(The Aristidean)上持续，因为这家杂志就朗费罗的新文集发表了一篇出言不逊的评论。这篇冗长的文章没有署名，可能是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与爱伦·坡商议之后撰写的。[915]文章以人身攻击开头，认为朗费罗的名声来自他“作为哈佛大学”教授而有的“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及与女性的财富继承人结婚而有的影响”；文章嘲笑他的波士顿支持者，即所谓“朗费罗帮派”，说他们总的来说是一个“废奴主义者、先验论者和狂热分子的大杂烩”，并奚落朗费罗的“奴隶制诗歌”是“蛊惑人心的胡说八道”。
在他发表在另一份杂志的书评[916]中，爱伦·坡试图与这篇“粗鲁”的评论撇清关系：“文章中一些看法与我们的看法多少有些相同，但并不完全一致。”无论文章是谁写的，但当爱伦·坡已经因为他对朗费罗的攻击而开始受到新英格兰文人的普遍反对时，布里格斯和洛威尔退缩了。
这一争议并没有让他的名声在纽约受损：“人人都想结识他，但似乎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真正和他熟识。”[917]他成了在诗人安妮·林奇(Anne Lynch)位于韦弗利广场的市区宅邸聚会的必到客人：“爱伦·坡一向具有绅士的举止风度，他喜欢谈话，但并不是垄断谈话；有礼貌，很迷人”[918]；“总是风度翩翩”，然而“举止自然，不矫揉造作”。在林奇的客人中还有诗人菲茨-格林·哈勒克（Fitz-Greene Halleck，交际场的活跃分子、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顾问）、于肯塔基出生的废奴主义者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和“月球故事炮制者”、富于改革精神的新闻工作者理查德·洛克。[919]
林奇家的常客还包括有权势的女人，如玛格丽特·富勒。她是精于探索的评论家、哲学家，曾因担任爱默生的《日晷》的编辑成名，后来写了《湖上的夏天》(Summer on the Lakes)，讲述她在西部的一次旅行中遭遇预言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在纽约，她成了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特约编辑。加入林奇和富勒的圈子的还有诗人玛丽·休伊特(Mary Hewitt)、埃斯特尔·刘易斯(Estelle Lewis)和伊丽莎白·埃利特(Elizabeth Ellet)。爱伦·坡曾在许多年前评论过埃利特的诗，但态度不如她本人想要的那么热情。这群人都喜欢催眠术，在一起讨论的还有伊曼努尔·斯韦登伯格，他很神秘，并热衷于探讨天使的哲学。林奇沙龙中的其他常客有医师兼慈善家约翰·弗朗西斯，他曾在纽约自然历史学会的重新开办揭幕礼上发表过演讲；还有乔治·布什(George Bush)，当时纽约大学的希伯来语教授、斯韦登伯格的热心信徒，也是美国后来两名总统的祖先。
爱伦·坡此时进入了一个迷人的狂乱场面。19世纪的美国妇女基本上被排除于商业与政治之外，一旦结了婚，她们对于自己的财产只有有限的权利。如果她们尝试取得作为艺术家或者思想家的独立地位，她们就会面对微妙的反对与公开的轻视。“妇女问题”是包括富勒在内的改革家们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富勒的《19世纪的女性》(Woman in theNineteenth Century)是在美国相对平等的观念下对性别政治的一个开创性研究。作为沙龙的参与者与组织者，这些受过教育的白人女性也发挥了可观的影响。
在爱伦·坡在纽约的圈子里，妇女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她们作为成功的诗人、作家和编辑在改革运动中十分活跃。她们反对奴隶制，支持更平等的劳工和财产系统、医学教育和妇女权利。在这些有影响力的女性中，有些再次被人给予“蓝袜女”这一侮辱性称号，但她们组织了当时很大一部分文化活动，尽管报章经常不会报道她们的作用。[920]爱伦·坡愿意发表称赞她们的作品和评论，指出其中待改进的方面以及成就。甚至在诗歌、哲学和社会实际知识方面，她们教他的东西多于他愿意承认的那些。
