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那不幸的根源，很久以前
在这个滨海的国度里，
夜里一阵寒风从白云端吹起，冻僵了
我美丽的安娜贝尔·李；
于是她那些高贵的亲戚来到凡间
把她从我的身边夺去，
将她关进一座坟墓
在这个滨海的国度里。
——爱伦·坡，《安娜贝尔·李》(Annabel Lee)[1057]
海克拉火山，冰岛
手绘彩色魔灯幻灯片，19世纪
15 天使的奇观
在痛苦的床上
在19世纪30年代致命的霍乱流行期间，一个思想迷信的男子逃到了纽约市北部一个亲戚家中躲避瘟疫。透过一扇窗户，他看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在哈德孙河的彼岸站着一个“相貌可怖的怪物，体积比一条船还大，有着金属鳞片覆盖着的庞大翅膀，60英尺长的长鼻子前端长着一张嘴，鼻子根部有毛发，鼻子两边各有一个水晶棱镜”。[1058]
他被吓坏了：“我怀疑自己是否清醒，或者至少——我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是不是真的。过了好几分钟，我才确信我既没有发疯，也不是在做梦。”他颤抖着把这个怪物指给户主看，确信这是即将来临的死亡的预兆。他那微笑着的亲戚（也就是屋主），此时漫不经心地思索着：“人类一切调查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在理解事物的时候，他们往往错误地估计了物体与其他物体的距离，并低估或者高估了这种类似状况的重要性。”屋主拿起一本自然历史书，读到了“一个学校男童对于卷蛾科、昆虫纲、鳞翅目、斯芬克斯属的叙述”。屋主坐到了这个男子看到那头“怪物”时所坐的地方，指着一只带翅膀的小昆虫：这就是他刚才描述的那只长着死神式脑袋的斯芬克斯蛾子。原来，他之前看到的那个可怕的景象只不过是对真实的扭曲，是因为受到恐惧的作用，对距离和比例估计错误而产生的幻觉。
恐惧会强化人的感官并放飞想象，从而将小昆虫变成大怪物。不过，人类可以通过对事实及知识的学习，将比例调整到正确值来消除这一幻觉。在于1846年首次发表的《斯芬克斯》(The Sphinx)中，爱伦·坡给出了这一具有启发意义的神话，它带给人的思考不亚于具有科学性质的魔灯表演中通过“氢氧”显微镜放大的“微生物”所带来的震撼。
另一次霍乱流行将于1847年再次祸乱人间[1059]，但在爱伦·坡发表《斯芬克斯》（这是个有关传染病、恐惧和哈德孙河上空笼罩着的不祥征兆的故事）的那一年，他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同样可怕。在福德姆，可怕的威胁正在向他和弗吉尼亚逼近。
1846年11月，玛丽亚·克莱姆告诉健康改革家玛丽·戈夫，说弗吉尼亚“病得很重”，而且因为“物资缺乏，马上就要饿死了”。[1060]戈夫于是乘坐北上的火车赶了过去，一进门就看到一幅凄惨的景象：“什么都缺，家中一贫如洗”，“床上甚至连床单都没有”。[1061]
弗吉尼亚“因为伴随着肺结核的潮热而感觉到可怕的寒冷”；她那“苍白的脸，闪光的眼睛和乌黑的头发，让她看上去似乎是异世界的来客”。当她咳嗽的时候，她显然“正在一点点离开这个世界”。她躺在一张麦秸床上，“裹着她的丈夫的大外套，胸前是一只大玳瑁猫”。这些都是“让这位病人感觉温暖的仅有的手段，就是她的丈夫握着她的手，她的母亲焐着她的脚。”
在纽约，戈夫联系了心地善良的护士兼医学作家玛丽·路易丝·休。[1062]休发起了一次募捐活动。几天后，她给爱伦·坡一家带来了价值60美元的礼物。之后几周，休定期前来探访，“安慰垂死的人和活着的人”。
到了12月，爱伦·坡状态悲惨的消息传了出去。《纽约清晨快报》刊登了一份题为《埃德加·爱伦·坡罹患重病》(ILLNESS OF EDGARA.POE)的启事，将爱伦·坡和他的妻子都描绘为“身染肺结核的危重病人”，他们“几乎无法得到生活必需品”。[1063]就连海勒姆·富勒也说：“他的朋友们不该坐等出版商为此发起行动，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让我们这些跟他吵过架的人出面去做吧。”[1064]当时尚年轻的沃尔特·惠特曼[爱伦·坡曾在《百老汇杂志》上发表过惠特曼的《艺术歌唱和心儿歌唱》(Art-Singing and Heart-Singing)]在《布鲁克林鹰报》(Brooklyn Daily Eagle)上写到了爱伦·坡的“脑膜炎”及其他状况：“没有金钱，没有朋友，实际上正在因为疾病和贫穷受苦。”[1065]
