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接到前往纽约大学朗读一首新诗的邀请时，爱伦·坡惊呆了。无论这时他是受到启示还是想要逃避，他“在那个星期一直是醉醺醺的”。[987]“到了约定的那天，奇弗斯发现他躺在床上假装生病”，以此“逃避上台朗诵”雄辩家麦考利(Macaulay)的作品。[988]同一周，奇弗斯在纳苏街碰到了爱伦·坡，他正“摇摇晃晃地走着”，这时另一个烂醉如泥的人叫住了他，赞扬他是“美国的莎士比亚”。奇弗斯打算带他回家，但这时又碰上了刘易斯·盖洛德·克拉克，后者最近在《纽约人》上嘲讽爱伦·坡的一篇文章。爱伦·坡试图挣脱奇弗斯冲上去，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去痛揍克拉克一顿。”
爱伦·坡向奇弗斯交心，说自己对弗朗西丝·奥斯古德的“爱恋”愈演愈烈。《百老汇杂志》发表了奥斯古德的诗《那就随它去吧》(So Let It Be)[989]，描述了爱伦·坡和他的年轻妻子之间的爱恋之情：“那个美丽的深情女孩在你身边/在你的灵魂深处，亲爱的光永远存在。”弗吉尼亚肯定没有“那种心情”，她反而很可能因为“友谊会发出的光线”而去“责骂”爱伦·坡或奥斯古德。
弗朗西丝·奥斯古德现在想要爱伦·坡在普罗维登斯与她见面，讨论她的一个追求者散布的一个恶毒的谣言，说爱伦·坡使用了一张伪造的支票。这是毫无根据的诽谤，最终爱伦·坡迫使对方道了歉。[990]但奇弗斯在7月2日发现，爱伦·坡“穿着他最好的衣服”走在前往普罗维登斯的路上，“前面是《百老汇杂志》的办公室，他手上却一美元也没有，而是从我那里借了10美元”。
与此同时，布里格斯正在尝试通过买下第三位所有者约翰·比斯科的股权来控制《百老汇杂志》。由于爱伦·坡此时正在普罗维登斯瞎混，本应该在7月5日出版的一期《百老汇杂志》未能发行。[991]
这份杂志于7月12日才接着出刊，“如同一个重振军威的巨人”。[992]布里格斯放弃了他的股份，而爱伦·坡则与比斯科签订了一份新合同，让自己成为杂志的“唯一编辑”[993]，并将得到“全部利润的一半”。随着布里格斯离去，爱伦·坡本就已经非常大的工作量又增加了一倍，他的行为也变得更加无法预测了。就连他的忠诚拥护者戴金克也受其放纵行为的困扰。戴金克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爱伦·坡原本非常冷静，他对个人卫生一丝不苟，甚至是个有些神经过敏的绅士，但因为在道德、精神和肉体上的醉酒，现在他将自己放到了无赖的层次。”[994]
那个月，爱伦·坡在《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常之魔》(The Imp of the Perverse)的小说，对他自己自我毁灭的行为做了辛辣的诊断。正如在《黑猫》中一样，在小说的开头，他叙述了颅相学家们的失败，因为他们无法确定，主管人类倾向于做那些与自己的利益最不相容的事情（例如在绝壁之顶赞美无限风光时有纵身一跃的冲动）的器官在哪里。
他坚持认为，这种自我毁灭的驱动是一个道德事实，就像好好努力地活下去的愿望同样强烈，有时候甚至比那种愿望更加强烈。尽管爱伦·坡很少公开宣布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但他关于那种“倔强”的作品透露了一种加尔文主义[995]，即认为上天即使没有诅咒全体人类，也至少诅咒了其中的大多数。他觉得社会改革者和改良者的乐观主义非常天真，最近几十年来技术与科学的进步，永远无法改变人类思想中根深蒂固地想要走向残酷与自我毁灭的倾向。
在《反常之魔》中，通过详细地描述一次带有美学完美性的谋杀，爱伦·坡说明了他的观点。在爱伦·坡的非凡谋杀者因为无法抑制的冲动而大肆吹嘘他的计划之前，这篇小说类似于德·昆西1827年曾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试论将谋杀视为一种艺术》(On 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倔强总会出笼。
无论这是充满幻想的解释，还是一个道歉，或者是一次创造极致冲突的真诚尝试，《反常之魔》说明，爱伦·坡在运用哲学和色彩斑斓、想象力丰富的故事叙述，试图解释他为什么要采取一种非理性的、似乎无法制止的方式来毁灭自己的生命。[996]
诗人们的表现很糟糕
夏末，爱伦·坡告诉他的堂兄尼尔森，弗吉尼亚的“健康状况一直非常糟糕，现在仍然如此”。[997]在此期间，他单枪匹马地撑起了《百老汇杂志》的编辑工作，并撰写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还借钱维持杂志运转。当他检查他即将问世的诗集的清样时，他仍然在与弗朗西丝·奥斯古德通过诗歌应答调情。他也把自己的家从百老汇东街(East Broadway)搬到了邻近华盛顿广场的阿米蒂街(Amity Street)。他接受了一个邀请，前往波士顿学会[998]发表一次演讲，赚取50美元。他当时兼顾的事情太多，结果到最后发现自己写不出一首新诗。