爱伦·坡对《女性解剖学与生理学讲座》(Lectures to Women on Anatomy and Physiology)的作者玛丽·戈夫(Mary Gove)就表现得很友好。戈夫认为，造成妇女遭受“许多虐待的不是道德的偏颇，而是信息的缺乏”。[921]她在演讲中公开谈及性、避孕、分娩，以及妇女对她们自己的身体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使这意味着（如同她本人那样）选择离婚而不是维持没有激情的婚姻。对于从消化不良到癌症的疾病，她劝说人们采用素食法和“水疗”，即大量饮水，并用打湿的毛巾覆盖身体、发汗、在身体“外部和内部”进行冲洗。这种养生法也得到了另一位与爱伦·坡和弗吉尼亚友好的诗人——玛丽·路易斯·休(Marie Louise Shew)的推荐。[922]
戈夫的哲学借鉴了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Sylvester Graham)的营养学、斯韦登伯格的神秘主义和法国改革家夏尔·傅立叶有关激情的吸引力的教义，这一教义是阿尔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讲解的，布里斯班是在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开展的乌托邦社会实验背后的支持者之一，而据戈夫说，他是“完全以傅立叶的精神为准则”的人。[923]戈夫批评了“公民社会”的不人道，而且她认为应该更好地理解身体和心灵的需要，这引导着她与多个乌托邦和改革派的圈子都有所接触，尤其是在她与一名有原则的浪子托马斯·洛·尼科尔斯(Thomas Low Nichols)结婚之后。
处在这些热情的思想家的包围中，爱伦·坡和一位让他十分赞赏的诗人——弗朗西丝·萨贡特·奥斯古德之间越来越相互痴迷。当威利斯给了奥斯古德一份《乌鸦》时，她说，这首诗对自己的影响“如此异乎寻常，如此像‘古怪的、非人间的音乐’，它带有一种几乎像恐惧的感觉”，让她听出他渴望与她相识。[924]
他们在优雅的阿斯特豪斯酒店(Astor House hotel)见面。奥斯古德后来回忆道：“他的表情与举止显示着特有的、无法模仿的甜美与傲慢的混合。”爱伦·坡“冷静、严肃、几乎是冷冷地招呼她，但显露着一种真情”，让她“情不自禁地感到了深深的触动”。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当时也搬到了纽约，他回忆了一次由林奇主办的社交聚会：“身材矮小的奥斯古德夫人像个婴儿一样坐在我脚边的脚凳上，昂头望着爱伦·坡，就像以前对富勒小姐和我一样。圈子中心站着的是爱伦·坡，他以一种权威的口气发表意见，偶尔会背诵他所引用的段落，让人印象极深。”[925]
诙谐而活跃的奥斯古德与她的丈夫——画家塞缪尔·奥斯古德（现存于美国国家肖像美术馆的爱伦·坡肖像就是他的手笔）逐渐疏远。他们夫妇曾经住在伦敦，她在那里出版了两部诗集。1841年，她在纽约编纂《花之诗与诗之花》(The Poetry of Flowers and Flowers of Poetry)[926]，其中荟萃了千百年来以吟咏花卉为题材的诗篇，并把她自己的诗与卢坎(Lucan)、伊拉斯谟斯·达尔文、拜伦和拜伦的朋友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的诗放在一起，还加上了对花卉的外观、意义和用途的评论。书中包括了全彩色版画、花卉辞典，并以一篇由林奈(Linnaeus)的文章浓缩而成的“植物学简单论文”作为结尾。这是一份古典意义的自然历史作品，与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植物之爱》(The Loves of thePlants)类似，后者就从各种可能的角度讲述了花卉的故事：既做了描述，又说明了它们的象征性、科学和情感意义。
爱伦·坡此前曾在题为“美国诗歌”的演讲中单单挑出了奥斯古德的作品。他在被印行的讲稿中赞扬了她的“歌”的乐感与甜蜜。其中一些说的是儿童和家，另一些则以令人吃惊的坦率笔触描写被禁止的激情和对婚姻的不满：
哦！求你，快些来到我身边！
我惧怕孤单！
你诱人的微笑
当你不在时更让人浮想联翩。
最经常迷住我的耳朵的
它的腔调如此动人、缠绵，
我担心，它会窃取我的灵魂，
啊！别让我一人空自嗟叹！[927]