纳撒尼尔·威利斯负责牵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请求大家帮助“最富独创精神的天才人物之一，我们国家最勤奋的文学职业者之一”。[1066]他将转交任何赠送给爱伦·坡的“慷慨礼物”，甚至力劝那些热衷于改革事业的人们出资创建一所“为无法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服务的医院”。海勒姆·富勒则建议将其改为设立一座“因为文学事业而惨遭不幸的人们的收容所”。[1067]来自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简·洛克(Jane Locke)，给威利斯发来了一篇受到爱伦·坡的状态启发写成的文章，题为《为苦难中的天才祈祷》(An Invocation for Suffering Genius)[1068]，而爱伦·坡的波士顿对手柯妮莉亚·威尔斯·沃尔特则报告说：“爱伦·坡和他的妻子都被困于床上遭受着痛苦……而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度中，数以百万计美元的金钱被毫无意义的战争、购买朗姆酒和胡吃海喝的骗子们浪费。”[1069]她充满诚意地写道，“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饥饿而丧生”，劝说爱伦·坡“改变生活习惯”，并以帮助式的口吻提醒他，他“有多少经济困难是因为放纵自己的弱点而造成的”。[1070]
爱伦·坡因为他这些朋友、敌人的慷慨而感动，也因为自己被置于“公众慈善关注的普通人物的水平”而感到羞愧，他写了一篇通告，陈述“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搞错了”[1071]:“我的妻子病重，这一点是真实的”；他承认自己也“长期身患危险的重病”，但他计划，一旦恢复健康，他将立即回应“最近遭受的那些对个人和有关文学的无数辱骂”；他经常因为病痛而缺少金钱，但从未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他也不是“没有朋友”，这是“一个严重的中伤”。
“如果我允许自己无声无息、不做抵抗地死去，一千名高尚的人都有很好的理由永远不原谅我，”他向他的朋友们保证，“真实情况是，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我已经下定决心，在完成这些事情之前不会死。”
一个中间状态的自然或者次级自然
在弗吉尼亚弥留之际，爱伦·坡修改了他早期的文章《风景园》，把它扩充为一个令人难忘的美学证词，也就是后来的《阿恩海姆乐园》。
故事主角的名字就是简简单单的埃利森(Ellison)，他是改善与进步哲学的拥护者[1072]，也是一笔庞大财富的继承人。他尝试学习多种艺术，但最终意识到，要想实现“神明让人类具有诗一般的情感的庄严目的”以及“他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命运”[1073]，最好的办法是成为一位风景艺术家，也就是做一个使用石头、泥土、树木、花卉和水来创作作品的园艺家、工匠。
为了定义他的美学，他思索着他在自然界看到的不正规之处：“在自然中，在地球的宽广表面上的任何地方，只要用艺术的眼睛持续观察，都能找到一些不符合风景‘构成’要求的地方。”如果像自然神学家们争辩的那样，地球表面是已经安排好了的，“任何地方都”满足“人类的感官对美好、崇高或者瑰丽风景的完美标准”，那么为什么还会存在这些“地质干扰”，让这些“形式和颜色”不和谐的组合存在，从而污损了完美的美学享受呢？
埃利森怀疑，从表面上看去具有明显缺陷的这些自然图像虽然也是神的设计，却是为了给除我们之外别的存在的眼睛观看的。我们的眼睛看到的“风景不够优美”之处，或许能完美地适应天使们的眼睛，对他们来说，“我们的无序或许就是有序”。在他的想象中，上帝给地球安排了庞大的表面，即“两个半球上广袤的风景花园”，其中明显的不规整之处适合于不受肉体限制的那种存在所具有的更加完美、更加包罗万象的感官。[1074]
这一理念重新燃起了他的艺术家抱负。他放弃了仅仅按照人类的审美观（诸如“大小、比例和颜色的美好关系”——它们只不过是将神明创造降低为人类的标准的模糊概念[1075]）设计风景的想法。他也不会简单地重新创造一个荒野，那种过分分散、庞大、不规则的状态无法让人感动。
在避免使用人类艺术典型地强加给自然的过于规整的秩序，和荒野的那种隐藏的、让人无法察觉的秩序之后，埃利森想象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秩序，一种允许“把万能的主的设计压缩一步的艺术，也就是把它变成一种与人类的艺术感官和谐共存或者相容的东西”[1076]。这条在纯粹人类艺术和无法理解的神圣艺术之间的“中间道路”将充满用物质打造的风景，它将允许人类感觉与领会自己从普通的肉体审美经验的边界离开，走向天使享受的那种类似超脱凡俗的感觉。
那些看到了这样的风景的人会感到有一种设计在起作用，但无法触及这种设计，这种设计没有“艺术的严酷性和技巧”。人们可以感觉到在这种构成后面的规则和理由。然而不知怎的，它很超然，让人觉得是一种“精神上的干预”；物质的形式将提供一座精神桥梁，引导人们经历超越肉体限制的感觉。这样一种“结合了美感和庄严、奇特感觉”的风景，将创造“一个中间状态的自然或者次级自然”的压倒性印象，就好像“介于人和上帝之间飞翔的天使的手工艺品”。
