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爱伦·坡出现在惠特曼在普罗维登斯的家门前。他做好了让惠特曼印象深刻的准备，也打算接受她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看到她，爱伦·坡就觉得她会对自己产生“一种完全说不出理由的精神上的影响”。[1192]
在他们两人分享的催眠术诗学的语言中，混合了生理学知识、幻想和神秘的交流，他后来告诉惠特曼：“我的头脑因你发出的醉人的咒语而颤抖，我不能用人类的感官看到你或者听到你。只有我的灵魂能意识到你在那里。”[1193]
他们谈起了诗歌。惠特曼问爱伦·坡，他是否读过有人最近匿名发表的那首《尤娜路姆》。
“那是我写的。”他说。
他们的第一次约会令人陶醉，在约会结束时爱伦·坡向她求婚。可是一个星期后，当爱伦·坡回到纽约之后，她来信拒绝了，但精神上满怀着对他的热情：“如果我仍然年轻、健康而且美丽，我将为你活着，并且与你一起死去。而现在，如果我允许自己爱你，我将只能享受短短片刻的狂喜，然后就是死亡。”[1194]她脆弱的健康和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她44岁，爱伦·坡39岁）让爱伦·坡的希望化为泡影。爱伦·坡在回信中承诺：“我将鼓舞你、宽慰你，让你感到平静，我的爱——我的信念。我应该在你的心胸中灌输超自然的宁静。你将免除一切忧虑，再也不受尘世的喧嚣的干扰。你的情况会逐渐改善，最后会好起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结果，他以令人心惊的保证补充道：“海伦，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如果你死了——我至少可以在你死后扣紧你亲爱的手，而且心甘情愿地——哦，高高兴兴地，高高兴兴地，高高兴兴地和你一起走下去，直到走进坟墓中的夜。”[1195]她的信中还曾提到一些谣言，说他“没有原则，没有道德观念”，他愤怒地驳斥了这种说法。
10月底他回到北方，并在南希·里士满[Nancy Richmond，她自称安妮·里士满(Annie Richmond)[1196]]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的家里住了几天。她声称爱伦·坡曾给她写过信，根据那些信件的抄本所示，爱伦·坡向她表达了炽烈的爱，而且他是在十分凄惨的状态下极不情愿地离开洛厄尔前往普罗维登斯的。在一家旅馆里度过了“一个极为漫长而可怕的绝望之夜后，他醒了过来”。“我在寒冷刺骨的空气中快步走着，想让我的头脑平静下来，但这一切都没有用，魔鬼仍然折磨着我。”他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弄到了两个盎司[1197]的鸦片酊，但我没有回旅馆，而是选择坐上车回到波士顿。”他写了一封遗书，在他到达邮局之前，他的理性便已“彻底消失了”，而他的身体最终排斥了鸦片酊的致死性。他随后拖着沉重的病体回到了普罗维登斯。
惠特曼不知道前一天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此刻爱伦·坡正在普罗维登斯图书馆(Providence Athenaeum)等她。当时他的健康状况极差。她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安慰他，而是拿着她在纽约的“朋友们”的来信质问他——他们十分质疑他的人品。那天夜里，爱伦·坡在激动中用颤抖的手给惠特曼写了一封诀别信。但他在第二天早上又一次来到她家，在“狂乱而又疯狂的激动状态下”，胡言乱语地说了些“有关即将到来的厄运之事”。[1198]惠特曼说：“他说话的腔调令人害怕，他的声音在整个房子里回荡。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可怕的话语。”她叫了一名医生去看他，医生发现爱伦·坡有“脑出血的症状”。
由此便很容易理解惠特曼为何会担心一段这样的婚姻了：“就连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无论如何它都带有不祥的意味。”但看到爱伦·坡因她的拒绝而变得如此消极，她又觉得前所未有的感动。
惠特曼的家庭则不同意甚至憎恶这样的结合。“我的母亲确实不止一次地当着他的面说过，在如此不吉利的情况下，我和他结婚要比我一个人死去更加凄惨。”[1199]然而，惠特曼愿意承担“责任的重担”，将爱伦·坡从他自己的手中解救出来。[1200]“只要他的身心更加健康一些，任何接近他的人都很快会爱上他，并对他本性中的甜美与善良充满信心。”[1201]
在普罗维登斯，惠特曼鼓励爱伦·坡去照一张银版肖像照片。结果在照片中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一个精神正在受到骚扰的人，凝视着阴郁的命运，努力地维持着自身的稳定。惠特曼处于极为激动的状态，在她看来，任何事情“似乎都透着险恶或者凶兆”。[1202]11月13日，她向他道别，她遥望着地平线，“而且看到大角星(Arcturus)透过层云的缝隙微微闪耀”。那天夜里，“受到令人兴奋的预言的离奇鼓动”，她提笔写下了一首诗，其中借用天文学的畅想，抒发她感受到的爱伦·坡的神秘：“难道你不是从天空中陨落的吗？美丽的星辰！在这痛苦的时刻/你与我如此接近？……/如此接近……如此明亮……如此辉煌，似乎让我/躺在神奇的梦中入定。”[1203]