奥斯古德的诗带有一种简朴的、似乎全无艺术感的清晰或者优雅。爱伦·坡曾写道：“‘绝望’这个词用于形容那类既无法分析也无法理解的凄美。”[928]许多人都想要吸引她的注意，包括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就连爱伦·坡的妻子弗吉尼亚也支持奥斯古德与爱伦·坡之间的友谊（至少奥斯古德自己这样说）。爱伦·坡和奥斯古德用离合诗[929]的形式，互相书写在字里行间隐藏着隐秘信息的调情诗，来表达他们越来越浓的依恋。[930]
安妮·林奇圈子的一个成员在给住在普罗维登斯的朋友——诗人莎拉·海伦·惠特曼(Sarah Helen Whitman)写的信中说到了他们的沙龙新成员：“人们似乎认为他身上有些神秘的地方，而且，其中最离奇的故事是，相信他有催眠术经历。而在旁人说到这些时，他总是一笑置之。”[931]爱伦·坡类似斯芬克斯(Sphinx)式的反应，暗示着深深的悲伤，而且它们因他对自己挚爱的身患结核病的妻子能立马恢复健康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博大知识的憧憬，以及对动物磁学这一离奇的新科学的好奇而进一步加深。他完全放任那些令人兴奋的谣言流传——实际上，他甚至鼓励这些谣言的传播。
案件真相
1845年6月底，爱伦·坡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大受赞扬。《辉格党杂志》发表的一篇精彩的4页评论特别关注了《催眠启示录》，让许多杂志蜂拥转载。颅相学家奥尔森·富勒强调了“故事主题”的重要性，但对其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否定”：他把小说放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认真考虑，自己下结论”。[932]令人吃惊的是，爱伦·坡作为小说作家日益显赫的名声让富勒相信：因为这是由“埃德加·爱伦·坡写的，他是文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是真的”。然而，《布鲁克农场》杂志（傅立叶主义者们的公社，霍桑曾把它的发展经历浓缩为《福谷传奇》的意见则不同。它对爱伦·坡的这些小说不屑一顾，认为它们的“构思牵强、不自然，所用方法的品位都很低”；“阅读它们无法让我们更加健康，因为它们就像鸦片服食者的奇思怪想”。[933]
以《梦游者的最后谈话》(The Last Conversation of a Somnambule)为题，伦敦的《现代科学通俗记录》(The Popular Record of Modern Science)转载了《催眠启示录》，指出它曾在“美国受人尊敬、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以及它“内在的真实性的证据”。[934]爱伦·坡愉快地告诉读者们，“万克尔克先生的教义”是否能站得住脚的问题[935]，已经通过催眠杂志和斯韦登伯格派人士得到了清晰说明，而且他们都支持爱伦·坡本人，因为“尽管他们开始时强烈地倾向于怀疑，但现在认为它是绝对真实的”[936]。乔治·布什教授相信爱伦·坡的作品的原创性[937]，而《新世界》则警告爱伦·坡：不可怠慢“如此严肃的一个课题”，并且该报主张让读者“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938]。
在《乌鸦》首次亮相之后的几个月，《催眠启示录》在爱伦·坡周围创造了一个充满神秘力量的气压。它揭示了爱伦·坡曾以哲学与科学调查者的身份与令人担心的神秘力量格斗，并用他作家的笔触写出了它们摄人心扉的形态。为了巩固他作为催眠大师的说法，爱伦·坡1845年4月评论了W．纽汉姆(W.Newnham)的著作《人类磁现象》(Human Magnetism)。他指出了其中大量存在的虚假的磁现象报告[939]，但他认为，在一切相关理论中，英格兰催眠者昌西·赫尔·汤曾德(Chauncy Hare Townshend)的理论是“当今最真实、最深刻的有哲学意义的作品”。
就像他在被问及他的“催眠术经验”时带着的模棱两可的微笑一样，爱伦·坡一直让他的《催眠启示录》的状态“闪烁不定”：它是纯粹想象力的创作吗？是对虚假的哲学的真实报道吗？是通过虚构得到的真实哲学吗？
继《催眠启示录》之后，爱伦·坡于1845年12月发表了一篇新的催眠术小说《瓦尔德马尔先生病情真相》(The Facts in the Case of M. Valdemar)。[940]他在这篇小说中编织了一个更缜密、更大胆的网：故事成分更多，猜测成分更少，而且有一个性格刚强的病人瓦尔德马尔先生作为故事的中心，他是一个“著名的威严人物，白胡须、黑头发”。[941]