埃利森开始寻找一个地方来实现他的愿景。太平洋岛屿实在太远，而在埃特纳火山(Mount Etna)有一处景色接近他的要求，但那里又太过暴露……最后，他找到了阿恩海姆乐园。这个地方笼罩着一种神秘的、压抑的氛围（或许还带着一点庄重）。
埃利森起的这个名字让人想起了催眠术者约翰·埃利奥特森。如同一场催眠术演讲，爱伦·坡的小说以解释一些原理开始，然后引导它的观众进入逼真的梦境：一个用词语搭建的催眠的、渗入式的风景。[1077]故事的后一半描述了对阿恩海姆乐园的一次探访，它就像一场魔灯表演，描述了创造性精神在物质中的实现，将人类感官的互动提升到了天使般不可企及的高度。
离奇的对称
从距离最近的城市到阿恩海姆也有几小时的路程。这次探访从天亮开始，那位孤独的旅行者先乘坐一条小船渡河，小船由看不见的力拉动，后来他穿过点缀着绵羊的绿色草地，获得了一种“仅仅是田园式的关怀”。[1078]经历了“一千次转弯”之后，这条小船似乎“被固定在一个中了魔法的圆圈之内”，旅行者被“一种奇特而精致的感觉包裹”，接着进入了一条湍急的峡谷，里面有“一种殡葬的阴郁气氛”。自然的习惯思维仍然保留，但它的特性似乎经历了变化。风景再次改变了，呈现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均匀”和“奇异对称”的古怪比例。
小船进入一个周围环绕着鲜花的山峰的内湾，一个“气味芬芳、色彩斑斓的海洋”，散发着“奇迹般浓郁的文化气息”。这些花卉似乎是由“掌管新颖品种的仙女侍弄的，她们勤勉、极有品位、高尚、一丝不苟”。覆盖着鲜花的山峰就像一道道镶嵌着珠宝的瀑布，“一片由红宝石、蓝宝石、蛋白石和金色玛瑙组成的瀑布，静悄悄地从天穹间奔流而下”。
当夕阳出现在山峰之间时，这位乘客换船了，这次坐上了一条弯月形的象牙独木舟，船上“安置着带有蔓藤花纹的装备”，播放着“令人平静但忧郁的音乐”。天鹅绒般的绿色高原与峡谷、森林交替出现。在“以温和但逐渐增加的速度”绕行了多次之后，独木舟接近了一个用锃亮的黄金打造的巨大的门，它“反射着现在正在快速下沉的太阳的直射光芒”，让森林染上了火红的光。大门慢慢地打开，独木舟进入了一个“四面八方都被紫色的群山环绕着的圆形剧场”。叙述故事的动词时态从过去时变为现在时，故事以一长一短两个句子结束：
就在这时候，整个阿恩海姆乐园突然出现在眼前。迷人的旋律在流淌；让人感到奇特的芬芳形成了摄人心魄的压力；一眼望去，有高大修长的东方树木，茂密的灌木丛，一群群金色、绛红色的鸟儿，百合花环绕的湖泊，铺满紫罗兰、郁金香、罂粟、风信子和晚香玉的草地，交织在一起的一股股长长的银色溪流……而且，令人一头雾水的是，一大批半哥特式、半撒拉逊式的建筑物奇迹般地突然出现在半空，足足一百座壁外窗、尖塔和小尖顶在红色的日光下闪耀；看上去如同精灵、仙女、魔怪和地精的幻影般的手工艺品联结在一起。
小说以这样一个由仙女和精灵侍弄着的自然全景结束，那些自然神灵的消失就是爱伦·坡在《十四行诗——致科学》中的悲叹。
爱伦·坡告诉人们，在真正的诗意情感的指引下，写作可以创造多么可爱、多么让人惊叹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超越人类文化的自然，五彩缤纷的如魔灯中的场景在思维空间之中绽放，这是一个人类得调动多种感官才能全面品尝的、超凡脱俗的乐园。《阿恩海姆乐园》比爱伦·坡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多地体现了他的超然性的美学：他的观点是，最精美的艺术是通过其他手段延续的自然。艺术是自然的镜子，甚至是自然更高或者更完美的体现，这一理念曾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繁荣，但到了18世纪，“自然”和“艺术”（特别是“机械艺术”）经常被人视为是根本对立的。爱伦·坡进入了自然的创造性洪流并带着它继续向前，又一次将自然和艺术交织在一起。[1079]然而，在一个机械工业盛行的时代，自然与艺术对立的观念仍然徘徊不去，这带来的结果依然美丽却神秘，既令人振奋，也令人迷惘。
爱伦·坡的幻想也与作为西方殖民国家的美国的核心愿景中“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1080]的理想存在共通之处，这就是充满牧师关怀、工业和劳动培育与改进的“中间风景”。这里的所谓“劳动”是雇用工人或者奴隶的劳动，而爱伦·坡暗指的“掌管新颖品种的仙女”的工作，则也和当时对“天佑扩张”的祈祷一样，似乎是对于这个国家在修建运河、铁路和新经典大厦时，经常出现的残酷安排的某种一厢情愿的逃避。