他发表演讲的那天晚上，波士顿学会人满为患。“人们，至少是学院里的大学生们，一直在热切地阅读”爱伦·坡的“散文，而他的诗歌正在引起更大的关注”。[999]那天晚上第一个演讲的是政治家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他做了两个半小时的历史演讲。最后，爱伦·坡走上了讲台，以一段反对说教式诗歌的“冗长、乏味的前言”开始，这是他对波士顿诗人的主要抱怨。然后他朗诵了一首“相当令人困惑的”诗歌。他称这首诗歌为《信使星》(The Messenger Star)——其实是《阿尔阿拉夫》，一首他青年时代关于天使天文学的诗歌，最初由《十四行诗——致科学》为序诗。
有些观众被它晦涩的诗节和仿佛来自异世的声音弄糊涂了，觉得自己“今晚受够了诗歌的罪”，所以提前退场了。[1000]然而，在返回剑桥的路上，一群哈佛大学生觉得他们“受到了某个巫师的魔咒的影响”。[1001]第二天，一篇文章赞扬这首诗是“以正确的原理为基础的优雅、古典的作品，包含着真正的诗歌的精髓，非凡的想象力处处可见”。[1002]
演讲结束后，爱伦·坡在东道主的“劝说下”喝了几杯香槟酒。他接下来承认那首诗是他17岁那年便已经发表过的。这话传了出去。《波士顿晚报》的编辑柯妮莉亚·威尔斯·沃尔特是朗费罗的朋友，她随即吹毛求疵地说：“想想吧，一个小男孩的诗歌放到一个成人的文学协会面前显摆？呸！呸！”[1003]
他本可以就此作罢，让这个没有什么收获的演讲之夜就此留在记忆中就行了。然而，可能由于恶魔作祟，他重写了那晚的演讲稿，把它作为一个有意的挑衅或恶作剧再次抛出。他在回到纽约后奚落道：“我们一直在挖苦波士顿的那帮家伙，结果他们中间最为愚蠢的那一两个男女编辑因此大发雷霆。”[1004]沃尔特对此断然回击，称他写诗歌的能力一定自10岁起便每况愈下，“他最好的诗歌写在那个时期之前”。[1005]
爱伦·坡反唇相讥，说沃尔特是一个“可爱的生物”和“相当漂亮的小女巫”，“因为我们对朗费罗先生做的一点事情”在“想法复仇”。他接着放手攻击“蛙鸣人”（来自波士顿公地的呱呱乱叫声）:“波士顿人的生活方式挺不错。他们的酒店却不怎么样。他们的南瓜馅饼味道鲜美。他们的诗歌却不怎么好。”[1006]从纽约到查尔斯顿的报纸都被迫各自选边参战，在互相进行了几轮恶毒的攻击之后，几个波士顿人联手对戴金克施压，要他让爱伦·坡停止针对“波士顿最受人尊重的青年女士之一”进行的“令人感到极度厌恶”的攻击。[1007]尽管之后爱伦·坡仍然公开挖苦“蛙鸣人”和他认为是由他们造成的先验论迷雾，但他不再攻击沃尔特了。
在纽约还有一个新的困境等着他：比斯科放弃出版业了。他提出把自己在《百老汇杂志》的股份卖给爱伦·坡，索价150美元。爱伦·坡想尽办法，终于凑齐了这笔钱——他不顾尊严地向英格利希、戴金克、格里利、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奇弗斯，甚至敌对的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求助。
《百老汇杂志》的新刊印行于那年的10月25日，将爱伦·坡标注为“编辑兼业主”。
爱伦·坡此时梦想成真——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杂志。
这次胜利既苦涩又短暂。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百老汇304号的办公室里见到了爱伦·坡，发现他“非常和蔼、非常有人情味，但情绪低落，或许还有点疲倦”。[1008]爱伦·坡告诉奇弗斯：“这次我应付得很不容易，还托了很多人，经过了多方的运作。”[1009]他觉得有些被压垮了：“现在样样事情都得我干，编辑报纸，弄好了拿去付印，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哪怕我现在给你写信所用的时间都像金子一样宝贵。”
到了12月初，爱伦·坡被迫找了一个新的财务支持者，并抱怨道：“人人都在找我们的麻烦，他们都是各色各样的小人。”[1010]爱伦·坡所说的这些找他麻烦的人中，包括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学者，他将《反常之魔》评论为“哲学的欺骗”，他从颅相学到先验论，甚至到元物理学领域，一一对这部作品进行批判。而“恶魔”也于12月末再次出笼——他又一次酗酒[1011]，导致他在新一期杂志上足足留下了一个半栏目的空白。