瓦尔德马尔因罹患肺结核而即将死去，就在垂死挣扎的时刻，P来到了他的身边，将他带入了催眠状态。病人在几个月间都处于死亡的边缘，他的肉体的崩溃因为他的精神的集中而被推迟了。
7个星期后，瓦尔德马尔请求允许他死去。当P结束了他的入定状态之后，瓦尔德马尔的舌头颤抖着，说出了一句与事实相矛盾的、可怕的话：“我死了。”他的身体随即化作一团“令人作呕的腐烂液体”。
在爱伦·坡的笔下，这个故事本身通过节奏分明的魔咒般的步骤逐层推进，从熟悉走向怪异，变成了一个催眠术的护身符，拉着读者开始了一次精力高度集中的旅途，最后走向一个震撼而又出人意料、由模糊转变成的清晰的结尾。[942]当思想和精神在飞翔的时刻，患病的身体上恶心的东西诡异地冲到了台面上。
人们也都相信《瓦尔德马尔先生病情真相》说的是真事。格里利注意到，“几位实事求是的好市民”认真地对待了这个故事，尽管只有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才完全接受。[943]伊丽莎白·巴莱特从伦敦写信给爱伦·坡，告诉他“各家报纸都在转载”《瓦尔德马尔先生病情真相》，但人们对其真实性有“可怕的怀疑”。[944]读者们在《泰晤士报》(The Times)上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篇小说，但这份报纸换了个标题：《催眠术在美国：令人震撼的可怕叙述》(Mesmerism in America:Astounding and Horrifying Narrative)。[945]《现代科学通俗记录》认为，它在纽约激起的“愤怒反应和各种谣言”足以说明，必定发生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946]
波士顿的催眠术带头人罗伯特·克利尔(Robert Collyer)在写给爱伦·坡的信中告诉他：“人们在波士顿广泛抄袭瓦尔德马尔先生的案例，并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947]他本人肯定其中的事实是可信的，但恳求爱伦·坡“不要再让人们相信那种日益加强的印象”，意思是爱伦·坡的叙述只不过是经由自己的头脑创作的一部杰出的作品。爱伦·坡在《百老汇杂志》中刊登了克利尔的这封信，但不肯对他的叙述的真伪“做出任何陈述”。[948]
正是由于人们的这种兴趣，爱伦·坡的催眠术故事是极为有效的媒体噱头。他在《催眠启示录》中检验了一门新哲学，而在《瓦尔德马尔先生病情真相》中则抛出了一个以熟悉的理论和经验为基础的蓄意的恶作剧。
爱伦·坡对催眠术这种实用神秘主义的兴趣是他与许多文学家的共同点。这也让他接近了新的通俗宗教运动。波基普西市的预言家安德鲁·杰克逊·戴维斯(Andrew Jackson Davis)，在颅相学催眠术者斯坦利·格兰姆斯的帮助下进入了能看到未来的入定状态。在纽约市，他在1845—1846年频繁接受催眠。由于发表了誊写记录《自然的原理，她的神圣启示和传递给人类的声音》(The Principles of Nature,Her Divine Revelations,and a Voice to Mankind)，他成了唯灵论的创始人之一。但当爱伦·坡前去访问他时，戴维斯告诉他，尽管《催眠启示录》是用“诗的语言进行想象的”，但它“有关终极”的主要想法是“严格的，在哲学上是正确的”。[949]
催眠术实践与斯韦登伯格派的预见在爱伦·坡的《催眠启示录》中得到了结合，这种结合与戴维斯的哲学也有共鸣。他们激动人心的宇宙学理论也与《创世的自然历史的遗迹》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与一个一旦造就便静止不变的宇宙不同，这些激进的哲学预见了一个生命与思维随着时间逐步展开的过程。
语言的力量
甚至在围绕《遗迹》的喧嚣出现之前，爱伦·坡便已经对宇宙学很入迷。他在自己的精神对话和他称之为“旁注”(Marginalia)的系列文章（其中第一篇出现在《民主评论》上）中思考着这个主题，其中精辟的警句和思想得益于他对多种题材的广泛阅读。在第一篇文章中，爱伦·坡在字面上接受了最先由斯多葛学派提出的“世界主义”。他宣称：“一个无穷大的误差进入了我们的哲学，因为人类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一颗单独的行星的公民，而没有哪怕偶尔认真地考虑过他们作为世界公民，作为宇宙居民的地位。”[950]