回到纽约后，爱伦·坡向她保证：“你说这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坚定。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没有问题。因为这种可怕的痛苦——只有上帝和我自己知道——似乎通过火焰穿透了我的灵魂，净化了灵魂的一切虚弱之处。”[1204]惠特曼的母亲仍然毫不妥协地反对他们的结合，并草拟了法律文件，控制了惠特曼的财产。
爱伦·坡回到了普罗维登斯，并于12月20日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是因为惠特曼在当地的可观影响力才得以成功组织。他在给惠特曼的信中写道：“保持乐观的心境，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的妈妈（姑妈）给你带来了她最亲切的爱，并说她会以德报怨，会对你比你的母亲对我好得多。”[1205]然而据玛丽·休伊特说，她在他离开之前遇到了他，看得出来，他当时其实还有些疑虑。“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结婚。”[1206]他说。这次演讲在普罗维登斯的富兰克林学会举行，听众有2000人之多。他朗诵了一篇有关文学信念的新宣言，题为《诗歌原理》(The Poetic Principle)，其中有几段是特意为在前排就座的惠特曼写的。
演讲之后，她接受了他的求婚，第二天起草了婚姻预告声明。
然而，在1848年12月22日的一次聚会上，尽管爱伦·坡说话不多，表现也很镇静，但他还是喝醉了。他在当晚做出了新的保证，第二天两人坐在同一辆车上出行。惠特曼回忆称，就在他们停在普罗维登斯图书馆前的时候，有人递给她一封信：“这封信告诫我不要草率地结婚，还告诉了我有关爱伦·坡先生最近在职业中的许多我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也得知：他在早餐时喝了一杯葡萄酒。而这‘已经违背了他前一天晚上对我和我的朋友们做出的庄严承诺’……我当时觉得自己根本无力对他的生活产生任何永久性的影响。”[1207]后来她得出了结论：“如果我之前就见过爱伦·坡醉酒，那我永远不会同意嫁给他；如果他能信守永不沾酒的诺言，我就永远不会解除我们的婚约。”
他们一起回到了惠特曼家里，惠特曼提出分手。“他一定要我保证，我们的分手并非不可挽回，这时我的母亲坚持要我们立即停止谈话，于是我就不必回答他了。”[1208]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最后的玩笑
1849年年初，爱伦·坡发表了一首题为《献给安妮》(For Annie)[1209]的诗，描述了痛苦折磨下的颤抖，还表示这让死亡变成了甜蜜的解脱：
感谢上帝！那危机——
危险已经过去，
而那缠绵的沉疴
也终于消失——
就连那叫作“活着”的热症
也得到了最后的抑制。
纳撒尼尔·威利斯将它发表在《纽约家庭期刊》上，用的标题是《离奇诗篇》(ODD POEM)。[1210]威利斯一直让他的读者关注这位受苦的“国宝”:“让我们说出下面这个理由：为了这个时期美国文学的荣誉，无论对于政府、社会还是个人，最值得花费的金钱，无过于为埃德加·爱伦·坡提供一份体面的年金。”
爱伦·坡在重新寻找方向，在别的地方寻找机遇。他与惠特曼的催眠式恋情失败，让他对纽约文学界更加怨恨：“他们是一群铁石心肠、冷血无情、恶毒刻薄、少廉寡耻的家伙。”[1211]然而，尽管他“有着当前的忧虑和尴尬”，他仍然会时不时地感到：“在我的灵魂深处存在着一种神圣的喜悦，一种无以言表的欢愉，它似乎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他对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有感而发的诗《黄金国度》(Eldorado)，就记录了这种对英勇探索略感疲倦的赞美：
一个影子告诉探索者，
“上探
月亮之山，
下访
影子之渊，
骑上马，去吧，勇敢地去吧，”
影子侃侃而谈——
“如果你找的是，黄金国度的山峦！”[1212]
此时他有了新的前景。在里士满，《南方文学信使》接受了他的新组诗“旁注”；在波士顿，《我们联邦的旗帜》(The Flag of Our Union)是一份“不受党派与其中派别影响”的大幅家庭报纸，发行量颇大，他们与爱伦·坡签署了一份发表诗歌和小说的协议。“随着日积月累，它的稿酬还算丰厚，但毫无疑问，它应该给我10倍的酬劳，因为无论我在这份报纸上发出什么东西，我都觉得自己在与它一点点诀别。”[1213]