然而，在爱伦·坡的愿景中仍然保留着一种刻意的野性：地球和自然的放纵与任性没有被驯服和控制，但它也折服于人类的智慧与良善。后来爱伦·坡又写了一篇题为《兰多的小屋》(Landor's Cottage)[1081]的小说，它是《阿恩海姆乐园》的姊妹篇。看上去纯然朴实却优雅自如的艺术往往需要大量的努力与知识。与实用主义的美国运河系统相比，《阿恩海姆乐园》的瀑布更让人震惊、更有特色、更吸引人，而且要在现实中实现也更加困难得多。与其说《阿恩海姆乐园》是对某种力量的愿景，倒不如说它是一首对构建愿景的力量的颂歌，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美学与精湛的技巧结合的幻想，一种将自然转变为优雅，并延伸为深思熟虑的非凡陌生感的幻想。[1082]
在这篇小说逐步向超凡王国接近的过程中，它与《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结尾启示性的独木舟航行遥相呼应。它也与托马斯·科尔在纽约的社会图书馆展出的著名系列画《生命的旅程》[1083]相似，后者描写生命从孩提时代到老年的经历，如同一艘小船的旅程。前往阿恩海姆的旅程让其中的旅行者逆行走过了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一个相邻的城市，前往农耕与乡村的景色，穿过黑暗的、殡葬的通道，走向“半哥特式、半撒拉逊”风格的建筑物——一个漂浮着的“半空中的奇迹”，类似于柯尔律治迷幻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中富丽堂皇的圆形屋顶。
爱伦·坡千变万化的幻境启发了从夏尔·波德莱尔、J. K．休斯曼(J. K. Huysmans)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到勒内·玛格利特和约翰·列侬(John Lennon)等艺术家。列侬便曾把它改写为《在镶嵌着钻石的天空中的露西》(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将它放在更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似乎还引领着其他从技术上放大、从感官上沉浸的梦幻世界：19世纪的宏大展览会、20世纪的主题公园、21世纪的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的数字幻想。作为寓言解读，它描述了思想家、调查者、预言家或者艺术家走过的旅程，他们带着珍宝，从普通经历的另一面返回；它将艺术品表现为通过重组物质、感知和思维转变显示出来的技术。[1084]
它或许也可以表现为一个警示。正如在许多爱伦·坡的最值得铭记的作品中一样，这篇小说的美好中带有一种可以感觉得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它以一种催眠的、诱惑的、可能带有恶意的动机吸引读者——那位旅行者是被“看不见的警卫”引导到一个四面被包围的合成的王国中的，就好像被魔咒的力量诱进了一个外星人的监狱中一样。[1085]
正如批评家琼·（柯林）·达扬[Joan(Colin)Dayan]指出的那样，爱伦·坡在这篇文章最后的愿景描述中的语言与弥尔顿在《失乐园》中的语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描述了走向地狱的情景。[1086]阿恩海姆诱人的天堂或许是一个恶魔的伪作，或许是艺术家引以为傲的一个陷阱：自行设置罗网的艺术家和启发了他的那些进步哲学家，这伙人漠视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限度，具有取代上帝的庞大野心。
这一愿景的矛盾性在救赎和诅咒之间，在创造、死亡和再生之间，在自然和人造之间都显得摇摆不定。这一矛盾性是其神秘效果所固有的。作为爱伦·坡的“自然的神秘哲学”[1087]的结晶，《阿恩海姆乐园》为他的宇宙学之作《尤里卡》开辟了一直追踪到宇宙终点的道路。
来自一片云的风
在世俗的真实世界中，弗吉尼亚的状况每况愈下。1847年1月底，爱伦·坡在给玛丽·路易斯·休的信中写道：“我可怜的弗吉尼亚还活着，尽管她衰竭得很快，现在遭受着很大的痛苦。”[1088]他恳求她：“来吧，哦，明天就来！”1月30日，休来到福德姆照顾弗吉尼亚。休回忆说：“她（弗吉尼亚）让我来到她的床边，从她的枕头下面拿出了她丈夫的一张照片亲吻着，然后交给了我。”[1089]很快她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纽约先驱报》刊登了启事：
30日，星期六，埃德加·爱伦·坡的妻子弗吉尼亚·伊莉莎因患肺结核去世，享年25岁。请她的朋友于星期二（明日）下午2时前往韦斯特切斯特县的福德姆参加她的葬礼。马车将于中午12时离开纽约市政厅前往福德姆。[1090]
在这个小型葬礼上，在包括威利斯、戴金克在内的爱伦·坡的几位朋友，以及近来帮忙照顾她的妇女埃斯特尔·刘易斯、玛丽·戈夫和玛丽·路易斯·休等人的见证下，弗吉尼亚入土安息。