他的财政支持者托马斯·莱恩(Thomas Lane)决定“彻底关闭刊物”。[1012]最后一期《百老汇杂志》于1846年1月3日面世。柯妮莉亚·威尔斯·沃尔特听到这个消息后翩翩起舞：“信赖朋友只不过仅此而已/尤其当金钱不趁手之时/事实证明百老汇杂志‘命定如此’——/朋友们再也不会付钱购买爱伦·坡的文字了。”[1013]
很快，他又陷入了一个更为私人的、充满了“嫉妒与心头之火”的困境。[1014]在一次聚会中，伊丽莎白·埃利特偷听到弗朗西丝·奥斯古德和弗吉尼亚在一起笑——笑她寄给爱伦·坡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埃利特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接着便散布了有关奥斯古德给爱伦·坡写暧昧信件的流言蜚语。她满怀嫉妒、含沙射影地讽刺“成了街谈巷议的主题，至少在文学圈子内如此”。
埃利特还劝说玛格丽特·富勒和安妮·林奇和她一起来对抗爱伦·坡。她们出现在他的门前，要求他把奥斯古德给他的所有信件退回去，表面上的说辞是要保护她的名声。爱伦·坡随后退回了那些信，但他愤怒地警告埃利特“最好还是管好自己的信”，其中有些信会“让她自己陷入尴尬”。
再次感觉受辱的埃利特叫来她的上校兄弟，要求他主持公道。爱伦·坡知道这个消息后急急忙忙地跑到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的房间，要求借给他一支手枪用来自卫。英格利希不但不肯出借，还否认爱伦·坡曾经收到过任何来自埃利特的信件的事实。面对名誉受损的可能，爱伦·坡当时火冒三丈，他冲向英格利希，后者“在他脸上重重地打了几下子”。[1015]那名上校对此目瞪口呆，而爱伦·坡和英格利希从此便成了死敌。尽管爱伦·坡和弗朗西丝·奥斯古德仍然在出版物中交换诗作，但他们此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在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件中，爱伦·坡在为自己进行激烈的辩护时做出了许多错误的考虑，走错了许多步，并且贸然增加了赌注，直到他戏剧性地越过了一条道德底线。酒精、忧虑和脆弱的自大性格都在其中起了作用，如同他在某次醉酒后恢复清醒时所说的：“正是强烈的自我感觉让我们节节败退，而且一直在让我们败退。”[1016]美国文学界的重大公众事件正在纽约这个鱼缸中得到加速发酵与放大，爱伦·坡正在从中学习拜伦和其他著名人物的危险教训。没有什么成功会像失败那样，让人们愿意付出代价（无论是欢呼、嘲笑或者哭泣）来观看一位艺术家的自我毁灭。
1846年的情人节，弗吉尼亚给她的丈夫写了一首甜蜜的藏头情诗，希望能得到解脱：
我希望能永远与你一起漫游——
我最珍贵的生命属于你。
给我一所小房子作为家园
还有一丛茂盛的茑萝老藤，
远离满是罪恶与关切的尘世
和许多搬弄是非的舌头，
只有爱才能指引我们到达那里——
爱将治愈我虚弱的双肺；
而且哦，我们将度过宁静的时光，
永不希望其他人看见！
我们将享受完美的舒适，用不着想着将我们
借给世界和它的欢欣——
完美将永远平静并受到祝福。
为了强调他是她的挚爱，弗吉尼亚用每一行的首字母串成了“EDGAR ALLAN POE”——爱伦·坡的名字。爱伦·坡读懂了其中的暗示，他把家从阿米蒂街搬到了东河(East River)边的海龟湾(Turtle Bay)；到了5月，他们向北迁居12英里，搬到了福德姆（现在的布朗克斯）乡下。
他们以一年100美元的房租，租住在一座“山顶的小房子”[1017]里，那里的乡村空气有益于弗吉尼亚正日渐恶化的健康。“房子周围有一两英亩的绿色草地，光滑得好像天鹅绒，干净得好像打扫得最好的地毯。院子里还有几棵巨大的老樱桃树，它们向周围洒下了巨大的阴影。房子里有3个房间，还有一个‘厅’，是适合夏天长时间待着的可爱地方。”让弗吉尼亚和克莱姆夫人都能感到宽慰的是，这个新住处让爱伦·坡脱离了文学圈子及其带来的闲言碎语。
然而，麻烦还是找上了他：那年春天前往巴尔的摩的一次旅行以醉酒作为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疾病。玛丽·休伊特写信给他，祝他早日恢复健康：“我们迷人的朋友奥斯古德夫人和我本人最近经常沉湎于谈论你和你亲爱的妻子……整个蓝色王国(Bluedom)[1018]都在它迷人的圈子里想念你，我们经常问，爱伦·坡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们中间。”[1019]
一个沉闷的秋日下午，一名青年诗人看到爱伦·坡正在等一辆返回福特姆的火车。“一场阵雨突然来临，他却只能正站在遮阳棚下躲雨，我有一把雨伞，我有一种想和他一起打伞回家的冲动，但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当然不是什么不仁慈的事情）从而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继续往前走，把他丢在雨中，他面色苍白、发着抖，如此境遇凄惨……我还能看到在那里的他，而且永远都看得见他：贫穷、一文不名，但依旧骄傲。”[1020]