在他于1849年撰写的小说中，爱伦·坡重塑了他由来已久的痴迷。最轻松的是《用X代替O的时候》(X-ing a Paragrab)，其中嘲笑了那些自视甚高的杂志编辑，描述了因为一个印刷错误而引发的一次文学之争。当一位排字工人用“X”代替了“O”时，一篇发起论战的文章被变成了一篇看上去“玄妙而又颇具犹太神秘哲学风格的”密文。[1214]
《未来之事》(Mellonta Tauta)的时代背景是2848年，可以说修订了爱伦·坡在《尤里卡》的开头引用的那封信。[1215]小说的叙事人嘲笑19世纪的一些奇怪的信念，如：个体很重要，瘟疫和战争不是好事，选举会产生好的政府。那时关于古代文明的大部分记录都丢失在“黑暗之海”了。这篇小说尝试削弱他这个时代对进步的疯狂信念。正如爱伦·坡曾对洛威尔所说的那样：“我认为，人类的努力将不会对人类这一物种产生可以察觉的效果。与6000年前相比，人类现在只不过是更活跃了，而不是更幸福了，也不是更聪明了。”[1216]
那一年，他的美国同胞们一刻不肯安宁的行为引导着他们走向了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给予他书写《冯·肯佩伦和他的发现》(Von Kempelen and His Discovery)的灵感。这是一篇科学恶作剧，其中的主角与下国际象棋机器人的发明者同名。小说一直提起冯·肯佩伦有了一项重大发现，但直到最后才披露了具体情况。它连篇累牍地书写着人们对这一发现的反应，引用了“阿拉戈精心炮制的极为详细的文章”[1217]，更不用说还有在“西利曼的杂志”上的总结，以及莫里中尉刚刚发表的详细说明。它还从汉弗里·戴维的手册（后来发现，这本手册讲的是笑气的作用）引用了许多段落。我们在最后一页得知，冯·肯佩伦成功地实现了“哲人石”的古老幻想，把铅金属变成了黄金。爱伦·坡告诉戴金克，他将这个虚构的实验视为对“淘金热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让大众清醒”：如果真的能轻而易举地制造黄金，那黄金将不再珍贵，相反，它的价格会猛跌。[1218]
爱伦·坡后期小说中最恐怖的一篇是《跳蛙；8头戴锁链的红毛猩猩》(Hop-Frog;or,The Eight Chained Ourang-Outangs，简称《跳蛙》)，讲的是一个小丑，一个来自“某个野蛮地区”的瘸腿侏儒，他要向折磨他的人复仇。[1219]这位身受奴役的艺术家“跳蛙”设计了一次化装舞会，并说服残暴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用柏油和亚麻装扮成“戴锁链的红毛猩猩”。他夸口说，“陛下根本无法想象”这在其他舞会参加者眼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当他们穿过人群时，“跳蛙”用铁制大吊灯的圆环拴住了国王和他的大臣，把他们吊到天花板上并点着了火。他们“戴着锁链摇晃着，变成了一团臭气熏天的、无法分辨的漆黑的可怕东西”。“跳蛙”宣称：“我就是跳蛙，一个小丑，这是我的最后一个笑话。”
自从成为约翰·爱伦的养子，爱伦·坡也曾经到很远的地方旅行过。多年以来，在读者和出版社老板的驱使下，他缺乏信念地在“杂志监狱”里艰苦耕耘。他曾在一个备受他们折磨的季节里写道：“我过去从来不知道当奴隶是什么滋味。”[1220]在《跳蛙》中，爱伦·坡树立了一个反叛的奴隶的形象，这个在主人虐待下逐渐性情残酷的仆人不断地向主人寻求着复仇。[1221]这篇小说没有描写温和的改革，没有讲述屈尊俯就妥协之类的方法，有的只是用暴力推翻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社会秩序。在遭受了多年的剥削之后，爱伦·坡现在已经放任自己写出这样关于身份认同和复仇的梦想了——虽然戴着小说的面纱。[1222]
1849年，爱伦·坡还完成了《安娜贝尔·李》，这首感人的抒情诗的创作历程贯穿了弗吉尼亚死亡（或许也包括其他损失）前后。[1223]两个孩子气的恋人分享着巨大的幸福，就连天使也嫉妒——“他们在天堂上的幸福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于是天使就在云层中刮起了狂风，冻僵并杀死了她：
可我们的爱情如此强大
远远超过年长者之爱——
也远远超过智者之爱——
无论是天堂的天使，
还是海底的恶魔，
都永远不能将我的灵魂
和美丽的安娜贝尔·李的灵魂分开。
“在她喧嚣大海旁的坟墓里”，叙事者现在将来到她的身边一同躺下。
爱伦·坡又一次把他凡人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对生命的伟大幻想之中：创办一份“5美元的杂志”。一个名叫爱德华·帕特森(Edward Patterson)的年轻人提出，用他的遗产，在他位于伊利诺伊州奥阔卡的家里发行《铁笔》。爱伦·坡则认为，纽约或者圣路易斯或许是更合适的基地，但他还是认同了爱德华同时在东部和西部印行杂志的想法。他将再次开启七次以里士满为起点的巡回演讲，竭力去争取支持。