3月，爱伦·坡对简·洛克曾写的《为苦难中的天才祈祷》一文做出了回应，并保证他在读到这篇文章时，“心中流淌着的只有敬意与感激交织成的甜蜜之情”。[1091]他一直被“如此心酸的痛苦压倒”，这让他“在几个星期中丧失了思维与行动的能力”。他在他的诗《尤拉丽》(Eulalie)的手稿上加了两行：
我的爱在大地下面深藏
而我必定独自悲泣、感伤。[1092]
被悲伤击倒的爱伦·坡搁置了他小小的文学之战。弗吉尼亚的死，以及他在《阿恩海姆乐园》中迫切想要实现的超越普通存在的神秘之旅，却最终推动着他向前，去迎接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他现在准备直面他唯一值得一战的对手：宇宙和它的创造者，世间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神秘存在。
16 上帝的谋划
梦中梦
弗吉尼亚去世后，玛丽·路易斯·休诊断爱伦·坡患有“脑膜炎”，它是由“精神和肉体的极度痛苦”以及“为他垂死的妻子提供食物、药物和舒适”的“努力”造成的。[1093]在1847年这整整一年间，他在休和玛丽亚·克莱姆的照顾下逐渐恢复。他写了一首怪诞、复杂的哀悼诗，题目为《尤娜路姆》。[1094]该诗追踪描述了一名梦游者穿过一片鬼魂萦绕的森林的旅程，这片森林是由天空和新诞生的星辰照亮的：
而这时，夜已经显得老耋。
而星图已暗指向了黎明，
当星图已渐渐显示着黎明，
在荫路的尽头有类似溶液
又类似星云的光辉诞生。[1095]
新诞生的朦胧星辰指引着半清醒的说话者走向尤娜路姆的坟墓——那是他一年前去世的爱人发出的哀鸣之光。
1847年晚些时候，朋友们发现，在福德姆的爱伦·坡已经满怀着战斗的意志。与作为雄辩术教授的父亲一起前来探访的玛丽·布朗森(Mary Bronson)本来以为，她会见到一个“严肃而又忧郁”的爱伦·坡，却在花园里看到了一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绅士”:“他沉静、真诚、优雅、彬彬有礼地欢迎我们，这与我想象中的忧郁诗人大相径庭。我敢说，我内心的惊讶体现在了自己的脸上，因为当我抬眼望去，看到了他脸上有些好笑的表情。”整个谈话集中在爱伦·坡痴迷的事情上：“正餐过后，我们一起沿着布朗克斯河(Bronx River)的河岸行走……爱伦·坡先生说了许多有关写作的事情，他说得真好。”[1096]
而在这种表面优雅的社交背后，爱伦·坡的内心仍然悲伤、凄凉。他穿过了交替出现的乱石绝壁和风景如画的草地，那片草地只在最近才有铁路横跨而过，仿佛还有鬼魂时时出没。在他的新诗中回荡着令人眩晕的厌世的悲伤和恐慌的感觉：
我站在
怒涛澎湃的海岸边，
我的手中
攥着金黄的沙粒——
…………
哦，上帝！为什么我不能
牢牢地抓住它们？
哦，上帝！为什么我不能
从这无情的波涛中救出一个？
难道我们所看到、所感受的一切
不过是一场梦中的梦？[1097][1098]
是什么让这在简短的生命中翻腾的风暴苏醒？如果生命的一系列灾难出于天意，设计这一切的神明又怎么可能是仁慈的，他创造的宇宙又怎么可能是和谐的呢？爱伦·坡将多年来的思考与阅读积累汇集在一起，他开始准备自己的宇宙学演讲稿——《宇宙》(The Universe)，也就是后来的《尤里卡》。
宇宙的冲突
爱伦·坡跨入了一个已然呈现出狂暴的苗头的舞台。过去3年见证的政治摩擦与地区摩擦似乎随时都会爆发。“奴隶势力”和奴隶制的反对者之间的对抗更加激烈，因为这个国家对“棉花王者”的依赖日益加深。1844年的大选让波尔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他也批准了向西部的进一步军事扩张，并为种植园打开了通往得克萨斯的大门。波尔克激起了一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一次在虚假的承诺下展开的土地掠夺。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横跨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陆地，全然不顾其造成的生命损失。
这场战争基于“天定命运”的神圣预言。对宗教的热情让人同时感受到了对世界末日的恐惧和希望。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为首的越来越激进的废奴主义派系，主张获得高于社会法律的权威，热烈地寻求结束在罪恶与残暴基础上建设的社会体系。由于拒绝为墨西哥战争纳税而于1846年入狱的亨利·戴维·梭罗，也宣告自己有不服从非正义政府的权利。