这种真正的“世界主义”不仅意味着承认“某个人的城市、国家或者部落不同于其他城市、国家或者部落”这种论调的荒谬性，而且蕴含着尝试理解宇宙的设计和它的创造者的思想。在“旁注”的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对《布里奇沃特论文集》提出的自然神学愿景的基本反对意见。通过用单一的必要性揭示每一种自然事物，《布里奇沃特论文集》的作者们忽略了上帝造物的根本特征。人类的理解很简单：“特定的原因有特定的结果——特定的动机带来了特定的目标。”[951]然而他宣称“神圣的适应系统的伟大特质”是每一个结果也是一个原因：“目标既是目标，也可以是动机，视我们的选择而定。”换言之，创世的每一个要素可以看作在为整个创世服务，同时整个创世也在为这个要素服务。没有任何单一的原因可以解释这种“互惠作用”或者“相互适应”。
他也认为，自然神学论者们坚持的创世与上帝的仁慈保持和谐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假定让自然神学无法解释邪恶、痛苦和不完美。围绕在他周围和在他身体内部存在的凄凉事实足以对此证明。他已经在《黑猫》中提出，道德哲学家未能考虑“倔强”，即那种反对某人自身利益的倾向。[952]“谁没有成百次地发现，自己之所以犯有一些过失或者做出愚蠢的举动，只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做？我们有一种对抗我们的最佳判断、违反规矩的永久倾向，难道这不正是因为我们明白规矩就是这样的吗？”他认为，倔强是“人心最原始的冲动之一，是与我们不可分割的主要能力之一”。在这里，爱伦·坡提出了一个推动人类违反自我保护的自然法则的似乎自我矛盾的自然法制。他是在描述一种对造物主来说可被仁慈原谅的违背，一种在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反复撕扯的伊壁鸠鲁式哲学。
即使出于美学方面的原因，爱伦·坡也反感过于完美的秩序。他在后来的一篇“旁注”文章中仔细推敲了弗朗西斯·培根的格言：“没有比例上的某些奇特，就不会有精致的美。”[953]
去掉这一奇特元素，去掉这一关于意想不到的情况的、关于新奇的、关于独创的——无论你想叫它什么的奇特元素，这样一来，所有那些可爱的缥缈意象就会立即消失。这是我们的损失。我们怀念那些未知的东西、模糊的东西、不可理解的东西，因为它们是在我们有时间检查与理解之前，我们所看到的。简言之，我们失去了一切与我们梦想中的天堂之美与大地之美融合的东西。
这种对奇特的、出人意料的、新奇的或者似乎不和谐的东西的偏爱，将是爱伦·坡对于现代主义美学的决定性贡献之一。[954]
爱伦·坡对自然设计的本质的质疑，与他对文字的伟力的思考交织在一起。他描述了自己在清醒意识的极限状态下进行的“实验”，并提到了“一类幻想，精细的微妙幻想，它们并不是思维”，但爱伦·坡发现，“它们无法用语言形容”。[955]这些精神现象只能当灵魂处于“最强的宁静”时才会出现，那些“时间点是清醒世界与梦境世界混合的分界线”，那时候的他处于“即将进入睡眠的状态”。他描述了自己从这个边界地区带回清晰的体验和感受的尝试：“现在，我对语言的力量具有完全的信任，结果，我有时相信，甚至有可能用语言来完全表现那些我曾只能尝试描述的转瞬即逝的幻灭。”
他对语言的信念甚至走得更远。查尔斯·巴贝奇在他那充满挑衅的《第九篇布里奇沃特论文》中发展了现代物理学中如下说法的含义：每一个行为和运动都会通过它对以太的冲击造成一个“永久的印象”[956]；空气变成一台记录装置，是“一座庞大的图书馆，在其中的书页里将永远写下那个人说过的一切，甚至包括他的耳语”。作为一名废奴主义者，巴贝奇用从一个奴隶贩子的法庭报告中引用的可怕故事来说明这一理念——这个奴隶贩子强迫他的人类“货物”跳进大海。在巴贝奇的想象中，那些受害者的喊叫声将作为记录铭刻在以太上，成为这个奴隶贩子的罪恶的永久见证。[957]
在一篇题为《语言的力量》(The Power of Words)的精神对话文章中，爱伦·坡支持巴贝奇的那种崇高想法。在这篇文章中，两位天使在讨论以太——“创世的伟大介质”；像巴贝奇一样，它们认为，来自每个行为和每个声音的振动都会留下实在的痕迹。作为证据，其中的一个天使指向一颗“狂野的星辰”，一颗刚刚由天使的眼泪形成的行星：它“璀璨的花朵对一切未曾实现的梦想都是极为可亲的”，而它“暴怒的火山是心底最湍急、最不虔诚的激情”。[958]通过语言和泪水，将思维和感情真正烙刻在物质上。它们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过程，再次创造了世界。