星云的分辨与反驳
就在爱伦·坡突然声名鹊起，以及文学界随之出现混乱的那几个月里，报章上充斥着有关《遗迹》的争议和探寻它的匿名作者的消息。仅仅《百老汇杂志》便在1845年至少5次提到过这部著作。4月，爱伦·坡力排众议，为这部书进行了辩护，并批判一位抱有敌意的评论者：“例如，我们应该倾向于对《遗迹》做出比他更高的评价。即使它不是由尼科尔先生撰写的，这部作品也配得上这位伟人。”[1021]除了那名热烈支持星云假说的天文学家约翰·普林格尔·尼科尔，人们还怀疑另外几位著名人物是这部书的作者，包括颅相学家乔治·库姆、出版商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哲学家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查尔斯·达尔文和数学家埃达·勒芙雷斯(Ada Lovelace)。12月，爱伦·坡注意到一部新出版的书——《试论可理解的世界之和谐》(On the Harmony of the Comprehensible World)，作者是《遗迹》的另一位疑似作者，一位名叫理查德·维维安(Richard Vyvyan)的保守党政治家。《遗迹》此时是百老汇的热门话题。
1846年，继续保持匿名状态的《遗迹》作者以题为《解释》(Explanations)的连载文章回答了其批评者。对《遗迹》中有关太阳系演变的一个反对意见来自当时最新的天文学证据。1845年，爱尔兰天文学家、罗斯伯爵威廉·帕森斯[1022]，用他自制的54英尺长、带有直径6英尺的反射透镜的望远镜“帕森镇的利维坦”(Leviathan of Parsonstown)观察天空。为了证明这台望远镜的精度，罗斯伯爵在1845年的BAAS集会上发布了一幅令人震惊的螺旋形星云的观察图片。这个星云后来叫作旋涡星云(Whirlpool nebula)，赫歇尔在南非用观察精度较差的望远镜对其观察到的结果，只显示为两团不连续的星云。
猎户座星云(Orion nebula)是星云假说的支持者们经常拿出来论证其假说例子之一，但罗斯伯爵声称，当他将自己庞大的仪器指向猎户座星云时，看见的是“一组组”恒星组成的“簇”，而不是曾预想的气体云。他宣布，对星云的可分辨性，几乎不存在任何疑团。”[1023]许多人认为，罗斯对“从星云中可以辨认出”恒星的信心，是对星云假说的否定，这一假说也是支持《遗迹》的演变性宇宙的最重要依据。
作为回应，《解释》争辩道：罗斯确实能分辨某些星云并看出其中的恒星，但这根本无法说明一切星云都可以分辨。现在能动摇这一假说的或许只有对那些“相对较近的星云”[1024]的观察，然而，“现在望远镜的放大倍数的提高”还没有达到能将它们分辨并确定为恒星的程度。《解释》却进一步发起了对那些已经确立了地位的“科学家”的攻势。作者宣称：的确，“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反对《遗迹》的理论[1025]，但那又怎么样？“当前，这些人对这样一个课题做出正确反应的能力是令人极其怀疑的。”过分专科化已经让科学家们无法对任何着眼于总体的理论做出判断：他们“从事的只是他们自己非常狭窄的科学分支，对整个科学庞大领域的其他部分给予的关注极为有限”。因此，“作为科学家的整个行业阶层对此事并不具备发言权”。取而代之的是，作者越过了科学家，向公众舆论这个“另外的法庭”提出诉求。
对于《解释》中的论述，整个科学家这一行业阶层甚至比过去更为愤慨。在英国，戴维·布鲁斯特对作者“心胸狭窄的不明智表达”大为恼火。[1026]前纽约学会负责人、自1842年以来担任哈佛大学自然历史学教授一职、植物学家亚萨·格雷为“科学家整体”辩护，谴责《遗迹》中关于人类是从电活力论中的淤泥进化而来的观点。[1027]“非专业读者”应该信任那些既有的专业人士“基于事实”得出的结论，因为“他们是对于这些事实的最有力的证人，而且有根据这些事实做出判断的最佳手段。”他呼吁欧洲的权威专家[其中罗列了居维叶、休厄尔、莱伊尔和默奇森(Murchison)]，联合反对那些没有资格证书、机构，甚至没有名字的所谓科学人。
约瑟夫·亨利为他的学生们对阅读《遗迹》的入迷感到烦恼。他本人坚持认为，一个如同机器那样的宇宙，仍然且必须是“某个智慧生物的产品”。[1028]当一个年轻的、上帝一位论派的教徒赞扬《遗迹》的观点，并认为星云假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宇宙进化论”[1029]时，他提醒人们反对科学中的“精细化唯物主义”，因为它将持续降低上帝和精神的作用。