1849年6月30日，他在福德姆向玛丽亚·克莱姆道别：“上帝保佑你，我亲爱的妈妈。”在后来回忆的时候，她说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不要担心我！看看我出去能做得多么好。”10天后，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埃迪到了里士满，而且能在他想要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我们就能摆脱现有的一部分困难了；但如果他遇到了麻烦或生病回家，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1224]
她没有猜到另外一种可能：他再也回不了家了。
小阳春
爱伦·坡在布鲁克林登上轮船，7月2日到达费城。当时这座城市几乎被人遗弃了：30年代的瘟疫又回来了，“每家报纸的门上都张贴着霍乱疫情公告”。[1225]爱伦·坡非常紧张地出现在他的朋友约翰·萨廷的家里。他说之前听到两个人谈起自己，还计划杀掉自己。爱伦·坡请萨廷帮忙剃掉他的胡须来稍作伪装，而且他的鞋子磨坏了，所以借了一双拖鞋。萨廷给了他一杯茶，然后和他出去散步，接着坐公交车去了水库。他们在那里俯视斯库基尔河。
爱伦·坡告诉萨廷，说他曾经因为被怀疑“试图传递一张50美元的假币而在南费城坐过牢”，好在有位法庭官员认识他，为他说了话，所以他被释放了。他在监狱时见到了一幅幻象：一个青年女子站在他的牢房对面的监狱石塔上，“她光彩照人，就好像阳光照耀下的白银一样”，却残酷地用各种盘问“折磨”他。[1226]
爱伦·坡在给玛丽亚·克莱姆的信里说：“我病得非常厉害。得了霍乱或者差不多同样糟糕的痉挛病，现在我几乎连笔都握不住了。”[1227]他还说自己之前蹲监狱“是因为醉酒”的说法其实不是事实，因为他当时并没有醉，“而是因为弗吉尼亚”。萨廷为他的《联邦杂志》(Union Magazine)买了爱伦·坡的《钟声》(The Bells)和《安娜贝尔·李》；好心的小说家乔治·利帕德也设法弄到了5美元，替爱伦·坡买了一双鞋，而且在路上照顾他。
爱伦·坡于1849年7月13日离开了费城，但在到达里士满的时候没有带上他的手提箱。他写信给克莱姆，说他产生了幻觉，是因为在费城得了“狂躁症”，即震颤性谵妄。酒精影响了他的大脑。他在天鹅酒馆(Swan Tavern)写信给利帕德，感谢他的帮助；他也写信给在奥阔卡的帕特森，后者为了这次巡回演讲给他寄了50美元的救命钱，作为《铁笔》的预付款。帕特森对爱伦·坡自己设计并寄给他的杂志封面很满意，上面画着一只无实体的手，正在雕刻“真理”这个词，还有拉丁语口号“aliquando ferreus, aureus aliquando”，意为“时而是铁笔，时而是金笔”。[1228]
穿上了新衣服，戴上了新的帽子，爱伦·坡随后去看望他的妹妹罗莎莉和麦肯齐夫妇。他还路过了他过去的家——豪宅摩尔达维亚，发现在它旁边已经有了新的建筑物，那是由第二位爱伦夫人修建的，给她的3个孩子居住[1229]——他们是公认的约翰·爱伦的继承人。
尽管四处流传着关于爱伦·坡行为不轨的谣言，但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们都欢迎他回来。他加入了“禁酒之子”在里士满的分会[1230]——肖科山第54分部，以此表明他渴望清醒的决心。苏珊·阿切尔·塔利(Susan Archer Talley)——未来的诗人，当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后来回忆起自己曾在家里见到爱伦·坡的经历，说这位“优雅、高贵、一派骑士风度的绅士”[1231]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举止如此端庄，他的表情如此内敛，这让我情不自禁地退缩了，但当我转向他时，在我向他伸出手时，他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这时，我们之间的藩篱似乎消失了。”她说这就是“他的眼睛所具有的无法描述的迷人之处”:“我甚至可以说其中具有磁铁一样的吸引力。”
他去探望了他十几岁时的恋人兼邻居莎拉·埃尔迈拉·罗伊斯特，莎拉现在是一个富有的寡妇。“我走了过去，看到他时我很吃惊，但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他极为热情地向我走来，并且说：‘哦！埃尔迈拉，是你吗？'”[1232]爱伦·坡后来经常去看她，他“非常高兴、非常开朗”，而且请她嫁给他。尽管她的回答不太确定，但他们谈到了一个雕刻的戒指，这给了他在里士满开始一段新生活的希望。
他也顺路去了一趟《南方文学信使》。尽管汤普森对爱伦·坡的小说中的“日耳曼式”色彩有所怀疑，而且他之前见过爱伦·坡醉酒后湿漉漉、糊里糊涂的样子，但他的诗歌和批评文字，包括他有关韵律和押韵的高度专业化分析新作《诗律阐释》，也的确给这份杂志带来了名声和大批读者。
8月，在几乎满座的交换音乐会演出厅(Exchange Concert Rooms)，爱伦·坡面对“一大群非常时尚”[1233]的听众背诵了诗篇，并以“诗歌原理”为题发表了演讲。《里士满辉格党》在报道中说：“这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高兴的时刻。”[1234]接下来，他将在里士满和诺福克继续发表演讲。爱伦·坡的回归正在以他曾希望的最辉煌的形式展开。