正如在《催眠启示录》中草草描绘的元物理学和《瓦尔德马尔先生病情真相》中的实验一样，爱伦·坡在扩展事实上存在的物质过程，让它们达到某种程度，从而可以进入推测的、超凡的、精神的、揶揄的生活与思维之中。在挑战对设计的简单化理解时，他正在追逐创世的边缘，在那里，“不像思想的思想”和不稳定的、无形态的存在，或许会被转化为可以被感觉和表达的事物。[959]
14 倔强之魔
爱伦·坡在《百老汇杂志》的工作量足以将人压垮。新的压力使他开始犯错，其中他对朗费罗的攻击是最大的判断失误。他在1845年5月写道：“在最近三四个月间，我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一直都在努力。”[960]尽管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他还是和他“一生其他时候一样贫穷”，“无法用它在银行换钞票”。那位蓄着胡须的与他亦敌亦友的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在提到爱伦·坡时说：“他从来不休息。在他的头脑中像是有一台小型蒸汽机，它不仅让大脑运动，还让它的主人一直留在热水中。”[961]
这正是文学创作所要求的高速运转。1825年的美国大约只有100份期刊，到了1850年已经有600份。爱伦·坡认为，“在几年内，文学杂志”的这种突然增加是时代的品位与习惯改变的一个迹象：“我们现在需要有智慧的轻型火炮；我们需要简捷的、浓缩的、尖锐的、易于传播的东西，来取代那些冗长的、详细的、连篇累牍的、难以接近的东西。”[962]
爱伦·坡敏锐地感知到，在造纸、蒸汽动力印刷机和火车运输等新技术的驱动下，他正在经历一场媒体革命。电报和莫尔斯电码将加速这场革命的发展。爱伦·坡认为：“现在的人的思考要比50年前更加深刻，但除此之外，他们的思考还更加快捷，有更多的技巧，更机敏。”这种新的速度、凝聚力和信息量满足了人们对新奇事物永无休止的渴望，把他自称“杂志人”的工作变成了魔法师学徒式的忙乱。他必须冲刺般工作，才能与正在发生的事件保持同步，才能迎合公众的品位，也才能领先债权人一步。
1845—1846年，人们越来越承认爱伦·坡是美国最杰出的小说作家、诗人和批评家之一。作为编辑和出版人，爱伦·坡如同旋风一样四处奔忙，除了为《百老汇杂志》的专栏写稿、向其他杂志出售作品，他还写一些透露出对技术十分精通，刊出后能引发各种讨论的批评。
在爱伦·坡的生命中极具讽刺意义的事情之一是：就在他声望日隆的时期，就在当他逐步成为一个完全掌握了创作要领的几乎无所不能的理想中的作家的时刻，他的生活分崩离析，他的职业、他的家庭和他的理智都成了厄运、酒精和自我颠覆的牺牲品。就在他的生活走向最大的混乱、他的清醒理智几乎受到质疑的那几个月里，他反而正在认真地思索如何完美地掌握关于理性的艺术的理论。
机器的脉动
整个1845年夏季，对于他的《故事集》热情洋溢的评论雪片般飞来。它们赞赏他的“推理小说”中的分析力、他的想象力和描写，以及《大旋涡历险记》和《催眠启示录》这类小说的科学与哲学敏锐性。
在准备创作一部新的诗集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重新拿起了批评理论。不顾他的许多朋友的改革热情，爱伦·坡批判了那些“说教异端”。[963]认为诗歌不应该好为人师，尤其不应该“侈谈他们称之为进步的教条或者教义”。反之，诗歌“唯一的正统目标”是优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超过地球能给我们的，更野性的美丽的渴望”。这种对超凡的优美的追求激发了“神圣的第六感，对此我们的理解仍然非常浅薄”。颅相学家们把它描述为“理想境界的器官”，也就是唯灵论哲学家“维克多·库赞追求的那种需要尽一切努力加以理解的上帝的最纯粹的一面”。
尽管对优美的理想接近于圣洁，但爱伦·坡多年来也一直在发展一种世俗的精于计算、理性与物质的艺术观点。对柯尔律治对幻想和想象所作的区分（柯尔律治认为，幻想仅仅是结合，而想象是创造），爱伦·坡认为二者“连程度上的差别都没有”[964]，因为他相信，不存在无中生有的人类创造：“一切小说理念只不过是某种不同寻常的结合。人无法想象确实不存在的事物。”即使一个像长着翅膀的狮鹫格里芬(Griffin)一样的幻想生物，“也只不过是已知的肢体的组合体，具有已知的特性”。一切“看上去似乎是新颖的东西，似乎是智慧创造的东西”，最后都会“分解为旧的东西”。