波士顿的《北美评论》总结了争论的中心问题：“我们只需要确定，我们正在其中生活的事物的复杂体系，是否可能在生物界与无生物界之间形成优美和谐，从而让这两界都得到完美的安排和奇特的适应……它的建立与直到今天的维持是由一位全知全能的存在实施的呢，还是通过纯粹物质的粒子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在不受干预或控制的情况下形成的呢？”[1030]
许多人认为，《遗迹》只是以宗教的语言作为一层外壳来掩盖它的真正目的：破坏宗教，支持唯物主义。迪金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的一位教授就认为，作者对上帝的暗指是“通往它的读者的信仰城堡的一条地下通道”，是一种“自从伊壁鸠鲁就开始使用的”典型的“无神论策略”。[1031]如果《遗迹》中的宇宙不需要一个活跃的管理者和保护者，它或许可以完全不需要上帝。“那么为什么要有一个上帝存在？除了形成像他这样本身就可以永远维持的存在之外，上帝的存在没有别的目的。也就是说没有上帝，或者说，物质就是上帝。”
当时任何一种可能性，无论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还是泛神论，都是令人憎恶的。信仰新教的科学家和神学家们认为，宇宙是通过造物主的仁爱精神推动的，造物主小心翼翼地管理与维持宇宙，时时刻刻调整它向好的方面发展，用以实现他的目的。但是，难道宇宙真的会像《遗迹》提出的那样，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物质机器，在被设计与创建之后便被丢在那里无人理睬了吗？或者说，上帝和宇宙就是同一个事物？
一直持续的有关《遗迹》的争议，还衍生了一些有关科学的地位和政治未能解答的问题。应该允许谁尝试回答这样基本的问题，或者由谁来决定它们的答案？应该用什么方法，用什么作为证据的标准，通过哪些论坛？并应该面对什么样的陪审团或者法官？
打开诗歌的黑匣子
现在，爱伦·坡与玛丽亚·克莱姆和弗吉尼亚一起处于半流放状态。他远离了编辑部办公室、沙龙和出版社的圈子。他可以尽情回顾过去几个月的迷惘与恐惧。
他试图掌控整个文学宣传系统和纽约文学界的尝试失去了控制，自己还遭到了反噬。他最终失去了对《百老汇杂志》的编辑资格与拥有权，这也让他失去了时间、健康和尊严。他酗酒的发作和随之而来的可憎表现将过去的朋友变为敌人。“蓝色王国”的国民对他的爱慕也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侮辱和怨恨的喧闹。
然而，他不会轻易接受失败。他仍在写作并发表作品。他以一种他非常内行的方式保卫并扩大他的知识领域：诗歌批评。
在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发表的5个月后，爱伦·坡十余年来的第一部诗集，《乌鸦和其他诗歌》(The Raven,and Other Poems)于1845年11月出版。业界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积极。然而，批评家们反复提出了一项指责：在他的诗歌中，灵感和感情从属于理性与技巧。洛威尔模棱两可地将爱伦·坡的诗歌描述为“轮子、齿轮与活塞杆全都在一起只为某种目的来工作”。《先驱者》(The Harbinger)则认为，《乌鸦和其他诗歌》中的“技巧多于表达”，并且虽然“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功，但以牺牲情感的表达为代价”。[1032]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在他们斗殴之前还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爱伦·坡“通过诗文的机械性手段，把优美置于简单的叙述中”[1033]，而“许多表达效果取决于作品的构造模式”。一位批评家觉得，《乌鸦》的“结构比它表现出来的精神更加引人注目”[1034]。
这一分析认为灵感、机械取代了文学印象的灵魂，因为戴金克为爱伦·坡最新的小说集出版时所做的选择而得到了加强；爱伦·坡则对此抱怨道：“对于推理”，这位编辑“有他自认为高明的品位，并以此为根据选择了以分析小说为主”[1035]。他认为，一个更有代表性的选择应该呈现出他的作品“广泛的多样性和变化”。与《乌鸦和其他诗歌》有关的批判则更让他厌倦，其中说爱伦·坡的诗歌中技巧多于感情，机械设置多于自然流露。