在“诗歌原理”[1235]中，爱伦·坡为他最高的诗歌理想做出了证明，其中既没有那些“创作哲学”的“狭隘”，也没有洛威尔嘲笑的那种“五分之三堪称天才”和“五分之二纯属瞎扯”。《尤里卡》曾经接受了计算、观察和力学解释的价值，但仍然在“统一的原理”[1236]中寻求更基本、更优美的真理；与此不同，“诗歌原理”则不仅确认了诗歌的规则，而且指出了形成“我们称之为诗歌的精髓”的那些潜藏的希望和理想。
他认为真正的诗歌会提升灵魂：“诗的价值就在于提升兴奋感的程度。”然而，因为灵魂易变，思想的状态也在不断变化，所以这样一种提升的持续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因此，任何长诗都不是真正的诗篇，哪怕弥尔顿的《失乐园》，也只是把几首短诗连接在一起形成的。爱伦·坡朗读并评论了雪莱、拜伦、托马斯·穆尔、纳撒尼尔·威利斯的诗篇，他还朗读并评论了朗费罗的《流浪儿》(The Waif)的序诗。正是这次演讲，让爱伦·坡陷入了对他而言灾难性的“朗费罗之战”。
这样的诗歌是对“人类心灵深处不朽的本能”的回应，它们以“多种形式、声音、气息和情感”表现美丽。然而，真正的诗歌也超越了仅仅对这些形式做出回应和进行重复的层次。“我们仍然对”属于“人类的不朽抱有无法抑制的渴求，因为这既是人类长期存在的结果，也是人类长期存在的标志”。他引用了珀西·雪莱的名句——“飞蛾对星辰的渴望”[1237]，并以此作为他对于诗的定义。
这样一幅飞蛾向着遥远的星辰振翅飞翔的画面，深刻地表现了那种美丽的理想，以及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却注定失败的卑微生物的努力，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天文距离：“受到超越坟墓的上天光荣的预见性启示，我们通过将漫长时间内的事物与思想多重结合的方式奋斗，取得一份美好，或许正是这种要素，才能与永恒本身相互适应。”在《尤里卡》中，当引力与具有活力的以太或者电的斗争增加时，生命和艺术更加狂野多变的形式便会出现。在这里，“理解上天的无上美好的斗争”，为这个世界的一切赋予着它能“感觉到诗意”的东西。
他认为，在一首诗中，智慧与真理或许确实能互动，但都只是在为美丽服务。反过来说，在如同《尤里卡》这样充满理性与智慧的作品中，美丽可以被用来为真理服务。这些是走向同一个遥远理想的其他通路。
尽管此时面对的是童年故乡的听众，爱伦·坡仍然令人吃惊地将自己与出生的城市波士顿联系在一起，这就与他时而在北方将自己与弗吉尼亚联系在一起一样。他认为，这种“说教的异端”在北方尤其明显：“我们美国人特别喜欢这种快活的想法；而我们波士顿人则更为特别，我们完整地发展了这种想法。”
爱伦·坡以威廉·马瑟韦尔(William Motherwell)的一首诗结束了他的演讲，并请他的听众“在想象中”认同这位正在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的“年长的骑士的灵魂”：
我们的事业是像男子汉一样战斗，
并像英雄那样死去！
爱伦·坡回顾了他少年时代故乡的游吟诗人关于传统与骑士的幻想，把诗歌描述为斗争、奋进、渴望和实验：飞蛾对星辰的向往，是它的直觉对死亡和再生的表达。
一位评论家描述了正在演讲中的爱伦·坡：“他黑色的眼睛一刻也不肯安宁，在他的嘴角上，坚定、蔑视与不满的元素混杂在一起。他的步态坚定而挺拔，但他的举止紧张而有力。”[1238]尽管他是一个“言谈得体、热情诚恳的人”，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内心中的斗争：“他似乎时时都在进行着一场自我控制的大战。”
他在制订之后的计划：他将在10月份前往圣路易斯会见帕特森，而《铁笔》将于次年创刊；他将与莎拉·埃尔迈拉·罗伊斯特成婚，并把玛丽亚·克莱姆带到里士满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还收到了一份100美元酬劳的邀请，为费城的一个有钱人“编辑”关于其妻子的诗。
出发前，他走访了属于爱伦夫妇老友的一所废弃了的庄园。在那里，他出现在儿时同伴苏珊·阿切尔·塔利面前，她当时因为“沉浸在与这个地方有关的记忆中”而“异乎寻常地沉默、心事重重”。[1239]苏珊后来回忆道：“他脱下了帽子，带着严肃而又心不在焉的表情，在这座空置的房产中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房间，好像穿越时光，进入了曾经在这里举办的沙龙，回想当年曾有多少辉煌人物在这里聚集。随后，我俩坐在一长排窗子面前，窗外现在长满重重叠叠的藤蔓植物，他的记忆必定带着他回到了过去的那些场景，因为他口中重复着穆尔的熟悉诗句：
‘我觉得自己如同一个孤独的路人，
一些宴会厅已经废弃不用’——
然后他停了下来，脸上出现了我第一次看到的真正悲伤的表情。”
他在给克莱姆的信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热情的接待。在我的演讲之前和结束之后，报章对我只有赞颂……好多人邀请我去做客，但我很少应邀前去，因为我没有燕尾服。今晚，罗丝(Rose)[1240]和我要到埃尔迈拉那里做客……自从出现了我打算再婚的报道，麦肯齐夫妇就对我关注起来。”[1241]