正是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下，各种新颖的宇宙理论开始争相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在亚历山大·冯·洪堡和自然哲学的灵性和泛神论启发下，梭罗的导师爱默生已经将科学事实与作为生命和意识的自然意识结合在一起。那些有远见的哲学家，如颅相学学者、催眠师、斯韦登伯格派门徒和傅立叶主义者都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一个以生理学、气象学和物理学的事实为基础并信任这些学科知识的世界将会到来。与安德鲁·杰克逊·戴维斯一样，许多人把权威建立在他们通过不同寻常的经历得到的个人知识上面。
无论人们把《遗迹》看作自然神论、唯物主义的创作，还是泛神论的作品，它“可怕的观点”让这些教派或学说体系的虔诚信众们都很气愤，因为它引人注目地将宇宙描述为一个自主进化的机器。一直到1884年，它的作者才被确认为爱丁堡出版商罗伯特·钱伯斯，那时钱伯斯已经去世13年了。围绕着这本书的争议，让贝奇、亨利和皮尔斯都清楚地看到，在科学问题上，他们迫切需要在“江湖骗子”和“名声经过证明的人物”之间划出界线，并保证他们作为自然专家的权威。
有些助力来自国外。洪堡的代表作《宇宙》(Cosmos)的头两卷于1845—1847年问世。以其辉煌的文笔和深刻的学识，这位年长的科学家、政治家为科学解释自然世界的知识、经验和美学的统一，做出了不可抗拒的论证。洪堡只不过试探性地提出了星云假说（即使没有加上那些大胆的推测，宇宙本身已经极为神奇）。约瑟夫·亨利则让他的一个学生去购买《宇宙》，他告诉这个学生：《遗迹》的作者“理解的仅仅是科学的文献”，而“洪堡男爵理解的是科学的科学”。[1099]爱伦·坡也在《百老汇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宇宙》的德语评论的译文，该评论的作者希望，对于这一著作的热情将“促进对自然科学的崇高的品位”，但同时要避免神学冲突。[1100]
1846年，洪堡和居维叶的门徒——瑞士博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来到波士顿，发表有关地质学与自然历史的演讲。阿加西斯在继续进行居维叶反对有关物种演变的不纯正教义的斗争。当他先在剑桥，接着很快在其他城市面对大批听众讲话时，阿加西斯尖锐地指出，《遗迹》并不是一本“值得人们大加谈论的著作”，他认为“它不值得任何严肃科学家的注意”。[1101]《遗迹》在美国最激烈的反对者亚萨·格雷赞扬阿加西斯的演讲，称其为“我所听到的对唯物主义的最有独创性、最根本的否定”。
胸大肌发达、活力四射、操着一口迷人的法语口音的阿加西斯接到邀请，留在哈佛大学新建的劳伦斯科学学院(Lawrence Scientific School)当教员。他在接纳了自己的新祖国到处旅行，前去拜访几名著名的科学家。在费城，他与塞缪尔·莫顿结成了同盟，其原因完全在于他受到了这位头颅收集者的理论的吸引：人类是由与众不同的物种组成的种族，其中欧洲白人凌驾于所有其他人之上。而在华盛顿，贝奇热烈地欢迎阿加西斯进入他与亨利和皮尔斯一起建立的科学精英改革者的内部圈子。[1102]
1847年9月，阿加西斯成为AAGN在波士顿举行的第8次年会上的明星发言人。当时那批地质学家们情绪高涨——《每日期刊》(Daily Journal)在报道中称该团体近期“由于重组”而增加了“大批新成员”。[1103]阿加西斯发表了3项激动人心的报告，认为尽管华盛顿的国家科学促进研究所有所失误，但这个全国性的科学组织还是有许多优点的。[1104]
那年是约瑟夫·亨利第一次参加AAGN的大会。他现在再也不仅仅是一位教授了，而是特殊领域独具权威的科学家。1846年，一个包括贝奇在内的议会委员会决定，詹姆斯·史密森的50万美元遗赠将被用于建立“史密森学会”，并任命约瑟夫·亨利为所长。尽管亨利担心其中牵涉的政治因素，但他还是拥抱了这一机遇：他将尝试让该学会专注于科学研究，而不是过多地关心与科学研究无关的其他事务，绝不能像国家科学促进研究所或者博物馆那样，一心采取取悦大众的做法。亨利很快就让詹姆斯·埃斯皮加入了史密森学会，意欲把该学会打造成一个电报网络的中心，让它收集气象学报告并监控全国气候，这就是美国国家气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的前身。[1105]
贝奇曾不知疲倦地动员各种关系，以促进亨利的这次任命。他之后向皮尔斯欢呼：“科学因为选择了约瑟夫·亨利而奏响了凯歌。”[1106]改革家们为美国科学搭起了联邦框架（建立专门机构收集数据，使用标准测量方式、步骤和仪器，最终汇总数据形成普遍定律），这一愿景已经通过政府赞助而为这个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也在进一步扩展他们的雄心壮志，现在他们要以平等的身份与欧洲科学家们竞争。