1846年4月，爱伦·坡在《格雷厄姆的女士与绅士杂志》上以一篇题为《写作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的批判宣言回应了这些指责。他在其中表现得似乎不仅同意那些对他的批评，而且甚至比他们走得更远。正如他在《如何写一篇布莱克伍德式的文章》中开玩笑式地说明了应该如何撰写短篇小说一样，他把自己化身为一名诗歌创作工程师，甚至一台诗歌创作机器人。这篇文章成了传奇：一个令人困惑的迷人对象，让一些人嘲笑，也让另一些人崇敬。
爱伦·坡在文中以邀请读者“窥视场景后面”的诗人工作室为开篇。[1036]他承诺将解释他是如何创作他最著名的作品《乌鸦》的。他反对那些“更愿意让人们知道他们是通过美妙的狂热的方法写作”的诗人们，他提出了一种诗歌机器的“轮子与齿轮”的观点。[1037]他将在作品中展示他的批评原则：诗歌的每个部分都应该为一个单一的、强有力的效果做出贡献；不应该通过诗歌内部的信息断章取义地评判诗歌，而应该将其整体作为一种美学对象。
文章从开始就认为，导致他创作出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的环境（比如悲伤、渴望和贫穷）“与诗歌本身无关”。然后他给出了他在每一个关键点上的考虑和他解决遇到的每一个挑战时的手段：诗歌绝对不可超过100行；它将显示理想式的“优美”；它应该有一段适应于“产生持续的新奇效果”的叠句，集中在一个单一悦耳的中心词上。因此他得到了“永不复还”(Nevermore)，其中有一个很长的“O”作为最响亮的元音，与它连接的“R”作为最容易发音的辅音。它的音调应该使人忧郁，是“一切诗歌音调中最正统的”。心中要牢记“这个目标的至高无上，或者想办法完善这个目标”。他问道：“按照人类的普遍理解，什么是最令人悲伤的？”回答“显然”是死亡，而效果更好的则是一位美丽的女子的死亡：“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富诗意的题材。”就在这一最佳公式展开时，作为机械师的作者为每个步骤选择了能完美适应这个效果的元素，直至《乌鸦》获得了生命。
通过《写作的哲学》，爱伦·坡给《乌鸦》注入了新颖感，很像在一个成功的影片放映之后给出的幕后的制作特点。通过坚持他在创作中遵循规则的机械感，爱伦·坡否定了由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提出的关于诗歌浪漫的定义，以及由洛威尔和福勒定义的“强有力的情感的自发涌动”的诗歌创作模式。
然而，通过带领读者徜徉于他的作品中，爱伦·坡其实也采取了与他曾经在里士满揭露过的下国际象棋机器人的表演者梅尔策尔类似的做法。[1038]梅尔策尔让他的观众观看了这一所谓自动装置内部的旋转齿轮，又费尽心机地让他的机器看上去比它本身更具力学性能，以此分散观众对于其中隐藏了一个人的注意。
那么，爱伦·坡的文章是一个与梅尔策尔的下国际象棋机器人类似的恶作剧吗？他真的是在夸大他的创作过程中的机械与刻意的方面，从而给它一种“方法的气氛”，以此转移人们对作品背后那易犯错误、即兴创作、感情丰富且有灵感的创作者的注意吗？[1039]许多人就是按作者这样的设定理解的。哪怕是爱伦·坡的法国支持者波德莱尔也认为，爱伦·坡让自己看上去“比他本来具有的灵感少很多”，但“天才总是多少有一点在江湖上行骗的资格的”。[1040]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爱伦·坡在用一种“诡异的”形式回击批评他的人们的讽刺：“你们认为我的诗歌听上去机械感十足？那你们就听听看我是怎么创造它们的再说吧！”
然而，与此同时，爱伦·坡依然在对外表达他有关诗歌写作的观点，他无疑曾已认真表达过这一观点，只是现在的表达远比当时更为强烈：为了产生统一的效果，选择方法、分析和从一个选定的结尾“倒叙”十分必要。
爱伦·坡当时似乎非常认真，但同时也完全意识到，他正在表达的这种说法，即所谓“这是一首事先完全计划好的、遵循规则的、自我书写的诗歌，如同由一台机器创作的诗歌一样”是荒谬的，是几乎无法想象的。
好像有一种关于爱伦·坡的文章何时发布的神秘的预告。1845年7月，《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登了一篇对“拉丁六步诗歌创作机器”的介绍，同时这一机器在伦敦的埃及馆(London's Egyptian Hall)展出。[1041]它是由克拉克鞋业公司(Clark's shoe)庞大资产的继承人在布里奇沃特建造的，形如一个小书柜。在一根操纵杆的拉动下，气缸在机器里转动，字母落下成行，组成拉丁文诗文，还可以在《上帝保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1042]的曲调中，透过中央的一个窗口进行阅读。在计算机还未出现的年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当然是一台诗歌创作机器。