他宣称，最近与他的新老朋友们一起度过的这几个星期，是他多年来感受到的最幸福的时光，而当他再次离开纽约时，他会把他过去生活中的一切麻烦和苦恼留在身后。
尽管如此，“不祥之兆和命运将会压倒他的意志”的预感却一直在他心中萦绕不去。在一次聚会之后，聚会的主人回忆道：“我们正站在门廊里，走了几步后他停下了，转过身来，再次脱帽，做最后的道别。在那个时刻，一颗璀璨的流星出现在他头顶的天空中，接着消失在东方。我们当时还嘻嘻哈哈地议论着这件事，但我之后想起这件事时只剩伤感。”[1242]
阿恩海姆之旅
爱伦·坡现在准备离开里士满了，他于1849年9月26日晚上去看望莎拉·埃尔迈拉·罗伊斯特。埃尔迈拉回忆道：“他很伤心，抱怨说自己病得很厉害。我摸了摸他的脉搏，发现他确实烧得不轻。”[1243]他半夜登船，于27日到达巴尔的摩。
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伙人，他们劝他喝了不止一次酒。据音乐家詹姆斯·莫斯(James Moss)说，他可能还去了费城。[1244]詹姆斯回忆起曾陪伴他回家的情况，说他看上去生了病，但当时的具体地点不详。
6天后的10月3日是议会选举日，当时他在巴尔的摩。作为标准的选举策略，“候选人向一切投票者保证，他们想喝多少威士忌都行”。[1245]
枪手大厅(Gunner's Hall)那时既是酒馆也是投票点。那天傍晚，这家酒馆的排字工给爱伦·坡的老朋友约瑟夫·斯诺德格拉斯送来了一份便条：“在瑞安4号选举室有一名喝得烂醉的绅士，名叫埃德加·爱伦·坡。他看上去情况很不妙，他说他认识你。我肯定地告诉你，他需要紧急救援。”[1246]斯诺德格拉斯随即去了那家酒吧：“我立刻认出了那张我经常看到的、非常熟悉的脸，尽管上面带着让我发抖的空虚的、愚蠢的表情。他眼睛里的灵光那时已经消失了，或者说是被压制了。”[1247]
爱伦·坡的衣服被人抢走了，或者被他自己拿去换钱了，他现在戴着一顶肮脏的巴拿马草帽，穿着破烂的外套与不合身的裤子，“既没有穿背心，也没有系领带”。“他显然因为醉酒而糊涂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好不要试着和他相认或者谈话。”斯诺德格拉斯通知了克莱姆夫人的一个亲戚亨利·赫林(Henry Herring)，但赫林“不肯自己一个人照顾他”，因为爱伦·坡曾经对他发过脾气。之后他们一起把神志不清的爱伦·坡带上了一辆马车，那时他“负责语言表达的肌肉似乎已经麻痹了，发不出声音”，他们能听到的只有一些“没有意义的嘟囔”。
马车把爱伦·坡送到了费尔斯角北面的华盛顿大学医院(Washington College Hospital)；尼尔森·坡带来了床单和衣物。医生约翰·莫兰(John Moran)试图和他说话，“但他的回答不合逻辑，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1248]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他的箱子不见了，还说他在里士满有一个妻子。
当医生问需要怎样做才能让他舒服时，爱伦·坡回答称，他最好的朋友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用手枪打碎他的脑袋。他随后便睡着了，可当医生回来时发现，他正处于“狂乱的精神错乱中，两名护士尽力让他躺在床上，但他在反抗”。
他的状态就这样起伏不定，一直到1849年10月7日凌晨三点，“因为闹腾了几天实在太疲倦，这才安静了下来，似乎休息了一小会儿”。一名医生在报告中说他曾说过：“上帝啊，拯救我可怜的灵魂吧。”而一份记录说他曾经喊叫着“雷诺兹”[1249]——那个曾鼓舞美国探险队超越当时已知世界极限、有远见卓识的人的名字。
他死了。
尼尔森和赫林组织了一次“完全未加张扬”[1250]的葬礼。只有一辆出租马车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车上载着爱伦·坡“整洁”的桃花心木棺材，沿着费耶特街(Fayette Street)走去。[1251]出席葬礼的有斯诺德格拉斯和爱伦·坡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名同学、当地律师，以及他以前在里士满约瑟夫·克拉克学院的一名老师，再加上两个表兄弟。
因为葬礼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天举行，所以这是一次静悄悄的仪式。一名旁观者则表示：“这次总长不超过3分钟的葬礼实在显得过分冷血无情，实在缺乏基督教精神，甚至让我心中激起了愤怒的感觉。”[1252]在费耶特和格林的长老会墓地(Presbyterian cemetery on Fayette and Greene)，爱伦·坡的表兄威廉·克莱姆(William Clemm)负责主持了葬礼。爱伦·坡被葬于他的祖父、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坡将军的小块坟墓旁边。