就在《乌鸦》即将发表之前，爱伦·坡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即文学的原创性不“仅仅是一个”受到一个神一样的诗人启发的问题，而是工匠的一种工艺。如果人类的头脑能无中生有地创造某种新东西，“它不仅将创造理想，而且将创造物质，就像上帝的思想做的那样。”[965]与此不同，人类想象力的最高作用是以“智慧的化学方法”结合元素，而“两种元素化合后的结果将与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同”。
他否定了“计算能力与理想相左的陈旧教条”。[966]正如他在《莫格街谋杀案》中提出的那样，物质的、理性的谜团的解开和创造美的新颖形式是同时进行的：“想象性智力的最高档次永远是高超的数学能力或者分析能力，其逆命题也同样成立。”
爱伦·坡坚持认为想象力等同于分析力的观点，而且二者都涉及与实践结合的物质过程，这或许是在将艺术降低到使用蛮力劳动的水平。但劳动的地位在这一期间有所上升。劳动曾被视为低下的诅咒，为贵族所不齿，但它现在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正面的美德。在欧洲，工人运动提高了劳动的尊严[967]，而在美国，正如托克维尔观察到的那样，人们认为一切男人都应该有职业。与“青年美国人”一样，爱伦·坡认为，文学工作者这批“可怜虫作家”有资格与当时要求自己的权利的其他工匠们一样，凭借自己的工作得到人们的关注和政府的保护。然而，爱伦·坡提到的化学和数学是独特的，因此，他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艺术家的工作需要耐心的劳动，而且像科学一样，它需要的是最高级的思维分析能力。
并非人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一些爱伦·坡最为尊重的批评家谴责他过分强调推理在诗歌中的作用，并暗示他自己的作品有很多“仅仅是机械式推理的成分”。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就爱伦·坡所写的传记文章指出，爱伦·坡面对的是生命与死亡的奥秘，而当一位“生活在神秘事件中的”神秘主义者被“包围在内部时”[968]，爱伦·坡却如同一个旁观者一样站在外面：
——以他清澈的眼睛
他分析，他解剖，他观察的
正是，这台机器的脉动。
因此，实际上对他来说，推理这台机器所有的轮子、齿轮和活塞杆都在为了某个目的而工作。
上面引用的摘自华兹华斯的《她是一个快乐的幻影》(She Was a Phantom of Delight)的对句意义重大：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曾在《抒情诗集》(Lyrical Ballads)中将诗歌定义为“强有力的情感的自发涌动”[969]——洛威尔认为，在爱伦·坡严格斟酌的诗歌中没有使用这种方法。
类似地，在洛威尔1845年的批评著作《关于一些古代诗人的谈话》(Conversations on Some of the Old Poets)中，他提到，“一个学者兼艺术家，他清楚地知道每个伟大作家是怎样创造每一种效果的”。[970]但这个人的计划的实施效果并不如意：“人心会躲过他的花招、陷阱和精心策划的圈套”，但更容易“被另一些家伙们的简单创作俘获，被谁的作品俘虏对读者而言都一样，但差不多没有作家会想到有这种事情”。
在爱伦·坡对《关于一些古代诗人的谈话》的一个评论中，他反对洛威尔所认为的，预先设计的诗歌效果会不可避免地失败的看法。或许是察觉到洛威尔不满这种针对，爱伦·坡辩解道，有意识的思考是艺术的内在本质，强有力的效果不是偶然得到的：“如果这种做法失败了，只是因为理论不完美。如果洛威尔先生的心没有被花招或者陷阱捕获，只是因为陷阱隐藏得不好，圈套的诱饵不对或者设置得不对头。”[971]几天后，《纽约先驱论坛》(New York Herald Tribune)跳了出来，以一篇可能是玛格丽特·富勒写的文章为洛威尔和诗歌中的“自然”辩护：“任何陷阱，无论你能如何在其中设置诱饵，我们不相信它能取得预期成功，或者能对读者的心施加影响。”[972]