整个1847年，皮尔斯一直在计算一年前才第一次被检测到的遥远的行星海王星的观察位置。人们之前欢呼它的发现，称其是对数学理论威力的一次令人震撼的证明：“根据纯理论，人们确定了它的大小和在天空中的准确位置。”[1107]不过，随后发生了法国与英国科学家们之间有关优先权的争论：在一位柏林同事约翰·伽勒(Johann Galle)的协助下，巴黎天文台(Paris Observatory)的天文学家于尔班·勒维耶(Urbain Le Verrier)声称第一个看到了这颗行星，但一名年轻的英国数学家约翰·柯西·亚当斯(John Couch Adams)此前独立地预言了这颗行星会出现在几乎同样的位置上。
皮尔斯大胆地声称，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这个发现只是侥幸。根据他的计算[得到了贝奇的一个门徒，海军天文台的希尔斯·库克·沃克(Sears Cook Walker)的计算的支持]，勒维耶和亚当斯在计算海王星轨道时都出现了重大错误。这颗行星仅仅是刚好在他们预言的区域经过，这是一个“幸运的意外”。[1108]面对勒维耶的愤怒反驳，皮尔斯在奥姆斯比·米切尔的杂志《恒星信使》(Sidereal Messenger)上据理力争，这时亚萨·格雷向他表示祝贺：“作为一个热烈笃信美国的最高利益和美国学者的人，我向你表示真诚的感谢。”[1109]
然而，皮尔斯、贝奇和亨利仍然认为，他们最大的敌人不在巴黎或者格林尼治，而是在美国国内。他们认为，在公众科学方面活跃的江湖庸医和骗子仍然吸引着他们的那些热情听众，而《遗迹》这种非正统的“科学浪漫”仍然是一个危险的挑战。根据波士顿报纸的报道，在1847年的AAGN会议上，皮尔斯宣读了一封来自哈佛大学新建天文台的台长W. C．邦德(W. C. Bond)的来信。信中说罗斯伯爵的“帕森镇的利维坦”望远镜还没有确定无疑地将猎户座星云分辨为分立的恒星，但在1847年9月22日，邦德把美国最大的新望远镜指向了这个星座：那里的星云的中心簇（也就是“猎户座四边形星团”）被“分辨为明亮的光点”。[1110]通过这个星云是由恒星而不是气体云组成的直接的“视觉证据”，皮尔斯声称，星云假说“根本无法发展天文学”。[1111]皮尔斯利用AAGN这个平台，即通过报纸传递的“真正的科学家”的统一声音，用抽掉公众这一《遗迹》的中心脉络的方式打击《遗迹》。
现在，在史密森学会、身居国家科学研究权威地位的约瑟夫·亨利终于承认：“现在是我们应该具备科学团队精神的时候了。”[1112]这个国家已经做好了接受一个“法庭”的准备，科学家们也需要这样一个法庭，用来“镇压”那些进行没有根据的推测的江湖骗子，并保卫自己的团结和权威。AAGN的成员决定，在他们的下一次会议上，他们将采纳一个新的、更威严而且更有包容性的名字——美国科学进步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简称AAAS）。
那年秋天，当爱伦·坡返回福德姆的时候，他正在构思自己最富有雄心的科学工作。“我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已经到了最好的程度。”[1113]他告诉一位朋友。到了1848年1月，他正在准备一次巡回旅行，为《铁笔》寻求订阅者，这一行动以在纽约的一次演讲开始。
他请律师亨利·查宾(Henry Chapin)来帮他推进这个“重建自身的努力”。[1114]他用借来的15美元预订了社会图书馆的演讲厅：“我认为，在不算过分乐观的情况下，我可以指望有三四百人前来听讲。”1月22日，他宣布了演讲的题目：“宇宙”。有关爱伦·坡重新开始公开活动的广告出现在威利斯的《纽约家庭期刊》和布莱恩特的《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上，甚至就连费城也有刊物刊登这个消息。[1115]
2月3日，一场暴风雨让大部分人留在了家中。然而，还是有60多位听众到场，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爱伦·坡先生有关他的题目的演讲吸引”[1116]，“从头到尾如同着了魔似的倾听着”[1117]。
演讲伊始的跳跃
这次演讲，爱伦·坡一开场就抛出了宏大的主题。他最先说到的是“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物理学、元物理学和数学：它的精髓、它的起源、它的现状和它的命运”。[1118]为了说明他的终极目标，他一开始就宣布了自己演讲的总纲领：“在第一事物的初始统一中包含着一切事物发生的次级原因，以及它们必定湮灭的萌芽。”
他随后邀请他的听众与他一起参与一项思维实验。
他说，洪堡最近出版的名为《宇宙》的著作证明了自然各个范畴的定律之间的联系，但洪堡展示的宇宙“是总体的，没有展示各个不同部分的情况”。如果仅仅有细节的“多样性”，我们便无法从宇宙的整体效果出发，真正理解对它的“印象的个体性”。