臭名昭著的悼文
就在爱伦·坡下葬的那天，霍勒斯·格里利通过来自巴尔的摩的电报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指定由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牧师负责报道这一新闻。格里斯沃尔德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急急忙忙地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三栏有关爱伦·坡的文字”。[1253]
那“两三栏文字”对人们有关爱伦·坡的记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格里斯沃尔德对这位令他本人望尘莫及的批评家和诗人的怨恨跃然纸上：
埃德加·爱伦·坡去世了。他前天死于巴尔的摩。这一宣告将让许多人感到吃惊，但没有几个人会为此感到悲伤。在这个国家里，许多人认识这位诗人本人或者知道他的名声，他在英格兰和其他几个欧洲大陆的国家都有读者；但他实在没有几个朋友，很可能连一个都没有。[1254]
说爱伦·坡“没有几个朋友”，这是个可笑的谎言。格里斯沃尔德还剖析了爱伦·坡的性格，认为他“精明而且天生不讨人喜欢”。这让许多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尽管知道爱伦·坡的缺点，但仍然深深地喜欢他，不仅因为他的作品，而且因为他是个确实不完美的人。
格里斯沃尔德将爱伦·坡比作鲍沃尔的《卡克斯顿一家》(Caxtons)中的一个人物，并且直接引用了原文：“易怒、嫉妒[1255]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这些突出的特点在他冷冰冰的、令人厌恶的玩世不恭面前不值一提，他的激情通过冷嘲热讽得到了发泄。”格里斯沃尔德还继续说道：“他似乎在道德方面毫不在意；而更令人注目的是，作为一个本性骄傲的人，他不大懂得，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懂得荣誉的含义。”
如果爱伦·坡那时还活着，这样的攻击恐怕会让他与格里斯沃尔德直接对抗，或者甚至会诉诸法庭。但格里斯沃尔德对一个已经被环境击倒并刚刚下葬的人的这些诽谤没有得到任何回击。这些评论很快就在纽约、里士满和费城被转载。尽管认识爱伦·坡的人或许能从这份仓促写成的讣告中看出一个竞争对手的恶意（甚至在许多地方，这个竞争对手将爱伦·坡的缺点放大成了令人憎恶的东西），然而，格里斯沃尔德写下的这番话还是给爱伦·坡的声誉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后面几天，出现了一些充满哀伤与怀念的讣告，同时它们不得不回应格里斯沃尔德的攻击。10月9日，《纽约先驱报》承认爱伦·坡“是一位极为古怪的天才，有许多朋友和许多敌人，他们都将十分遗憾地读到这样一位诗人与批评家的悲惨命运”。[1256]而《里士满辉格党》认为，“他去世的消息将让一切欣赏慷慨的品质或者赞美天才的人深感遗憾”。[1257]哪怕是柯妮莉亚·威尔斯·沃尔特的报纸《波士顿晚报》，也只是又一次进行道德说教：“他很有天赋，如果他将这份天赋用于稳定的原则、真诚的目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他能取得伟大的成就。”[1258]在巴尔的摩，曾协助爱伦·坡开启文学生涯的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为他文学生涯的结束而哀叹：“可怜的爱伦·坡！他是一位有独到见解、构思巧妙的诗人，这个国家最杰出的散文作家之一……他的品位满怀着经典的风格，他的作品具有古希腊哲学家的精神。”[1259]
兰伯特·威尔默以《埃德加·爱伦·坡和他的诽谤者》(Edgar A. Poe and His Calumniators)为题，痛斥了那个在第一份讣告背后“发出诽谤与恶意的恶棍”。[1260]尽管朗费罗曾经遭受过爱伦·坡多次批评，但他也哀叹着“一位如此天才横溢的人”的“令人悲伤的死亡”。[1261]他对爱伦·坡“充满活力、直截了当而又丰富多彩的”诗歌和散文“总是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宽宏大量地表示不在意爱伦·坡对他的严厉批评，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敏感的人被某种不确定的错误感觉激怒之后发出的抱怨”。与爱伦·坡的友谊从未动摇的朋友纳撒尼尔·威利斯承认他是“一位极有天赋的人、能力极强的诗人”，并描述了他对他的岳母，也是他的“管家天使”的诚挚奉献，以此说明“埃德加·爱伦·坡”的谦虚、勤勉和“善良”。[1262]
玛丽亚·克莱姆在10月9日上午才得知他的死讯。她写信给尼尔森确认，后者证实了最糟糕的结果：“我亲爱的夫人，我向你保证，如果我知道你的通信地址，我会及时通知你这一噩耗，并让你能参加他的葬礼……埃德加目睹了这么多痛苦……他没有多少认为生活值得满意的理由——因此，对他来说，这样的结局可能不是不幸。”[1263]