它的发明者坚持强调这台机器的哲学意义。在关于《遗迹》的争议中，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认为，他的发明是“对进化定律的一个实用说明”。对数目有限的元素，如词和字母等，它将其组合成各种可能的“和谐搭配”，再根据固定的机械定律挑选并组成诗文，就像它们是依据一般的有机形式进化的一样。克拉克称他的原理为“万花筒进化”，名字取自戴维·布鲁斯特发明的光学玩具——它也是对有限的元素进行组合，形成各种排序方式的无限变化。克拉克这一机器的正面有一个“大万花筒，它不断地形成辉煌的几何图形”，一种新的图形“刚好在一行诗文构思的时候出现，在它的机械创作之前”。这也是这台诗歌机器的创作过程的视觉类比，无论在其随机性，还是法则限制方面。
爱伦·坡当时是否在撰写《写作的哲学》之前便读过这篇文章？它发表在很受欢迎的《伦敦新闻画报》上，与它在同一版上出现的还有关于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发生火灾的带插图的报道。这样一个与他过去住处毗邻的地方发生的悲剧显然会引起他的注意。更让人浮想联翩的是，这台诗歌机器的名字和“进化定律”的插图名都是“尤里卡”。3年后，爱伦·坡也将为他自己的进化宇宙学著作取同一个名字。
在《写作的哲学》中，爱伦·坡触及了围绕《布里奇沃特论文集》和《遗迹》展开的宇宙学辩论，他写道：“这就是我的设计，它表明，创作文学作品的任何地方都与偶然或者直觉无关。”[1043]就像《遗迹》的作者在说到宇宙时那样，也像查尔斯·巴贝奇在提到他的计算机器的事前编程的奇迹时那样，爱伦·坡坚持认为，他的艺术作品完全是一个逐步发展的统一定律的产物。它“以数学问题般的准确性和严格次序一步一步地”展开，“直至完成”。
读者们或许会认为，这是对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角色的极大贬低。就像批评家们看到《遗迹》对宇宙做的那样，它似乎完全没有提及浪漫对上帝的创造灵感所起的作用，而只是宣扬一个神性被榨干了的物质的、机械式的世界的“可怕图像”。
但人们或许也可以用与解读《遗迹》一致的方式来解读《写作的哲学》，认为它提供了对造物主更加虔诚的看法。就像巴贝奇的《第九篇布里奇沃特论文》一样，《遗迹》认为，与主流自然神学家们塑造的一个不得不在创造过程中调整、改变与修改自己的作品的造物主相比，一个能提前构思其作品每一步发展的造物主，显然更加值得赞美。[1044]
一开始，《写作的哲学》似乎是对诗歌创作者受到启发的浪漫理念和自发的创造性的激烈否定。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一开始把它作为一个恶作剧来解读，它就变成了一个让生活的每个方面机械化的奇特的夸大性讽刺，而且可以看出，这种讽刺是浪漫的。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当我们考虑到它对宇宙学发展的贡献（它与《遗迹》、想要说明进化遵守的定律的诗歌机器人“尤里卡”引发的效果极为相像）时，便可在其中看到这样的暗示：创造者是全知者的主张其实更为神奇。
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主场来解读，这也可能同时表明所有相互矛盾的真相会让它有更多的含义——由你决定。
文人之战
在福德姆，爱伦·坡极为关怀弗吉尼亚。他也照顾他们的玳瑁猫卡特丽娜、苹果树、向日葵、大丽花和宠物鸟。这段时间，爱伦·坡本人也时常病得很厉害，约翰·弗朗西斯医生诊断他得了心脏病，但他还在坚持写作。[1045]
他发表了一篇复仇幻想作品《一桶阿蒙蒂亚度酒》(The Cask of Amontillado)：在答应让敌人福尔图纳托(Fortunato)品尝罕见的雪莉酒之后，饱受侮辱的蒙特利索尔(Montresor)让他饱尝了活埋的痛苦。爱伦·坡也如他的作品一般直截了当地向他的敌人发起进攻。他一直计划出版一本书名为《美国诗人》(American Parnassus)的有关美国诗歌的书，但他现在专注于写作《纽约市的文人》(The Literati of New York City)，里面是他自1846年5月起发表在费城杂志《戈迪女士》(Godey's)上的系列文章。
他依旧赞扬他的朋友们，比如，认识到了玛格丽特·富勒的“很高的天赋”[1046]，尽管他担心她的书《19世纪的女性》未能考虑神明为什么会让性别存在差异。他也公开挑衅他的敌人们，向他过去的合伙人查尔斯·布里格斯开火，说他没有独创性、自负，而且“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他把海勒姆·富勒(Hiram Fuller)的《纽约镜报》描绘为“愚蠢的沙漠”；抨击刘易斯·盖洛德·克拉克为人毫无同情心而且毫无特色：“他滑得像油”，而且，“从颅相学的观点来说，他的前额很糟糕，因为它很圆，学术术语叫作‘子弹式’。”