爱伦·坡提出了一个更有效的理念性技巧。他将听众带到了一个古代火山的边缘：“站在埃特纳火山之巅，用悠闲的目光扫视周围，他主要受到的是这一景色的宏大和多样化的影响。只有当他急剧地旋转时，才有希望在它崇高的完整中理解它的全景。”[1119]为了抓住“全景完全独特的意义”，即把这一切“带入他的大脑”，他需要睁开眼睛，并想象“在他的脚下有一个旋涡在不停旋转”：让自己像一只陀螺那样自转（或者想象一个万花筒、能产生运动幻象的光学玩具费纳齐镜）。在这样一个“一切事物围绕着视觉中心点的急速旋转中”，细节“完全消失了”，而更大的物体则“混合成为一体”。
在他的听众的思维能够跟上之后，爱伦·坡再次跨越了时间，说他带回了一封来自2848年的信。他说他发现这封信漂浮在“黑暗之海”上，这个海仅存于古代的地图上，位于当时已知的大陆之外。
这封信的作者是一名古物研究者。当她乘坐一只高速热气球跨越大陆帝国“卡纳道”(Kanadaw)时，她把自己收集的过去的离奇文明古物拿出来分享。
信中说，19世纪那些奇怪的人确信，“取得真理只有两种可行的方法”：一种是“先验的”或者演绎的方法，它从普遍定律或者公理开始，然后一步步得出推论；另一种则是归纳的方法，“通过观察、分析和归类数据”并“安排它们，形成普遍的定律”。但在“未来人”眼中，这两种方法都是“狭隘而且曲折的方式”，让思维的进程变为爬行。而在2848年的每个人都知道，真正的科学进步是通过“一种看上去是直觉的跳跃”实现的。灵魂最“喜爱的”就是在“无限的直觉感知中翱翔”。
信中还说，在愚昧的过去，培根的追随者们赞美的“只是那些思维敏捷的人”，那些羞怯、狭隘的“一般事实的发掘者和兜售者”。而另一个学派的人则是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他们是先验论者，都未能认识到，“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公理存在，公理也根本不可能存在”。[1120]他们实在太愚蠢，例如，他们居然相信J. S．米尔(J. S. Mill)所说的“不矛盾律”，例如，“一棵树必须‘是’一棵树或者‘不是’一棵树”。
爱伦·坡找到的那封信的作者知道，根据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两种矛盾的观点可以都是正确的，即一棵树既可以是一棵树，也可以不是一棵树，这是天使或者魔鬼可能持有的一个想法。
这名古物研究者赞扬“一致性这一庄严的大道”，那是不断相互加强的事实、推测和直觉一起走过的道路。这是“仅有的真正的思想家”采取的方法，他们是“受到了普通教育的富于想象力的人”。这是17世纪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采用的方法，他的行星运动定律给出了行星轨道之间的固定关系。[1121]开普勒之所以能发现这些定律，一部分原因是他做过一个梦，随后是直觉与想象的跳跃。这位古物研究者赞美开普勒这类思想家的研究过程，即“猜测，建立理论，对这些理论进行少量修正，逐步简化，筛选，一点一点地清理其中不一致的无价值之处，直至最终留下了一目了然的一致性……那就是绝对的、无可置疑的真理”。
开普勒的直觉是有多方来源的、富于逻辑性的，但发展得很快，获得“演绎或者归纳”结果的“过程非常模糊，他甚至对此并无意识”。[1122]这是密码学家的方法，也是“埃及人黄金秘密”的破译者采用的方法。如果有人问到他的方法，开普勒将会这样回答：“我根本不知道过程，但我确实知道宇宙的机制——你看到的就是。”
爱伦·坡在演讲开始时的跳跃，把他的听众带到了想象中的遥远未来前沿，从那里往后看，1848年的纽约十分奇怪，过去那些风度翩翩的科学家们“思想单一、眼界有限，还‘瘸了一条腿’”。他勾画了一条联结古埃及、开普勒和未来的新的时间线，让自己的工作变成了这条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设计
爱伦·坡开始阐述他的“总体设计”:“宇宙”。
他提出了两个基本概念：无限和上帝。它们都让人联想到一个“模糊而且动荡的范畴，时而收缩，时而膨胀，带有想象的那种存疑的能量”。
在无限的空间内存在着“恒星的宇宙”：一个有边界的球体，其中充满由纯粹精神创造的物质，或者说是由上帝的头脑创造的物质，它们“是从虚无中创造的，是他用自己意志的细腻凹痕创造的”。但在物质的初始状态下，它采取了完美的统一形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一个“原生的粒子”。
在一个神圣的力的作用下，这个粒子向外爆发：在一道闪光之间，微小的物质原子开始了“球状辐射”，并在整个恒星宇宙中分散传播。[1123]
物质的这一高速分散具有“从统一体出发的多重性、从统一性出发的多样性、从同质性出发的异质性、从简单性出发的复杂性”。物质的这种扩散状态是“不正常的”，粒子渴望返回它们“失去的母体”，即它们仍然从属的第一个粒子的怀抱，那才是它们的“正常”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