克莱姆在给安妮·里士满的一张杂乱的便条中表达了她极为悲伤的心情：“安妮，我的埃迪死了！他昨天死于巴尔的摩！安妮，我的安妮，为我祷告吧，你的孤独忧伤的朋友！我的感觉将离开我——我将在得知具体情况的时候再写信，我写信给巴尔的摩了——给我写信，建议我该做什么。”[1264]安妮则回信邀请克莱姆前往她在洛厄尔的家，用冷静的目光看看爱伦·坡的文学遗产：“哦，我的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哦！我能对你说什么，我要怎样才能安慰你……和我们住在一起吧，你住多长时间都可以——来吧，亲爱的母亲！把他所有的文件和书都收集到一起，带着它们来吧！”[1265]
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也在用心收集爱伦·坡的作品。离奇的是，他竟然变成了爱伦·坡的遗稿管理人。玛丽亚·克莱姆请他帮忙准备爱伦·坡的作品合集，并于1849年10月授予他“全权管理”爱伦·坡手稿的权力，而格里斯沃尔德自己声称，爱伦·坡曾于1849年6月亲自表达了这一愿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爱伦·坡选择自己最痛恨的文学敌人之一作为自己名誉的保护人，要么是一种纯粹的任性行为，要么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预见：他或许早已预料到，在格里斯沃尔德诋毁他之后将会出现修正格里斯沃尔德对自己中伤的群体。
在克莱姆的帮助下，格里斯沃尔德找到了爱伦·坡的手提箱、文件和信件。尽管格里斯沃尔德声称他不会接受任何报酬，但在爱伦·坡死后不到一个月，就有6个人受雇来誊写副本[1266]，还有另外4个人后来加入了这一项目，不过，玛丽亚·克莱姆不会从出版的作品中得到任何金钱，而只会得到成品书。3个月不到，在1850年，格拉斯沃尔德就发表了两卷爱伦·坡著作，结果又激起了几轮关于爱伦·坡的生平和性格的攻击与辩护。
格里斯沃尔德最具破坏力的谴责出现在几个月后的第三卷，其中包括一份27页的“作者回忆录”(Memoir of the Author)。[1267]通过有选择性地叙述爱伦·坡生命中的一些事实，并用全无事实根据的逸事和解释加以包装，格里斯沃尔德打造出了一个糟糕的爱伦·坡形象：一个道德崩溃了的天才，永远在酗酒，鲁莽、粗野的性格很成问题。他还从根本不存在的信件中引用、编造文字，也从他修改过的一些文件中引用文字，从而达到在赞扬自己的同时贬低爱伦·坡的效果，有力地得出了他那令人愤恨的结论：“无论在其生活还是作品中，爱伦·坡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美德。”[1268]
人们几乎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弄清了格里斯沃尔德的造假行为，这种行为让那些在爱伦·坡去世后仍然健在的朋友都反对他，尤其是那些知道爱伦·坡慷慨大度、善良而且富于理想的人。爱伦·坡的性格当时成了一个经久不息的辩论题材，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也同样如此。弗朗西丝·奥斯古德生前一直致力于披露事实的真相，但她本人在爱伦·坡去世几个月后便罹患肺结核去世。莎拉·海伦·惠特曼随后成了他长时间的辩护人。而在此后几十年间，甚至有招魂术者声称通过灵媒直接与爱伦·坡接触，并抄录了他的新诗。[1269]
爱伦·坡是在巴尔的摩去世的，在他从里士满（他在那里声称自己是波士顿人）前往费城和纽约的途中。这些城市中的每一个都试图声称爱伦·坡属于该市。就连他的死因[1270]也成了争论的热点：酒精中毒，心脏病，脑瘤还是狂犬病？人们甚至动用了专门的医学知识和推测来试图解决这一不解之谜。
他年仅40岁便不幸去世，这也带来了新的疑惑，这一疑惑就像是跟在句末惊叹号后面的问号。爱伦·坡是深谙如下艺术的大师：提出一种说法，问题便接踵而来，直到解决问题所必需的根据得到拆解，案子中的事实变得更加生动、更加不确定；随后，离奇而又相互矛盾的可能性缓缓地浮出水面，让人战栗、发出担忧的笑声，带来更多的共鸣和层出不穷的怀疑。
灯笼熄灭了，接着是一段时间的黑暗和寂静。随后，房子里的灯被点亮了，发出了温暖的闪光和深沉的影子——喧嚣声再次呼啸而来。
结束语 来自一座灯塔
幻想之厅
一个不道德的堕落者——爱伦·坡的这样一幅形象在当时的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他笔下那些最乖戾、放荡的角色则变成了他本人的替身。格里斯沃尔德的“回忆录”强烈地影响了后人对爱伦·坡的作品的评价，如1856年来自《北美评论》的一篇文章，以一句祷告作为结束，祈求“某种强有力的化学作用，把埃德加·爱伦·坡用他可怕而又阴森的笔”[1271]在大众头脑中“镌刻的大部分痕迹永远抹去，而且让它无法在今后再生”。格里斯沃尔德可以说完成了他的目标：用贴着“声名狼藉”四字标签的裹尸布把爱伦·坡裹起来下葬。但是，埋葬并非就是永恒的结局。