爱伦·坡立马在《晚镜报》上以一篇题为《自然与艺术》(Nature and Art)的文章做出回应。他不赞成洛威尔和《纽约先驱论坛》坚持认为艺术与自然二者存在的不同的观点：艺术“只不过是对容易得到的素材简单地做出安排、整理和渲染”，以便能成功地应用“自然界”的建议、规则和普遍目的。[973]“艺术和自然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术语，艺术模型本身基于自然、取材于自然，表现自然的暗示和倾向。”[974]爱伦·坡认为，艺术充其量不过是自然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
捉住小恶魔
有人曾安排爱伦·坡于1845年4月18日在社会图书馆再次进行有关美国诗歌的演讲。结果因为天气不好，“夹杂着冰雹和冻雨”，这一活动取消了。[975]《百老汇杂志》的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说：“确实，这只是一件小事，但他是一个很容易因为这种小事而不安的人。”第二天，爱伦·坡是“在一个朋友的搀扶下来上班的，他因为喝了酒而醉醺醺的”。
在纽约度过了几个月的清醒与令人吃惊的高效率工作之后，爱伦·坡又喝酒了。每次狂欢喝醉后都有一段折磨人且满怀内疚的恢复期[976]——他会满心后悔地准备戒酒，但随后又会开始饮酒。
到了19世纪初，美国人每年甚至每天消耗的酒精量或许都可以获得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或者查尔斯·布科夫斯基(Charles Bukowski)的赞美。[977]饮酒在杂志工作者的生活中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酒吧和俱乐部是交换闲言碎语、新闻、走私品和机会的场所。爱伦·坡对酒精的病理性敏感却让这些地方对他而言变得很危险。他曾多次长时期几乎完全戒酒，包括在费城极为多产的4年。但《乌鸦》带来的新压力和社交成功，让“不节制的恶魔”再次获得了力量。
与此同时，弗吉尼亚的健康状况也开始恶化。爱伦·坡的朋友托马斯·霍利·奇弗斯(Thomas Holley Chivers)曾见到弗吉尼亚“遭受过一阵可怕的咳嗽”，玛丽亚·克莱姆不吉利地说这“并非只是感冒”。[978]安妮·林奇也提醒爱伦·坡：“生命过于短促，要做的事情太多，这让人们没有时间感到绝望。驱除那个魔鬼，求你了。”[979]1845年夏天，在没完没了的工作和弗吉尼亚一直存在的病痛，以及他在文学事业上看到的令人陶醉而又迷惘的前景的影响下，爱伦·坡的精神开始变得十分不稳定。他脆弱的清醒被易让人迷失的狂饮打乱，这削弱了他的体质，侵蚀了他的判断力。
饮酒开始让他失去朋友。当洛威尔来到纽约见他的笔友时，他发现爱伦·坡“有一点醉意”，带有“喝醉了的人想要说服你承认他没醉的那种过分的认真”[980]:“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妻子担心的表情，这让我感到很痛心。”玛丽亚·克莱姆想要去掉洛威尔“对于她亲爱的埃迪的错误印象”，她对洛威尔说：“你在纽约看到他的那天，他的情况不正常。”[981]爱伦·坡本人却激烈地为自己辩护，反击洛威尔。他告诉奇弗斯，洛威尔“远远不是我曾期待见到的那个看上去非常高尚的人”。[982]后来，洛威尔在《写给批评家的寓言》(A Fable for Critics)中开始讽刺爱伦·坡的“诗歌的科学”：
爱伦·坡带着他的《乌鸦》来了，如同《巴纳比·卢杰》一样——
五分之三堪称天才，五分之二纯属瞎扯。[983]
到了那时候，在妻子的信念的鼓动下，洛威尔已经成了一家废奴主义杂志的编辑。爱伦·坡在给《写给批评家的寓言》写的评论中谴责洛威尔有地域偏见，带有“盲目与失聪者最顽固的偏执”，并把他描述为“最偏激的废奴主义狂徒之一”，因为他只赞扬了波士顿诗人，而漠视了美国南方作家。[984]正如戴维·里斯在《纽约的欺骗》中说的，爱伦·坡在这里将洛威尔的废奴主义说成是一种对奴隶主……的思想狭隘化、好战和丧失仁慈。
《百老汇杂志》的共同拥有者查尔斯·布里格斯曾对洛威尔说过爱伦·坡越来越离奇的表现。布里格斯曾想要“诋毁爱伦·坡的名声，此时正好抓住机会”。[985]爱伦·坡有阵子“感觉非常不好”，好像坠入了绝望的深渊，于是他告诉戴金克自己的决定：“放弃《百老汇杂志》，隐退乡村6个月或1年的时间来恢复健康和精神。”[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