他更是对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表达出极度的不满：“一个没有受过最普通的学校教育的人，却忙忙碌碌地在雅文学课题上指导人类，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壮观的可怜场面了。”他“体贴”地建议：“英格利希先生还很年轻，当然还没超过35岁，而且，凭借他的天分，或许能很容易地在他最为欠缺的地方做出改进。只要略有气度的人都不会因为他寻求私人教师课程而认为有何不妥。”他还“严肃”地表示自己的判断是公平的：“我与英格利希先生并无任何私交。”
布里格斯在《纽约镜报》上发表了一幅爱伦·坡身处北部疯人院的漫画作为回应：他把爱伦·坡的身高缩减了5英寸，把他的眼睛描绘为“灰色的、带着泪水的、无精打采的样子”。[1047]英格利希则在《晨递报》(The Morning Telegraph)上详细公布了爱伦·坡的罪行：因为伊丽莎白·埃利特的信引起的争斗、欠《百老汇杂志》未还的借贷，以及上一年的伪造支票指控（虽然已经被证明为假）。他说爱伦·坡是“一个道德杀手”“文学骗子”。[1048]海勒姆·富勒在《纽约镜报》上将爱伦·坡草草地画得“状态非常凄惨：他因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遭遇不幸，他虚弱的身体中残留着邪恶生活的证据”。[1049]他还在漫画中将玛丽亚·克莱姆表现为“一个年长的女性亲戚，在炎热的街道上郁悒而行，追随着他的脚步，防止他沉湎于他热爱的酒醉之中”。“爱伦·坡显然正在身体上尝试自杀，因为他早已经杀死了自己的人格。可怜人！”
爱伦·坡在《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Times)杂志上发表文章，回应这些攻击。[1050]他承认自己有酗酒的“弱点”，但引用了弗朗西斯医生的定论，说他的酗酒行为是“可怕的邪恶的结果，而不是他本人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英格利希的“犯罪”指控涉及以伪造手段获取钱财，他本来可以漠视这些指控。因此，对于这些诽谤，他将“诉诸法庭”，以证明自己无罪。他于1846年7月份向法庭申诉，控告海勒姆·富勒。[1051]庭审一再推迟，耗尽了他的资金，但他最终胜诉，赢得了200美元的赔偿和诉讼费。
弗吉尼亚的健康状况同时也一直在变坏；爱伦·坡筋疲力尽，也患了病。他一直凭写作《纽约市的文人》取得稿酬，但它也让他得到的敌人多于朋友。到了夏天，残酷的流言蜚语传遍了全国。《圣路易斯日报》(St.Louis Daily Reveille)发布了一条道听途说的消息：“诗人、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先生已经神经错乱了，他的朋友们将请尤蒂卡精神病疗养院(Insane Retreat at Utica)的布里格姆医生(Dr. Brigham)负责监管他。我们真诚地希望情况并非如此。”[1052]就连他的老朋友，在巴尔的摩的斯诺德格拉斯也信了这个谣言。[1053]
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的讽刺文学作品《1844》[1054]发表在富勒的《纽约镜报》上，其中描述了一位写了《行骗和其他故事》(The Humbug and Other Tales)的作家在一家疯人院中行乞，并以“唱歌似的嗓音”阅读一篇文章，其中用“概率计算”来证明“卡莱尔先生(Mr. Carlyle)是一头蠢驴”。对爱伦·坡的攻击还在继续：克拉克的《纽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位现代“批评家”的墓志铭》(Epitaph on a Modern“Critic”)的文章[1055]，其中爱伦·坡躺在一座坟墓里，“或者被他过分的天才或者是被他过分的杜松子酒杀死”，“像他的缪斯一样冰冷，比他的文学风格更僵硬！”
“青年美国人”的一名成员威廉·吉尔摩·希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提醒爱伦·坡：“你现在或许正处于职业生涯中最艰险的时期，就是在这种地位、就是在生活的这个阶段，走错一步就会酿成大错，一个重大错误造成的后果就会致命。”[1056]文学上的争吵“让你发火，摧毁了你心灵中的平静，损害了你的名誉，”他劝爱伦·坡，“改变你的写作策略，开始一个新系列。”
爱伦·坡的名誉被损坏了，它或许可以恢复，然而，尽管有着福德姆的树木、河流和有利于健康的空气，以及母亲、丈夫的照料，弗吉尼亚的健康仍无法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